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心在21世紀向何處轉移？
一、世界中心在21世紀向何處轉移？
隨著「金磚國家」概念的出現以及20國集團（G20）峰會的建立，有關世界中心轉移的討論在媒體和學術界逐漸增多。然而，人們對世界中心向何處轉移的看法卻不盡相同。例如，阿根廷學者認為，世界中心是由西方向東方和由北方向南方轉移。中國一些學者則認為，世界經濟中心正在向亞洲轉移。而中國外長楊潔篪在墨西哥回答記者提問時則指出：「目前國際上確實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世界的權力重心正在從西方向東方轉移。我並不認同這一觀點。」筆者認為，人們對世界中心向何處轉移的認識之所以不同，其主要原因在於缺乏明確的有關世界中心的客觀判斷標準。
（一）世界中心的判斷標準
國際政治的地緣中心不是由其自然地理位置所決定的，而是由該地區國家的實力決定的。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H.J.Mackinder）在1919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一書中提出：「誰統治了東歐，誰便控制了『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便控制了『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便控制了世界。」然而，歷史經驗並不支持這一判斷。二戰期間，納粹德國一度控制了東歐，但未能主宰世界，結果是德國分裂成東德和西德兩個國家。冷戰時期，蘇聯控制了東歐，也未能統治世界，最終蘇聯解體為15個國家。冷戰結束後，歐盟東擴吸納了東歐國家，但歐盟不但未能因此而強大，反而導致了歐盟一體化進程停滯不前，致使歐元區面臨解體的危險，甚至出現世界中心從歐洲向其他地區轉移的趨勢。冷戰結束後，北約的東擴使美國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對東歐的控制力，但這並不是美國成為冷戰後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原因。冷戰後世界變成單極格局的直接原因是蘇聯的解體。如果蘇聯不解體，即使東歐國家都加入北約，美國完全控制了東歐，世界的兩極格局也難以轉變成單極格局。
具體說來，一個地區要成為世界中心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首先，該地區必須包括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即有一個或幾個國家應當具備世界級的物質力量（尤其是軍事力量）和文化力量（尤其是思想力量），並成為世界其他國家所模仿的樣板。其次，世界中心還應是國際矛盾最為集中的地區。這種矛盾主要體現在中心國家在本地區及其他地區的爭奪上。從歷史上看，世界中心具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中心國家的戰略爭奪主要是其所在的地區，另一種是中心國家的戰略爭奪從中心擴散到邊緣地區。當戰略爭奪的重心是中心國家所在地區時，該地區的世界中心地位就更加突顯。在上述兩個條件中，是否有世界級影響力國家的存在，是決定一個地區能否成為世界中心的前提。
從19世紀歐洲列強大規模爭奪海外殖民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是公認的世界中心。這一時期，歐洲既是爭奪者們的所在地，也是戰略爭奪地區。隨著殖民主義的不斷發展，歐洲諸大國的戰略爭奪開始向歐洲以外的地區擴散，但歐洲始終是歐洲大國爭奪的主要地區。例如，英法俄等國為爭奪巴爾幹半島而爆發的克里米亞戰爭、希特勒德國在歐洲的擴張等等。正因如此，在二戰結束以前的150年里，歐洲始終是世界中心。非洲一度作為殖民地，是歐洲諸大國爭奪最激烈的地區之一。但由於非洲沒有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大國，因此非洲並沒有成為世界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直到冷戰結束，美國和蘇聯是世界上實力最強大的兩個國家，同時也是國際體系中最主要的兩個戰略競爭者。作為
