如何看魯迅對傳統文化的偏激和「罵」

魯迅是有超越性的思想家,去世幾十年了，但他所思考、所焦慮的問題，有些至今仍然纏繞和警示著我們。現在網上和報刊上不時能看到顛覆魯迅的議論，有的學者也對魯迅持否定性的批評態度。魯迅當然可以批評，但批評要有根據，不能亂說一氣，借題炒作。　　如何理解魯迅對傳統文化的偏激 魯迅也並不諱言自己的偏激，他是要通過某種必要的偏激，來打破禁錮，激活思想，引導解放。當傳統作為一個整體仍然拘著社會進步時，要衝破「鐵屋子」，魯迅只好大聲吶喊，甚至是矯枉過正，但這是為了提醒人們不要落入復古的老套。

　　現今人文精神衰落，道德滑坡，有些人找原因，首先就想到「五四」，認為「五四」以來造成傳統文化的「斷裂」，魯迅和他們那一代人在反傳統問題上的偏激就難辭其咎。說什麼如果不是五四的激進，不是魯迅、陳獨秀等一代人和後來的革命派「割裂」了傳統、搞「文化決定論」，中國百年歷史就不至於那樣坎坷。這問題怎麼看？討論百年中國文化轉型這樣複雜的課題，不能簡單化、情緒化，一定要有充分的歷史感，浮泛的「翻燒餅」的思維是無濟於事的。

　　說魯迅不偏激，不是實事求是。有時他走偏鋒，把話說得很絕對，好像到頭了，尤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往往是決絕的態度，簡直要推倒一切。比如他說「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年，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仙丹，全部踏倒他。」但魯迅說這一類偏激的話的時候，語境是什麼？他是在什麼歷史條件下說的？他的批判所指是什麼？這是我們需要考慮的。

　　那些顛覆魯迅的人抓住魯迅一兩句偏鋒的話，孤立提取出來，隨意加以否定，甚至要推而廣之，把整個魯迅都看作是如此片面和不負責任。這樣怎麼可能接近歷史的真實、理解真實的魯迅呢？這些「事後諸葛亮」從「後設」的觀念出發去想像和剪裁歷史，而且他們對「五四」對魯迅的批評也很不公平，因為他們常常使用脫離歷史實際的「摘句法」。比如，把魯迅說成是對文化傳統的虛無主義和偏執狂，常常引用的一句話就是魯迅曾經說過「不要讀中國書」。這到底怎麼回事呢？原來，1925年曾經有個雜誌徵集名人對青年人讀書的意見，許多名人都寫了，請到魯迅，他沒有開書單，但也寫了一篇文章，後題為《青年必讀書》。其中有這樣一段很出名的話，「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人生離開；讀外國書———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廢與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廢與厭世，所以主張少看或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這是魯迅當時有些憤激的話，還是應該回到魯迅說這些話的語境。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五四」剛過去不久，中國仍然處在封建文化壓制非常嚴重的狀態下，有人卻要回頭提倡「尊孔讀經」了。魯迅對當時復古的思潮，對許多名人引導青年多讀古書很不以為然，反感「中國書」也就是傳統文化中那種麻木人心的「殭屍的樂觀」，認為是不尊重人的，是缺少活力的，中國文化最大的病，是對人的壓抑，對個性對生命的壓抑，對創造力的壓抑。他要衝破這個壓制，讓青年獲得思想的解放，才針鋒相對提出「少看中國書」,面向世界，向外吸取營養，多讀所謂「外國書」的。這裡所說的「中國書」、「外國書」有象徵意義，就是代表對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文化的總體認識與比較判斷，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提倡看哪些書。這種全盤否定，是有歷史理由的。也許有人說，為什麼要把話說得那麼絕對、那麼過激啊，溫和一點不是更好嗎？不能告訴青年說「中國書」里如何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不能多一些所謂細緻、全面、辯證的分析嗎？魯迅沒有這樣，他是要大家整體上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個基本判斷，採取的是一種批判的態度。如果離開特殊的語境，簡單地指責魯迅不該教青年不讀「中國書」，那是歪曲了魯迅的本意和用心。

