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眼︱康有為究竟有沒有領導「公車上書」
康有為梁啟超著，張品興等主編：《梁啟超全集》第一冊《變法通議·戊戌政變記》，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梁啟超對「衣帶詔」的說法是，光緒二十四年（即1898年）七月光緒帝感到新政的推行遭到慈禧太后的阻礙，並且慈禧有廢掉甚至殺掉自己的可能。光緒於七月二十八日賜楊銳密詔一份。其中心思想是，光緒因推行新政被慈禧太后等頑固勢力所不容，恐皇位有失，要康有為等速速設法相救。八月初二日，光緒又令林旭帶出專給康有為一人之密詔，內有「迅速外出……將來更效驅馳，共建大業」等文字。康有為等見密詔，即商量對策，並聯絡袁世凱請其帶兵進京護駕，而政變正由袁氏之告密而發作。（按後來康有為等所宣傳的「衣帶詔」主要指八月初二的第二份密詔。）
梁啟超康有為與「公車上書」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年版作者將《年譜》與康有為所作之《公車上書記》及相關史料進行比照，指出《公車上書提名》的六百餘人與《年譜》所言之一千兩百餘人不合。《公車上書記》序文說此「萬言書」原定四月初十日呈遞，而後「議竟中寢」。也就是說，此「公車上書」並未去上。那又何來《年譜》所說都察院拒絕代呈之說呢？《年譜》中說議和條約四月八日已經「用寶」也與《翁同龢日記》所言之四月九日「用寶」相矛盾。都察院對於康有為所寫「萬言書」之外的其他多次拒和上書，其中包括梁啟超等人簽名的上書在四月八日前後均給予代呈，這也使得康有為所言之都察院拒絕代呈缺乏說服力。所以，黃氏認為《年譜》關於「公車上書」之說不可輕信。
繪畫作品《公車上書》茅海建：《「公車上書」考證補（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茅海建：《「公車上書」考證補（二）》，《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按下文稱茅先生論文為《考證補》）這篇考證是在黃彰健、孔祥吉、姜鳴、汪叔子等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深化的。對於前人研究中所提出的拒和上書人次，作者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檔案與相關史料做了詳細的考證與統計。據作者統計，「從二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兩個多月的日子裡，上奏、代奏或電奏的次數達到154次，加入的人數超過2464人次。」其中，舉人們有1500餘人次單獨上書，135人次參與了官員們組織的上書。從這些上書的分析中，作者認為上書拒和的主力並非進京應試的舉人，而是各級官吏，反對拒和者卻寥寥無幾。康有為所說的上書風險與這樣聲勢浩大的上書拒和規模十分矛盾。那麼，康有為所極力自誇的政治勇氣與領導地位很難成立。對於康有為所說的都察院拒絕代為呈遞，更是缺乏說服力。因為史料證明都察院並未阻礙舉人們的上書，本文指出，「康有為所稱『不收』其上書的當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員舉人的上書共計15件！」關於都察院是否收康有為所說的萬言書的問題，作者的結論是：「康有為組織的18行省公車聯名上書，並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為根本沒有去送。」綜上，作者認為有兩個「公車上書」：「一是由政治高層發動、京官組織的上書，其數量多達31件，簽名的舉人多達1555人次，且上書已達御前；一是由康有為組織的18行省舉人聯名上書，那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
《公車上書記》房德鄰：《康有為與公車上書——讀<「公車上書」考證補>獻疑（一）》，《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房德鄰：《康有為與公車上書——讀<「公車上書」考證補>獻疑（二）》，《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按下文稱房先生論文為《獻疑》）這兩篇文章對茅海建上述結論提出商榷。作者認為茅氏《考證補》的考證包含許多推測和預設，而且對反證材料的分析不足，「其結論有片面性」。首先，作者根據《翁同龢日記》等相關史料，證明翁同龢等京官沒有策動一起公車上書。其次，作者比照分析《年譜》、《公車上書記》及相關史料認為：「康有為不僅是乙未年（即1895年）公車上書的鼓動者，而且還是18 省舉人聯合上書的倡議者、主持者、上書起草人。」再次，關於康有為是否將「萬言書」呈遞到都察院與都察院是否拒絕代呈的問題，由於沒有充分的直接史料，作者運用間接史料推斷康有為可能到都察院請其代呈「萬言書」而後者拒絕。茅海建：《史料的主觀解讀與史家的價值判斷——復房德鄰先生兼答賈小葉先生》，《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針對房德鄰的《獻疑》，茅海建利用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之《康有為自寫年譜手稿本》參照相關史料再加論證，堅持自己《考證補》中的觀點。「衣帶詔」是偽造的？