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生左，何生曾--曾國藩左宗棠恩怨3

十一 　　曾國藩重新出山，再履重任，以謙卑圓融之態營造了比以前更舒適的生存空間。而左宗棠的傲慢卻終於受到了報復。咸豐九年底，左宗棠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跌蹉。 　　咸豐四年入幕後不久，駱秉章就開始對左宗棠是言聽計從；按左宗棠自己的話說：「所計畫無不立從。一切公文，畫諾而已，絕不檢校」。 　　《南亭筆記》這樣記載： 　　左文襄初以舉人居駱文忠公幕府，事無大小，專決不顧。文忠日與諸姬宴飲為樂。文襄嘗面嘲之曰：「公猶傀儡，無物以牽之。何能動邪？」文忠乾笑而已。 　　說的是駱秉章把一切交給左宗棠，自己每日只是飲酒作樂。左宗棠當面嘲笑駱秉章說，你不過就是一個木偶，我怎麼牽，你怎麼動。聽到如此露骨的嘲諷，駱秉章也只有乾笑而已。這則軼事從情理上來講絕無可能，因為左宗棠再驕橫，也不至於無理至此。不過，作為描摹駱、左關係的一幅漫畫，卻十分生動傳神。 由於駱秉章如此放手，左宗棠也就毫不客氣，把自己當成了真巡撫，將全省官員當成自己的下屬，「一意孤行」，對那些品級很高的大員也不假顏色。雖然在左的治下，湖南「自刑名、錢穀、徵兵、練勇與夫厘金、捐輸，無不布置井井，洞中機要」（毛鴻賓奏稿），但他的作風卻得罪了許多官員。 　　關於這次災難的起源，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徐宗亮《歸廬談往錄》記載，永州鎮總兵樊曾經拜訪湖南巡撫駱秉章，身為幕僚的左宗棠出與樊共談，不料雙方「意大齟齬」，雖然樊為二品大員，左宗棠以一介舉人，居然「進起批樊頰」，並且大肆詈罵，使「樊不能堪」，兩人從此結下不解之怨。 　　而據劉成禺《世載堂雜議》記載，咸豐九年，永州鎮總兵樊燮因事謁見駱秉章。駱秉章讓樊燮直接去見左宗棠。總兵是二品大員，但清代重文輕武，左宗棠更是看不起胸無點墨的武官。樊燮自恃大員身份，見了左宗棠沒有請安，惹得傲慢慣了的左宗棠怒氣大發：「武官見我，無論大小，皆要請安，汝何不然？」不料樊燮也是個倔性子，頂撞道：「朝廷體制，未定武官見師爺請安之例，武官雖輕，我也朝廷二三品官也。」左宗棠平時最忌諱人家提他的「師爺」身份。中不了進士才給人家當師爺，這是表面上風光無限的左氏內心的隱痛。他最受不了別人因為他的師爺身份而輕視自己，因此勃然大怒，起身上前就踢了樊一下，嘴裡還大罵：「王八蛋，滾出去！」不久，左宗棠就慫恿駱秉章彈劾樊燮，使他被革職回了老家。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具有戲劇性已不可考，但是左宗棠慫恿駱秉章彈劾樊燮確有其事。官場之上，冤家宜解不宜結，因為你不知道哪塊雲彩有雨。樊燮與湖廣總督官文關係極為密切。在官文的支持下，他一個狀子把左宗棠告到了朝廷，說左宗棠是「劣幕」，一官兩印，囂張跋扈。一個師爺敢打二品大員耳光，這還了得？朝廷發下諭旨，命人逮捕左氏，「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一時之間，不可一世的左師爺頭顱岌岌可危。 　　聞聽左氏遇禍，曾國藩「焦灼極切」，他不光為朋友憂，也為大局憂。他在家信中憂心忡忡地寫道：「湖南樊鎮一案，駱中丞奏明湖南歷次保舉，一秉至公，並將全案卷宗封送軍機處。皇上嚴旨法責，有『屬員慫恿，劣幕要挾』等語，並將原奏及全案發交湖北，原封未動，從此湖南局面不能無小變矣。」 左宗棠遇到的這一大難，可與曾氏家居困境相比。左當時對曾是雪上加霜。此際曾國藩卻對左雪中送炭，關愛有加。他十分體諒左宗棠此際的心境，怕他因為驚憂過度，損害健康，因此去信加以寬解。 　　除了溫辭慰問，曾國藩還全力以赴，托關係走後門，幫左氏解脫。咸豐帝將此案交湖北正考官錢寶青審辦，錢寶青是曾國藩的門主，於是曾氏以師座身份，請他設想緩解。在錢的努力下，左氏暫時未獲牢獄之災，得以順利離開湖南。 　　