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澳逾百學者官員評說澳門回歸十年

11月10日，「成功的十年：『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舉行。中評社北京11月22日電（作者　孫代堯）在澳門回歸十周年之際，2009年11月10日，由北京大學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法務司聯合舉辦的「成功的十年：『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舉行。來自內地、澳門及港台地區的百餘位專家學者和政商界人士參加了此次研討會。與會者就澳門實踐「一國兩制」的基本經驗及「澳門模式」，澳門《基本法》23條立法和澳門的法制建設，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博彩業發展和橫琴開發，澳門文化與發展等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討。「一國兩制」及「澳門模式」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張曉明指出，香港走出了「一國兩制」的第一步，比澳門早了兩年，但是澳門回歸十年來，在實踐「一國兩制」方面的許多具體做法上，與香港不同，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澳門特區的政治體制，特別是行政與立法、司法之間的關係，更多的是注重相互之間的配合，更加具有建設性。2009年澳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選舉、基本法23條立法等，也都是從澳門的實際情況出發，強調了穩定性。他認為，如果說澳門回歸以來，有什麼特別重要的經驗可以總結，那就是，澳門始終堅持從本地的實際出發，在「一國兩制」原則和基本法規定的框架下，走自己的路，不盲從，不簡單的模仿別人。總體來說，「澳門模式」非常成功。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和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李飛也認為澳門回歸十年來，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全面貫徹落實基本法，立法、行政和司法非常緊密配合，取得巨大成果，走出了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一國兩制」道路。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何厚鏵先生和特區政府的帶領、澳門廣大同胞以國家主人翁的姿態積极參与，都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指出，「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是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其中，「一國」是前提，沒有「一國」就談不上「兩制」。因此，特區政府始終把維護國家主權置於首位，這不僅是特區政府的最高施政理念，也是廣大澳門市民的共同信念。她強調，特區政府始終把全面準確的遵守和實施《基本法》作為根本準則，在制訂任何法律、法規和政策時，首先把握其是否符合基本法的原則和規定，是否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從而確保了依法施政的正確方向和成效，尤其是如何按照基本法的要求，在確保行政主導的前提下，正確處理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形成既互相合作又互相制約的良性互動。全面實施基本法的一個根本目的，就是要保持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因此，特區政府堅定不移的秉承「以人為本」的宗旨，把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作為施政重點，在推動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教育、衛生醫療、公屋建設等方面推出多項重大政策措施，並隨著財政收入的增加而逐步加大資源投入，使廣大市民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她說，雖然「一國兩制」在澳門特區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然而實踐「一國兩制」是一項全新的事業，是一個探索的過程，依然需要中央政府的指導和全國人民的支持，需要澳門各界的共同努力，同樣也需要理論創新和學術界的深入研究。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任楊允中教授認為，面對一個新的時代，倡導「一國兩制」文明，在積極構建責任政府的同時也全力構建責任社會，是具有現實意義的。提升政治認同、擴大政治參與，是社會轉型的需要，也是澳門居民自我完善、提高綜合素質的重要內涵。強調「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是在維護「一國兩制」權威前提下整合資源、推動創新的需要。維護共同性，大方向、大原則與有效發揮特殊性、靈活性是一致的，把「一國兩制」載體的功能充分加以發揮，是新時代新形勢發展的需要。「一國兩制」是澳門特區的生命線，澳門特區是觀察、驗證「一國兩制」正確性、科學性與生命力的展示平台，在這個意義上講，澳門絕對是小中見大、小中有大、小而不凡。澳門應該大有作為，澳門有條件在現有基礎上有更大作為。