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流派淵源關係及其發展趨勢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　近代制度學派 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形成過程中,基本保留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不變硬核,修正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保護帶。同為制度經濟學派,新制度經濟學與近代制度經濟學派沒有任何理論淵源關係,但是他們都關注制度問題。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框架對新制度經濟學體系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的趨勢呈現出模型化、強調歷史的作用、注重製度差異的研究及用制度方法解釋發展差異等特點。 一、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流派淵源關係 (一)新制度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關係 什麼是新古典經濟學?有趣的是近代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凡勃倫最先使用新古典這個詞,他用這個詞刻畫馬歇爾和馬歇爾經濟學的特點。凡勃倫發現,在一般功利研究和享樂主義的心理假設的基礎上,馬歇爾的劍橋學派與古典經濟學具有連續性。但是多布認為,新古典這個詞並不是描繪馬歇爾經濟學的最合適的辭彙,因為劍橋學派所做的是脫去古典政治經濟學粗糙的外衣,割斷其與自然規律哲學的聯繫,並用微分學將其重新陳述。新古典經濟學一方面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許多經濟思想,另一方面又加進了邊際理論。邊際理論的核心,一方面是方法上的個人主義,一方面是源於主觀價值論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新古典主義理論的一切基本命題和基本分析方法,都包括在最初由瓦爾拉斯提出的、至今發展為「阿羅-德布魯模型」的市場一般均衡體系當中。 在某種意義上講,一種理論成熟之時也就是其僵化之日。目前,新古典模型已日趨僵化,如果不進行進一步的修正,很難用於各類重要的問題的分析。這一模型的僵化主要體現在它限制了對許多特定的很有意義的方向作進一步探索。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了被新古典經濟學家所忽視的三個研究領域:(1)各種可供選用的社會法規(產權)和經濟組織如何影響經濟行為、資源配置和均衡結果?(2)在同樣的法律制度下,經濟組織的形式為什麼會使經濟行為發生變化?概括而言,像企業以及其他一些經濟契約的經濟邏輯是什麼?(3)控制生產與交換的基本社會與政治規則背後的經濟邏輯是什麼?它們是如何變化的? 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一大批新古典經濟學家開始對經濟組織的結構產生了興趣。一項新的研究規劃開始試圖將微觀經濟理論更一般化,當然這一研究仍保留傳統價格理論的基本要素———穩定性偏好、理性選擇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 拉卡托斯(1970)將一份研究綱領分為兩個組成部分:綱領的不變的硬核和它可變的保護帶。對於一種研究綱領的修正是重新調整它的保護帶。而對於原有研究綱領的內核要素的改變則意味著形成一種新的研究綱領(範式)。穩定性偏好、理性選擇和相互作用的均衡結構構成了微觀經濟學範式的內核,它成了20世紀經濟學主要的研究綱領。而它的保護帶按照努森(1986)的說法可以分成三個部分:(1)主體面臨特定的環境約束;(2)主體擁有特定的關於環境的信息;(3)研究特定的相互作用的方式。 新制度經濟學通過引入信息和交易成本以及產權的約束,修正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保護帶。它們拋棄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硬核,如理性選擇模型。新制度經濟學目前仍處於探索階段:一些定義與術語尚需界定,數學模型的應用也遜於成熟的微觀經濟理論,但它十分強調實證檢驗。新制度經濟學的許多著作存在著很多方面的差異,但它們都有著共同的內在的一致性。首先,它們都直接試圖將規則的限制和約束交易的契約納入經濟模型,而且新古典模型中的理想產權結構也被作為基本的標準而加以確認。其次,把交易成本等引入經濟運行分析中,正的交易成本的影響得到了廣泛的研究。最後,對於有價值的商品僅存在兩方面的特徵———價格和數量的假設被放寬,經濟產出的內在意義以及與商品和勞務的質量有關的經濟組織方式得到了研究(思拉恩·埃格特森,1996)。 新制度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關係可以概括為:新制度經濟學利用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去分析制度問題,但是這種利用並不是一種簡單的、照搬式的應用,而是一種有修正、有發展的運用。諾思在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時指出,這一分析(指新經濟史學,實際上也可指新制度經濟學)框架是對新古典理論的修正。