「兩極」之一的蘇聯位於歐洲，同時這一時期美蘇兩國爭奪的重點也位於歐洲，因此，歐洲仍被認為是冷戰時期的世界中心。1946年，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的演講中說：「從波羅的海的斯德丁到亞得里亞海的的里亞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正是由於美蘇雙方都將戰略競爭的重點放在歐洲，才會在歐洲而不是在世界其他地區形成這幅「鐵幕」。而標誌著東西方兩大陣營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的成員國，除美國和加拿大之外全部集中在歐洲。這正是美蘇兩國在歐洲地區爭奪的直接結果。
（二）「亞太」和「東方」的提法太過籠統
依據上面的分析，當我們判斷世界中心究竟向哪個地區轉移時，必須首先明確該地區是否正在出現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這意味著「世界中心」所指的地區應有明確的地理邊界。
按照這個標準，「亞太」和「東方」這兩個提法都顯然太過模糊不清。「歐洲」這個概念是指一塊地理位置確定和所構成國家明確的大陸。這個地區面積1016萬平方公里，西臨大西洋，北靠北冰洋，南隔地中海和直布羅陀海峽，與非洲大陸相望，東與亞洲大陸相連。歐洲現有45個國家和地區，約有7.39億人，約佔世界總人口的10.5%。相反，「亞太」卻是一個地理範圍無法確定、構成國家不明確的概念。百度百科對「亞太」一詞的解釋是，「有關這一概念的國家與地區劃界目前有幾種不同的理解」。「亞太」這個概念包括了一個海洋 （太平洋）和四個洲（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佔了地球上三分之二的大陸和世界71%的人口。當任何一個「中心」佔到「全部」的三分之二以上時，這個所謂的「中心」與「全部」在性質上已經沒有太大的區別了。
「東方」更是一個地理範圍和構成國家模糊不清的概念。冷戰時期，「東方」是指奉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國家群體，冷戰後則是指東方文化的國家。然而，東方文化國家具體包括哪些國家很難做出精確的界定。狹義的東方文化國家可以界定於東亞，即儒家文化圈，而廣義的東方文化國家可以界定為整個亞洲，從中東到東亞的全部地區，包括了中東、中亞、南亞、東南亞和東北亞。
之所以會出現「世界中心從歐洲向亞太轉移」或者「世界中心由西方向東方轉移」這樣模糊的提法，很可能是由於提出者判斷不出哪個具體的獨立於北美之外的地區能夠成為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地區。這一現象反映出提出者對東亞地區的實力發展前景缺乏信心。
20世紀80年代，當東亞學者提出世界中心向亞太轉移時，在東亞地區還看不到任何一個國家或國際組織在短期內可能具有進行全球戰略競爭的能力。當時，雖然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日本不是一個具有綜合國力的國家，沒有進行全球戰略競爭的能力，不可能對世界政治構成重大影響。與此同時，地處歐洲的蘇聯仍保持了世界超級大國的影響力。東亞學者一方面希望自己所在的地區成為世界中心，另一方面卻無法在東亞地區找到具有世界級影響力前景的國家，因此不得不使用了「亞太」這個外延非常廣的概念，來支持自己的假想。使用「亞太」這個概念的一個好處是可以將美國納入其中，因為畢竟美國的世界級實力和影響力是無人質疑的。然而，在亞太地區只有美國一個超級大國的情況下，我們無論如何都無法作出世界中心從歐洲轉向了亞太的判斷，因為美國一直是亞太國家，其地理位置是個常量，而常量是無法解釋變化的。
（三）當前世界中心轉移主要取決於歐洲和東亞而非美國
美國既可以說是太平洋國家，也可以說是大西洋國家，其地理位置客觀上不會發生改變。因此，只要美國的實力保持在世界級的水平上，它就不可能是導致世界中心轉移的主要原因。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至今，美國一直是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國家，始終是世界中心的一部分。美國作為世界中心一部分的事實不僅在今天得以維持，而且非常可能將繼續維持20年。如果今後20年美國能保持其世界主要戰略競爭者的地位，美國就不應成為我們分析世界中心從歐洲向何處轉移時要考慮的因素。控制了美國這個常量後，我們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真正決定世界中心轉移的因素是歐洲與東亞實力的相對漲落。
