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宦官群體：中國歷史上最畸形的政治集團
但是，宦官的發展，是不以朱元璋的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宦官是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產物，只要封建專制主義存在，皇帝繼續搞個人獨裁的寡頭政治，遲早會走上重用宦官、使刑餘之人干政的道路，當然，這是重蹈覆轍的回頭路。朱元璋正是這樣，特別是當他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制後，成為空前——當然不是絕後——的封建專制獨裁者，對功臣宿將、包括自己的親侄子與外甥都心懷疑忌，必欲一網打盡、斬盡殺絕而後快。這樣以朝夕與共的宦官作為心腹，則顯然是意料中事。如果說，洪武初年，朱元璋對宦官嚴加防範，宦官主要服務於宮廷生活，其活動很難越出森嚴的宮牆之外，那麼，在朱元璋執政的中後期，特別是在他的晚年，宦官就又重新走上政治舞台，扮演著各類干預國家大事的角色了。如：洪武八年(1375)五月，朱元璋派宦官趙成往河州市馬。朱元璋知道「西番」向來產馬，曾派人去買，但因使用的貨幣不同，買到的馬很少。這次，他讓趙成帶了很多羅綺綾帛及四川的茶葉去換馬，並命令河州守將對番人善加撫慰，「以通互市」，買到的馬逐漸多起來［16］。洪武十年(1377)三月，戶部奏請派宦官、國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到「天下稅課司局征商不如額者一百七十八處」，加以核實，確立定額，朱元璋「從之」［17］。這是宦官參與稅務的明證。洪武十六年(1383)九月，奉旨去琉球買馬的宦官梁珉返京，共買馬983匹［18］。洪武二十五年(1392)二月，朱元璋派尚膳太監而聶、司禮太監慶童齎敕到陝西、河州等衛，向所屬番族宣諭，命令他們賣馬，給以茶葉。結果，這次得馬10340餘匹，交換出去的茶葉達30餘萬斤。這些馬後來被分配給河南、山西、陝西衛所的騎士［19］。這些都清楚地表明，早在洪武中，宦官便已被委以重任，如到邊疆從事對明代國防至關緊要的茶馬貿易。
不僅如此，宦官還不斷被朱元璋派為特使，參與國內、國外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動。如：洪武十二年(1379)三月，朱元璋派宦官陳景及校尉，向靖江王朱守謙宣讀諭旨，告誡他乃父朱文正當年在江西「恣意放縱，視人如草木，作孽無休。其不仁者甚，奪人之妻，殺人之夫，滅人之子，害人之父，強取人財。事覺，教之不聽。未幾，謀奔敵國，又覺，而方囚之，然後而歿」［20］，要他「再休與一個小人閑戲」，致蹈乃父覆轍，併當場逮捕了朱守謙身邊一些為非作歹的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發生藍玉謀反大案，三月，朱元璋派宦官而聶與駙馬梅殷去山西，傳旨晉王朱：「說與王，把那三個侯砍碎了，家人、火者、成丁男子都砍了。家財頭口與王府。婦女，王府差內使起解。欽此。」［21］由此可見，宦官已經參與了多麼重大的政治機密！至於讓宦官飄洋過海，奉使外國，成了外交上的要人，更是屢見不鮮。如：早在洪武二年(1369)四月，即派宦官送高麗流寓之人歸國；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派宦官陳能至安南國弔祭國王陳之喪；洪武十六年(1383)正月，派宦官梁民等人至琉球國，賜給中山王察度鍍金銀印；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二月，派宦官趙達、朱福等使暹羅斛國，祭奠已故國王，並賜給新登大寶的國王文綺四匹，以示祝賀。如此等等，都明確記載於《明太祖實錄》中，是毋庸置疑的事實。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在宦官問題上，打破朱元璋種種禁令的不是別人，正是朱元璋自己。