它所保持的是稀缺性的基本假設和由此產生的競爭和微觀經濟理論的分析工具。它所修改的是理性的假設。它所引入的是時間維。制度經濟學與當代新古典經濟學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是一些有關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設,它隱含地假設制度是既定的。制度經濟學與法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組織科學、管理學和道德哲學都有重要的聯繫。 有人認為,新制度經濟學所涉及的方法論在本質上與正統的微觀經濟學分析是一致的。如,威廉姆森(1975)聲稱:「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他們正在做的乃是對常規分析的補充、而不是對它的取代」。這種方法論上的一致性表明,新制度經濟學融入主流經濟學是沒有什麼問題的(邁克爾·迪屈奇,1999)。 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修正和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關於人的行為假設。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人是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但是在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科斯看來,這個假設既沒有必要,又會引人誤入歧途。他指出,在當代制度經濟學中,我們應該從現實的組織體制出發,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在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度條件中活動。顯然,新制度經濟學是要用「現實的人」、「實際的人」來代替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的人」。科斯所說的「現實的人」、「實際的人」,可以用威廉姆森所概括的兩點來描述,(1)人的有限理性。人總是想把事物做得最好,但是人的智力是一種有限的稀缺性資源。(2)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假設的修正有兩個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是對實際人的行為分析使經濟學更具有了「解釋力」。二是從實際的人出發更有利於對制度問題的分析。人的行為與組織、契約及制度創新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繫。如果不對新古典經濟學關於人的行為假設分析進行修正,就很難找到對制度問題分析的突破口。 2.關於交易費用、產權、制度、組織等的引入等。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工具是交易費用理論和產權理論。有了交易費用理論和產權理論,我們就可以解釋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中的許多問題。為什麼說交易費用理論和產權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工具?第一,交易費用範式構成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沒有交易費用就沒有新制度經濟學。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為零,那麼,不論生產和交換活動怎樣安排,資源的使用都相同。這意味著,在不存在交易成本的情況下,各種制度安排或組織安排不會提供選擇的依據。交易成本很重要,其數量也很大,但為什麼它長期被忽視了呢?對此,張五常認為有兩個方面的原因:(1)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除了科斯以外,經濟學家們往往認為交易成本類似於運輸成本或類似於關稅或傭金。按照傳統的理解,運輸成本、關稅或傭金都只產生與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有關的現象。因此,為了分析的方便,刪掉這種價格成分不過是簡化假設。(2)交易成本經濟學是現實世界經濟學,現實世界經常是學院經濟學家害怕涉足的地方(張五常,1998)。第二,按照產權經濟學的看法,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不是商品買賣,而是權利買賣。最簡單的商品權利與商品本身不可分。而複雜的商品(如知識、思想)沒有看得見模得著的形式,支配和享用它的權利就成為不是簡單的物體買賣可以處理的事。所謂外部性問題,都是由於人們議定契約的權利無法嚴格界定,而沒有嚴格界定的這種權利,就不會有有關產品的市場,所以產生了外部性。如清潔空氣的所有權難以界定,就有了污染問題的外部性。所以市場的失敗是產權定義不明確的結果。產權制度是一個經濟運行的根本基礎,有什麼樣的產權制度就會有什麼樣的組織,什麼樣的技術,什麼樣的效率。在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中,產權都是重要的變數。所以從交易成本、產權入手是我們理解制度運行和制度構成的關鍵。有學者認為,產權方法和交易成本方法之間是存在重要差別的,前者需要一種對個人誘因的分析,而後者則把個人置於一個更廣闊的機構框架內,它容許把公司作為一個組織起來的實體而加以分析(邁克爾·迪屈奇,1999)。 (二)新制度經濟學與近代制度學派的關係 科斯把康芒斯、凡勃倫、加爾布雷思等美國制度主義學者稱為近代制度學派,而他們是新制度學派。科斯認為,新制度經濟學與近代制度經濟學並沒有什麼理論上的淵源關係。在某種程度上講,新制度經濟學與近代制度經濟學在理論上還是對立的。近代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不是理論性的,而是反理論的,它們尤其反對古典經濟理論。它們沒有一個理論,除了一堆需要理論來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燒掉的描述性材料外,沒有任何東西留傳下來(科斯,1991)。而新制度經濟學恰恰相反,它們利用正統經濟理論(包括古典經濟理論)去分析制度與現實問題。近代制度經濟學的悲劇就在於它們沒有留下什麼理論工具(或範式)供別人或後人去使用。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制度主義實際上是美國經濟思想中的主導派。它之所以把陣地喪失給了新古典主義,部分地是因為它忽視了它自己的任務———發展基本理論。近代制度主義在奠定了制度規範和習慣的重要地位後,低估了花大力氣描述經濟政治制度的性質和功能這種工作的意義。近代制度學派一直執行著雙重職能:即一方面提供對主流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批判;另一方面,提出關於經濟的以及進行經濟研究分析的一個可供替換的概念體系。 近代制度學派內部也存在很大差異,凡勃倫-艾爾斯傳統集中注意技術的進步作用和制度的約束作用;康芒斯傳統則較少迷戀於技術的責任,而看待作為集體行動方式的制度則更中立些;兩者都承認實際經濟成就特別是技術和制度的一個函數。儘管他們有分歧,但有制度分析的共同核心。 與主流經濟學堅持認為中心的經濟問題是資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收入、產量和物價等水平的決定相反,近代制度學派認為經濟體系的組織和控制問題,即經濟體系的權力結構應該擺在第一位。近代制度學派的思想的主要特點是它的整體主義和進化主義。 近代制度學派關於制度、交易等問題的分析對新制度經濟學產生過重要影響,但兩者又有很大的差別: 第一,價值判斷標準不一樣。近代制度學派從來就是以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者和想像中的未來社會的設計者的身份出現的。而新制度學派則是以人類選擇的合理性這一基本假設為基礎的。 第二,從研究對象的把握來看,近代制度學派指責正統經濟學的範圍過於狹小,但其研究對象實際上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及法學等,它們極其廣泛,從而喪失了明確的研究對象。這是近代制度學派不能形成系統的經濟學理論的重要原因。新制度經濟學派在把新古典學派拓展到制度問題的研究上要理智得多。 第三,近代制度學派的觀點不是理論性的,而是反理論的,他們尤其反對新古典理論。而新制度經濟學派則利用新古典理論去分析制度與現實問題。施蒂格勒指出,近代制度經濟學的失敗是因為它沒有提出實證的理論學說,它當時所表現的僅僅是對正統經濟理論的不滿和批判態度,它註定得不出什麼新東西。 第四,近代制度學派主要以資本主義制度為研究對象,缺乏一般性。而新制度學派更具有一般性,其原理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適用。 (三)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新制度經濟學的關係 諾思說,「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諾思,1991)。 馬克思的理論及制度分析法對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馬克思的科學方法論對新制度經濟學的影響。這包括馬克思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互作用的原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相互作用的原理以及馬克思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等對新制度經濟學的形成都有重要影響。法國的亨利·勒帕日在其《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一書中指出,新制度經濟學從一些純粹的馬克思概念(例如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聯繫)出發,反而可以發展成為一種解釋歷史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分析。 2.馬克思注重製度分析並把制度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內生變數。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制度因素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內生變數,而不是獨立於社會經濟發展之外的。正如新制度經濟學家Ｖ.Ｗ.拉坦所說的那樣,馬克思比他的同時代學者更深刻地洞見了技術與制度變遷之間的歷史關係。他將發明看做是一個社會進程,而不是先驗的洞見或偶然的天賦靈感的結果。在馬克思的體系中,階級鬥爭反映了經濟制度的演進與生產技術進步之間的不斷「衝突」。