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紀要｜「當代伊斯蘭：機遇與挑戰」系列講座（六）宗教與政治：當代伊斯蘭教教派問題及其反思講座紀要

「當代伊斯蘭：機遇與挑戰」系列講座（六）宗教與政治：當代伊斯蘭教教派問題及其反思講座紀要

2016 年5月20 日下午，由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事業發展協同創新中心舉辦的「當代伊斯蘭：機遇與挑戰」系列講座第六場在民族博物館二樓放映廳舉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王宇潔教授應丁宏教授邀請，做了題為《宗教與政治：當代伊斯蘭教教派問題及其反思》的講座。本次講座由丁宏教授主持，相關專業師生前來聆聽。

王宇潔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宗教學專業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統戰部專家諮詢組成員、國家宗教事務局宗教工作專家庫特聘專家，中國宗教學會理事、中東學會常務理事。丁宏教授指出本次講座主要是為了梳理當前伊斯蘭教教派的相關問題，而在任何一個宗教中都能看到不同教派的分化和紛爭，伊斯蘭教的教派也展現出這樣的複雜性特點，希望能通過此次講座讓大家更加清楚了解到伊斯蘭教的教派問題。

講座開始前，王宇潔教授指出，本次講座主題有一個核心的問題——如何在教派研究的背後看待宗教與政治的關係。這也是當代伊斯蘭教研究中不可迴避的問題，我們必須客觀認識到，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規模較大的宗教都是有教派的，因此對教派問題要有理性的認識，而不是做盲目的價值判斷。

講座一開始，王教授首先簡要介紹了伊斯蘭教的誕生及其發展至今日的規模。接著，她就伊斯蘭教歷史上的教派問題展開討論。伊斯蘭教教派的出現，是基於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後的繼承權之爭。自從教派產生之後，教義教理的爭論就一直存在，並且在一定歷史階段，教義教理問題還成為一些伊斯蘭國家政治鬥爭的工具，這可以歷史上的法蒂瑪王朝和阿撥斯王朝爭端為例。教派的分化在歷史上曾作為不同國家權力鬥爭的工具反覆出現過，但教派之間的衝突並不是歷史發展的核心問題。實際上，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也是可以和平相處的，並非如一些人所說的是對立或「你死我活」的，以奧斯曼土耳其為例：在帝國統治下，存在著民族多樣性和宗教多樣性；又如「阿拉伯百年翻譯運動」（中世紀阿拉伯帝國開展翻譯介紹古希臘和東方科學文化典籍的大規模、有組織的學術活動），也表現出宗教多樣性特徵。教派之間的差異實際上只是一個小問題，帝國的體制是可以容納多樣性的差異，但統治階級的偏好實際上也確實可以影響教派的發展。

王教授指出，歷史上的教派問題並非如當前所看到的突出。我們必須客觀認識到伊斯蘭教的多樣性和靈活性。例如不同教法學派間互相學習、互相妥協，不斷論辯、論爭的過程也促進了教派的發展。今天伊斯蘭的宗教學術成果，並非某一派的單一成果，而是兩派宗教學者、知識精英共同努力達成的。教法學中不同流派對事物的不同裁決實際上給判斷提供了很大的靈活性。

此後，王教授談到了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的教派問題。她主要從三個層面展開討論。第一，是近代阿拉伯世界格局的變化：「民族國家」的獨立運動。中東國家的建國幾乎均不足百年，新建立後的國家，其表現形式不盡相同（共和國體制、君主制），但都被納入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框架下。伊斯蘭國家已經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體系的一個部分。第二，20世紀中期（50-60年代）世俗化潮流對教派問題的影響：世俗化潮流淡化了教派問題，推動了教派問題的解決。伴隨著世俗化的潮流，強調「普世主義」的思想也在中東有一定的流傳。例如，埃及艾資哈爾大學宣布承認什葉派為伊斯蘭教的第五大教法學派，使其與遜尼派的四大教法學派享有同等的地位，與此同時什葉派也表現出積極的回應；對教派的弱化，不僅表現在什葉派與遜尼派之間，也表現在什葉派內部——什葉派與遜尼派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差異也很大。王教授指出，世俗化潮流緩解教派之間的緊張背後也有政治原因，實際上折射出埃及與伊朗之間的關係——政治上共同利益的訴求帶來的彼此之間差異的弱化。第三，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發生對教派格局的衝擊：1979年發生了當代歷史上重大事件——伊朗伊斯蘭革命（又稱「1979年革命」）。伊朗的伊斯蘭革命選擇既不世俗化也不西方化的改革策略，這是對當時世界潮流進行的逆轉，影響之大，其時代意義在於逆歷史潮流而動。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所呈現的是教派衝突愈演愈烈的格局。對此，她認為，伊朗伊斯蘭革命不能完全說是政治的，其實也帶有一定宗教因素。伊朗對什葉派人口占多數的國家或地區輸出革命的舉動（輸出的不僅是思想，也是人員的、武裝的）勢必引發了中東地區有志於成為地區霸權力量的警惕。此外，伊朗的伊斯蘭革命也成為了伊朗和沙特關係的扭轉點，而沙特和伊朗也成為了什葉派與遜尼派為代表的國家，很多國家教派的惡化，與其背後的沙特、伊朗的各自支持密不可分。但伊朗的伊斯蘭革命之後的矛盾衝突和激化主要表現在具體的國家內部，例如一國之內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小規模衝突。

