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跡學探索之路
06-04
筆跡學在古代的認識 在中國以及世界各地的歷史上,有很多人發現了筆跡與個性之間的關係,但都沒有做過很深入和系統的研究。中國西漢的學者揚雄曾經在他的著作《法言·問神篇》中說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形畫,君子小人見矣。」唐朝書法理論家張懷瓘在《文字論》中說:「文則數言乃知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宋代大哲學家邵雍在《梅花易術》中對字相有詳盡的研究,可謂我國古代的一位筆跡學家。明末清初的著名醫學家、書法大家傅山更能根據筆跡的力度、氣脈進行診斷。清代劉熙載在《藝概·書概》中認為:「筆性、墨性,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提出了「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也。」而在國外,也有很多人對筆跡與個性的對應關係有過論述。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經指出筆跡反應人的性格。古羅馬有位傳記作家Tranquillus的記錄中曾經寫到:「奧古斯塔斯皇帝在很狹窄的行中寫字,以至於總把最後幾個字寫到邊上去。皇帝不把自己的字分開,也不把多的字寫到下一行中去。相反他用畫條延長線來把多餘的字都擠在一行里,這反應出了他的妒忌心理。」著名戲劇家莎士比亞曾經說過:「給我一位女士的筆跡,我就能告訴你她的個性。」而且在莎翁的戲劇作品中有多處有關筆跡鑒定和偽裝筆跡的台詞。在1609年,法國人佛蘭科尼·迪爾寫了一篇關於筆跡鑒定的論文,是筆跡鑒定領域中最早的學術著作。1625年,身為義大利博洛尼亞(Bologna)大學的醫學教授卡米洛·巴爾蒂(Camillo Baldi)發表了專著《根據字跡判斷人的性格和氣質》。筆跡學在近代的發展 真正意義上的筆跡學研究是發源於法國,被譽為「歐洲筆跡學之父」的米尚(Jean Hippolyte Michon)是一位牧師、地質學家、歷史學家、雕刻師、考古學家、植物學家、建築師和小說家,他在晚年收集了上千人的筆跡進行研究,1872年出版了《筆跡學的體系》和《筆跡學的方法》兩部書,1875年他創立了第一個筆跡學社團。在他第一本書中他把書寫中的各種筆跡現象作出了歸納總結,創立了「筆跡學(Graphology)」這個名詞,並收集了大約100個筆跡特徵辭彙,組成了一個筆跡學詞表。在他的第二本書中主要使用的方法是「特徵對應分析法」,把一些筆跡特徵標記下來,並把這些特徵對應上人的某種個性心理特徵。米尚研究筆跡中的某些元素「筆畫」、「字母」、「單詞」、「 基準線」、「段落」、「i點和t橫杠」 、「標點」、「簽名後的花筆」等,將文字圖解為符號。他說:「一個符號並不能取代另一個符號的意義。相反意義的符號的抗衡作用常應認真考慮。人是一個複雜的個體,所以不應因為每個細小的細節而忘記了人是一個完整的個體。把人作為一個複雜的個體研究比琢磨一個筆跡學和心理學方面的細節要有意義得多。」由於他的方法簡單易學,因此十分流行。 米尚的學生傑明(Crépieux Jamin)在老師的研究基礎上有所突破和發展,他認為,在筆跡中某一種特定符號所體現的意義不是固定的,它的意義和詮釋取決於筆跡中的其他的特徵。這個理論現在被所有的專業的筆跡學家所接受。換句話說,在筆跡中沒有一個單一的特徵可以拿來解釋筆者的特質,除非筆跡中其他因素也證明筆者擁有相同的特徵。他將筆跡的元素分為7類:Dimension(尺度), Form(形態), Pressure(壓力), Speed(速度), Direction(方向), Layout(布局) 和Continuity(連續性)。並在筆跡學詞表中添加了大約100個新的辭彙,建立了著名的筆跡學分類體系,為法國的筆跡學派奠定了基礎。 