儘管馬克思強調了生產方式的變化(技術變遷)與生產關係的變化(制度變遷)之間的辯證關係,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會組織變遷的更為動態的力量。馬克思揭示的生產關係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規律能夠有效地解釋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變遷過程。新制度經濟學從馬克思的歷史觀那裡得到了許多啟發。新制度經濟學家尤其意識到,在人類歷史的長期變遷的分析中更不能離開制度分析。諾思認為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術性因素。諾思認為一些經濟學家在分析經濟實績時忽視制度因素是錯誤的。他指出,這種制度框架約束著人們的選擇集。實際上,制度是個人與資本存量之間,資本存量、物品與勞動產出及收入分配之間的過濾器。在馬克思看來,任何社會的生產都是在一定的生產關係及其制度條件下進行的,並且不同的制度其效率也是不同的,例如資本主義制度比封建制度、奴隸制度更有效率。新制度經濟學在這個基礎上把成本-效益分析引入了制度效率分析之中。 3.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框架對新制度經濟學體系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在對制度問題的分析中發現,馬克思對社會經濟發展問題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有人認為,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實際上是在馬克思的分析框架內引入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抽象掉生產關係與制度的演變來分析經濟的運行,這是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問題所在。諾思在1991年一期的《美國歷史評介》中寫道:「理解經濟怎樣運作(價格或微觀經濟理論),是寫經濟學史的必要條件。但經濟學理論是靜態的和模糊的,而經濟學史則可解釋過去以來的各種經濟變化———這是在經濟學理論中被忽略掉的地方。經濟學史能對經濟學理論作出的明確貢獻就是找回那些被忽略掉的要素。經濟學理論已變得越來越數學化、正規化,但其準確性卻越來越低。」新制度經濟學要尋找回的就是被正統經濟學家們忽略掉了的制度問題、產權問題、國家問題甚至意識形態問題。這些問題之所以被抽象掉,有的是為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的需要,有的是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些問題不重要,有的經濟學家則認為經濟學家不應該研究這些問題。但無論出於怎樣的動機,離開了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就不可能解釋人類歷史的演變過程。例如制度並不是一個可要可不要的問題,而是「制度提供了經濟的一種激勵結構,這一結構所涉及的,就是指明經濟是朝著增長,停滯或衰退的方向變化」(諾思,1991)。在短期的分析中可以抽象掉制度,但是在長期的社會經濟發展分析中制度是至關重要的。諾思認為,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於強調了結構變遷和社會生產潛力與產權結構間的矛盾。這實際上指的就是馬克思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互作用的原理。此外,馬克思的國家理論、意識形態理論等對於新制度經濟學的形成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二、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趨勢與前沿問題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里,制度經濟學發展成了一個活躍而廣闊的研究領域。它強調製度在推動經濟行為方面的核心作用。現在,這個領域劃分為兩大陣營:一個是由來自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和組織學的分析者組成的集團;他們已經認識到了制度(和交易成本)的重要性,並試圖將這些現象引入到傳統的主流經濟學中去。另一個陣營的經濟學家們認為,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假設與新古典福利經濟學中像「完備知識」和客觀理性那樣的構成性假設是不可兼容的。我們已經艱苦地清除了我們舊有的知識資本,以便重新從關於人類價值、認知和行為的基本假設出發建立制度經濟學(柯武剛、史漫飛,2000)。從新制度經濟學近些年的研究文獻來看,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呈現出以下趨勢: 一是向公式化、模型化方面發展。新制度經濟學在其發展初期,與其他經濟學分支的產生與發展一樣,也有一個概念引入及原創性的時期。因此,新制度經濟學在早期的發展主要是定性或思想方面的。隨著研究的深入,公式化、模型化及定量的分析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中越來越重要。新制度經濟學要溶入主流經濟學中去,就必然有一個公式化、模型化及定量分析的問題。到目前為止,用博弈論解釋制度的起源還是最好的辦法。