受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的影響，當前歐洲和美國都在一定程度地衰落。但歐洲衰落和美國衰落的性質是不同的，因此它們對世界中心轉移的影響也是不同的。在未來10年內，美國的衰落不會改變其超級大國的地位，也就是說，美國的衰落只是程度上的，美國仍將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之一，至少可以保持與東亞相當的世界影響力，因而它仍將是世界中心的組成部分。然而，歐洲的相對衰落則將使其世界影響力小於東亞，東亞從而將取代歐洲成為世界中心的組成部分，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整個歐洲的相對衰落是導致當前世界中心轉移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東亞取代歐洲成為世界中心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歐洲不存在具有成為世界超級大國潛力的國家，而位於東亞的中國，則具有崛起為擁有世界級影響力的超級大國的潛力。總之，當前這次世界中心的轉移是由歐洲和東亞實力對比轉換推動的。
提到「美國的衰落」，我們需要明確，美國不是絕對衰落而是相對衰落，即美國的絕對實力是上升的，但因為中國實力上升的速度超過美國，因此其與中國的實力差距在縮小。美國的衰落至少在未來20年內不會改變其超級大國地位。而美國保持超級大國地位，並不意味著它能保持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也就是說，不排除中國正在接近超級大國的標準。這種新的實力分配趨勢，既保持了美國的世界級戰略競爭地位，同時使得歐洲與東亞的實力消長成為影響世界中心轉移的決定性因素。
（四）東亞成為世界中心須依靠中國崛起
前文已經提到，東亞要成為世界中心，就需要從總體上超過歐洲的實力和影響力，而東亞未來超越歐洲主要須依靠中國的崛起。今後10年，由於日本國內難以進行政治改革，因此日本的實力地位呈現下降趨勢。東亞其他國家的實力基數過小，即使有較快的增長速度，對於提升整個地區的實力地位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與之相比，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相當於歐盟的46%。今後10年，歐洲經濟年均增長率難以超過2%，而中國的經濟增速將有望保持在7.5%。這意味著到10年後，中國一國的經濟規模可達到歐盟27國總和的80%以上，再加上日本、韓國和其他東亞國家，東亞地區的整體經濟規模必然超過歐洲。
20世紀80年代，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的快速增長之所以未能使東亞超越歐洲，除了蘇聯的超級大國作用外，另一個原因是日本不是一個具有綜合實力的國家。中國崛起是建立在綜合實力的基礎上，而日本是建立在單一的經濟實力基礎上。中國綜合國力的特性使美國不得不把中國作為21世紀最主要的防範對象，這意味著美國最大的戰略競爭者從歐洲轉移到了東亞。今後10年，中國將逐漸發展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具有全球戰略影響力的超級大國，換言之，東亞地區將擁有一個真實的能夠進行全球戰略競爭的國家。中國的崛起將使東亞地區對世界的影響力超過歐洲。
筆者在《環球時報》發表了《倫敦奧運暴露中國崛起困境》一文之後，該文在互聯網上遭到了大量批評。許多批評者認為，中國人均GDP排名世界100位之後，並據此對筆者提出的中國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個超級大國的觀點提出質疑。事實上，中國民眾對中國實力地位的認識與國際社會有較大差別。例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Lee Hsien Loong）就曾說：「中國有時可能意識不到自己在別國眼中有多強大，所以我覺得認知上的差異有時意味著，中國與別國不以同樣的視角看待問題，而這可能需要磨合。」這種認識差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學者準確判斷中國在世界中心轉移中的作用，因此多數學者仍然傾向於使用「亞太」一詞而非「東亞」。
中國崛起不僅將使東亞擁有了能影響世界的超級大國，而且將使東亞成為世界主要的戰略競爭地區。如前所述，一個地區成為世界中心的另一個重要條件是，該地區是世界主要大國爭奪的中心地區。隨著美國「重返亞太」（也稱為「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實施，東亞地區正日益成為國際政治的矛盾焦點和大國戰略爭奪的中心。美國戰略轉移的目的是為了保持其在世界中心的影響力和主導地位。在自身實力相對衰落的情況下，為了應對崛起大國的挑戰，美國自然要將其全球戰略重心向世界中心地區收縮。美國將戰略重心從中東向東亞轉移，進一步印證了新的世界中心將是東亞而不是歐洲。