　　魯迅也並不諱言自己的偏激，他是要通過某種必要的偏激，來打破禁錮，激活思想，引導解放。當傳統作為一個整體仍然拘著社會進步時，要衝破「鐵屋子」，魯迅只好採取斷然的態度，大聲吶喊，甚至是矯枉過正，但這是為了提醒人們不要落入復古的老套。他說，「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個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容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魯迅甚至還說，在中國辦一件事太難了，連「搬動一張桌子也要流血」。魯迅對中國人，對中國的文化的利弊，的確看得很透。試想，如果一開始不用全盤否定式的徹底決裂的態度，如果總是「因時制宜，折中至當」，那勢必被折中調和的社會惰性所裹挾，任何改革都會流於空談。我們通常的思維往往似乎很全面很辯證，結果卻鈍刀子割肉，解決不了什麼問題。比如講國情，講傳統文化教育，我們有多少是講弊病、講問題、講負面的東西的？全都是文明之光，一片輝煌。結果這種片面的宣揚可能掩蓋了問題，助長了盲目性與閉關自守的狹隘心態。聯想到現在重新關注所謂「國學」研究。什麼是「國學」？這本是帶有民族主義救亡性質的概念，是相對「西學」而言，帶有褒揚的立場，其涵蓋的範圍也太大，凡是傳統的東西幾乎都可以囊括進去。所以提倡「國學」研究要有一分清醒，「國學」研究有沒有價值，首先還要看這種研究有沒有現代批判的眼光。我們講張揚傳統文化，除了講優秀的、可以轉型並為現代文明吸納的部分，也應當注意摒棄其中的糟粕、那些落後的負面的東西。如果認同這一點，我們就比較能夠理解魯迅對傳統的批判，讓人震撼，驚愕，雖然不習慣卻又頓覺清醒，思路別開生面，是有意的逆反，有意採用相當激進的姿態和不合作的精神。這大概就是魯迅式的思維方式和話語方式。從特定的歷史語境中來研究魯迅的言論，會發現魯迅的批判雖然偏激，但絕不是無的放矢，而且只有如此，才更能一針見血，深入本質，打到疼處。

　　從另外一個層面講，魯迅又對傳統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可以這樣理解，儘管魯迅在策略層面猛烈攻打傳統，但在操作的層面上，魯迅還是注意對傳統進行分析和繼承的。因此不能輕易斷言魯迅割斷了傳統。魯迅絕非歷史和傳統的虛無主義者。魯迅活了五十多歲，實際做了大約三十多年的工作，除了寫小說，寫雜文以外，他三分之二的功夫都是在整理和研究中國古代文化。他整理《唐宋傳奇集》，寫《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他收集過大量的文物，漢代石刻、漢唐碑帖，這些現在都是寶。他的一些研究專著，如《中國小說史略》，至今仍是學術界的典範。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整理研究達到了近百年來最高的水平，取分析的態度，褒貶鮮明，常有獨到眼光，絕非如某些人所說的是不負責任地將孩子和洗澡水一塊倒掉。魯迅是對傳統的激烈批判者，同時又是對傳統最有見地的繼承者、價值重估者。那些籠統批評魯迅偏激和割裂傳統的人，其實並不真的了解魯迅的獨特價值。

　　魯迅雜文里確實有很多「罵」。但是我們不要理解為他「罵」的就是某一個人，其實他是描畫某種社會現象。魯迅沒有私仇，只有公敵。所以我們讀魯迅這些所謂「罵人」的文章，要儘可能了解一下時代背景，不能只是從字面上對所謂「罵人」做評價。

　　現在有些人似乎很「愛國」，說魯迅批判國民性把中國人說得太丑了，甚至擔心會傷害民族的自尊與自信。他們可能並不了解魯迅所批判的國民性的具體內涵，也不了解魯迅是在什麼背景下進行這種批判。魯迅畢生致力於批判國民性，這也是他所理解的實現文化轉型的切要的工作。他寫小說、雜文，時時不忘揭露批判我們中國人的劣根性，說得最多的有奴性、面子觀念、看客心態、馬虎作風，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狹隘、保守、愚昧等等。魯迅聲稱他「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蔽常取類型」。這對於凡事都比較講面子、講中庸的傳統社會心理來說，的確不合，也有悖於「家醜不可外揚」的古訓。但作為一個清醒而深刻的文學家，一個以其批判性而為社會與文明發展提供清醒的思想參照的知識分子，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真是我們民族更新改造的苦口良藥。如果承認魯迅的批評是出於啟蒙主義的目的，而啟蒙又是我們民族進入現代化必經的「鳳凰涅」的需要，那麼就不會再擔心國民性批判會喪失民族的自尊，相反，會認為這種批判是難能可貴的民族自省。我們讀《阿Q正傳》，看小說中那些「醜陋的中國人」的處世行為與心理表現，會感到不舒服，甚至噁心，這真是給我們的同胞揭了短，露了丑。但仔細一想，這又是何等真實的刻畫，是一種毫無偽飾的真實。一些中國人共同的精神疾患久矣，我們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也都麻木了，但是通過魯迅的創作我們重新發現了自己，發現我們周遭許多落後的行為習慣，乃至心理模式、民風民性。比如「以祖業驕人」，總是向後看，擺「先前闊」；比如「比丑」心理，癩瘡疤也可以作為驕傲的資本；比如自欺欺人的健忘症，不能正視失敗和衰落的精神勝利法；比如那想睡上秀才娘子寧式床的狹隘的「革命」理想等等，是魯迅筆下阿Q等角色的表現，又何嘗不是我們社會生活中習焉不察的精神弊病？

