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我是一個失敗者(2)

流沙河在成都街頭，1993年。攝影_王學成 　　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來， 　　我也是左派隊伍里的一個打手 　　南都周刊：1951年，你父親作為國民黨留在大陸的基層幹部被槍決，這件事有沒有讓你認識到這種鬥爭哲學的殘酷性？ 　　流沙河：（沉默）我父親是舊政權的人。1949年前，他在金堂當一個小官—縣兵役科科長，負責招兵的。雖然是個科級幹部，但是沒錢，我高中時還有過交不起學費最後要了我母親戒指的事。那時候基層幹部很窮的，不像現在，人人都想當公務員。 　　我1950年參加工作後就和我父親劃清「界限」了。我是真心信任黨的，絕對不是來投機的。那時候我在《川西日報》下面的《川西農村報》做記者，做我喜歡的文字工作，非常非常賣力，我覺得工作是有意義的，我們正在改變中國。 　　我父親1951年被槍決，和許多舊政權的人一樣。當時我心裡……肯定是刀剮的，但我還是說服自己，革命應該就是這樣的吧，一定要經過血的洗禮，不然怎麼產生新世界呢？ 　　對這種鬥爭哲學產生懷疑是後來。1956年，看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惡，講蘇共怎麼殺人，怎麼搞大清洗，看得人毛骨悚然！我就覺得有問題了，而且一定是理論層面都出了問題了。這種鬥爭哲學，這種專政，是不是必然會導致這樣的恐怖？ 　　而我自己呢，前一年，我也在整人，斗別人。 　　南都周刊：批鬥誰？ 　　流沙河：批胡風、俞平伯，1955年批胡風，我還是積極分子，批判他的「主觀戰鬥精神」，批得非常起勁。結果馬上我自己就惹禍了。 　　南都周刊：當時《草木篇》被抓住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流沙河：這個詩其實根本不值得一提，作為詩，它是很差勁的。1956年夏天，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理論，我很受鼓舞，覺得創作的春天來了。在火車上就寫了這組詩，大意就是說革命者在積極革命的同時，也要保留個人的尊嚴、個人的性格……就是這樣。1957年元旦《星星》創刊，是全國最早的官辦詩刊，《草木篇》就發在了上頭。結果1月份，川報就開始批了，說個人主義思想、在革命隊伍里孤芳自賞這些，嚴重有問題。 　　當時反右還沒開始，事情報上去，被毛澤東知道了。2月份他談到《草木篇》，說有「政治思想問題」，中間用了什麼樣的句子呢？「我們在民主革命運動中，傷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殺父之仇、殺兄(弟)之仇的人，時候一到就會來個《草木篇》」—如何的嚴重！我的家底毛澤東都知道了。 　　南都周刊：6月份反右運動開始，《草木篇》關聯到的就不只是你一個人了。 　　流沙河：關聯到很多人，很多我根本不認識的人。後來直到「文革」結束我到外省出差，都會有人跑過來跟我說，你知不知道，當年因為你那個《草木篇》，我坐了多少年的牢。 　　1957年3月份開始，突然不批了。我黨說要整風，反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怎麼整呢，通過全體人民，首先是知識界，鼓勵大鳴大放。天天開會，人家不肯鳴放還開車拖人家來鳴放……這一拖，就拖出好多人為《草木篇》說話了。