圖：作者認為，東亞在不遠的將來，將成為全世界的核心
如果東亞成為世界中心，美國的「再平衡」戰略就不可避免地將防範中國作為首要任務，其全球戰略必然是把中心地區的戰略競爭作為首要考慮。如果不考慮海洋因素，美國與英國和日本都分別成為鄰國，歐洲和東亞就都處於美國的「家門口」。正是基於這個考慮，美國才總是聲稱自己是東亞國家。從政治地理意義上講，中美就成了都是位於東亞的世界級戰略競爭者，它們的競爭將會在其所在地區展開。這種戰略競爭會比在其他地區的戰略競爭更加激烈。在東亞歷史上，中原王朝與本地區另一個大國的戰略競爭總是非常激烈的，漢朝與匈奴、宋朝和金國、明朝與滿清的戰略競爭都是如此。這意味著，今後10年，中美在東亞的戰略競爭的激烈程度將超越它們在其他地區的戰略競爭。
（五）世界中心轉移的戰略競爭領域次序不同
歷史上，世界中心的轉移基本上是通過戰爭方式完成的，因此，戰略競爭的領域主要集中於軍事領域。蘇聯的解體為21世紀的世界中心轉移創造了條件，但是中國選擇了優先發展經濟的策略，這個策略決定了21世紀的中美戰略競爭始於經濟領域而非軍事領域，但這並不排除戰略競爭從經濟領域向軍事領域的擴散。全球戰略競爭力包括兩個方面，即物質方面和思想兩方面。物質力量體現為經濟力量和軍事實力。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二大經濟體，但軍事實力與美國相比還相差甚遠。雖然中國的國防開支位居世界第二，但實際軍事能力暫時尚不及俄羅斯，因為軍事力量與作戰經驗直接相關。此外，數學衡量的軍事力量大並不必然意味著物理衡量的軍事力量也強。所謂物理衡量是指一國軍事力量有多大的摧毀和防禦能力，而數學衡量則是指軍事資產的貨幣價值。
觀察中國綜合國力的不同要素，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優先發展經濟的崛起戰略，決定了世界中心向東亞轉移進程中的戰略競爭首先體現在經濟領域，而後會進入軍事領域，進入思想領域會更晚一些。世界中心一定是對全世界的思想有巨大影響的地區。這個地區的國家不僅具有世界級的物質力量，還具有世界級的文化力量，特別是思想力量。正因如此，世界中心往往是邊緣地區的國家所模仿的樣板。美國作為世界中心的一部分，其思想對世界影響很大。目前，中國在思想方面對世界的影響力還遠不能與美國相比，不過其影響開始顯現。例如，外國學者已從只關注、研究中國已故者的思想，如老子、孔子、曾國藩、梁啟超、毛澤東、鄧小平等，轉向關注中國現代人的戰略思想。英國學者馬克·萊昂納德（Marl Leonard）於2008年出版了《中國在想什麼？》（What Does China Think?）一書，這是進入21世紀後第一本外國人關注中國當世人戰略思想的著作。該書被譯成17種文字。韓國學者文正仁（Chung-in Moon）於2010年出版了韓文的《中國崛起大戰略———與中國知識精英的深層對話》，也是同一類的著作。當一個國家當世人的思想開始被外部關注時，說明這個國家對世界開始具有了思想影響力。其原因在於，崛起大國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世人的思想，而非已故者的思想。二、世界中心轉移能否導致國際體系轉變？
與世界中心轉移相關的一個學術問題是國際體系的轉變問題。面對21世紀正在發生的世界中心轉移趨勢，有些人據此認為國際體系開始變化了，甚至「有人稱之為500年來的第三次大轉型」。要分析國際體系的類型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需要明確國際體系的構成要素有哪些，進而分析這些要素與體系類型變化之間的關係。具體來說，究竟是任何一個要素變化就會引起體系類型的變化？還是需要其中的某幾個要素同時變化才能引起體系類型變化？然後據此標準，觀察當前國際體系的哪些要素髮生了變化，這樣才能判斷當前國際體系是否發生了類型轉變。
（一）國際體系的轉變標準不明確
在涉及國際關係的著作和文章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許多關於國際體系的名稱，如五服體系、朝貢體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雅爾塔體系、冷戰後體系，等等。巴里·布贊（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爾（Richard Little）在 《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一書中回顧了戴維·辛格（David Singer）、肯尼思·華爾茲 （Kenneth N.waltz）和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等學者對國際體系的不同理解，反映出學界對國際體系概念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和爭議。從2005年起，筆者開始研究古代華夏地區春秋和戰國兩個國際體系的區別，此後更加深刻地體會到，缺乏劃分國際體系類別的共同標準給學術研究造成的嚴重混亂。