惟其如此，洪武時期宦官的人數，在不斷地明顯增多。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一次便「增設內使三百六十人」［22］，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竟向高麗國要閹人達二百名之多［23］，安南國也不斷向朱元璋進貢閹人，每次動輒幾十人，總數雖無確切數字可查，但為數肯定相當可觀。朱元璋還曾親筆諭安南國王，指出他不允許安南進貢的閹宦回國，是錯誤的，提出「今後凡有省親懷舊欲歸者」，應當允許他們回安南［24］。也正因為宦官人數日益增多，需要加強管理，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才特地更定內官諸監庫局品職，設下九監、二庫、六局，即：內官監、神宮監、尚寶監、尚衣監、尚膳監、司設監、司禮監、御馬監、直殿監；內承運庫、司鑰庫；巾帽局、針工局、織染局、顏料局、司苑局、司牧局，另設宮門承製等官。這就為後來管理宦官的龐大機構二十四衙門——十二監、四司、八局，奠定了基礎。
明成祖朱棣時，宦官愈益受到重用，權勢越來越大。洪武時期的宦官雖已干政，但尚未專權，而永樂時期，宦官的地位越來越高，逐步開始專權。
這是有深刻的歷史背景的。朱棣起兵從親侄兒建文帝手中奪權，按當時的標準是犯上作亂，屬於謀逆性質，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竊取朝廷的種種機密，當時建文帝身邊的一些宦官，恰恰充當了朱棣的走卒。這就是史料所載的朱棣起兵，「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為耳目」［25］，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兒等，在「靖難」之役中，更是出生入死，在戰場上立過大功，成了朱棣的開國功臣。因此，朱棣當上皇帝後，對宦官的態度比起乃父朱元璋，不但繼承衣缽，更加「多所委任」［26］。首先，在名稱上讓宦官高升一步，使他們頓時抖了起來。原來，歷史上宦官的職務，秦有中車府令，漢唐時沿襲不變，至於中謁者、中常侍、中尉之類，都是以中字名宦官，而明代洪武初年，只以監正、監副、監丞名門正、門副之類，永樂初年，「始改監正曰太監」。這就是說，宦官由「中」字一躍而躋身為「太」字輩了。明朝人對此事曾有評論說：「夫天子之親，乃以太稱。今中人之職亦曰太，其視漢、唐、宋止以中名者卻盛矣！」［27］永樂三年(1405)，太監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下西洋；永樂八年(1410)，都督譚青營內又派有內官王安等人，從而開始了宦官監軍；又命宦官馬靖鎮守甘肅，從而為宦官分鎮地方開了先例；更嚴重的是，永樂十八年(1420)，置東廠，令宦官刺探臣民隱事，這就為宦官的特務活動開了方便之門。永樂年間宦官插手經濟領域的影響力，更是洪武時期所不能比擬的。洪武年間，在蘇州天心橋東建織造局，著地方官督造。而到永樂時，督造者便由宦官充任，蕭月、阮禮都擔任過蘇、杭織造，從此「祖制始變。嗣後歲以為常，末造禍更烈」，本來那種織造歸地方官管理，「民不擾也」［28］的局面，一去不復返。永樂時，宦官還至西北地區索買駝，「且令專業者給官料織造五十匹，自後歲以為常」［29］，加重了百姓的負擔。永樂元年(1403)，「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30］。這樣，宦官便掌握了市舶大權。宦官手中的權力既已越來越大，橫行不法便接踵而至。假傳聖旨，屢有發生。如：永樂五年(1407)，內使李進在山西以采天花為名，「詐傳詔旨，偽作勘合……假公營私，大為軍民害」，致使朱棣派御史往山西鞫問李進［31］。永樂二十二年(1424)十月，內官馬騏偽傳旨諭翰林院出敕，再次往交趾閘辦金銀珠香。朱棣得知後，怒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生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人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32］有個大宦官到蘇州織染局上任，下車伊始，便借故製造冤獄，致使多名無辜百姓在囚室活活餓死［33］。