19世紀末,德國的筆跡學家們被普遍認為領導了當時的筆跡學研究。耶拿大學(Jena)的心理學教授普雷爾(Wilhelm Preyer)在他的《筆跡心理學》中提出了著名的論斷--「筆跡乃心跡」。而漢堡(Hamburg)大學的神經學教授波帕爾(Rudolf Pophal)也出版了一本《筆跡乃腦跡》的書,在書中他研究了那些失去了胳膊,不得不試著用嘴或腳來寫字的人。他們的字體特徵並沒有改變,進一步論證了筆跡的控制在大腦的假設。而且書中還介紹了從筆跡中可分析出來的5種壓力狀態和大腦的5個不同部位對應的關係,了解大腦的這些區域將有助於我們去理解大腦的不同部分是如何來控制筆跡的。波帕爾介紹了他自己很獨特的觀點:筆畫分為一致性的、不一致性的和顆粒狀來描寫筆跡中的三種筆畫。一種是和諧一致的筆畫,這種筆畫體現健康的意義,是清晰的,一致性的,內部有關聯的筆畫。缺乏一致性是指外形和筆畫內部缺乏一致性,可能有些精神心理上的疾病。顆粒狀的筆畫指筆畫粒狀、模糊、感覺漂浮,常出現在嗜酒或癮君子身上。按以上的描述進行筆跡分析,可以探測出健康問題,精神混亂等情況。另外一位德國的心理學家梅耶(George Meyer),在筆跡分析上做出了另一種推進。他推斷筆跡中包含的特徵來源於精神運動的能量。他指出我們的精神影響著我們的肢體運動,尤其是走、轉動頭。梅耶觀察了有狂躁症或抑鬱症的病人,表述了筆跡和情緒狀態的關係。德國的第一個筆跡學社團在1896年由哲學家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組織成立,他被稱為在該領域公認的領袖人物。克拉格斯基於自己的哲學理論,創立了筆跡學、性格學和行為表達的規則和原理。他第一個創立了完整系統的筆跡學理論。他借用當時流行的一種反應寫字的人智力水平和文化背景的測量方法(niveau)。看筆跡的第一眼能判斷出這人是否是個利己主義者(niveau值高),或者是個老式的,缺乏自發意識和精力的人(niveau值低)。他認為筆跡中具有節奏感的波動非常重要,感覺節奏應用直覺去理解,認為筆跡學除了科學的方法之外,很大一部分也需要借用藝術等門類的方法。他出版的《筆跡與性格》成為歐洲筆跡學專業的基礎教科書。 瑞士的詩人和作家,蘇黎世大學的教授馬克思·普爾(Max Pulver)將克拉格斯的筆跡學理論擴展到心理學領域時,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被加入到筆跡學中。他將榮格的死亡心理運用到他寫的《筆跡的象徵主義》一書中,發現弗洛伊德對人格結構的定義本我、自我和超我,類似於字體中的低、中、高三個分區。就像亞里士多德將人體結構分成低能部分,即直覺和物質部分;中級部分,即心臟和靈魂;高級部分,即是心智。 愛沙尼亞出生的愛尼亞·泰拉德(Ania Teillard)出版了《靈魂與筆跡》一書,將榮格的心理學術語介紹進筆跡學領域。她給我們帶來了這樣一個概念:對於同一個人而言,他同時有兩面,有意識和無意識,外向和內向,了解一個人需摘下他的面具。從這種意義上講,人格就像是他的面具。榮格這樣寫到:人格假裝它就是這個個體,並努力讓別人和自己相信這就是自己。但根本上講這樣的人是不真實的,是個體和社會對這人希望他如何表現這兩者之間的一個妥協體。人格用著人的名字和頭銜,堂而皇之的做著這或那。在筆跡中,筆體象面鏡子一樣反應出了書寫者想展示給外界的一面。而書寫者對此又不自知,所以可以真實的反應出有意識時想掩蓋的一面。泰拉德也將榮格的精神分析類型介紹進了筆跡學:思想、情感、感官和直覺。她討論這幾個因素的單獨作用和不同組合方式在筆跡中的反映,自卑型、虐待狂型、戀母型、口唇情結、焦慮症、好鬥型、犯罪情結、自戀情結——都可以從筆跡中辨認出來。 1929年捷克出生的羅伯特·索德克(Robert Saudek)在慕尼黑出版了《實驗筆跡學》。基於在傑明領導下的工作,他繼續將醫學、精神分析的方法引入筆跡學。索德克是第一個利用電影術來分析筆跡的專家。他主要研究人寫字的速度。比如,他認為短粗的筆畫要比長而飄的筆畫花費更長的時間。 