一般而言，國際體系由國際行為體、國際格局和國際規範三個要素所構成。然而，這三要素中哪個或哪幾個要素改變可以作為體系類型轉變的標準，學界尚無定論。目前，我們看到的絕大多數關於國際體系演變的文章其實都是在討論國際格局的變化。例如，有人認為冷戰和冷戰後是兩種國際體系。然而，事實上，從冷戰時期到冷戰後時期，國際體系的主要行為體都是主權國家，國際規範仍是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主權規範，只是國際格局由兩極轉變為單極。也就是說，在國際體系的三個構成要素中，只有國際格局這一個要素髮生了改變。
然而，如果認為國際格局改變就意味著國際體系改變，那麼兩者就成了同義反覆。我們不能將國際格局轉變等同於國際體系轉變的根本原因還不僅是語義原因，更主要的是邏輯原因。國際體系由行為體、國際格局和國際規範三要素構成。如果其中任意一個要素的變化都可視為國際體系的類型轉變，那麼我們就不需要「國際體系」這個概念了，只需分別說國際格局變化，國際行為體變化或者國際規範變化即可。如果我們提出體系轉變的假設，就需要從三要素綜合變化的角度來分析國際體系是否發生了類型轉變。
在古代，世界是被分隔成幾個獨立的國際體系的，因此，本文將非全球性的區域國際體系也作為分析的例子。下表是學界經常提及的國際體系及其行為體、格局和規範。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在同一歷史時期，國家行為體的性質並不完全一樣。東亞的華夏地區，周朝王室與諸候國同時存在，如秦國、楚國、魯國、齊國等；在歐洲，神聖羅馬帝國與王國同時存在，如普魯士王國、巴伐利亞王國、薩克森王國、符騰堡王國、巴登大公國、黑森大公國、安哈爾特公國、美因茨選帝侯、不萊梅自由市等；現在美國這種民族國家與沙烏地阿拉伯君主國和梵蒂岡教皇國同時存在。本表只是以主要的國家行為體為準。
「體系」這個概念是指構成要素互動所形成的一個系統，因此，我們需要以國際體系某一構成要素的變化是否會引發其他要素的變化為標準，來判斷國際體系是否發生了類型轉變。國際行為體的類型經歷了「城邦國家→諸侯國→君主國→帝國→民族國家」這樣的演化進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簽訂被認為是民族國家出現的起點，但這個變化僅局限於歐洲，並未擴展到全球範圍。伴隨民族國家的出現，歐洲的國際體系出現了主權規範，即國家擁有獨立的主權。如果我們認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形成是一次歐洲國際體系的轉變，那麼在這次體系轉化中，國際行為體類型和國際規範都發生了質變。然而，自《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之後，歐洲的行為體一直是民族國家，可是學界卻普遍認為歐洲的國際體系發生過從維也納體系向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轉變。
另一個現象是，中世紀的歐洲行為體曾從城邦國家轉變為君主國，學界卻不認為這時期的歐洲國際體系發生了類型轉變。一種情況是行為體類型沒有變化，而國際體系發生了轉變；另一種情況是行為體類型發生了變化而國際體系並未轉變。這似乎意味著，單純的國際行為體類型變化與國際體系轉變之間並無必然聯繫。
國際格局有單極、兩極和多極三種基本形態。如果我們觀察歷史就會發現，有時國際格局的形態變化與國際體系轉變同時發生，但有時國際格局發生了變化而國際體系卻沒有發生轉變。例如，在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向雅爾塔體系的轉變過程中，國際格局由多極轉變為兩極。但是在13世紀的華夏地區，國際格局由南宋對抗金國的兩極格局轉變為元朝大一統的單極格局，但國際體系卻沒有發生變化。這樣的歷史也使人們懷疑，單純的國際格局變化是否能直接帶來國際體系的轉變。