　　魯迅是深刻的，但並非居高臨下。他總是帶著自己深切的生命體驗，帶著無限的悲憫和無奈，去表現和批判他所置身的那個病態社會，「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把中國人這個老病根給看出來了，這是非常偉大的地方。我們今天讀魯迅的小說、雜文，還是能看到許多國民性弊病的揭示，感到這些病現在有些依然嚴重，這就是魯迅的深刻，魯迅的厲害。我們看魯迅的作品，有時候會覺得他寫的那些沉重悲哀的東西，老是纏繞著你，甚至讓人不得安寧。如果有了這種感覺，那就是讀懂了一點魯迅，慢慢接近了魯迅。魯迅不是給十七八歲的少男少女預備的，讀魯迅要有一定的生活經驗，有較多的人生歷練。

　　魯迅「罵人」，也是現今有些人常常不滿意魯迅的一個「理由」。魯迅雜文里確實有很多「罵」。譬如他罵梁實秋，罵「學衡派」。而現在對梁實秋、學衡派都有了比較深入的研究，正面評價比較多了，所以有人就反過來認為魯迅當年的「罵」似乎太過分。這也是簡單化。魯迅和許多歷史人物論爭的「公案」都有複雜的歷史背景，不宜簡單地從道德層面來「平反」，應當有更細緻的辨析。魯迅「罵」過很多人，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魯迅給這些人畫像，三筆兩筆，這些人就脫不掉了。比如梁實秋被描畫為「資本家的乏走狗」，魯迅還罵什麼「媚態的貓」，「洋場惡少」、「革命小販」、「奴隸總管」等等，他都有所指，會聯繫到具體的人事，但是我們不要理解為他「罵」的就是某一個人，其實他是描畫某種社會現象。魯迅沒有私仇，只有公敵。所以我們讀魯迅這些所謂「罵人」的文章，要儘可能了解一下時代背景，不能只是從字面上對所謂「罵人」做評價。

魯迅，他是文學家，同時又是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對現代中國文化轉型就有許多獨特的看法，對「科學的發展觀」也有超前的提示，不妨溫習一下，從中也許能得到新的啟示。

　　魯迅從年輕時期開始，對於文化轉型就有過許多思考。他學醫，寫過很多與工科理科有關的文章，他很多是從科技的發展來觀察文化與人生問題。這裡著重說說魯迅早期對現代科技的發展、對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如何協調問題的思考和焦慮。

　　早在上個世紀初，魯迅就接觸到西方的文化，了解西方科技的發展，也在想中國的問題。當時中國非常落後，經濟上貧弱不堪，文化精神上也幾乎垮了。不少先驅者提出向西方學習，期盼能「科技救國」。也有人看出西方文明很多弊病，幻想最終還是要靠東方文明來「挽救」世界。魯迅在諸多爭論中顯得比較獨立。他不反對學習西方，科技興國，但更看重「立人」，即在科技發展的同時更注重民族精神的重建。魯迅看得很遠，意識到世界科技的發展是大趨勢，必然極大地改變世界，包括改變中國。但這個改變可能是正負兩方面的。一方面，科技進步當然可以給世界帶來好處，魯迅說那是照耀世界的神聖之光，科技帶來的物質文明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翼。但另一方面魯迅又說，不能過高地評價科學對國民精神改造的價值，不是科技發達了，生活質量就高了，人的素質就高了。他甚至懷疑科學、物質文明無節制的極大發展，可能會構成對人生的一種「威脅」，他提醒，如果片面追求科學和物質文化，可能帶來負面的影響和潛在的危害。

