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鈿「董仲舒年譜」獻疑

周桂鈿「董仲舒年譜」獻疑孫景壇作者提記：當仁不讓於師。——孔子我愛我的老師，但我更愛真理。——亞里士多德周桂鈿先生是國內董仲舒研究的大家，筆者研讀過他先後編製的兩個「董仲舒年譜」，即《董仲舒年譜考略》(1)與《董仲舒年譜簡編》(2)。必須承認，周先生對「董仲舒年譜」的許多問題，考證縝密，見解獨到，值得我們學習。但也有些問題令人感到困惑，如：他在《簡編》中突然增加了董仲舒在景帝末年曾「回鄉教授講經」，兩個「年譜」都不載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不系《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的成書，《簡編》對《天人三策》是否為董仲舒的作品未考等。對此，筆者有疑惑，特提出向周先生求教。文中不當之處，敬請批評。一、 董仲舒在景帝末年是否曾「回鄉教授講經」？周先生在《簡編》中，破天荒地於漢景帝前五年下，寫道：「《史記·儒林（列）傳》：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回鄉教授講經講經。」（3）他在與吳鋒合著的《董仲舒》一書中解釋說：「胡毋生在京城住了一段時間後，因為生活無聊，又無所事事 ……突發奇想：算了！回家去吧。 ……胡毋生匆匆地離京返鄉了。 ……董仲舒想想政治狀況、社會意識形態的偏向，再想想家裡這幾十年來的狀況，便也坐不住那博士官位，等不得皇帝的任用。他也離開了京城，打道回府了。」（4）應當指出：儘管《簡編》是從《史記》切入話題的，《史記·儒林列傳·胡毋生傳》也的確說過：胡毋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但《史記》從未講過董仲舒曾「回鄉教授講經」；《漢書》亦無，古今其他文獻均無，即便周先生本人，在其舊作《董仲舒年譜考略》中也無。周先生為什麼要在《簡編》中增董仲舒曾「回鄉教授講經講經」呢？筆者蠡測：他是為了維護「漢武帝採納董仲舒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周先生是理論界「漢武帝採納董仲舒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堅持者，此說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董仲舒既然在漢景帝時就是有名的儒學博士，為什麼要在武帝初期再參加儒學博士考試？如，筆者在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論》（5）中，就質問過這個問題。為了解決董仲舒二進考場的可能性，周先生這才仿公孫弘的先例，如《史記·平津侯傳》說：「丞相公孫弘者……建元元年……征以賢良為博士……乃病免歸。 ……元光五年……征儒士各對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認為董仲舒在景帝晚年曾「回鄉教授講經」，以便讓他在武帝初年再出來對策。這裡有三點值得商榷。第一，公孫弘二進考場與董仲舒無可比性。公孫弘在武帝初期兩進考場，中途曾「歸鄉」，考的是兩個不同學科，授的是兩個不同的博士，第一次是百家博士，第二次是儒學博士，即貨真價實的雙學位；而董仲舒若兩進考場，考的是同一學科，同一學科、同一個人怎麼能拿雙博士呢？第二，「對即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班固在《漢書·董仲舒傳》中說：「對即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不敢給董仲舒再授博士。按漢代「詔賢良」對策的規定，第一名要先授博士，後任官。班固讓董仲舒先任官，不授博士，有違常理，這是怕露了董仲舒在同一學科授了兩個博士的馬腳！「以仲舒為江都相」，不能反證他參加了武帝初期的儒學考試。因為江都相只是一個一般的官職，董仲舒是老儒學博士，給他一個江都相實是正常升遷，論資排輩也該當了。尤其是，田蚡在武帝初期任相後，一下子「延文學儒者數百人」（6），一般的文學儒者（非博士）幾乎都被擢用了，很難想像董仲舒不在其中。第三，武帝征轅固生可旁證董仲舒未二進考場。《史記·轅固生傳》載：轅固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 ……久之，病免。今上即位，復以賢良征固。諸諛儒多嫉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歲矣。」要知道，博士在中國古代是學銜，不是官銜，學銜終身可享。武帝連歸鄉已「九十餘」的老儒學博士都想重新徵用，怎麼會讓年事不高的另一有名的儒學博士董仲舒在家逍遙，非要他二次對策才肯見用呢？可見，周先生的董仲舒「回鄉教授講經」說沒有可靠的歷史依據。二、為什麼不載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周先生在兩個《年譜》中，詳盡地系載了董仲舒時代的許多大大小小的事件，尤其是與儒學有關的事件。但於武帝六年下，卻未載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而且，他在《董學探微》（7）和《董仲舒》（8）二書中，對此均未置言。應當指出：田蚡在武帝六年「絀抑黃老，崇尚儒學」，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都有明載。如《史記·儒林列傳》說：「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是武帝時期在尊儒問題上的一件非常重大事件，比「置《五經》博士」還重要。武帝五年「置《五經》博士」時，漢代還是「黃老之治」，儒學只是治國的輔助思想，而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則正式結束了「黃老之治」，使儒學成了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思想，並使「五經」博士考試成為現實。周先生為什麼在兩個《年譜》中都未載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呢？筆者蠡測：他是在因襲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維護「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司馬光是中國古代「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正式泡製者，他在《通鑒》中認為：「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始作俑者班固，在《漢書》中將董仲舒的對策時間系在了武帝七年不妥，在武帝七年之後，在歷史上找不到「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證。