國際規範是學界最常用來判斷國際體系是否發生類型變化的標準。然而，國際規範的變化是否一定會引起國際體系的轉變也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例如，兼并他國是否合法是一個古老的國際規範問題。中國史學界普遍認為，春秋體系與戰國體系的國際規範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春秋時期兼并缺乏合法性，而到了戰國時期兼并具有了合法性。在維也納體系和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內，兼并都具有合法性，而學界卻認為這是兩個不同的體系。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雅爾塔體系和冷戰後體系的規範都禁止兼并他國領土，在國際規範不變的情況下，卻有學者認為冷戰和冷戰後是兩個國際體系。這說明，單純的國際規範變化也不足以作為判斷國際體系轉變的標準。
（二）國際體系轉變需要至少兩個要素變化
以行為體類型和國際規範同時發生變化作為判斷體系轉變的標準，我們可以發現有幾次國際體系轉變符合這一標準。從西周體系向春秋體系的轉變，體系規範從分封轉變為爭霸，同時行為體由天子授權的諸侯國轉變為自主授權的君主國。在歐洲的中世紀時期，羅馬文明不再繼續，歐洲建立了封建體制。後來，歐洲經歷了從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實現了從封建體制向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轉變。在這次國際體系的轉變中，行為體從封建王國轉變為民族國家，而國際規範則從教權至上的規範轉變為國家主權的規範。在這兩個國際體系的轉變過程中，都沒有發生國際格局的形態變化：西周末期與春秋初期沒有發生格局變化，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前後歐洲都是多極格局。以國際格局和國際規範同時發生變化為標準，我們也能找到符合這一標準的國際體系轉變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經歷了一次深刻的全球性國際體系轉變，即由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向雅爾塔體系的轉變。在這次體系轉變的過程中，國際格局從多極格局轉化為美蘇對抗的兩極格局，國際規範從先佔原則和兼并原則轉變為領土主權不受侵犯的原則。在這次國際體系的變化中，民族國家作為主要國際行為體並沒有發生性質變化。
以行為體類型和國際格局同時發生變化為標準，我們也能找到與之相符的國際體系轉變的實例。公元前221年，秦國在華夏地區吞併了其他六個君主國，國家統治者的稱謂由「大王」改為「皇帝」，從而建立了該地區歷史上的第一個帝國。這使得行為體從君主國變為帝國，國際格局從多極轉變為單極。14世紀的穆斯林世界也有過一次類似的國際體系變化。阿拉伯哈里發帝國從8世紀中葉起開始衰落，分裂為眾多的邦國，穆斯林世界成為多極格局。到14世紀下半葉，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崛起，國際行為體從邦國轉變成為帝國（此後穆斯林世界又繼續出現了兩個帝國，即波斯的薩非帝國和印度的莫卧爾帝國），國際格局由多極轉變為單極。上述兩個國際體系的轉變都沒有伴隨國際規範的變化。
這一節所枚舉的例子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我們畢竟沒有窮盡人類歷史上已經發生的全部國際體系的轉變，因此還不能證明只要構成國際體系三要素中的任意兩個要素髮生改變，國際體系就一定會發生類型轉變。不過，僅僅根據上述有限的幾個例子，我們已經可以得到三點啟示。其一，國際體系三要素同時發生變化，國際體系類型必然轉變。其二，國際體系三要素中有兩個要素髮生變化，國際體系轉變的可能性很大。至少以上所舉的例子可以支持這個判斷。至於任意兩個要素改變所能引起體系改變的概率，則需要窮盡國際體系轉變的全部案例才能得出判斷。其三，當只有一個要素髮生變化時，我們則不宜將其稱為國際體系的轉變，因為這會造成把部分等同於整體，把構成要素等同於系統，把程度變化等同於性質變化的誤判。典型的例子是，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的解體只改變了國際格局的形態，即由兩極轉變為單極，而行為體類型和國際規範都沒有發生性質變化。這也是為什麼多數學者將這一時期的國際政治變化稱為「國際格局變化」，而只有很少部分學者將其稱為 「國際體系變化」。2006年就有學者討論了為何冷戰後只是格局變化而不是體系變化。