宣德年間，皇帝不斷派出宦官到各地採辦，如蘇州一處就經常有五六個宦官坐鎮，其中羅太監呆的時間更長，「或織造，或采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艾」［34］。有的太監，備受恩寵。如司禮監太監金英、范弘，均在宣德七年(1432)被賜以免死詔。給范弘的詔書中，有謂：「免爾死罪於將來，著朕至意於久遠。」［35］御用監太監王瑾，宣德四年(1429)時，明宣宗朱瞻基曾挖空心思，用迴文詩體，做了一首題曰《偶成》的詩送給他［36］。其後，又賜給他銀記四塊，上面刻的字是「忠肝義膽」、「金貂貴客」、「忠誠自勵」、「心跡雙清」［37］。當然，比較而言，朱瞻基在明朝皇帝中，頭腦還算是清醒的，宣德四年(1429)十二月，他下令召還採辦中官。這是因為山東泰安州稅課局大使郝智上疏，揭發京師派出的宦官采天麻、野味，「民被虐害，兼妨農務」，朱瞻基遂下令「悉召還治之，自今更不許輒遣人」。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朱瞻基還下令處死指使內使阮巨隊等在廣東「以採辦為名，虐取軍民財物」的內官袁琦，用的是凌遲這一極刑；次年正月，他還敕諭南京、應天等府，今後「凡出差內官內使，其寄附贓物在官員人等之家，許令出首歸官，與免本罪。若隱匿不首，事發，與犯人罪同」［38］。因此，宣德時期，宦官雖受寵，但還不敢太放肆，故未形成專權的局面。
這是明初宦官的大致情形。到了明中葉，也就是從成化至萬曆時期，宦官的情況比起明初來，就大不相同了：把持國柄，專權誤國，橫行無忌，已是愈演愈烈。
英宗朱祁鎮登上九五之尊時，才是個年僅九歲的娃娃。太皇太后張氏委託著名的三楊——內閣大學士楊榮、楊溥、楊士奇輔政。三老德高望重，大權在握，宦官畏懼，尚不敢張牙舞爪。但隨著張氏、楊榮先後去世，楊溥、楊士奇年老勢孤，英宗年少無知，荒嬉無度，不理朝政，司禮太監王振便逐漸大權獨攬。這是明朝皇權轉換到宦官手中的開始。憲宗成化年間，宦官汪直也是勢焰熏天。到了武宗正德時，宦官劉瑾的專權又超過了王振、汪直，大肆亂政，對明王朝造成嚴重的禍害。
明末，更產生了魏忠賢這個中國歷史上罕見的、被稱為「九千九百歲」的大宦官。由於他的把持國柄，倒行逆施，加劇了各種社會矛盾，實際上已給明王朝敲起了喪鐘。
明朝宦官這支隊伍，在洪武時期還只數百人，到了明末竟發展成尾大不掉的數萬之眾。明憲宗朱見深時，右副都御史彭韶在奏疏中說，「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可見成化年間，宦官已達萬人。在孝宗朱樘、武宗朱厚照時，不斷有人在奏疏中憂心忡忡地指出，「內府二十四監局及在外管事者並有常員。近年諸監局僉書者多至百數十人」［39］。神宗朱翊鈞時，僅萬曆元年(1573)到萬曆六年(1578)的六年間，兩次新增加的宦官便有六千多人［40］。到崇禎皇帝朱由檢亡國之際，史載「中七萬人皆喧嘩走」［41］。有首詩更記此事說，「授兵十萬上譙樓，可是文皇靖難收。只費杜勛三四語，盡從濠內一時投。」［42］這裡所說的「授兵十萬」，指的是十萬凈軍，也就是由宦官組成的武裝隊伍。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根據他向明朝老太監了解到的情況，說明朝「宮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43］。說明末宦官有十萬之眾，這個數字難免有誇大之嫌，但說有數萬人——譬如說三五萬人，應當是確實可信的。
宦官既有如此之多，管理宦官的機構，便必然疊床架屋，十分龐大。僅從宦官二十四衙門的情況看來，就夠使人眼花繚亂了。所謂二十四衙門，是指十二監、四司、八局的總稱。十二監是：
司禮監：設提督太監一員，掌印太監一員，秉筆太監、隨堂太監八九員或四五員。負責掌理內外奏章，照閣票批朱等。監督、管理皇城內的出籍、內書堂、儀禮、刑法、關防門禁。