持博弈規則論的經濟學家傾向於設計的觀點,即規則制定是立法者、政治企業家或從事機制設計的經濟學家明確設計的結果。在持博弈均衡論的經濟學當中,關於制度起源問題,在一開始似乎並未達成一致的意見。那些相信進化博弈論的經濟學家明顯贊成制度是自發的秩序或自組織系統。如用博弈論分析制度的起源,制度分析中的主觀博弈論模型認為,參與人對博弈結構持一種主觀和簡化的觀點,當他們遇上客觀博弈的內部動態力量內生的巨大外部衝擊或困境時,他們將以一種互動和創新的方式修改其觀點。因此,制度演進過程可以概括為「刻點均衡(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它兼有路徑依賴與創新、穩定和間斷雙重特徵」(青木昌彥,2001)。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新制度經濟學在其完善的過程中,注意理論的公式化、形式化及模型化方面的發展是必要的,但是,新制度經濟學不能過份地公式化、形式化及模型化,因為過份地公式化、形式化及模型化有可能使自己離開自己追求的「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二是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解釋歷史上的經濟發展,從而彌補新古典經濟學的不足,在解釋長期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方面,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新經濟史學比新古典經濟學更有說服力。沒有雄厚的歷史功底是很難對制度及制度變遷問題作深層次研究的。道格拉斯·Ｃ諾思有句名言:歷史在起作用(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ａｔｔｅｒ)。由此引申的具體含義是,現在的以及面向未來的選擇決定於過去已經作出的選擇。經濟的、社會的變遷不是驟然發生的,而是許多因素長期累積的結果。庫茨涅茲說,一個更廣闊的歷史背景可以防止有些經濟學家不去注意他們的理論總結對特定歷史條件的依賴性。要理解現在,展望未來,就要重新認識過去。諾思指出,「新古典經濟學在分析經濟發展或經濟史時,只有當它針對某一個時期或運用比較統計學,才能很好地說明某種經濟的實績,一旦用它來說明某種經濟在整個時期的實績時,它就不大濟事了」(諾思,1991)。研究長期的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必須放在歷史的長河中考察。在這方面新經濟史學作出了有益的探討。無論新制度經濟學如何深入發展,從歷史的長河中尋求制度變遷的規律是其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注重製度變遷中的歷史分析不僅有利於從長期分析中揭示制度變遷的規律,而且有利於探討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問題(諾思,1991)。 格雷夫(1998)建議在運用均衡觀點分析制度時,可採用以下分析程序處理歷史信息:(1)以歷史和比較知識為基礎,首先區分出哪些技術和制度因素可以看做是「外生的」,哪些制度因素需要當作「內生變數」即需要解釋的變數;(2)建立對應特定背景的博弈論模型,其中哪些被界定為外生變數的因素定義了博弈的外生規則,然後解出所有的均衡解;(3)考察是否存在一些均衡解有助於解釋內生性制度的性質;(4)研究哪些「歷史」因素促成了對特定均衡解的選擇,由此確定歷史對制度形成的作用。 三是注重製度差異的比較研究,如比較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轉型經濟學的發展等。比較經濟學的傳統領域是比較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而「新比較經濟學」則是在研究轉軌的經驗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基礎上產生的。發生在20世紀末的轉型過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涉及到了世界上很重要的29個國家近16.5億的人口,而中國在其中佔有了很大的部分。在外國,研究經濟轉軌有兩種主要方式,一種方法是使用內生交易費用的正式模型分析經濟轉軌,清楚地說明假設和預測,具有正式模型的所有優勢。其代表人物有德瓦特里邦和羅蘭(ＤｅｗａｔｒｉｐｏｎｔａｎｄＲｏｌａｎｄ,2000),麥克米蘭(ＭｃＭｉｌｌａｎ,1996)及布蘭查德(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1999)等。另一種研究包括以拉迪(Ｌａｒｄｙ,1998)為代表的對制度和政策變化及它們的經濟後果的非常注意細節的文件記錄,和以諾思(Ｎｏｒｔｈ,1997)、諾思和溫格斯特(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Ｗｅｉｎｇａｓｔ,1989)、薩克斯和胡(ＳａｃｈｓａｎｄＷｏｏ,1999)為代表的對政策與歷史的描述性分析。在轉型過程中,市場體制的一些基本要素,實際上在各個國家是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順序以及不同的條件和不同的形式出現的。新比較經濟學堅持以前的觀念,通過比較可選擇的經濟制度,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制度如何運行。新比較經濟學在過去10年里突飛猛進。過去兩個世紀的政治經濟學和最近的經驗研究都表明不同國家之間的制度存在著系統和顯著的差異,並且這些差異對解釋經濟政治績效至關重要。