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隻海星在乎，我們也在乎：讀《天空的另一半》

一年一度的畢業季來臨，「寧要武大郎，不要穆桂英」這個話題的橫空出世引起了不小的關注，終於有媒體開始系統性地報道男女生在就業時遇到的性別歧視了。由於女性在社會分工上約定俗成地被認定為要多負起照顧家庭、生兒育女的責任，企業在選人的時候自然願意選擇將更多精力放在事業發展上的男性。熱播劇《我們結婚吧》中女主角楊桃過了三十歲還沒結婚，公司為預防她接下來要請婚假、產假，就不再和她續簽合同的情況並不是文藝作品的誇張，而是普遍存在於生活中的現實。

但是，很多人都認為「歧視」這個詞用的過重了，看看網民們對此類新聞的評論就知道了。很多人（絕大部分是男性）認為「在同等條件下優先招男生」的情況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的理由粗看起來有幾分道理，例如「男生可以多做體力活，女生不行」、「男生更適應加班，女生都要忙著談戀愛」、「結婚後的女人對工作的專註程度不如男性」等等。但是細究起來，這些理論也都是建立在刻板印象上的偏見，和「偷井蓋的都是河南人」或是「見到黑人要提防被搶劫」等地域歧視和種族歧視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

然而，作為一名女性，儘管我在就業時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我也只是略微抱怨了幾句，並沒有認為這足以上升到性別平等的層面上來討論。因此，當我看到《天空的另一半》的作者尼可拉斯和雪莉提出：「19世紀，核心的道德挑戰是奴役制度；20世紀，則是對極權主義的抗爭。我們相信在邁入21世紀後，最重要的道德挑戰將會是全球對性別平等的奮力追求。」時，我才恍惚意識到，在成長的過程中，我漸漸地接受了男女差別待遇是社會文化傳統的一部分的觀念，對侵害到自身權益的事件開始視而不見了。

曾幾何時，我是個誓要與班裡最優秀的男生爭個高低的女生，甚至聯合女生和男生們就「男人和女人誰更優秀」這種大而無當的論題展開過激烈的辯論；曾經我對印度火燒新娘和非洲女孩被施行外陰切除的遭遇義憤填膺，幾欲落淚。可是現在的我對這一切都無動於衷了，太多的不公和苦難成了茶餘飯後的談資，在新鮮度消退之後就被拋到了腦後。我認為這是大腦對敏感脆弱的心靈的保護，當你不知道可以做什麼改變現狀的時候，最好的辦法是不要讓自己太在乎。

不過，尼可拉斯和雪莉知道如何喚醒一顆顆業已麻木的心靈，《天空的另一半》不是一本單純地列舉性別不公帶來的慘劇和社會性問題的書，更重要的是它是一本給每一個找借口說自己無能為力的人，指出了道路和方向的書。

作為兩獲普利策新聞獎的《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尼可拉斯和雪莉這對伉儷深諳讀者心理。他們知道，「統計數據會讓人愈看愈麻木，鼓動人們行動起來的反而是個人的故事。」所以在書中除了必要的具有說服力的數字以外，例如：「每四分鐘，一名印度女孩死於性別歧視；每一分鐘，一名孕產婦死亡；每十秒鐘，世界某處有一名女孩被強制切除外陰，而且大多沒有打麻藥。」他們著力記錄的是那些平凡的婦女們的故事。被人販子拐賣到泰國賣給妓院的柬埔寨少女拉思、因為難產造成瘺管導致的大小便失禁和癱瘓的衣索比亞少女瑪哈苞巴、受盡家庭暴力虐待的巴基斯坦婦女扎伊爾瑪... ...她們的遭遇是千百年來遭受性別歧視待遇的女性的縮影，然而，只要有人可以施以援手，給她們受教育的權利和經濟的自主權，這些受地獄之火淬鍊而涅槃的女人們，將比火鳳凰更加自信而耀目。

聖雄甘地說：「與其等待世界改變，不如先改變自己。」作者認為，扭轉性別歧視的最好方法，不是單純地呼籲人們轉變觀念或是捐款就可以的，而是要幫助女性施展才能，進入學校、職場、政府和市場。這不僅僅是一項人權事業，尼可拉斯和雪莉在書中舉例論證，要緩和那些被各種衝突折磨的社會現狀，包括戰爭和恐怖主義、人口壓力和環境問題、貧窮和收入差距等，賦權女性是一種解決之道。一來提升經濟，二來調和男性當道的價值觀。「女人不是難題，而是解決之道；女孩的困境不再是悲劇，而是契機。」

除了提出「賦權女性比單純的正義更重要」的理念，讓更多的人開始關注世界範圍內存在的性別歧視現象之外，尼可拉斯和雪莉夫婦還是積極站在解救婦女脫離困境前線的戰鬥者。儘管他們有的時候暗訪妓院，傾盡積蓄也只能贖買幾個少女，但是他們仍然在堅持不懈地鬥爭著。就像曾經擔任《紐約時報》攝影師的那卡給他們講的寓言那樣：一名男子對著在海灘上不斷忙碌將衝上岸的海星丟回海里的小男孩說：「海灘上有多少海星你知道嗎？你怎麼做都是沒用的！誰在乎你這麼做？」男孩說：「至少對這只是絕對有用的，起碼這隻海星會在乎。」是的，這隻海星在乎，我們也在乎，即使一次只解救一名婦女，也比什麼都不做要強。（來源/刊於6.22《晶報》，《天空的另一半》書評/李小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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