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安全結構的演變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 王洪濤/文

當前亞太局勢的特點及各方動向

一、中國和平崛起進程加快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力量對比雖然仍是「西強東弱」的格局,但「東升西降」態勢明顯,並突出地表現在亞太地區。在西方發達國家整體性陷入制度困境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與相對衰落的西方形成鮮明對比。 2010 年中國經濟規模成為世界第二、亞洲第一,對美國和部分亞太國家造成進一步的現實和心理衝擊。

二、美國落實「重返亞洲」戰略部署

美國開始重新評估中國崛起的影響,提高對華政策在亞太戰略中的地位,提出「太平洋世紀」論,宣布「重返亞洲」。外交上,推進「前沿部署」外交,增加外交投入和人員數量,增強公共外交。經濟上,力推「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TPP ),並希望未來將 TPP 與 APEC 合併成為美國主導的亞太經濟合作機制。政治上,全面參與 APEC 、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壇等地區多邊機制,引導議題設置和發展方向;安全上,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公布《 2012 國防戰略評估報告》,增加亞太軍力配置,挑起或利用朝鮮核問題、南海問題、釣魚島問題、泰柬領土爭端等地區熱點,鞏固老盟友關係,建立新夥伴關係,重構亞太安全格局。美國還改變此前立場,高調介入中日釣魚島和南海爭端,宣稱《日美安保條約》第 5 條適用於中日釣魚島爭端,主張南海航行自由,並與日、菲等國舉行聯合軍演。 2013 年美國國防預算顯示美軍數量從 57 萬削減至 49 萬人,但在亞太的軍力不降反增。

三、美國的亞太盟友配合美國戰略重點東移,鞏固同盟關係,加強彼此協調

日本服從美國加強美日同盟的政策。日本在其經濟遭遇冷戰後兩個「失去的十年」後,又進入第三個「失去的十年」,其世界經濟第二地位被中國取代。日本戰略「焦慮」十分嚴重,應對中國崛起成為焦點話題。日本最初的反應是「順勢而為」,加強與東亞各國的合作。鳩山政府提出構建「東亞共同體」的主張,具有明顯「脫美」傾向。但日本無法擺脫對美國的安全依賴。美國在普天間軍事基地問題上拒絕妥協,鳩山在本國和美國的雙重壓力下被迫下台。菅直人政府上台後,日本重回對美依附路線,接受美國提出的按 2006 年達成的日美協定處理軍事基地爭議問題。經濟上,日本積極考慮加入 TPP 談判;安全上,日本推出了新「防衛計劃大綱」,以應對朝鮮和中國威脅為借口,明確將其國防首要「假想敵」由前蘇聯轉化為中國,其軍事力量部署重點由「北方」轉向面對中國的「西南方」,其軍事力量建設模式也由過去因準備反擊蘇軍登陸日本而重視地面裝甲部隊轉向為對付中國而更加重視海空軍力量建設、尤其是加強潛艇力量。 [1] 再度挑起釣魚島問題,顯示配合美國牽制中國的立場,藉以提升自身競爭力和國際地位。

韓國對美安全依賴增加。「天安」號事件發生後,美國支持韓國強硬應對,在爭議地區進行實彈演習,造成朝韓關係持續緊張。韓國對美國的安全依賴上升,將美軍向韓方移交戰時作戰指揮權的時間從 2012 年推遲至 2015 年,建立韓美外長、防長「 2+2 」會談機制,強化韓美同盟關係。韓國還不顧國內強烈反對,強行批准美韓自由貿易協定,但不願影響對華經濟合作。

菲律賓積極配合美國「重返亞洲」,增加海空軍備投入,挑起南海島嶼爭端,並積極聯合南海權益聲索國一致對華,企圖將南海問題多邊化、國際化,以便從中漁利。

澳大利亞同意美國在其北部達爾文港增加駐軍,同時希望繼續在中美之間左右逢源。

四、美國的「新生夥伴」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安全上倚重美國,政策上表現出很強的兩面性和搖擺性

部分東亞國家特別是同中國存在領土、領海爭議的國家,受西方「中國威脅論」影響,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上升。東盟各國貫徹「大國平衡戰略」的原則不變,但針對目標發生逆轉。 1993 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推動成立東盟地區論壇( ARF )的針對目標是美國,因為當時美國主導東亞局勢。而今天,東盟對中國崛起更為焦慮,總體上歡迎美國「重返亞洲」,希望藉助美國的力量來平衡中國的影響。另一方面,東盟不會放棄借重中國發展經濟,同時也在警惕美國力量重新佔據壓倒性優勢,對美國遏制中國的意圖配合有限。此外,東盟內部分歧很大,海陸國家訴求不一。越南、馬來西亞等國與中國存在南海問題,力求推動南海問題多邊化、國際化。而柬埔寨、寮國等國不希望東盟作為整體與中國發生對抗。