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齊鵬飛教授認為，以何厚鏵為首的澳門特區政府和逾四十萬的澳門同胞，在澳門回歸十年來，向關注「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前景者奉獻了優異的成績單：在「九九」澳門回歸前非常圓滿地完成了「平穩過渡，順利交接」的「一國兩制」建設的第一場考試以後，又在「九九」澳門回歸後非常順利地通過了「繼續保持穩定繁榮」的「一國兩制」建設的第二場考試的「初試」。「新澳門」的「一國兩制」建設，在其開創性、奠基性的第一個十年里，在克服了內外部環境中的種種不利因素和前進道路上的重重障礙以後，其「一國兩制」的制度性優勢初步呈現，經濟發展前景向好，「澳門模式」逐步走向成熟。台灣佛光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姜新立教授認為，從中國哲學來看，「一國兩制」就是太極所呈現的「合而不同」、「求同存異」；從辯證唯物論看，這叫「矛盾的對立與統一」。「一國兩制」是一個國家內主權與治權的辯證有機組合，也是社會主義體制與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個國家之內的和平共存。「一國兩制」是現代國家結構的新模式，也是在單一制的國家結構條件下具有複合制特徵的現代國家。澳門回歸，從反帝、反殖觀點看，是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勝利；從國家發展政治學觀點，它是「一國兩制」的另一個試驗場，經過十年的試驗，已經呈現出一個「澳門模式」。整個「澳門回歸」是一個由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反帝反殖＋富國強兵＋政治智慧而成，在中國政治歷史長河中特別值得珍視與回憶。「澳門模式」是一個動態型否極泰來模式，也是一個由解決衝突到達到和諧的模式，是一個「一國兩制」微型式試點模式。它能試點成功，便說明這個模式適合解決中國其它微型地區與巨型主體中國大陸之間衝突與矛盾問題。澳門《基本法》23條立法和澳門的法制建設原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許崇德教授指出，為了實施「一國兩制」，防範和懲治敵對勢力利用香港、澳門對中央政府進一步製造麻煩的可能性，實現繁榮穩定，港澳基本法都做出了授權性的國家安全立法規範。澳門特區立法會高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法》法案，完成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工作，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一是捍衛了國家主權和維護國家安全。二是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起著懲前毖後的震懾作用。三是關係到基本法的全面實施。四是為特別行政區貫徹實施「一國兩制」提供了典範。他認為，由於複雜的原因，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的難度超過澳門，要爭取香港國家安全立法的通過，必須要更加耐心地做好工作。原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原副主任宗光耀認為，《維護國家安全法》的頒布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它標誌著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全面貫徹落實澳門基本法，認真履行基本法賦予的憲制責任，在推進法制建設方面邁出了極其重要的一步，填補了澳門回歸以來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存在的一個空白點。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王禹認為澳門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意義在於：第一、落實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第二、完善了澳門本地的法律體系，填補了相關領域的法律空白。第三，制訂過程中廣泛聽取民意，體現了科學立法和立法民主。第四，制定過程是一次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第五，對香港落實相關立法有一定借鑒的作用。《維護國家安全法》是一部補充性的單項刑事法律，填補了《澳門刑法典》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的空白，與《澳門刑法典》的關係主要是刑法分則和刑法總則的關係。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長何超明探討了「一國兩制」與澳門檢察制度的創設，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的重組，在架構、職權、制度方面，實現了與《基本法》的準確對接，並保證了回歸初期及其後運行的連續性，保證了檢察權在特區權力體系中的準確定位並發揮應有的作用。他認為《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是完整的司法管轄權。這不僅開創澳門歷史之先河，在國際上也是罕見的，其政治實踐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成果。現代檢察職權的作用，已經向訴訟的兩極擴展，同時也向行政訴訟、民事案件的公益角色拓展。由於歷史的原因，澳門的檢察機關在司法領域長期處於附屬狀態，在法律監督和維護公共利益方面更是角色缺失，甚至在某些訴訟階段也是嚴重失聲，職責被扭曲。為改變這一狀況，實現制度上的角色期待，回歸後做了以下工作：第一、清理積壓案件，彰顯檢察權的功能。