內官監：設掌印太監一員，掌管國家營造宮室、陵墓，及經辦妝奩器用等事。
御用監：設掌印太監一員、里外監把總二員。負責造辦皇帝所用之物。
司設監：設掌印太監一員。掌管儀仗隊等。
御馬監：設掌印太監一員、監督太監一員、提督太監一員。掌管御廄等事。
神宮監：設掌印太監—員。負責太廟各廟洒掃及管理香、燈等事。
尚膳監：設掌印太監一員、提督光祿太監一員、總理太監一員。掌管御膳及宮內食用等事。
尚寶監：設掌印太監一員。掌管寶璽、敕符、將軍印信。
印綬監：設掌印太監一員。掌管古今通集庫，以及鐵券、誥敕、貼黃、印信、勘合、符驗、信符等事。
直殿監：設掌印太監一員。負責各殿及廊廡的打掃。
尚衣監：設掌印太監一員。掌管皇帝的衣帽鞋襪。
都知監：設掌印太監一員。本來負責各監行移、關知、勘合等事，後來專門跟隨皇帝大駕，負責開路清道，禁止他人通行。四司是：
惜薪司：設掌印太監一員。掌管薪、炭。
鐘鼓司：設掌印太監一員。負責皇帝上朝時鳴鐘擊鼓，以及演出內樂、傳奇、過錦、打稻等雜戲。
寶鈔司：設掌印太監一員。掌管粗細草紙。
混堂司：管理浴室。
八局是：
兵仗局：設掌印太監一員、提督軍器庫太監一員。負責製造軍器，火藥司屬於此局。
銀作局：設掌印太監一員。負責打造金銀器飾。
浣衣局：設掌印太監一員。凡宮人年老及有罪退廢者，均發往此局居住，直至老死，以防泄漏宮中之事。該局設在皇城外，德勝門以西。
巾帽局：設掌印太監一員。掌管宮中內使帽、靴；駙馬冠、靴，以及藩王之國諸旗尉帽、靴。
針工局：設掌印太監一員。負責製作宮中衣服。
內織染局：設掌印太監一員。掌管染造御用及宮內應用緞匹。
酒醋面局：設掌印太監一員。掌管宮內食用酒、醋、糖、醬、面、豆等物。
司苑局：設掌印太監一員。掌管蔬菜瓜果［44］。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二十四衙門外，宦官還掌管了內府供用庫、司鑰庫、承運庫、廣盈庫、廣惠庫、廣積庫、贓罰庫，以及甲、乙、丙、丁、戊字等十庫，和一些房、作、廠。明成祖永樂十八年(1420)，更設立東廠，憲宗成化十二年(1476)又設立西廠，大約武宗正德三年(1508)，復設立內行廠，負責對臣民偵察、監視、逮捕、刑獄。不僅如此，還設立了提督京營太監，並派出宦官在南京天壽山、湖廣、承天府、鳳陽擔任守備；負責南京、蘇州、杭州三地的織造；擔任各省要地的鎮守；管理廣東、福建、浙江三地市舶司；監督各地倉、場，同時，還不斷派出宦官去監軍，擔任採辦、糧稅、礦稅、關隘等特使。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有明一代，特別是自明朝中葉以後，宦官自成體系，儼然中央政府中的政府，把手伸向四面八方，像螞蟻一樣爬滿從中央王朝到地方重要權力機構的大小山頭。
宦官的蔓延、橫行，給明王朝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帶來嚴重影響。
政治上： 強化了封建專制主義，導致各種社會矛盾日趨劇化。
東、西廠完全是個特務機關，直接受皇帝指揮，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任何人都處在它的偵察之中。憲宗成化年間宦官頭子汪直執掌西廠時，派出的特務在偵察時，「煩密苛細，民間斗罵，縱犬爭雞，並痛捶直。」如果誰犯了這些根本算不上是罪過的所謂罪過，就要「封閉其家，或夜搜之」，連妻室兒女都被剝光衣服，毒打一頓［45］。天啟年間，楊漣在劾魏忠賢二十四條大罪時，第二十條罪狀是：「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姦細，緝非常，非擾乎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傅繼教為之投匭打網，片語違歡，則駕帖立下。」［46］東廠擾民，於此亦可見一斑。對於宦官的橫行不法，百姓如果稍有不滿，議論一下，便會大禍臨頭，甚至慘遭殺害。