德國弗萊堡大學的心理和超心理系的教授羅伯特·漢斯(Robert Heiss)將自己廣博的心理學知識同筆跡學結合起來,也綜合了前人的很多筆跡學研究經驗,出版了一本《筆跡解讀》成為了歐洲筆跡學研究的標準著作。 匈牙利出生的卡羅·G·羅曼(Klara.G.Romen)發明了一種能夠測量筆跡壓力、速度和連貫性的儀器,對兒童的筆跡發展狀況做了大量的研究;她還深入研究了有關口吃患者的筆跡;她出版的《筆跡,人格的鑰匙》和亨廷頓哈特福德(Huntington Hartford)出版的《字如其人》中還涉及到了筆跡與癌症患者的關係研究。 還有很多研究者為筆跡學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比如:穆勒·恩斯克(Müller-Ensk)運用了圖表分析法,是一個比較有效的分析工具;美國的哈瑞·O·泰爾遲(Herry.O.Teltscher)對帕金森患者的筆跡特徵進行了研究;羅斯·沃爾森(Ross Wolfson)對書寫的壓力進行了大量的實驗;伯德學院的心理學家沃那·沃爾夫(Warner Wolff)在其著作《無意識圖表》中說明了筆跡運動不是偶然的,而是人格的基本表達;臨床心理學家沃爾理查德·賽內門(Wlrich Sonnemamn)出版了《筆跡分析》重點研究了臨床筆跡學;美國筆跡學會主席范理科斯克雷恩(Felix Klein)提出了「方向壓力」的理論,認為方向壓力與筆的壓力不同,有4個類型方向性壓力(從上、從下、從左、從右),每一種方向壓力都有象徵意義。漢字筆跡學的發展 漢字筆跡學的發展歷史相對較短。在民國時期,中央警官學校的教授徐聖熙對筆跡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他指出:「筆跡能告訴我們寫字者的學問、道德、意志、驕傲、自私、貪婪、吝嗇、魄力、慷慨、堅定、恆心、正直等德性,乃至他的健康狀態等等。」上海警察局的馮文堯在《刑事警察科學知識全書》中寫到:「筆跡不但可以直接觀察其人之個性,更進而可以觀察其人以往之經驗與判斷其人之善惡及身心之健康狀態,儼然成為一種科學。」 1964年,台灣大學心理系的楊國樞教授與林碧峰所作的《中文筆跡與人格:一項探索性研究》,可謂是關於漢字筆跡的第一篇實證研究論文。該研究以男、女大學生150人的鋼筆字跡為對象,先以因素分析法自21種筆跡變項中(如潦草程度、字力大小、筆劃粗細、行長、行間距、字間距、字高等因素)抽出其共同筆跡因素,然後再進一步探究這些筆跡因素與個人人格因素或變項對應MPI、16PF、EPPS三種人格測驗測量之間的關係,並研究其性別差異,發現男、女筆跡的特性有所不同:男性字比女性字大,而女性字比男性字潦草。十餘年後,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系的客座副教授翁淑緣又做了類似的研究《漢字筆跡與人格關係之研究》。此研究採用7項筆跡特性,經因素分析後發現筆跡特性中字體大小、筆劃輕重、字體工整、字體美觀與某些人格特質有相關性。上述兩項研究開創了漢字筆跡科學研究之先河,對以後的筆跡學研究有極大的幫助與啟發。 1949年後我國在筆跡與個性之間的研究並不多見,主要是在筆跡鑒定方面傳承了前蘇聯的鑒定方法,以巴普洛夫的高級神經學說和心理學的研究為基礎理論展開了對筆跡的研究。1956年中國開始有計劃地培養筆跡鑒定人才,1958年公安部三局編寫了新中國第一本《文件檢驗教材》,標誌著文檢理論的誕生,後來又出版了1960、1965、1984、1999年的不同版本,但這些版本沒有實質性突破。 對筆跡個性分析方面的研究散落在民間一些愛好者的自發研究。徐慶元和韓進在60年代開始研究筆跡學,在較為封閉的環境下,他們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分析方法和體系。徐慶元把他的分析理論叫做「筆跡線條主動觸覺理論(法)」,認為筆跡的特徵以最基本的線條為依據,形成筆跡線條的原因在於書寫者對書寫工具施加的垂直壓力和水平壓力為主,所以研究筆跡線條的壓力和速度就能完整地揭示人的主動觸覺特徵,進而反映人的個性心理。