第二、提高辦案效率，打擊刑事犯罪，及時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第三、促進依法施政，做好政府法律諮詢。第四、推動法律語言中文化。第五、檢察院在民事、行政訴訟中的作用，充分發揮了社會公義代表的作用。他還提出澳門檢察機關今後應該從三個方面著手解決制約司法工作的深層次問題：一是必須勇於迎接新的挑戰，用新的思維作出負責任的承擔，通過體制創新，改革訴訟程序，從而在整體上提高司法質素和效率；二是通過對司法人員制度的改革，為提升司法質素和效率提供切實可行的人員保障；三是要推進法制建設的發展，使之成為保持澳門社會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關於港澳地區終審權的問題，深圳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鄒平學教授認為，從憲法學的角度上來看，終審權是一項主權性質的權力，中央授權香港、澳門兩個特區享有終審權，充分體現了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方針。港澳特區所享有的終審權和作為主權國家擁有的終審權雖然有著不少相似之處，但仍存在不可忽視的差異，如特區終審權不是特區固有的權力，而是主權者所賦予的，具有授權性和從屬性。這與一般國家意義上的終審權明顯不同。特區享有的終審權在空間效力範圍上具有地方性，而不具有主權國家意義上的終審權的國家普遍性。關於如何正確行使好特區的終審權，鄒平學認為必須充分認識到決定終審權順利運行的各種憲制因素。第一、中央與特區最根本的「主權——授權」憲制關係決定著特區終審權的運行目的和運行效能。第二、正確理解單一制下的「高度自治」是特區終審權順利運行的重要前提。第三、嚴格遵守基本法的規定，絕不規避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法定義務，是維護特區自身獨立司法權和終審權的前提與基礎。第四、特區司法終審權的行使必須要考慮和照顧主權。鄒平學還認為，對特區終審權運用可能出現的「恣意」無須過於擔憂，因為在為期尚短的基本法實踐里畢竟是個案。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博彩業發展和橫琴開發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會委員、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會長梁維特在發言中說，受自身條件的制約，澳門發展長期對外依賴度高。回歸以來，中央政府對澳門給予了持續的、多方面的有效支持，CEPA、自由行等一系列的政策，積極而有效地引領澳門經濟向適度多元發展。在基本法的保障下，藉著「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特區政府致力推動「遠交近融」的區域合作理念，初步形成了「政府牽頭，民間唱戲」的獨特區域合作發展模式。他認為國務院頒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為粵港澳合作賦予更新的、更豐富的內涵，實際上賦予澳門全新的服務國家、發展特區的重大歷史使命。澳門在參與新一輪區域合作過程中，可以從兩個重點領域切入，一是積极參与及推進「橫琴新區」的開發，以作為加強粵澳經濟合作的重要載體。橫琴開發最重要的戰略價值就是彌補澳門經濟發展面臨的土地、人力、資源短缺等問題，使澳門具優勢或有潛力的產業得到延伸擴充，相關產業得到發展。橫琴應該成為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及持續繁榮的緊密合作區。二是把握CEPA「先行先試」的機遇，穩步推進澳門與廣東服務業方面的合作。推進區域合作要解決三個關鍵性的問題，一是要解放思想，克服狹隘的本位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的思想觀念，徹底掃除區域合作的思想障礙。二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在協商一致的前提下，澳門應積極回應《綱要》要求，與廣東、香港共同編製區域合作專項規劃。三是創新合作機制，建立澳門與中央、廣東、珠海之間的多層次、多渠道的溝通、協調、聯動機制。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徐雅民教授認為，澳門回歸祖國的10年，是成功實施「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10年，是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10年。但是伴隨著澳門經濟的高速增長，制約可持續發展的諸多因素日益顯現出來，特別是產業結構過於單一的問題相當突出。從理論上講，澳門作為一個外向型微型經濟體，發展模式不能多元化（小而全），只能在多元化和單一化之間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生存的最佳結合點，那就是適度多元化。具體講，就是支撐澳門經濟體的，不能僅僅是博彩業一枝獨秀，還要有其它幾個具有比較優勢的非博彩產業，它們在總量中占的份額要適當，彼此協調互動，共同為澳門經濟注入生機與活力。適度多元化應該包括產業間的適度多元化和第三產業內的適度多元化，即鼓勵發展博彩旅遊業之外的會展業、文化創意產業等。澳門經濟走向適度多元的路徑：一是以發展為引擎推動產業結構優化進程。二是發揮博彩業的溢出效益和輻射效應，支持相關產業和非博彩業的發展融入區域經濟體系和國家發展戰略，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三是強化政府經濟功能，注重運用文化力量，為適度多元發展開闢道路。澳門特區第三屆立法會議員、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楊道匡說，澳門特區成立以來經濟持續增長，主要由市場開放，吸引投資，開展區域合作以及訪澳遊客數量和消費迅速增加所帶動。