王教授又從「9·11」事件及伊拉克戰爭、「阿拉伯之春」後的教派問題角度對當代伊斯蘭教派問題展開討論。她指出，「9·11」及伊拉克戰爭的後果是什葉派在地區政治（伊拉克）中的崛起，與此同時，「什葉派新月概念」（由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2004年命名，當時他指的是伊朗、敘利亞和真主黨之間的關係）的出現亦表明了什葉派勢力的崛起。但應該認識到，什葉派與遜尼派的話語體系構建的背後，實際上蘊涵著更為複雜的地區政治、國際政治因素。另一個需要討論的是2010年「阿拉伯之春」以來的教派問題。「阿拉伯之春」被認為帶來了「激進伊斯蘭之春」，在「阿拉伯之春」後，中東地區政治動蕩與政權更迭給予了外部力量干涉內部的緣由。部分地區也被稱為教派的練兵場，造成惡性循環。王教授指出，自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教派問題進入了階段化的高潮。尤其「9·11」之後，演變為更大的矛盾和焦點，很多時候教派衝突也演變成了國家內戰。「阿拉伯之春」以來的政治無序、衝突也再次成為了教派問題的一個關鍵性因素。

王教授就「為什麼中東地區的教派衝突頻發」這一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見解。第一，國家建設進程的受挫。當前中東地區各國都處於現代民族國家的國際關係體系里，但該區大多數民族國家的形成都帶有外力人為塑造因素（從西亞北非地圖可看出），這些國家原有的結構經過西方的影響已經很脆弱，而新的結構又因不是一個自然形成的結果也很脆弱，在國家建設進程中受到各種因素影響（如民族、部落、宗教、種族等）。與此同時，近些年西亞北非的政治環境持續惡化，伊斯蘭教極端思想發展愈演愈烈，傳統的伊斯蘭思想遭遇嚴重挑戰；狹隘的教派思想佔據了主流也導致了國家建設進程受阻。第二，次國家認同意識的挑戰。中東地區的大多數國家，都存在強烈的次國家意識。這些次國家意識在中央的權力弱化時，會有取而代之的情況。大部分國家的宗教、種族、語言都是非常多樣的，次國家認同意識一直在挑戰脆弱的國家結構，導致這些國家的凝聚力形成比較艱難，特別是當這些國家喪失了「強權統治」之後，次國家意識就會出現，這在中東很多國家表現的很明顯，例如中東國家內部的教派、民族身份，對國家統一造成極大挑戰，教派身份成為爭奪自身利益的標誌。第三，跨國宗教意識形態的影響。王教授指出了兩種表現形式，一個是泛伊斯蘭的影響，其最典型的表現為ISIS；另一個是什葉派內部的跨國宗教意識形態。什葉派經過長期歷史發展形成了一個強大的跨國宗教網路，例如基於宗教教義建立的師生網路，以宗教稅收建立的宗教慈善網路等。

最後，王教授對教派問題的研究及反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認為，對教派問題的研究不能人云亦云，需要具有獨立思考精神。在今天，以宗教政治為切入點來看待伊斯蘭，一定要保持客觀理性。我們需要認識到什葉派與遜尼派內部充滿多樣性，因此對伊斯蘭教的研究和看法應該避免在概念上的「全稱」判斷。尤其在今天的網路化時代，要用歷史及理性的眼光，才能消除誤解，促進對話，推進學術研究的發展。她指出，做出判斷是很容易，但產生的後果卻很難挽回。伊斯蘭教研究，不僅是一個宗教學問題的研究，它應該涉及多學科多角度。隨後，王教授又與在場的同學進行了互動。

講座結束後，丁宏教授再次感謝王宇潔教授為大家梳理了伊斯蘭教教派問題及其歷史發展脈絡，她的講座令大家受益頗深。

提問精選：

提問：王老師您好，我有兩個問題，第一是為什麼在中東地區，在尊經傳統和尊阿里傳統這種鬥爭，土耳其可以做到相對成功而中東很多國家卻不能，您怎麼看？第二個問題是關於什葉派的聖裔傳統。我們知道在阿拉伯地區，有很多部落組織，「聖裔」傳統恰好能夠為他們的社會提供權威體系，在教派的爭論中是否也意味著權威體系被打破了？

回答：感謝你的提問，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實際上每個國家的發展道路都有其歷史原因，任何國家都有其歷史文化遺產，以及在歷史進程中關鍵性的人具有一些決定性作用。其實土耳其人並不覺得他們成功，對於土耳其人來說，成功意味著保留奧斯曼土耳其遺產，實際上他們認為自己是失敗的，如果說成功，伊朗可能相對其歷史來說是成功的。從另一方面來談，土耳其相對的成功是因為其發展穩定。西方學界認為，自凱末爾以來的土耳其，是一個現代化的伊斯蘭國家典範，但對於土耳其自身來說，我們仍然能夠看到其在地區霸權的強勢，有其大突厥、大奧斯曼情緒。

第二個問題，關於聖裔權威。聖裔傳統在波斯和阿拉伯的文化里是很有影響的。在很多阿拉伯部落里，聖裔具有權威性，但是就現在看來，聖裔更多時候已成為了一種象徵性的頭銜。實際上，是否所有的賽義德都能夠掌握權力，是很難說的。

（整理人：2015級民族學博士研究生 馬文婧；圖片提供：2014級民族學博士研究生 馬永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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