印度在美國的積極拉攏下仍堅持自己的戰略部署。雖不認為美國是印度的可靠夥伴,卻藉助美國重返亞太之勢,削弱中國對印度的戰略關注,撈取自身戰略利益。

五、俄羅斯重視亞太,但主要精力仍放在歐洲

俄羅斯認為美國「重返亞洲」有助於緩解美國對俄羅斯的戰略壓力,有利於俄羅斯集中精力在歐洲就反導問題與美國和北約進行博弈;在亞太地區「以攻為守」,參加東亞峰會,提醒各方顧及俄羅斯的亞太利益;在北方四島問題上強勢出招,划出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紅線;在南海問題上保持中立立場,希望避免直接捲入爭端,在深化與中國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同時,對越南和馬來西亞等出口大量武器以獲取實利。

亞太安全結構

演變態勢  一、

的亞太安全結構是一種多層次的複合安全架構  

,「一超多強」的格局在亞太地區

。美國是影響亞太安全格局的最大因素;美國、

、俄羅斯、日本的力量對比決定著亞太安全結構的

形態;美、中、日、韓、東盟、澳大利亞和俄羅斯、印度

代表全球超級大國、地區大國、

地區力量和

域外力量,

構建著亞太地區的安全結構。  

,雙邊安全機制是亞太安全結構的

。冷戰時期形成的美國雙邊軍事同盟體系依然

,同盟之間網路化趨勢

。美日印軍事演習、美日澳安全對話、美日韓三邊對話已經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日高層對話等雙邊戰略磋商頻繁舉行,對中美日三邊對話、三邊協調的期待也很高。2007年發表的

份《阿米蒂奇報告》

,「東亞的穩定將

取決於美日中三角關係」。  

,多邊安全合作是亞太安全結構的發展趨勢。東盟地區論壇等地區安全合作機制,香格里拉對話

安全交往新平台,各方對多邊安全機制的認同上升。  二、

的亞太安全結構正

加速演變階段  

,亞太安全結構的影響因素從傳統安全向非傳統安全擴展。除了傳統安全

之外,亞太地區還

著恐怖主義、海盜、島嶼爭端、跨國犯罪、跨國傳染病、氣候變化、水資源安全等非傳統安全

。非傳統安全合作已

東亞各國安全合作的

組成

。奧巴馬政府此次亞太戰略調整的特點

強調製度霸權建設,已經從軍事安全延伸至非傳統安全領域。  

美國在亞太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將對華關係

美國亞太政策的

論文格式範文

,要「將

的關係牢固地置於

更廣泛的區域框架中」。美國的雙邊同盟體系、多邊戰略安排、聯合軍演均圍繞

展開。2011年美國新版

軍事戰略

,亞洲

著「

的地區性大國」,將繼續深化與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等傳統盟國的盟友關係,「擴展同印度、菲律賓、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的軍事安全合作、交流和演習和訓練」。把

排除在軍事合作範圍之外,凸顯其

的意圖。  

,亞太地區安全結構更具有動態性和網路化特點。美國此次亞太安全戰略轉型的

對雙邊同盟

網路化「重塑」。美日韓重啟三邊對話機制,圍繞應對朝鮮緊急事態、朝鮮發射「衛星」、二次核試等議題頻繁磋商;加強軍事合作,日本和韓國

派員觀摩美韓黃海軍演和美日聯合軍演,並加強情報交流。美日澳

聯合軍演,加強三方情報合作,2006年啟動三邊外長級戰略對話,2007年在「香格里拉對話」期間舉行首次三邊防長會議。日澳還加強安全合作,發表《安全保障聯合宣言》,舉行外長與防長級的「2+2」會議,日本自衛隊與澳大利亞軍隊聯合開展救災與維和訓練。美日印互動邁向機制化,日印發表《安全合作聯合宣言》,啟動部長級戰略對話,安全合作