魏忠賢當政時，「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甚至剝皮、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47］。有一次，有四個人夜飲密室，其中一人吃飽老酒後，大罵魏忠賢，其他三人嚇得都不敢出聲。還沒罵完，番子——即東廠及錦衣衛派出的特務，便突然出現，將四人逮捕，交給魏忠賢，罵魏忠賢的人馬上被剝皮、碎割，其餘三人嚇得「魄喪不敢動」［48］。真是特務多如牛毛，偵察無所不到。據當時人記載，魏忠賢派出的心腹、爪牙「遍布寰宇，充塞京師」。京中各衙門的皂吏衙役，唱戲、賣小曲的、廚師、裁縫、篦頭、修腳師傅等等，都受到魏忠賢的重賞而充當耳目，所以很秘密的一些事，如寫一份狀詞、一封書信及小範圍的密談，往往都被密報給魏忠賢，有誰要是觸犯了魏忠賢的忌諱，立刻就會被處死，連屍體都找不到。這種高壓政策造成的恐怖氣氛，弄得人人自危，「無論民間重足側目，而士大夫無一夕敢舒眉歡宴，坐談間無一語敢稍及時事」。即使住在很偏僻地方的人，也感到無名的恐懼，讓人窒息，如「針刺在體，卧不貼席」，直到魏忠賢伏誅後，仍「思之，令人毛骨猶竦」［49］！凡此種種，都表明宦官的逞凶肆虐，使明代封建專制主義的枷鎖更緊地套在人民的身上，加劇了封建統治者與人民的矛盾。
宦官專權，同時也激化了統治階級內部的明爭暗鬥，閹黨、東林黨之爭，沸沸揚揚，直至明亡。東林書院石牌坊閹黨與東林黨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不同政治派別的鬥爭。但是，以江南著名知識分子顧憲成、高攀龍等為代表的東林黨，其中有不少人是當時的有識之士，他們從鞏固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出發，憂國憂民，主張調整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關係，整飭吏治，堅決抵禦後金的侵擾，畢竟要比閹黨好得多。儘管東林黨中也頗有依附草木的小人，他們的門戶之見也是很深的。魏忠賢秉政後，兩黨之爭幾乎達到白熱化的程度。一大批在天啟初年「廢斥殆盡」的官僚政客，重新聚集到魏忠賢的名下，企圖捲土重來。當御史李應升、給事中霍守典等人上疏抨擊魏忠賢后，特別是副都御史楊漣揭發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後，「忠賢憤甚，欲盡殺異己者」。閹黨崔呈秀、王紹徽、阮大鋮等炮製《天鑒錄》、《同志錄》、《點將錄》等，將東林人士悉數列入，獻給魏忠賢，讓他按圖索驥，把東林黨人統統打下去。結果，朝臣中的東林人士罷斥一空，「正人去國，紛紛若振槁」，不少人更慘遭殺害。這樣一來，「忠賢之黨遍津要矣」。閹黨對東林黨人打擊、構陷的手段，是十分殘酷的。被時人稱為「六君子」的楊漣、左光斗、顧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被誣以受熊廷弼賄賂的罪名，入獄後勒令追贓，「遂五日一比，慘酷更甚。比時累累跪階前，訶詬百出，裸體辱之，弛則受拶，弛拶則受夾，弛拶與夾則仍戴鐐以受棍，創痛未復，不再宿復加榜掠。後訊時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卧堂下，見者無不切齒流涕。」楊漣在獄中死得更慘，「自下獄，體無完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僅以血濺衣裹置棺中。」楊漣、魏大中、左光斗的屍體從詔獄後的小門中運出時，已腐爛不堪，「臭遍街衢，屍蟲沾高攀龍題詩扇面沾墮地」［50］，真是慘絕人寰。當然，東林黨人是不會就此灰飛煙滅的。作為一派政治力量的代表，自然有它的社會基礎。天啟皇帝一死，崇禎皇帝上台，東林黨的潛在力量又活躍起來，極力想如法炮製，把閹黨及與閹黨有關係的人，統統一網打盡。兩派政治力量繼續較量著，一直鬧到明朝滅亡，在南明弘光小朝廷仍流波不息，重開內戰。梁啟超曾經慨乎言之：當他們「吵得烏煙瘴氣的時候，張獻忠、李自成已經把殺人刀磨得飛快，準備著把千千萬萬人砍頭破肚；滿洲人已經把許多降將收了過去，準備著看風頭撿便宜貨入主中原，結果幾十年門戶黨派之爭，鬧到明朝亡了一齊拉倒」［51］。這裡，雖然梁啟超對明末農民軍是敵視、醜化的，但對兩黨相爭的後果，卻敘述得頗為形象。