於是，司馬光大筆一揮，便將董仲舒對策的時間，由武帝七年提到了元年。司馬光試圖用武帝元年至六年的思想鬥爭，尤其是武帝六年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來做「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實證。然而，司馬光將董仲舒的對策繫到了武帝元年，遭到了古今理論界的質疑，如「武帝元年未置《五經》博士，何來董仲舒的儒學對策」等。周先生既是「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堅持者，也是司馬光的崇拜者，他以司馬光的《獨樂園詩》為座右銘。（9）這裡，他否定了司馬光將董仲舒的對策繫於武帝元年的做法，卻堅持認為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是「漢武帝採納董仲舒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證。這值得商榷。第一，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是錚鐵史，很難否定。上文已引過《史記》，再以《漢書》為例，如《武帝紀》說：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儒林傳》說：「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史記》與《漢書》在對這個問題的記載上，除在個別文字的用字上有別外，說法基本相同。第二，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與「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先按班固原來的說法去思考）是兩件事，不能混淆。二者：1、時間不同。前者的時間為武帝六年，後者為武帝七年；2、行為主體不同。前者的行為主體是田蚡，後者是董仲舒；3、性質也不同。前者的的性質屬正常的思想鬥爭，後者本質上是思想專制。（10）第三，周先生必須要在漢武帝是否真的採納過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上作文章。漢武帝是否真採納過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身要有實證，即武帝採納的詔令，和執行的結果。自身沒有實證，以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來頂替，就象一個人自已沒小孩，硬說另一人的孩子是他的，經不起基因檢驗！因此，周先生這種過分相信司馬光而不相信司馬遷、班固的做法欠妥。三、不系《春秋繁露》和《公羊董仲舒治獄》的成書是否妥當？周先生在兩個《年譜》」中，對董仲舒的一些零散作品不僅系之較詳，有的還做了認真的考證。如對《災異之記》、建議「使關中益種宿麥」和「鹽鐵皆歸於民」等，但對《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二書的成書卻未系。應當指出，《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是董仲舒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其代表作。這兩部著作，還是研究董仲舒的思想與董子思想的社會實踐，最可靠、最直接、最重要的文獻。周先生為什麼在兩個「年譜」中都不系《春秋繁露》和《公羊董仲舒治獄》呢？筆者蠡測：他是為了維護「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有意抬高《天人三策》，貶抑《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因為周先生認為：「『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所有思想的提綱。」（11）這也值得商榷。第一，《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確為董仲舒的重要作品。《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雖不見於《史記》，均見於《漢書·藝文志》，但《史記·儒林列傳》說「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閑，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為我們透露了董仲舒在晚年居家著述的信息。劉歆與班固對此都持肯定態度。《漢書·董仲舒傳》還列舉過《春秋繁露》中的某些篇名，如《聞舉》、《玉杯》、《 蕃露》、《 清明》、《竹林》等，並說：「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這說明《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的來路都是正的。第二，《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的理論價值遠比《天人三策》高。即使《天人三策》真是董仲舒的作品（下文將予以討論），也僅是三篇論文，在理論上沒什麼大的新貢獻，而《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都是大部頭著作，且二書在理論上都有重要的突破。如《春秋繁露》提出過「三綱」學說，這是董仲舒的最重要的政治理論；《公羊董仲舒治獄》提出了「誅心定罪」說，這是董仲舒的最重要的法制理論，等。這是董仲舒研究一定要重視的問題。第三，《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的社會影響也不可忽視。《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二書，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對後世有廣泛影響。《公羊董仲舒治獄》的主要影響在漢代，如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決淮南獄」，用的就是「誅心定罪」的思想；宋、明以後，國家倡導「婦女守節」等，即是以董仲舒的「三綱」思想為理論基礎的。舍《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我們怎麼全面、科學地評判董學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與作用？因此，周先生這種做法有點丟西瓜撿芝麻。四、對《天人三策》的真偽未考周先生在兩個《年譜》中，雖都系考了董仲舒的對策之年，但未考《天人三策》的真偽。應當說，周先生在第一個《年譜》中，未考三策的真偽無可責難，因為在此之前，理論界無人質疑三策的真偽。