韓進發展了自己的「臨摹直覺感知法」,他運用對筆跡的直覺進行分析,強調分析時的狀態和直覺感知的過程。並出版了《筆跡學-從筆跡看性格》、《筆跡學-從筆跡看人生》,對漢字筆跡學的普及和發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1992年,范列、孫慶軍在筆跡學的實證研究中,選取左右留邊、字體大小、字間距、行間距五種筆跡特徵為變項,與16PF、EPQ量表測驗結果做了相關性分析。1993年,蘇州大學張卿華、王文英採用漢字筆跡測量法和80.8神經類型量表法,對787人進行了團體測試,並作了相關分析。1995年,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張曉輝碩士研究生在鄭日昌教授指導下,完成了《筆跡與人格的相關性研究》,他以52名志願者(其中,32名為高校本科生或研究生,20名為公司職員)的筆跡為研究對象,選取了筆跡特徵中的聚散度、流暢度、剛柔度,與16PF量表做了相關分析。研究表明:漢字筆跡特徵的確能反映出書寫者的人格特徵。金一貴從書法教學中體會出筆跡與性格的關係,並從此走向了筆跡學的研究,他進行了大量的中小學生的書寫實驗,總結出了一套「筆跡個性矯正28法」。 1999年,國家人事部人才與人事研究所研究人員趙慶梅、李曉華完成了所級課題《筆跡分析在人才招聘中的應用研究》,通過對筆跡特徵,如字跡大小、力度、速度、行向、布局、簽名等的分析研究,將筆跡分析作為一項人事新技術引入到人才資源管理領域,通過一年多對數十家企業及上千名諮詢者的實踐,證明筆跡學在人才資源管理領域有著廣闊的應用前景。 西方學者也開始對中國漢字發生濃厚興趣。以前,西方對中國漢字的研究多限於美學範疇,對漢字書寫個性與書寫者性情之間的關係研究雖有所涉及,但尚未有系統性的科學探索。 1987年,應中國科協的邀請,梅納斯夫人作為國際筆跡學家代表團成員,首次在北京和上海的幾所高校宣講了她所從事的"漢字筆跡學"的研究報告;同時她還邀請著名書法家啟功先生、著名心理學家林傳鼎教授擔任研究所顧問,鄭日昌教授為研究所學術委員和客座研究員;並與中方合作,對從幼兒到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以及罪犯的筆跡進行研究。同年,梅納斯夫人完成專著《漢字書寫及筆跡學》,該書於1990年5月在歐洲筆跡學學會第20屆大會上榮獲「筆跡學研究1990年大獎」,為使漢字筆跡學研究與國際筆跡學研究接軌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1990年1月,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國際漢字筆跡學科學研究所」。該研究所創建人、現任所長梅納斯夫人,是歐美著名筆跡學家、筆跡鑒定專家,畢業於布魯塞爾的「筆跡學教育學院」。她被漢字獨特精奧的表意結構和博大精深的書法藝術所吸引,遂致力於探索現代筆跡學理論及分析方法與漢字相吻合的問題,將歐美筆跡學理論移植到漢字筆跡學研究上。她運用現代筆跡學的實證分析手段和現代心理學的性格分類理論,結合中華民族心理特徵和源遠流長的漢字文化,系統地分析了漢字書寫的個性內容。 近30多年來,國內漢字筆跡學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一大批筆跡學研究者做了許多深入的基礎性研究工作,有關漢字筆跡學研究的文章和書籍不斷湧現,如肖曉等三人編著了《筆跡與性格》;鍾蕪、冰泳所著的《筆跡心理探秘》;范列、孫慶軍所著的《從筆跡看人生》;韓進所著的《從筆跡看性格》;佘期天所著的《筆跡破解》;汪昌禹所著的《筆跡神秘現象破譯》;劉兆鍾所著的《筆跡探秘》,等等。這些書雖然沒能形成很全面的理論系統,非常不成熟,但畢竟反映了中國筆跡學正在走向一條自我探索發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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