經濟上： 橫徵暴斂，使社會經濟遭受嚴重摧殘。
宦官管理皇莊，假託威勢，逼勒小民，致使很多百姓「盪家鬻產，兒女怨聲動地，逃移滿路」，「民心傷痛入骨」；侵奪民田：僅谷大用一人即占民田萬餘頃，劉瑾修理莊田，不僅侵佔不少公、私土地，還毀掉官民房屋3900餘間，挖掉民間墳墓2700多座。
遍設稅監，大肆搜刮：如京師九門的稅務都由宦官把持，每門坐鎮宦官多達十餘人，輪收錢鈔，競為削，行旅苦之。
提督市舶司，控制海外貿易，貪污中飽：如憲宗成化初年，寧波市舶司宦官福住，極為「貪恣」；爾後在廣東的宦官韋眷，在市舶司任內更是「聚珍寶甚富」。
奏討鹽利，甚至販賣私鹽，使鹽法大壞：如成化十九年(1483)，宦官梁芳「侵盜庫金以數十萬計，不足則給以鹽……前後請兩淮存積余鹽不下數十萬引……商引壅不行，邊儲日匱」［52］。
勒索貢品，民不聊生：如武宗正德初年，浙江鎮守太監王堂、提督市舶司太監崔瑤等人，對富陽縣的茶葉、鰣魚二種貢品，百般勒索，「採取時民不勝其勞擾」［53］。
派至各地的礦監的瘋狂掠奪，對社會經濟更是罕見的浩劫。大規模派遣礦監，始於神宗萬曆二十四年(1596)，「天下在在有之」。派宦官負責某些礦的開採，明成祖朱棣時已經開始。如太監王彥主持開黑山金礦，拉了六千人，開了三個月，「止得金八兩」，後來憲宗成化年間，開湖廣金場，武陵等十二縣共二十一場，歲役夫五十五萬，死了無數人，「得金僅三十五兩」［54］。這不過是宦官藉開礦為名，營私舞弊，勞民傷財而已。明神宗朱翊鈞更是個貪財好貨、嗜錢如命的皇帝。戶科給事中田大益曾忍無可忍地批評他：「以金錢珠玉為命脈。」［55］他派出的礦監遍及天下。其實，「求礦不必穴」，有些地方根本無礦，而宦官「務為劫奪以應上(皇帝)……民間丘隴阡陌皆礦也」；何以故？萬曆二十六年(1598)吏部尚書李戴一針見血地說過：「奸人……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至於趁機拆毀民房，搶劫家財，挖掘墳墓，掠取葬物，更是史不絕書。但是，礦稅掠奪所得，是否都到朱翊鈞的私囊中去了呢？並非如此。僅萬曆二十五年(1597)到三十三年(1605)的九年間，宦官報上來的顯然大大縮小了的礦稅銀近三百萬兩，而「群小藉勢誅索，不啻倍蓰」，「大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十一」［56］，「私充囊橐，十得*」［57］。宦官們的腰包，簡直要撐破了！社會經濟日益凋敝，階級矛盾也就更趨激化。礦使以及稅監在天下橫行的結果，是到處「鼎沸同煎，無一片安樂之地。貧富盡傾，農桑交困」，「三家之村，雞犬悉盡，五都之市，絲粟皆空」。仇恨的種子在人民的心中發芽，反抗的烈火不斷在各地燃燒。
軍事上： 宦官監軍，加速了軍隊的腐化，邊防大為削弱，動搖了明王朝的統治。宦官監軍，始於何時？史籍上記載不一，有待深入研究。但早在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就曾經派宦官趙成赴軍中監視、偵察。朱棣當了皇帝後，更派了宦官王安、王彥之等人監軍。到了英宗正統年間，宦官任監軍的名義，正式出現。史載正統二年(1437)，甘肅駐軍在*阿台朵兒只伯時，即派出太監王貴監軍。此後，每次軍事行動，都派出宦官監軍。正統初年，宦官吳誠、曹吉祥、劉永誠等還直接統帥軍隊。不難想見，讓那些不學無術、對軍事一竅不通的傢伙率領軍隊，不打敗仗，那才是不可思議。英宗朱祁鎮讓司禮太監王振統軍，*也先，造成當時震驚中外的「土木之變」，便是典型。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十六日，朱祁鎮在王振慫恿下，決定「親征」也先(亦稱乜先，瓦剌部，這時他已在實際上統治蒙古各部)，「命下，二日即行」，倉促率領五十萬大軍迎戰，數戰皆敗，八月十五日退至土木堡， 「也先人馬四圍，大戰，大軍倒戈，自相蹂踐。虜寇大肆殺戮，邀留上駕」［58］。所謂「邀留」，是為尊者諱的說法。實際上，朱祁鎮當了俘虜。