新比較經濟學的主題就是比較這些制度及其效果,並理解在一定環境中何種制度是適宜的。與制度經濟學強調製度共有成就不同(如對私有產權的保護),新比較經濟學強調製度的差異性。新比較經濟學試圖在一個統一的博弈論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樣性的源泉和影響,從該框架出發考察制度的相互依存性可能會得出制度安排的多重性、次優性和帕累托不可比性(Ｐａｒｅｔｏ-ｕｎｒａｎｋａｂｌｅ)。新比較經濟學也和公共選擇理論一樣強調政治。國家之間大多數重要的制度差異都源於政府的差異。 四是用制度分析探討經濟發展問題。早期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導致了國家主導型發展政策。但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踐證明,國家主導型發展政策從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看,帶給人們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發展中國家從貧窮走向富裕的最大障礙,不是資源條件差、收入水平低、國際競爭力弱,也不是人口太多、缺乏外援,而是缺乏一種有效的制度。用制度分析探討經濟發展的根源及發展過程是當代經濟學一個熱門分支。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強調經濟績效是制度和意識形態共同作用的結果。制度影響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影響生產和交易。清晰的產權能降低交易成本和擴展市場,保證個人和財產不受政府或強制性實體濫用權力影響的經濟能使生產和消費得到充分的發展。諾思認為,欠發達國家不必力求完全競爭,這是一個不可達到的理想,而是應該通過開放市場、遵守法律規則,為現實的競爭建立制度構架。 有人把新制度經濟學的前沿問題主要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1)新制度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它們能否相互滲透,能否相互交融,同時是不是像諾思所講的那樣,新制度經濟學能統一社會科學。統一社會科學的創想直接來源於科斯和諾思。國際制度經濟學學會中的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起碼可以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認知科學,甚至包括社會心理學等學科的領域內,用制度一統天下。(2)關於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論。一是個人主義。二是反設事實,科斯、諾思在論述經濟學發展走向時,對反設事實的方法論甚為推崇。近來,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上的最新進展是解析性敘述(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3)互惠制度的形成。研究產權、交易費用、公共選擇及新經濟史等問題都涉及到互惠制度是怎樣形成的問題。有人把這稱之為制度的微觀基礎研究。不少學者認為,所謂經濟人還需要更為具體化的研究,人類的行為演化和互惠行為之間是一種「同等的互惠關係」和「同等經濟主義」。(4)演化制度分析,也就是把演化論納入制度變遷分析中來。(5)國家理論。新制度經濟學中有諾思、巴澤爾等人的國家理論,在巴黎新制度經濟學年會上舉行的紀念奧爾森的專題會議上,許多人提出按照奧爾森的思想,用現代制度的構建、演化和分析方法來構建一個新制度主義的國家理論。(6)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的關係。以上是新制度經濟的幾個前沿問題。有些我們在前面作了分析。但是,新制度經濟學最重要的學科基礎是微觀經濟學基礎。新制度經濟學既需要雄厚的微觀經濟學基礎,同時也需要一套歷史、哲學的支撐。從某種意義上講,新制度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 主要參考文獻: 1.[冰]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經濟學》,中文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2.秦海:《制度的歷史分析》,見吳敬璉主編:《比較》(第四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3.[美]詹姆斯·Ａ道等編著:《發展經濟學的革命》,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 4.[日]青木昌彥:《比較制度分析》,中文版,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 5.[德]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經濟秩序與公共政策》,中文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6.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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