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潛規則為何腐蝕不了外國人。

當中式潛規則遭遇外國倔老頭莫言獲得諾貝爾獎，舉國歡慶。這是中國文藝界的一件大事，以至於得獎消息過去三周，熱度依然不減。然而隨著諾獎關注度提高，很多陳年醜事也被翻了出來。日前諾獎評委馬悅然就曾表示，有某山東文化幹部為得諾獎而賄賂他。絕大多數網友在聽說了這件事後，第一個反應都是：肯定有這事，這人是誰？其實具體是誰並不重要，而且很可能時過境遷，死無對證。我們感興趣的是，為什麼我們會不假思索地相信真有賄賂諾獎評委這件事？為什麼國人那麼喜歡搞這種上不得檯面的事？為什麼諾獎評委會的老頭們對此非常震驚？這次中式潛規則與西方古板老頭的碰撞，不得不引起我們深思。

瑞典文學院為何「拒腐蝕永不沾」？2012-11-03 第 110 期賄賂羅生門：兩個諾獎評委說法不一，你信誰？諾獎評委馬悅然：某山東幹部賄賂我，讓我幫他得獎這次賄選風波的起源來自馬悅然的一句話。馬悅然是負責評選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文學院院士之一，該院一共有18位院士，實行終身制，馬悅然是其中唯一精通中文的。他在日前訪問中國時稱，由於中國許多作家對諾貝爾文學獎的長期渴望，引起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有一個山東的文化幹部，半年間給我寄了不知有多少信，還送禮物，很多他自己畫的畫，還有古書。他說他的錢很夠了，不需要那個獎金，他說獎金你可以留著，但是名譽歸他。」馬悅然還透露，在自己多次拒絕，並把所贈禮品退還給該幹部後，該幹部停止了向馬悅然行賄，而轉向「進攻」別的評委。…[詳細] 諾獎評委會前主席：沒有人試過賄賂我們，他們知道我們是不可賄賂的與馬悅然前後腳來中國訪問的，還有另一個諾獎評委，他就是曾多年任職諾獎評委會主席的謝爾·埃斯普馬克。當記者問他是否聽聞馬悅然所說的中國官員賄賂醜聞時，他的反應出人意料地激動：「這完全是編的，我聽說過這個傳聞，但這完全是胡說。沒有人試過，他們知道我們是不可賄賂的。我還聽過傳聞說馬悅然在諾獎評選中起決定性作用，但他都不在五個人組成的諾貝爾評選委員會裡面，他只是18個院士之一。」…[詳細]埃斯普馬克所說的五人評選委員會，是指從18名院士當中選出5人組成小評委會，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提名這一年他們認為最好的五名作家成為諾獎候選人，然後再由18名院士在這五個候選人中選擇一名最終獲獎者。也就是說，馬悅然沒有從全世界所有作家中選擇五個人作為候選人的權力，他有的只是從五個候選人中選一個人獲獎的投票權，而且也僅僅有1/18的決定權。也就是說，把莫言選進諾獎五人候選名單的，不是馬悅然，而是另有其人。埃斯普馬克的邏輯是：即便是莫言這樣的大作家，他的得獎與否都不是馬悅然能決定的，何況是什麼不知名的作家。全世界都知道我們是不可能被賄賂的，所以就不會有人賄賂我們。…[詳細]一個把賄選說的言之鑿鑿，一個對賄選矢口否認。這兩個瑞典老頭的話，你信誰的呢？…[詳細]找人—送禮—拉關係：中國人辦事都是這步驟為什麼會想起賄選？因為這套辦法在我國屢試不爽其實，以兩位老者的地位和威望，以及過往言論判斷，他們倆的說辭應該都可信。我們可以做以下假設：確實有中國的文化幹部賄賂過馬悅然，也確實沒有人賄賂過埃斯普馬克。之所以有此差異，原因很簡單：只有馬悅然一個人懂中文，別的人別說賄賂，名字都叫不上來，實在搭不上話。別的不說，這次訪華之前，有誰知道這個叫謝爾·埃斯普馬克的前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呢？我們相信真的有賄選之事發生，一方面是德高望重的馬悅然老先生應該不至於撒這個彌天大謊，另一方面也是我們心中對此有個判斷：這事做得太「中國」了，典型的中國人想出來的按中式潛規則操作的勾當。在20多年前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管這種事叫「走後門」；如今，已經越來越少人提起這個詞，轉而以「找人」、「疏通關係」、「潛規則」來代指。簡單形容的話就四個字：求人辦事。這種力圖達成私下交易，以躲過制度、政策限制的做法，別的國家也有，但達到如中國這般繁榮昌盛，深入到每個行業每個人血液當中的程度，也確實不多見。公允地講，這與我們的歷史和國民性相關。幾千年的封建統治讓我們習慣了圍著一個有權威的人轉，而不是圍著一套人人公平的制度轉。我們相信規章制度大多是擺設，執行制度的人才是靠得住的。我們見過太多的「按照規定不可以，但管事的人說句話就可以了」的例子，幾乎每個人都從「走後門」中得過便宜，也吃過虧。這種長期「人治」訓練讓我們坦然接受一個簡單的道理：找對人，是能辦成事的。馬悅然在這個賄選事件中，就是那個對的人，起碼是文化幹部以為對的人。…[詳細]丟人丟到美國去：留學生強姦女同學，父母想「私了」反被起訴今年上半年，在美國發生了這麼一件事：21歲的中國留學生唐某以租屋看房為借口，進入一女子家中，趁機綁架並強姦該女子。而事後，他還拍下了被害人的裸照，並威脅其不得報警。但受害人並未如他所願地出於「名節」考慮放他一馬，而是把他告上了法庭。唐某的父母聞知此事趕到美國，開始按中國方式解決問題。唐某父母對人宣稱，他們會找到這名受害女子，並「勸說」其改變口供以獲得一些報酬。一位朋友把唐父唐母的話轉告了這名女子，她隨即通知了警方。