發展。

,亞太安全結構逐步超越冷戰遺存和意識形態因素的強大影響。冷戰

已經結束,但其影響依然

。在亞洲,朝鮮半島對峙格局依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立在亞太地區表現得最為

,意識形態鬥爭並未停息。但

東亞地區合作的不斷發展,冷戰思維與零和博弈的安全意識

弱化,早在1997年

了「新安全觀」,主張

「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方式,

地區多邊合作安全。東盟、韓國等

東亞

也都贊同

合作安全模式

自身和地區安全。    亞太安全結構演變的動因  一、美國亞太安全戰略調整是亞太安全結構演變的

動因  冷戰後,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

了兩次大的轉型。冷戰期間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

蘇聯的傳統安全和意識形態威脅,以雙邊同盟為主構建軸輻(hub-and-spokes)安全模式。1991年美國亞太安全戰略開啟了

次轉型,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詹姆斯?貝克在《外交事務》季刊(Foreign Affairs)上發表「美國在東亞」一文,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聯盟體系稱為一把打開的扇面,「扇面的基地在北美,向西輻射。主扇骨是美日聯盟,向北是美韓聯盟,向南是美國與東盟關係,再向南是美澳聯盟??扇面是以亞太經濟合作形式展現的

經濟利益。」到柯林頓政府時期,完全轉型為

日本經濟競爭,軍事和經濟兩手並重的「扇形」安全模式。「9?11」事件後,美國沉迷於「十年反恐」,但並未放棄對亞太地區的

。小布希政府

任期美國的全球戰略

已經從反恐轉向反恐與防範新興大國崛起並重。在

了2005年前後美國對華政策大辯論

,美國對華政策範式從「虛弱

」轉向「強大

」,

美國

亞太戰略的

因素。奧巴馬宣稱「

強大、繁榮的

的崛起

加強國際社會的力量」,「中美將塑造21世紀的歷史」。希拉里則明確

,中美關係是21世紀「最

的雙邊關係」,「

是現今正在轉變的全球政治圖景中

至關

的角色。」奧巴馬政府上台以來,美國開始了亞太安全戰略的

次轉型,從「扇形」安全模式轉向

「雁形安全模式」。美國為領頭雁,

梯隊是美日、美韓同盟。美日同盟被置於首要位置,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接觸的「基石」,而美、日、韓三邊

著形成軍事同盟的跡象。

梯隊是美國與澳大利亞、菲律賓和泰國等盟國的關係。

梯隊是美國與越南、印度尼西亞和印度的夥伴關係,

梯隊的

特點是以地區為平台呈現出網路化發展趨勢。[3]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調整在很大

上決定著亞太安全結構的

形態

演變。  二、「泛亞」和「跨太」之爭是亞太安全結構演變的根本動力  亞太地區合作一直

「泛亞」和「跨太」兩種模式之爭,是要在東亞各國之間

地區一體化進程,還是在美國主導下

跨太平洋地區合作,這一直是個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10+3」、「東亞峰會」等為代表的東亞地區主義機制

成長,對美國主導的雙邊同盟體系

了嚴峻挑戰,

東亞地區秩序重構和轉型的內在動力。以東盟為核心的「10+3」、「10+1」、東亞峰會和中日韓三國首腦峰會等地區合作機制,已經構成立體式地區合作舞台,並為解決東亞地區安全

了新的平台和路徑,從而使東亞

對美國的安全依賴

減弱,「脫離」美國的傾向

。東亞地區主義的發展有使美國長期主導的亞太秩序面臨崩潰之虞。[4]美國「重返亞洲」

經濟上推動TPP、政治上的全面參與、外交上的深度介入、安全上網路化同盟體系,影響東亞一體化進程,

在APEC框架下

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政治、經濟、安全合作框架。  三、分享亞太經濟紅利是域外大國促成亞太安全結構演變的

因素  亞太地區是世界上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

,擁有世界最大的新興市場。按現有的經濟增長率計算,今後5到10年亞太經濟、貿易總量將全面超過美歐。美國前十大貿易夥伴中有六個在亞洲地區,2010年APEC經濟體購買美國的產品占其出口總額的61%。在世界經濟增長低迷、東亞經濟