以兩個構成要素的變化作為判斷體系變化的標準，我們會對維也納體系和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是兩類國際體系的劃分產生疑問。這兩個體系的行為體類型、格局形態和體系規範都無區別。兩者的主要區別是維也納體系是一個歐洲體系，而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是一個全球體系。只是由於歐洲大國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才使得歐洲的國際體系擴展為全球體系，因此，兩者的區別在於體系的地理範圍、具體大國和大國數量，而不是體系的類型。從國際格局角度觀察，這兩個體系的格局形態相同，都是多極格局，只不過是進行了權力再分配，構成「極」的具體國家發生了改變。
一個更具爭論性的體系轉變是，歐洲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反法同盟體系和維也納體系是否可以認為發生了體系轉變。從表１中可以看到，這三個體系的行為體和國際格局都相同，而且國際規範也難說有性質變化。不過有學者認為，歐洲國家在1789-1814年經歷的七次反法同盟的戰爭，這個時期是兩極格局，並且認為國際規範從君主秘密外交原則轉變為普遍和平正義原則。如果這種判斷是合理的，我們可以認為從反法同盟體系到維也納體系出現了體系轉變。
（三）國際規範是否轉變具有決定性意義
21世紀的這次國際中心轉移能否使國際體系發生質變，其關鍵在於國際規範是否改變。顯然，這次世界中心轉移肯定會帶來國際格局的形態變化。人們對於國際格局從美國霸權的單極格局向兩極還是多極轉變還存在不同的看法。認為國際格局向多極轉變的是看好歐盟、印度、巴西、俄羅斯等國的學者。他們認為，20年內這些組織或國家能具備和美國相類似的世界影響力。而認為國際格局向兩極轉變的學者，則認為在未來的10-15年內，除了中國之外，沒有其他國家能縮小與美國的綜合實力差距，而且中美兩國還會同時拉大與其他大國的綜合實力差距。筆者也持這一看法。然而，無論是向多極轉變還是向兩極轉變，學者們在這次世界中心轉移將改變國際格局形態這一點上沒有分歧。
本世紀世界中心轉移很難伴隨著主要國際行為體的類型變化。冷戰結束初期，一些學者曾猜想國際行為體的類型將發生變化，特別是一些歐洲和中國的自由主義學派學者。他們批評中國抱著落後的主權觀念不變，認為以歐盟為代表的國際組織將取代主權國家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行為體。然而，以往20多年的歷史並不支持這種猜想。雖然國際組織的數量從兩萬多個發展到了五萬多個，特別是非政府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但是目前國際體系的最主要行為體仍是主權國家。
在主要國際行為體的類型不變的情況下，21世紀的世界中心轉移能否帶來體系的轉變，關鍵取決於國際規範是否會發生性質變化。本世紀世界中心轉移能否帶來國際規範的質變，這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觀察的問題。我們已知，中國崛起是這次世界中心轉移的核心動力，但是中國崛起能否帶來世界範圍的思想觀念轉變尚不得而知。現行國際規範是以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為基礎的，因此，西方國家難以成為改變現行國際規範的主導力量。目前，中國崛起主要體現在物質力量方面。物質力量的增長可以改變國際格局，改變權力分配結構，但是並不必然改變國際規範。中國對於國際政治思想層面的影響還較小。今後中國能否向世界提供建立新型國際規範的思想觀念，現在還難以做出判斷。
有一個微弱的跡象是，中國政府已經明確提出以中國傳統文化指導自己的大戰略。中國政府2011年發布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將中華文化傳統確立為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的三要素之一。筆者也呼籲中國政府的對外戰略要借鑒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可考慮以王道思想指導中國的崛起戰略，同時以王道思想建設新型國際規範。國內很多學者都認為，中國的崛起要加強軟實力的建設。當然，這些尚不足以說明中國崛起必然會帶來國際規範的性質變化。
觀察國際關係史我們會發現，在國際體系三要素中，國際格局的變化速度相對較快。在過去的500年里，國際格局的形態發生了許多次變化，國際規範的性質變化了3-4次，而國際行為體的性質只變化了一次。這一現象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國際體系的變化速度要比國際格局的變化速度慢。歷史上，國際格局在百年之內發生兩次形態變化是常見的現象，但國際體系在百年之內變化兩次的似乎還沒有。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體系只在1945年發生過一次轉變，至今只不過67年。這意味著，距下一次國際體系轉變的時間還較長。鑒於此，筆者以為，至少目前來講，用「國際格局變化」來描述21世紀的世界中心轉移，比用「國際體系變化」來描述更為接近迄今的客觀世界。