然後，唐某父母也被提起了訴訟……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潛規則這套東西在國內我們司空見慣，但輕易不要拿到國外去用，否則給自己惹下大麻煩不說，還要落一個「丟中國人的臉」的罪名。試想一下，如果這個事發生在中國，恐怕99%會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壓下去。而在美國，收買證人是重罪（其實我國法律也有類似規定，不過執行情況……你懂的），一旦受害人拿了錢說了謊，她就有可能因為做偽證而吃官司。唐某父母只是有收買證人的想法，就已經妨礙了司法公正。…[詳細]相比起這老兩口，那位山東文化幹部應該慶幸：好在馬悅然深諳中國文化，能在守住原則的情況下保全他的面子，面對多方要求堅決拒絕公布行賄者的名字。否則，這次行賄事件就會讓他在瑞典和中國同時身敗名裂：能容許潛規則，但不能讓潛規則曝光，這就是中式潛規則的底線。…[詳細]人都是相似的，制度的不同造就了行事方法的不同漫長的封建王朝沉澱，讓我們更相信人治和德治我們的國學經典《三字經》開篇第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而在西方宗教里，主張人性本惡，人生來就有罪。無論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東西方都相信的一點是：人性本同。只要是人，生下來的時候其實都差不多，長大後的個體差異很大程度上是後天教育培養的結果。這裡舉一個真實的例子：筆者曾有一個德國朋友，篤信基督教，行為做事極其堅守原則，對「加塞兒」等行為難以容忍。後來他到北京進修中文，半年後普通話已經說得有模有樣。一次我跟他過馬路，遇上紅燈，我正猶豫是否要過去，但見他一個箭步竄了出去，輕巧地繞過車流到了馬路對面，完後回過頭沖我招手：「過來啊哥們！」……環境對人的塑造，大體如此。…[詳細]上文談到，幾千年的封建統治，讓我們更習慣於「人治」；而中華民族又有一套自古傳承的傳統美德，這幾乎成了中國人自己的信仰。我們的先輩信奉「三綱五常」，「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信條，認為聽從一位德高望重，位高權重的人來支配自己的行為，這是天經地義的。我們馴服於以德服人，以德治國的社會規則，「人治」在我們心中的地位遠遠高於「法治」。所以「依法治國」依然停留在口號階段，遲遲不能真正施行，其原因也不僅僅是「中國人普遍法制觀念不強，憲政意識薄弱，全民素質還不高」之類的說辭能夠概括的。中國人和西洋人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後天的環境和教育經歷決定了他們做事風格的不同。…[詳細]制度千變，謹記一點：人是靠不住的很多人把中國的大多數問題歸咎於制度問題。誠然，我們現行的各種制度的確存在各種問題，但正如從「人治」向「法治」的轉變不會一蹴而就一樣，改變幾千年來沉澱在中國人血液中的習慣，也不會是輕而易舉的。其實，每種制度都沒有絕對的好與壞，關鍵看如何施行以及是否能夠被有效地監督。例如曾經過去我們的各類企事業單位，無論工作成績好壞，都能在一個單位混到退休。這種鐵飯碗造成的人浮於事，機構臃腫等不良後果，我們見過太多了。而當我們審視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會時，卻發現那是一個比我們的鐵飯碗還要「鐵」的機構：18人組成的瑞典文學院，實行院士終身制，只要活著就能一直當院士。這18名院士同時也是文學獎的評委，這麼多位文學獎得主就是他們這18個人一年又一年地投票選出來的。瑞典文學院這種終身鐵飯碗的制度，卻能夠有效防止腐敗，其秘訣在於成員的精英化、民主性、終身制。同樣是鐵飯碗，中國工廠式的鐵飯碗，是建立在廠長的絕對權力之下的，所謂的鐵飯碗只不過是廠長威權的一種體現：「我讓你抱著，它就是鐵飯碗；我想敲碎它，隨時都可以」。而瑞典文學院的終身制，則是給了他們自由的權力：不會因為評獎有爭議而被撤；不會因為說了讓瑞典首相不開心的話而遭彈劾。同時名額的稀缺保證了學院院士的精英化；最後，一人一票的民主方式也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個人好惡對評獎的影響，同時也規避了暗箱操作的風險：沒真本事，靠買選票的話要買通最少10個人。學院的院士們辦不成事，自然也不好意思收人家的錢。所以不是瑞典人天生拒腐蝕永不沾，而是一些外力驅使他們成為一個個廉潔自律的人。…[詳細]從瑞典文學院鐵飯碗的例子也能看出，沒有哪種制度是天然糟糕透頂，沒有存在意義的。關鍵看怎麼施行，以及怎麼限制權力，不讓單個人的權力太過於龐大。迷信制度不一定能辦成事，但迷信某個人，是一定會壞事的。這也可以告誡如那位山東文化幹部一樣，妄圖靠潛規則衝出國門走向世界的人：沒有哪個人是靠得住的。…[詳細]一個山東文化幹部和一個瑞典老頭，把一件在中國司空見慣的事搞成了國際新聞。套用莫言獲諾獎後的一條微博：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人心，也看到了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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