　　魯迅這些深刻而前衛的思想，體現在他的早期論文《科學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論》等篇中。這些論文寫作過去快一百年了，讀來還那麼新鮮，彷彿就是針砭時弊。魯迅在這些文章中明確提出，科學是要發展的，但必須顧及「致人性之全」。他反對在崇奉科學和物質文明的同時，忽略精神的解放與重建。因為他看到十九世紀後葉，西方社會已經顯出對科學與物質文明崇奉逾度的弊果，「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於平庸，人唯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物慾來蔽，社會憔悴，進步已停，於是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於黯淡」。魯迅提醒，物質的發展，科學的發展會加速人的慾望，如果不加註意，就容易出現一種通病，人文精神、人性的關懷，可能會受到破壞。物慾膨脹所帶來的人文衰落，是一種「通蔽」，是普遍的，是時代病或文明病。而且魯迅意識到這種通病出來以後是難以控制的。比如環境生態問題、誠信問題、道德底線的突破問題，還有安全感問題，這些問題在多少年後的今天都出現了。魯迅不幸而言中。

　　前些時候我到南方一個城市開會，路過郊區，看到一排排大煙囪噴出濃煙，烏煙瘴氣，連呼吸都夠嗆。當地的朋友告訴我，那麼多工廠的工業廢水更可怕，處理不了，只能變著法子全都排到江里去了。只管發展，只管賺錢，別的理不了那麼多。大家都抱怨，卻又都無奈，甚至都「明知故犯」，參與不該做的事情，風氣就這樣壞了。物慾膨脹所帶來的對人性的漠視，多麼可怕！要改變這種狀況，一是立法，二是監督，三是教育，讓「科技發展需致人性之全」的觀念逐步深入人心。而且後者更本質，也更重要。魯迅所說的「立人」，就是這種理想。

當然魯迅並不是抵禦物質文明的清教主義，他承認西方的科學和物質文明畢竟有代表社會進步的一面，或者說這是一種趨勢。這一點，魯迅和當時那些只盯著西方出現的弊端，盲目以為只有東方文明可以救世的國粹派和改良派是不同的。魯迅認為中國的出路還是要衝破傳統，另闢蹊徑，向西方學習科學和物質文明，不過也應該注意吸取西方的教訓，不能以為「科學萬能」，還應警惕從西方傳來的「新疫」。在五四之後的「科學與玄學」的論爭中，魯迅對玄學派盲目以為所謂「東方精神文明」勝於「西方物質文明」的論調固然不屑，但也顯然不贊同「科學的人生觀」的提法。魯迅的思想是「不合時宜」的超前的，他的這些提醒在當時並沒有引起注意，沒有產生實際的影響。但他作為一個思想家，最有價值的是，提醒在引進發展科學和物質文明的同時，不忘記「根底」在人，在人的解放和民族精神的重建。這對當今是非常有啟發的。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物慾來蔽、人文虧蝕、道德滑坡的現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這些問題的產生缺少警覺，缺少「致人性之全」的發展觀。看來，如何張揚性靈，克服過分崇奉物質的弊害，如何在推進現代化過程中避免西方曾有過的所謂文明病，如何使「兩個文明一起抓」真正有切實的效果，而不只是一句口號，這的確是有待解決的大問題。

　　現在強調科學的發展觀，是有了問題意識和危機意識，是付出了許多代價之後的自覺。我理解這除了求真務實，協調好經濟起飛中的各種矛盾，還有一點更重要，那就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以人為本」的發展方略。現在經濟上去了，物質生活改善了，但人們仍然有許多抱怨，多集中在人文精神失落、價值標準混亂、道德滑坡等方面，其實也就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展不協調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並不容易，因為「以人為本」這個觀念被我們所淡漠太久了。在這一點上，如果回顧一下近百年來發生在我國的關於科學與人生的許多爭論，會發現前人已經給我們留下不少智慧的資源。比如魯迅，他是文學家，同時又是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對現代中國文化轉型就有許多獨特的看法，對「科學的發展觀」也有超前的提示，不妨溫習一下，從中也許能得到新的啟示。

　　魯迅當年提出和思考的一些問題仍然纏繞和警示著我們。我們應當珍惜魯迅以及百年來中國變革中成就的思想遺產，斷不能受浮躁風氣的左右，輕易否定和拋棄這些珍貴的文化資源。

講演者小傳

溫儒敏教授

溫儒敏：1946年生於廣東紫金，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語文教育研究所所長。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和比較文學的教學與研究。主要著作有：《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合著)、《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合著)、《文學課堂：溫儒敏文學史論集》、《文學史的視野》、《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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