川大一個教授叫張默生，當過江青的老師，說詩無達詁嘛，詩有多種解釋，從《詩經》就是如此，怎麼能用反革命的帽子扣《草木篇》呢。慢慢地全國的意見都出來了，以前批我批得非常凶的《文匯報》上也有文章為《草木篇》說話。 　　這些人後來都被打成右派了。張默生，大右派，當時就是他們用車拖去發言的。我呢，專案組來查我，說我是三個反革命集團的首領。那些為《草木篇》講過話的人，還有給我寫過信表示同情的人，都是這三個集團里的，都要一網打盡。 　　南都周刊：當時覺得荒誕嗎？ 　　流沙河：覺得委屈，冤屈。後來有老同志跟我說，受委屈的你們不是第一批，當年在延安就有整風運動。我就安慰自己，人家受得，你怎麼就受不得？心裡相信會有洗刷清白的一天的。 　　但是「文革」開始就幻滅了。確切說是1965年，開始批海瑞罷官、批三家村。我當時看到，嚇壞了，覺得完了完了。 　　南都周刊：這期間還寫過詩嗎？ 　　流沙河：寫過，很長的兩首，一首《曹雪芹》，一首叫《秦禍》，就是秦始皇的禍，就是焚書，有500多行。都燒掉了。一句也記不得。 　　南都周刊：你自己燒掉的？ 　　流沙河：還不是我。1957年到「文革」開始，我被打成右派，但還在省文聯上班—干體力活。後來「文革」開始，我被趕到金堂縣，去鋸木廠鋸木頭。這個詩一開始我還不想燒，就放到我當時太太的一個鄉下親戚家。藏在哪兒呢？我們做了個小板凳，就把詩稿夾在木板里。但很快「文革」開始抄家了，親戚因為知道嘛，心裡非常害怕，就燒掉了。 　　我很感激他。如果沒燒掉我就活不下來了。我自己在金堂的家被抄了十二次，所幸沒有任何文字。所幸啊，我得以苟且性命於亂世。 　　南都周刊：之後一直到1979年平反都沒有再寫詩？ 　　流沙河：沒有寫。我在心裡作了九首，但絕對不敢拿筆記下來，就在心裡反覆念反覆念，一直到「文革」結束，才把念得滾瓜爛熟的九首記了下來。後來收在我80年代出的《流沙河詩選》里，叫《故園九詠》。 　　南都周刊：我記得其中一首叫《中秋》的，說你當時以鋸木為生，「愛他鐵齒有情，養我一家四口；恨他鐵齒無情，啃我壯年時光」。 　　流沙河：是，啃我壯年時光。前兩句你記得嗎，「紙窗亮，負兒去工場」，當時我兒子六歲，我背他去，和我一起鋸木頭，小童工。我兒子一直對《草木篇》特別感興趣，到底是什麼樣的大毒草，讓他爸爸成了這麼一個大右派？結果一直到我平反了他才看到這首詩，他非常失望：居然是那麼膚淺、幼稚的幾句詩！ 　　南都周刊：如果當時沒寫《草木篇》，你後來的命運會是怎樣，你想過嗎？ 　　流沙河：想過。如果沒有寫《草木篇》，我大概連命都保不住。如果1957年反右不把我揪出來，我也是左派隊伍里的一個打手。 　　南都周刊：你相信是這樣？ 　　流沙河：肯定是。因為在那個年紀，我寫的東西作為文學創作，根本什麼也算不上，我有自知之明。但我不知道為什麼特別愛好革命文學理論，弄得很透。蘇聯從十月革命開始建立的那套文藝理論，它的體系是異常完整的，很能自圓其說，我對它深信不疑。批胡風，我用的也是這套東西。倒是對毛澤東工農兵文藝理論我還沒那麼深信。 　　所以我如果不第一批成為右派，一定是左派的一條棍子，要拿那個東西去打別人的。但我現在回想起來，左派打手太危險了，我弄不好很快就要把命丟了。因為左派一旦卷進去，有了利益衝突，今天我紅起來，明天被踩下去，不用等到「文革」可能就被弄死了。如果能撐到「文革」，那更會非常憤怒，去造反，去火燒，去把曾經打壓過自己的人再打下去……最後要不是被打死，要不就是被判刑。 　　還不如早早當個右派，做重體力勞動，苟活。只求把命保住。 　　南都周刊：有一些知識分子連保命的慾望都沒有了，比如老舍和傅雷。 　　流沙河：他們那一代自殺的多，我們這一代自殺的少。為什麼？