而在第二個《年譜》中未考三策的真偽，筆者有疑議。因為在此之前，筆者在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論》中，對三策均為董的作品持否定態度。拙作被人大《複印資料》轉載，《新華文摘》和《報刊文摘》轉摘，在理論界有一定影響。筆者臆測周先生應當知曉，當然不敢肯定，四門貼告示仍有未曾一顧者。不管周先生是有意迴避，還是根本不知，藉此機會，筆者想懇請周先生一定要關心一下這個問題。周先生既是「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堅持者，「《天人三策》為偽作」則是對這一說法的致命一擊，《天人三策》不保，「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何談起？筆者認為，《天人三策》的問題很多：第一，三策次序顛倒。按班固的說法，第一策為公共試卷，二、三策為複試卷。可是，第一策的策文卻說：「今子大夫裦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可見這是複試卷，對「舉首」再問怎麼會是公共試卷呢？第二策的策文說：「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可見這才是公共試卷，對「百有餘人」的策問絕不是複試卷。第二，三策不都為儒學試卷。第二策策文明確說：「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可見，這是百家策問，非儒學策問。不要忘了：董仲舒參加的是武帝初期的儒學博士考試！百家策問顯然與董仲舒參加的儒學策問性質不合。第三，三策內容所反映出的時間極不統一。如第一策說：「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可證其為元光元年前的作品，因漢興至建元三年為七十年；第二策說：「夜郎康居，說德歸誼」，並建議「興太學」，可證其為元朔三年至元朔五年的作品，因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康居在元朔三年，「興太學」在元朔五年；第三策說：「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這一刑獄現象絕不出自武帝前期，乃中、後期事。如《漢書·杜周傳》說：「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延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氐盡詆以不道，以上延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二十二史札記》在批評「武帝時刑獄之濫」時，亦主要以杜周為代表，杜周乃武帝晚期刑官。如果將三策本身的矛盾與其他問題聯繫起來考察，如：司馬遷與整個西漢學者為什麼都未提及董仲舒轟動朝廷上下的《天人三策》？為什麼《天人三策》的考題無一與《漢書·董仲舒傳》所載的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對策的考題相同？董仲舒作為景帝時有名的儒學博士，在武帝初年再次參加儒學博士考試，合不合理？等等，問題就更大了。過去，周先生在解決董仲舒對策的時間問題時，主要在第一策說的「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及第二策說的「夜郎康居，說德歸誼」上作文章。如他曾將第一策的「七十餘年」改成「七有餘年」（12），並將「今臨政」者，解釋為武帝，以湊成董仲舒的對策之年在武帝七年；又將第二策的「夜郎康居，說德歸誼」句改成：「至德昭然，施於方外。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13）現在一下子冒出這麼多問題，不知周先生對此又有什麼新看法？需要補充說明是，理論界第一個對《天人三策》產生懷疑的不是筆者，而是南京審計學院的吳澤湘教授。1983年底，拙作《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14）發表後，吳先生很欣賞。在他光臨寒舍時，筆者談了寫作該文的想法：不僅認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還認為董仲舒不是儒家。吳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董仲舒在內都有較深研究，他認為，拙作少引了一則重要資料，即《史記·封禪書》中的「盡罷諸儒不用」；同時，他談了《天人三策》的來路也很可疑，因為不見於《史記》。後來，筆者在吳先生這一啟發下，進而發現《天人三策》為偽作。吳先生實是理論界懷疑《天人三策》有貓膩之第一人！藉此機會，筆者對吳先生對筆者在研究上的支持與幫助深表謝意。因此，周先生應正視《天人三策》的真偽問題。註：（1）（12）（13）周桂鈿：《董學探微》，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第395頁；第16頁；第17頁。（2）（3）（4）（9）周桂鈿、吳鋒：《董仲舒》，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328頁；第329頁；第46頁；見插圖。（5）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論》，載《江海學刊》1995年第4期；《報刊文摘》1995年7月27日轉摘；《新華文摘》1995年第9期轉摘；人大報刊複印資料《中國哲學與哲學史》1995年第9期轉載；重發於「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7）見注（1）。（8）見注（2）。（10）拙作《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載《南京社會科學》1991年第6期；《報刊文摘》1994年1月13日轉摘；《求是》之《內部文稿》1994年第3期轉摘；《新華文摘》1994年第3期轉摘；重發於「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11）（14）敬請參閱拙作：《再論董仲舒非儒家》，載《當代中國改革與發展的理論思考》，河海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偽作》，載《南京社會科學》2000年第10期；《新華文摘》2001年2月轉摘。《班固董子觀獻疑》，載《嶺南學刊》，2002年第1期。以上三文都重發於「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初稿於2000年9月15日，修改於2002年5月31日。於南京困窮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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