保持增長的背景下,亞太地區對美國經濟復甦、

「出口倍增計劃」、創造就業具有

論文格式範文作用。俄羅斯、印度等國積极參与亞太事務的

理由

碩士論文經濟因素。  四、多重結構性矛盾

疊加是亞太安全結構調整的戰略動因  

實力的增強

避開地導致

與其他

之間結構性矛盾的上升。

「世界老大」的美國與正在崛起的

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將持續地

在亞太競爭之中。美國有

數量的人秉持傳統霸權邏輯,

「權力轉移」必定導致中美衝突,大國政治的悲劇即將重演,過分強調中美結構性矛盾的作用。周邊

疑懼心理,經濟上試圖「把雞蛋放在多個籃子里」,戰略上防止任何

大國主導地區局勢,希望限制

的影響。從實力、意願和戰略三

來看,美國是最有可能打斷

和平崛起的外部因素,而周邊

是最有可能拖累

和平崛起的外部因素。中美和中日、中韓等結構性矛盾在亞太地區

疊加,使各國在對華政策上一拍即合,

推動亞太安全結構圍繞

演變。    對

的影響  一、

面臨的外交和安全壓力增大  美國將

崛起與「不透明」、「不安全」、「不負責任」、「炫耀武力」、「以強凌弱」相提並論,

損害了

的國際

論文範文。美國與

周邊

協調對華政策,軟硬兩手

運用,經濟上加大借重、安全上加強防範、機制上搶抓領導權。

是美國強化同盟關係,重新塑造亞太安全結構的做法,破壞了東亞原有的安全結構,強化了東北亞「冷戰」安全模式,對亞洲

的安全合作形成結構性障礙。

周邊

在朝鮮半島、南海等地區熱點

上步步緊逼,美國軍力策應配合,使

面臨更加複雜的周邊環境。  二、

崛起的國際空間將被壓縮  

亞太安全結構的演變

與世界關係的歷史性變化。

,經濟摩擦將

常見現象。

經濟實力的提升,

與其他

的經濟競爭性上升。

,戰略限制將更加

規避,

的防範

措施令

處處掣肘。2010年以來中美關係

多個重大議題都因結構性矛盾而增加了消極因素,未來兩國之間的

摩擦將會

增加論文格式範文。

在周邊

經濟、外交優勢和非傳統安全合作來推動論文範文周邊安全合作的方式也受到很大限制。  三、

面臨的意識形態壓力將

上升  世界上的四個社會主義

有三個在亞洲,亞太地區的意識形態鬥爭從未停止,美國外交從未超越意識形態因素。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將外交行動

價值觀分為三類,要「加強美國與歐洲、亞洲、非洲和西半球民主夥伴國的聯盟」;其他兩類

,即「

地區大國」和「

與俄羅斯」則不屬於「民主夥伴國」。

,美國圍繞

打造的同盟夥伴體系

碩士論文「民主

同盟」,除了

還有推廣西方「民主價值觀」的任務。

的和平發展已

世界經濟的

引擎,但美國更

意識形態不同的大國崛起將給美國

何種威脅,考慮得更多的是如何防止「

模式」削弱「美國模式」的影響。美國

「前沿部署外交」推進美式價值觀,並把網路傳播

「軟權力」的

組成

,推行「網路自由」戰略,

網路霸權向全球輸出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美國政府推進「網路自由」、資助他國網路活躍分子、

官方翻牆軟體的

,與冷戰時期設立歐洲廣播電台、美國之音等從事顛覆性報道的短波廣播,並無本質區別。[5]

今年總統大選開鑼,大選因素開始更大

地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價值觀因素受到了更多的

將面臨更大的意識形態壓力。

四、

與周邊

合作將更加困難  

,美國強化冷戰同盟關係,加深了

與日韓等地區

之間裂痕,東亞合作進程被迫放緩。

,美國在東亞區域合作機制之外構建TPP,與東亞原有的區域合作進程形成競爭,牽制了東亞一體化的發展。

,東亞

面對美國拉攏,兩面投機心理上升,雖不會搭上美國戰車全力

,但很可能就對華合作

更高要價,

與周邊

的合作成本將升高。  另一

,美國

國內經濟

嚴峻、中東亂局牽制、

、不

東亞地區發展大勢、盟友和夥伴

離心傾向等諸多掣肘因素,

達成初衷。美國轉移戰略

固然有防範、牽制

的目的,

也有加強同

合作的需求。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

其他對話機制的

美國仍然抱有把

改造成合作夥伴的戰略考慮。

約束中美關係結構性矛盾極端發展的積極因素,也將在很大

上化解中美未來衝突的可能,使中美關係沿著積極軌道發展。未來一段時間,中美在亞太地區將

新一輪的「

調適期」,亞太安全結構也將在

一段「調整期」後重新

相對穩定的階段。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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