博彩經營權開放以來，澳門市場吸引了大量的投資，亦產生了對土地和人力資源等方面的更多需求，市場供應出現了短缺。主要是土地短缺；專業人才不足、企業管理能力不足；急需完善宏觀經濟政策、博彩管理政策以及技術進步等問題。澳門是一個以旅遊博彩業為主導產業的小型經濟體，產業結構單一化的傾向嚴重，未來澳門應積极參与區域合作推動自身經濟多元發展。澳門大學經濟系主任關鋒通過分析博彩業發展的歷史和資料數據，從產出結構、就業結構、公共財政、以及它的連鎖效應，闡述了博彩業在澳門經濟發展中重要角色、地位和作用，並從博彩產品結構和客源結構兩方面探討了博彩業的多元化發展方向。總結博彩業的發展經驗，關鋒認為澳門博彩業目前最待解決的問題是營造一個合理的監管架構和經營環境，讓博彩經營者透過市場機制擴展業務。雖然澳門擁有豐富的博彩業營運經驗，但現代化監管都相對落後。從發展步驟上來看，當前，由於數家博彩企業在市場上均佔有一定比例，政府需要在立法、監管及規範方面逐步完善，向市場發出明確訊息，並催生非賭場業的博彩業發展。中期而言，非賭場業的博彩業理應逐步增加它們在整體博彩業的份額，這牽涉到澳門博彩客源和非博彩客源的多元化步伐。長期來說，博彩業需要扭轉那種以傳統華人「豪賭」作為澳門博彩業主體的局面，但這並不意味要全面取締「豪賭」的博彩特點，重點在於如何加強博彩活動的內涵從而吸引更多非以「豪賭」為目標的客源。澳門大學社會學系程惕潔教授認為，澳門大學橫琴主校區的開發建設，對於澳大未來的發展前景，關係密切，意義重大。澳大新校區對澳門經濟社會的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第一，澳門大學將有計劃有步驟地開辦新學院，新專業，為澳門文化產業引進並培養後備人才；第二，澳門大學和橫琴其它文化產業園區的創意發明，無論是物質產品還是非物質產品，最終必然要轉化為澳門和周邊地區的商標品牌，從而為澳門的產業多元化創造契機；第三，澳門的人口和車輛適當分流，令居民有了廣闊的休閑度假地，生活質量相應改善，等等。橫琴開發對珠海和澳門的發展都將具有積極重要的作用。澳門的文化建設與澳台關係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宋柏年教授認為，澳門文化的特點，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文化。四百年來，華洋人群雜處，東西文化並存。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傳承，歐風葡雨潛移默化的浸潤，留下了舉世無雙的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形成了一個多元文化「和而不同」、和諧並存﹑互補互動的文化格局。其主要表現在：新口岸路凼填海區是一個博彩的澳門，現代化的澳門；歷史城區是一個文化的澳門，歷史的澳門。澳門文化的建設與發展必須要做到現代化的澳門和歷史的澳門和諧地融為一體，物質的澳門和精神的澳門和諧地融為一體。要充分認識到，城市精神是與城市經濟發展良性互動的重要元素。一座城市的發展離不開城市精神的支撐和依託。對澳門來講，既要加強改善它的使用功能，又要保持它的歷史精神、文脈和個性美，以深厚的精神內涵去推進社會的前進。因此，澳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和希望就在於它那在四百年歷史長河中積澱下來的豐厚的中西融合的文化底蘊。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魏萼教授認為，發展旅遊業最重要的是充分利用與整合文化資源，發揮地域文化優勢。澳門、珠海、中山等三角地帶構成香山文化的重心，香山文化經濟圈與香江文化經濟圈等共同形成泛珠江三角洲文化的重鎮，也是嶺南、南越文化的核心地帶。文化與宗教是經濟發展的另一隻「看不見的手」。因此，澳門在發展旅遊業的過程中，回歸中國文化的懷抱將是其長遠發展的有力保障，同時也是中華文化復興的必要條件。北京大學教授謝龍認為，要理解廣義的文化觀，從人本主義觀念出發，來思考和總結澳門十年發展之成功經驗，更深入地發掘並弘揚中西文化融通所形成的澳門獨特的寬容的文化傳統。多元融通中的「寬容」　萌動於四百多年的中西融通，是多元融通中的各自獨立並存、促進了文化的現代轉型、滲透於和諧社會的人文觀念。對「寬容」的廣義理解，絕非將倫理道德意義上的「寬容」泛化，絕不能用倫理道德意義上的「寬容」取代經濟和政治意義上的「寬容」，特別是不能取代經濟和政治制度、體制和法制意義上的「寬容」。否則，恰恰與以人為本觀念相逆，使「一國兩制」與構建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實踐失去人文根基，更會使作為人文觀念的「寬容」失去現代社會經濟與民主政治制度、體制或法制的保障。總之，對「寬容」的廣義理解，這是澳門在「一國兩制」實踐的基礎上，更自覺地走向繁榮穩定與和諧發展的關鍵。台灣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楊開煌教授認為，從兩岸關係的角度來看，澳門在回歸前後，一直扮演著兩岸關係的副中介地區的角色，在兩岸溝通、對話之中，不自覺也扮演和承擔了甚至比香港更加獨特的角色，也發揮了香港所未能發揮的功能。當前澳門面對兩岸直航、台灣爭建賭場等挑戰，但台、澳仍有多方面新的合作的可能。同時在複雜而不穩定的兩岸關係之下，澳門仍是兩岸之間進行非公開性政治交流、協商的理想場所，完全可以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發揮特殊作用。台灣朝野的政治人物或政黨尤其不應忽視澳門在兩岸關係中的獨特作用。（作者是北京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兼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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