因為他們接受的是舊社會的傳統文化，還要做gentleman，把尊嚴看得很重。而我們這一代呢，建國初期我們還年輕，都積極地參加批評自我批評，習慣了罵自己，侮辱自己，因此更容易逆來順受，更容易苟活。 　　所以我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南都周刊：沒有其他選擇？ 　　流沙河：絕無。 　　我的詩都是骨頭，沒有肉 　　南都周刊：平反之後，你作為詩人和《星星》詩刊一起複出了，還擔任過四川省作協副主席。 　　流沙河：我沒有去開會，他們選我的。我的性格經過反右、「文革」之後，是非常膽小怕事的，我當時考慮的是，要是運動再來，我要做好準備。他們選我當，我也沒辦法。掛了多年的名，就算我從來不去開會。 　　但我當時還是熱情的。八十年代一開始是非常有生機的，尤其在文學、在詩歌這一塊。 　　南都周刊：你編選的《台灣詩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歡迎。你當時是怎麼接觸到這些台灣詩的？ 　　流沙河：其實在我編《十二家》前，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出過一套兩本《台灣詩選》。但這個書沒有什麼影響，因為它的選擇標準還是政治挂帥，裡頭都是罵國民黨的革命詩。我接觸到台灣詩是通過我的朋友劉濟昆，他是馬來西亞華僑，「文革」時在內地也被關監獄，後來去了香港做編輯，幫我發表一些舊詩，騙一點稿費。後來他跟我說，你應該看看台灣人的詩，比大陸強多了。從此就開始源源不斷給我寄，書啊，文摘啊，剪報。我和余光中最早的通信也是他幫我們轉交的。 　　當時我在《星星》開了個專欄，一月一期，我就每期向大家介紹一個台灣詩人。余光中、鄭愁予、洛夫、瘂弦……專欄寫了一整年，詩人就正好湊成「十二家」。後來出了書，很轟動，台灣詩的藝術性、美感，在大陸讀者當時看來是很震撼的。 　　南都周刊：我們後來在語文課本里讀到你的《就是那一隻蟋蟀》，詩前頭那句「台灣詩人Y先生說，在海外，夜裡聽到蟋蟀叫，就會以為是四川鄉下的那一隻」。Y先生其實就是余光中。 　　流沙河：對對，我們都姓余嘛，很多人問余光中是不是你二表哥？（笑）。我們一直沒有見面，見面已經是1996年了，但是通了很多信。那句話，是他寫給我的信里的一句，多美啊，拿出來就可以作一首詩了。 　　南都周刊：因為《就是那一隻蟋蟀》和《理想》，你也成了八十年代的明星詩人之一。你怎麼評價自己的詩？ 　　流沙河：名聲一度很大，但我很清醒。尤其是讀過余光中的詩後，我說算了算了，我不寫了，我怎麼寫也寫不出他們那樣的好詩來。我的致命傷我清楚，我這個人頭腦過分條理化，邏輯化，感性不足，好詩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沒有。所以我的詩都是骨頭，沒有肉。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末你就不再寫詩了。 　　流沙河：是。不能迴避，也無法直面。我也不會寫，不寫了。包括詩歌的介紹啊、研究，我都不做了。我把我關於台灣詩的資料，有幾百本書吧，都送給了一個叫楊然的青年作家，他很感興趣，之前經常住在我們家抄這些資料。他把這堆東西拖走的時候，拖了整整一個三輪卡車。