三、中國如何應對世界中心轉移？
中國崛起是21世紀世界中心轉移的核心動力，然而這個轉移過程也給中國的崛起帶來巨大的體系壓力和不確定性。崛起困境的原理是，崛起國崛起速度越快，國際體系的反彈壓力也越大。西方學界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已經從擔心中國的物質力量增長向擔心中華文明挑戰西方文明主導地位的方向發展，許多西方學者已開始研究這個問題。中國如何克服體系壓力並實現最終的崛起，這既是一個策略問題也是一個理論問題。
（一）中國需要關注自身實力地位與政策的一致性
在21世紀世界中心轉移的過程中，中國是個崛起國，而且現在已經被國際社會認為是世界第二大國。中國目前堅持發展中國家的身份，這種做法符合「韜光養晦」政策的原則，但也使中國面臨著不斷上升的「中國責任論」壓力。這一壓力不僅來自發達國家———他們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經濟責任，而且也來自發展中國家。一些發展中國家不僅希望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經濟責任，而且希望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安全責任，希望中國能為它們提供安全保障。中國的世界第二大國的地位和發展中國家的身份，這兩者之間形成了矛盾；做負責任大國的政策目標與「不當頭」的原則形成矛盾；不干涉他國內政與主張國際正義形成矛盾。解決這些矛盾，將有利於中國國際影響力的進一步提高，也有助於國際格局向有利於中國崛起的方向變化。
（二）中國需要關注戰略關係在國際格局轉變中的作用
國際格局由大國實力對比和大國戰略關係兩個構成要素決定。目前，大國實力對比是有利於中國崛起的，但是大國戰略關係卻對中國崛起不利。美國雖然處於物質實力增長緩慢的狀況，但美國仍是世界上擁有最多盟友的國家（至少有50個以上的盟友）。相比之下，中國由於採取不結盟政策，因此沒有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盟友。缺乏盟友已經成為中國改善與周邊國家關係時所面臨的不利條件。奧馬巴政府執政後，採取了「巧實力」外交，即擴大統一戰線的策略，這使美國的大國戰略合作關係得到了鞏固和加強。在此情況下，如果中國能調整其不結盟政策，可以有效地增加戰略合作者的數量，從而有助於國際格局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更快地轉變。相反，如果中國的戰略友好關係得不到有效改善，國際格局的轉變就會相對緩慢。
（三）中國需要關注建立新的國際規範
自由主義在當前國際體系中居絕對主導地位，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沒有促進新型國際規範形成的空間。如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中國提出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規範，這種建議得到了相當一些國家的支持。國際規範的質變需要以思想觀念的重大轉變為基礎。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和民主，這是現行國際規範的最主要的思想基礎。然而，這種思想並非沒有超越的空間。在中國「禮、仁、義」的傳統思想基礎上，中國可以提出以公平、文明和道義為原則的新型國際規範。當然，如果我們要向世界推廣一種新型的價值觀，首先需要在國內進行自我實踐。一種本國不實踐的社會規範是難以推向國際社會的。筆者以為，只有中國崛起帶來國際格局和國際規範兩方面的改變，才可能促成國際體系的轉變。
世界中心轉移與國際體系轉變的問題，會隨著中國崛起的加速而引起學界的更多關注。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將有助於推動國際關係體系理論的發展。中國學者在這方面有自己獨特的優勢，充分利用自身的優勢，是有可能發展出新的體系理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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