隨行的數百名文武官員，有的被殺，有的成了階下囚。五十萬大軍土崩瓦解。宦官監軍，直至明末。侯方域曾寫詩一首，對崇禎時期宦官的監軍，作了委婉的嘲諷：「軫念蒼生甚，恭承禁旅遙。貂親節制，號令出雲霄。敢謂明威遠，或傳將士驕。數曾城上見，未可達王朝。」［59］《明史·職官志》序說：「初領五軍都督府者，皆元勛宿將，軍制肅然。」「既而內監添置益多，邊塞皆有巡視，四方大征伐皆有監軍，而疆事遂致大壞，明祚不可支矣。」這種看法是符合實際的。即以崇禎朝而論，京畿衛戍之權、監督軍隊之權， 統統交付宦官。結果，這批宦官「挾勢恣肆」，掣肘將領，侵蝕軍餉，避敵殃民，謊報軍情，冒功請賞……無所不用其極。更荒謬的是，天啟時魏忠賢「選京師凈身者四萬人，號曰凈軍」［60］。崇禎末年，更大為發展，讓他們守城。最後，李自成進京時一聲炮響，這支龐大的不男不女的特種武裝，立即作鳥獸散。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史上的一幕滑稽劇！
明朝的宦官，為什麼這樣猖獗？答案只能從明朝高度發展的極端專制主義的君權中去尋找。
明太祖朱元璋採取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在君主專制時代，特別是在封建社會後期的明清時期，所謂集權於中央，實際上不過是集天下大權於皇帝一人，由他高踞於封建等級制金字塔的頂端而已。出身貧苦，在元末農民戰爭的刀叢、血泊中滾過來的朱元璋，在剛登大寶時，鑒於元朝亡天下的教訓，還能注意「人安為寶」，派人晨昏「畫角吹難」，提醒臣民「為君難，為臣又難」，「創業難，守成又難」［61］，甚至還微服私訪，體察民情。但是，等到天下坐穩，特別是在各地小股農民起義均被*、宰相制度被廢除、功臣宿將幾乎全部被翦除後，便深居簡出，重溫歷代君主千年帝業的酣夢。不難想像，在朱元璋心目中，連徐達、李文忠、劉基、朱升等等一大批曾經跟他一起赴湯蹈火的元勛尚不可信，還有什麼人值得信賴？久而久之，便必然形成這種局面：誰跟他接近最多，便最受信任。享有這個「得帝獨厚」機會的，當然只有宦官。因此，儘管在開國之初，朱元璋三令五申，不得重用宦官，但頭一個做不到的，正是他自己。從這樣一件事上，我們不難窺知其中消息：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喜歡結交儒生，禮賢下士，家中有不少門客。有一天，文忠對朱元璋說：「內臣太多，宜稍裁省。」元璋聽了大怒，說：「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門客教之。」遂把文忠門客都殺了，「文忠驚悸，得疾暴卒。」(按：李文忠非「得疾暴卒」，乃為朱元璋毒死。見潘檉章：《國史考異》卷二)此時此地，朱元璋已把宦官作為自己不可缺少的「羽翼」，宦官的地位，也就可見一斑。此例一開，在朱元璋的兒孫們看來，重用宦官，當然就是信乎有證，不悖祖訓了。
明代皇權大肆膨脹的另一個結果，是皇帝被進一步神化，所謂「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君王。太平氣象家家樂，都是皇恩不可量」［62］。差不多至遲從晚明開始，以神化皇帝、崇尚君權為核心的「天地君親師」的神牌，在千家萬戶供奉起來［63］。皇帝被神化，只能導致君臣隔閡，到憲宗、孝宗時，皇帝與大臣「竟以面對為可怪，一逢召對，遂有手足茫茫之感」［64］。最典型的例子是，憲宗成化七年(1471)，有次召見時，群臣「皆同聲呼萬歲，叩頭」［65］而已。明中葉後，某些大臣陛見時，簡直如坐針氈，如履薄冰。神宗皇帝有次召見方德清、吳崇仁二相，商議張差闖宮的案件，方德清只知連連叩頭，吳崇仁「則口噤不復出聲，及上怒，……崇仁驚怖」，竟然嚇得昏死過去，「乃至便液並下」，「如一土偶，數日而視聽始復」［66］。這種極不正常的政治局面，遂使皇帝將宦官倚為心腹，為閹人專權，打開方便之門。