　　我的書是能教年輕人愛國的 　　南都周刊：你也在那個時候再一次開始讀《莊子》的。 　　流沙河：最早讀是初中，當然那時候小孩子，怎麼會懂。第二次讀是1958年打成右派不久時。為什麼讀他呢？《莊子》這本書，是安慰一個失敗者的。我就是一個失敗者。我當了大右派，心態失衡，通過讀《莊子》，我讓自己學會想得通一點。 　　80年代末我身體極差，胃病，人非常瘦，內心也很痛苦。看到我的朋友都覺得我快要死掉了……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又一次開始看《莊子》，這一次是研究，比較它的不同版本。後來寫了《莊子現代版》，我知道我這個人之前寫的任何東西，都是留不下來的。通過《莊子》，也許若干年後某人寫歷史，寫到一個注釋，說這是引自流沙河《鋸齒嚙痕錄》某一句，就可以了。 　　南都周刊：這兩年你連續出了兩本「說文解字」的書—《流沙河認字》和《文字偵探》。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現「認字」的樂趣的？ 　　流沙河：六十年代初，我當右派第四年。當時我人還在文聯，幹些體力活，還幫忙看一個舊書庫。那個書庫里都是些「四舊」，我一看，都是先秦典籍，乾脆把床也架到書庫里了。從那時起就天天研究，《說文解字》啦，甲骨文、金文以及各種古文字。我一鑽進去就著迷了，偶然發現了某個字的真相—前人的幾十種解釋都搞錯了、我覺得我才是弄對了的時候，就高興得不得了，雖然我還戴著個右派的帽子。我記得有個好心的同志在1963年跟我說：流沙河，你還鑽什麼甲骨文，連漢字馬上都要廢除了，改用拼音！你還是個右派，不要花精力到這裡面去了。 　　但我還是忍不住，像毒癮一樣，每認識一個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訓詁的工作九十年代就開始做。前年開始寫《流沙河認字》，從一二三講起，我希望能講得通俗易懂，結果書出來後我一個朋友跟我說實話，還是太深了，他們辦公室里沒有人看得懂！謝謝他的提醒。所以我在今年寫《文字偵探》時更加註意深入淺出和趣味性，這次我選的詞：男女、國家、人民……這些都是最常見的詞。取名《文字偵探》，因為我以前愛讀偵探小說，二來我覺得認字的過程抽絲剝繭，像偵破一樣，非常有趣，三當然也是騙大家來買書（笑）。 　　這次只講100個字。90%前人已經解釋好了，我只是從幾十種解釋中抽取我認為有道理的，梳理好，用今天的語言講清楚。只有那百分之幾，我認為前人解釋錯了，提出了我的解釋，我覺得我是對的—這是個大海撈針的工作，這樣的字很少，但我已經非常快活了。 　　南都周刊：比如說哪個字呢？ 　　流沙河：比如說君臣的臣字吧。歷來解釋這是一個人弓著腰說話。但我在甲骨文里發現，這個字是一隻眼睛，臣是什麼，臣就是幫君王盯著、看著辦的人呀。當然這是很簡略的說法。 　　我覺得，我的書是能教年輕人愛國的。什麼是愛國？真正的愛國是愛你的土地，愛土地上的人民，愛你的文化，愛你的母語，愛老祖宗留下來的文字。這兩本書香港已經出了，現在台灣也打算出繁體版。 　　南都周刊：當年介紹了那麼多台灣詩，你去過台灣嗎？ 　　流沙河：八十年代輔仁大學曾經邀請我，當時我身體不好，沒有去成。之後也一直沒去成。但我很了解台灣。我沒去過台北故宮，但是裡面有什麼藏品、有些藏品在哪裡……我可能都很清楚。我沒有什麼遺憾了，不一定要去過那些地方，我在書桌前，擁有的也很多了。 　　你看我牆上掛的這幅字：知還。《歸去來兮》里的，鳥倦飛而知還。人要知道自己的來路，知道自己的底線，做力所能及的事，就夠了。你問我人生什麼最重要？我說啊，快樂。生命是偶然。我的同輩人，很多因為各種偶然，把命丟了。我因為各種偶然，把命保住了，我比他們幸運，賺了後面這幾十年。能讀書，鑽研，研究自己喜歡的學問，這些就是我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