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年版首先，作者根據光緒與慈禧見面的日期論證出，梁氏《戊戌政變記》所言之七月二十八日密詔事實為七月三十日。因為七月二十八日光緒並未去見慈禧，所以也就不可能因其與慈禧的言語、政見衝突而給楊銳密詔。據七月末幾天的奏摺，光緒於七月三十日召見楊銳。而之前的一天即七月二十九日光緒去見了慈禧，後者不能容忍光緒等「太過」的新政，故七月三十日光緒下密詔給楊銳尋求解決之道。其次，關於光緒下給楊銳密詔的內容。作者根據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羅惇曧《賓退隨筆》、康有為《康南海墨跡》等相關史料，指出康有為、梁啟超等對楊銳七月三十日所接受的密詔有重要篡改。如此密詔由光緒賜給楊銳，則其中的「汝」應指楊銳，但是卻在《戊戌政變記》中成了「汝康有為」。也就是說，康梁等篡改此詔是為了提高康有為在其中的地位。再次，關於八月初二日密詔。作者考察了康有為《奉召求救文》、王照筆談等史料，確認林旭帶出了密詔。密詔原文現今不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康有為大肆宣傳的光緒令其求救於外國的旨意為康氏偽造。綜上所述，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中所說的這兩份密詔均被康有為等篡改，尤其是被其稱為「衣帶詔」的第二份偽造成分更大。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湯志鈞：《關於光緒「密詔」諸問題》，《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關於第一份密詔。本文考察了楊銳之子繳給都察院的此詔、1898年《新聞報》登載此詔、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康有為《康南海墨跡》等諸多史料，尋其變化脈絡。本文指出「楊本」與「康本」主要的區別有兩點：第一，「楊本」只說變法危機，囑託軍機四卿設法解決又不拂慈禧「聖意」；「康本」則強調「朕位幾不保」、「設法相救」。第二，「楊本」的「爾」指楊銳；「康本」的「汝」專指康有為本人。關於第二份密詔。本文比較了《新聞報》、《台灣日日新報》、《康南海遺墨》、《奉召求救文》等史料，指出初刊密詔沒有的「國求救」實為康有為後來所加，「共建大業」也不可靠。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年版本文在黃彰健、湯志鈞等人的研究基礎上對兩份密詔進行進一步考察。關於七月三十日光緒給楊銳的密詔。據作者分析，此詔反映了光緒與慈禧在戊戌維新中的政見之爭。光緒帝想設立懋勤殿作為議政機構並想讓康有為等人主持其事，以推行新政。慈禧則強烈反對重用康有為，也反對光緒作為越出許可權，否則皇位「不能保」。光緒希望楊銳等人商量對策，既能「全變」又不拂慈禧「聖意」。但康有為等人日後對此詔進行了篡改，此點上茅海建觀點與上述湯志鈞基本一致。關於八月二日密詔。作者認為，可能林旭所傳達的是光緒口諭而無所謂第二道密詔。原因是光緒在當日即明發上諭，令康有為離京到上海辦報，並強調「毋得遷延觀望」。光緒為何發這道明諭呢？作者分析，這道催促康有為迅速離京的明諭，實際是給慈禧看的。因為慈禧已經容不下康有為了，她不想讓康有為對光緒的影響力超過她自己。口諭可能是為了向康有為解釋令其離京到上海的原因。所以，康有為等人後來所謂的「衣帶詔」是康有為偽造的。
茅海建著《從甲午到戊戌》馬勇：《康有為「衣帶詔」緣起及演變》，《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本文在之前研究的基礎上，梳理了「衣帶詔」的歷史脈絡。首先，「衣帶詔」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清廷沒有明確說「衣帶詔」是偽造，康有為雖然堅持「衣帶詔」為真，但是說不清楚它的來歷。其次，關於七月三十日密詔。由於光緒皇帝將滿族大臣懷塔布等六個禮部堂官革職，懷塔布的妻子向慈禧哭訴。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光緒去頤和園見慈禧，慈禧勸光緒不要輕易罷黜老邁昏庸的滿族大臣而重用年輕漢人。光緒為自己辯解則引起慈禧的憤怒，說他為左右小人所惑。與之前學者不同的是，作者認為光緒並沒有向慈禧說懋勤殿之事。光緒感到他與慈禧的矛盾，就請楊銳調解，但楊銳不便參與皇族內部事務。為了讓楊銳放心，於是光緒賜密詔給他。這份密詔康有為、梁啟超等並未看到，所以以後他們對此詔的誤讀並非有意篡改。再次，關於八月二日的明諭與口諭。楊銳向光緒建議新政不可操之過急，更要警惕康有為的激進想法，最好讓其離京。這就有了八月初二光緒明發上諭令康有為離京到上海辦報之事。馬勇認為，可能是考慮到明諭未必能促使康有為迅速離京，光緒發明諭的當天召見林旭，二人達成共識，即為克服目前局面，康有為必須迅速離京。於是，光緒令林旭到康有為處傳達此意。最後，口諭如何成了「衣帶詔」？作者推測，康有為根據光緒與林旭的會面有可能認為當時的形勢非常嚴峻，光緒有危險。在這種想法的促使下，康有為將口諭認作光緒求救的「衣帶詔」也就順理成章了。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康有為宣傳的「衣帶詔」雖然有文字的變化，但卻是真的。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