歷代封建王朝，都逃不出這條規律：隨著政治局面的穩定，生產力的發展，物質財富的增多，作為全國地主階級總頭子的皇帝，消費欲越來越大。因此，幾乎每一個王朝中葉的帝王，無不以比起乃祖乃兄不知要大多少倍的胃口，肆意追求消費，吮吸民脂民膏，力圖窮極人間天上最驕奢淫逸的享樂生活。明王朝也不例外，明中葉後的皇帝，特別是武宗朱厚照、神宗朱翊鈞、熹宗朱由校，更是醉生夢死，荒淫無恥。以朱翊鈞而論，成天耽於酒、色、財、氣，「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廢」［67］。既然二十年不坐朝，也不召見大臣，那麼，必須由「宸躬獨斷」、皇帝料理的國家大事，由身不離左右的宦官代為料理，也就勢必不可避免，久而久之，「乃稱肺腑矣」［68］，宦官手中的權力便越來越大。稽諸史籍，真是歷歷可數：朱厚照喜歡喝酒，宦官便投其所好，「利其醉，不時進觴，遂日酣酗，不及親政」［69］ 。劉瑾每次奏事，專挑皇帝被雜伎逗得樂不可支的時候，這樣，他一奏事，皇帝便說：你幹什麼，這樣麻煩我。因此劉瑾便趁機自作主張，處理大事。魏忠賢奏事，則選擇天啟皇帝朱由校「引繩削墨」，擺弄木工工具，玩得最起勁的時候。這一來，形同頑童的朱由校，便十分討厭，荒唐地說：「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忠賢是以恣威福惟己意。」惟其如此，明中葉後司禮監的宦官才掌握了「照閣票批朱」的大權，使司禮秉筆太監的權力「居內閣上」，「而相權轉歸之寺人(宦官)」，內閣大權旁落，無所作為。「國朝文武大臣見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見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見劉瑾而跪者十之八」［70］，真是荒唐。憲宗時，人們嘲笑「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其實，這些閣老、尚書，並非都是草包，關鍵正是在於他們手中的權力已被轉移到宦官手中。
但是，不管宦官的權力有多大，他畢竟不過是代行皇帝手中的權力，或者說是皇權的一種特殊使用形式而已。「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語。」［71］如果沒有皇帝的聖旨作為後盾，或者假傳聖旨，也就是「矯旨」行事，拉著皇帝的大旗作虎皮，出身流氓、無賴的魏忠賢之流，即使再狡猾，威福也是作不到宮門之外的。因此，宦官得勢時，可以搞亂天下，但他們自己的命運，完全操在皇帝的股掌之間。皇帝一旦發現宦官走狗不走、需要另換走狗，或者覺察到他們有野心、構成對皇權的威脅時，皇帝一翻臉，一揮手，這些宦官立即從權力的頂峰上掉下來，跌個粉身碎骨。王世貞說得好：「即狼戾如(王)振、(劉)瑾者，(皇帝)一(即皺眉頭)而憂，再而危，片紙中夜下而晨就縛，左右無不鳥散獸竄，是以能為亂而不能為變也。」［72］以劉瑾而論，雖被軍民稱為「站的皇帝」［73］，權傾朝野，威風赫赫，但最後武宗一翻臉，劉瑾就被凌遲處死。這就是宦官的下場！透過劉瑾被殺千刀時以及劉瑾、魏忠賢之流屠戮臣民時的陣陣血腥氣，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宦官專權的禍首，是皇權，是浸透封建專制主義的皇帝制度。
但是，「一瑾死，百瑾生」［74］。只要封建專制主義存在，皇帝制度依舊，宦官得以孳生的條件便繼續存在。因此，殺了劉瑾，曾幾何時，又出了個魏忠賢，其作惡時間之長、危害之大，都超過了劉瑾。等到天啟皇帝一死，崇禎皇帝上台後猛砍三斧頭，除掉魏忠賢，並將與魏忠賢狼狽為奸的閹黨管家婆客氏鞭死，焚屍揚灰。但又曾幾何時，崇禎帝對宦官的信任，又超過了乃兄、乃父、乃祖。
李自成的農民軍打進北京城時，還與跟他形影不離的司禮秉筆太監王承恩相對無言，一起弔死煤山。這就充分表明，宦官專權是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無法根除的積弊，中國地主階級發展到明朝，已進入沒落、腐朽的歷史階段，更不可能憑藉自身的力量來剷除這種積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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