咸豐九年十二月，左宗棠退出了巡撫的幕府，以北上會試為名，打算「直之於朝」，在皇帝面前剖白此事原委。他對這個極端的辦法本來也心裡沒底，一路風雨交加，前途茫茫，心情極差。路上他收到了胡林翼寫來的信，勸他不要北上，因為陷害他的人並不會因為他離開幕府而罷手，正在四處布置，他去北京，無疑是自投羅網。左宗棠看了這封信，感到進京既無出路，回到老家，對方仍能「尋蹤而得」，深感「側身天地，四顧茫茫」，無安身之地。思前想後，他決定避難軍營。於是調頭南旋，來到宿松曾國藩大營。曾國藩對左氏的到來大表歡迎，二十天中，他與左「昕夕縱談東南大局，謀所以補救之法。」（曾年譜）左宗棠向曾國藩表示，請讓他自帶一隊湘軍，以一個普通小營官自效，萬一官文等「必不相舍，山北山南網羅密布，即匿影深山，亦將為金丸所擬」，那就帶隊「策馬衝鋒」，以戰場上結束自己的生命。可見悲觀到了何等地步天下之事，每每禍福相生。誰也沒想到，這一次天子親自問罪，竟成為左宗棠一生命運的重大轉折。由於左氏一人，事關湖南大局，所以許多大吏特別是兩湖官員，積極展開營救。除了曾國藩的努力，還有許多人共同出手。胡林翼寫信向官文說好話，老朋友郭嵩燾向肅順求助。在一番緊鑼密鼓的營救下，事情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機。 　　在「樊燮京控案」以前，就多次有人向咸豐皇帝舉薦過左宗棠其人。比如咸豐六年，胡林翼就向咸豐皇帝介紹過左宗棠才學過人，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二，咸豐召見左宗棠的好友郭嵩燾，向他詢問起左宗棠的情況。郭乘機積極推薦左宗棠說：「左宗棠才極大，料事明白，無不了之事，人品尤極端正。他（指左）只因性剛不能隨同，故不敢出，數年來卻日日在省辦事。現在湖南四路征剿，貴州廣西籌兵籌餉，多系左宗棠之力。」咸豐因此對左氏印象頗深。 　　這次案件中，又有這麼多人為左宗棠求情。潘祖蔭甚至對皇帝說出「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這樣的話，皇帝因此對左氏更加好奇。因此特意專旨詢問曾國藩，想聽聽曾國藩對左宗棠的評價，以及能否調到曾的麾下使用。曾接旨大喜，於咸豐十年四月回復說：「（左氏）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亟之時，或飭令辦理湖南團防，或簡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 曾國藩明知樊案之後左宗棠已不可能再在湖南辦團，但卻將此列為首選，其用心在為左宗棠謀取實際官階，即疏中明白說明的「藩、臬」之職。曾國藩推薦左宗棠，不似胡林翼、潘祖蔭那樣渲染鋪張，但卻直截了當地為之謀官謀權，更有力度。 　　皇帝於是命左氏以四品京堂候補，作為曾國藩的助手，襄辦湖南軍務。而此前左宗棠因做多年幕僚，得到的官銜是五品兵部郎中。左宗棠做夢也沒想到曾國藩等一干朋友的援手，居然使他枯木逢春，化大凶為大吉，他說對此際遇感到「實非夢想所期」。一沒有掉腦袋，二沒有回老家，對朝廷與朋友們感激次骨，遂磨拳擦掌，準備在曾國藩帳下大幹一番。得到左宗棠這樣的有力助手，曾國藩當然如虎添翼，他決定放手讓左氏大幹，派他到湖南募勇，自成一軍，以做獨當一面的打算。左宗棠僅一個月時間，就募了五千人。此刻的左宗棠意興勃勃，雄心大熾，他在家書中寫道：「此去務要盡平生之心，轟烈做一場，未知能遂其志否？」 十二 　　雖然深受曾國藩的舉薦之恩，但左宗棠對曾國藩，自始至終毫無唯唯之態。在曾國藩麾下帶兵之初，左宗棠就表現出不甘人下的特立獨行風格。 　　以前，凡是曾國藩麾下的軍隊，統稱為「湘軍」，而左宗棠卻獨樹一幟，將自帶的五千人號為「楚軍」。其他湘軍將領募軍練勇一遵曾國藩成制，而左宗棠卻對曾國藩的那套做法不太感冒。曾國藩選將專要樸實的讀書人，以其有根底，有操守，大節不苟。而左宗棠卻多用武夫，「亦不盡樸實之選，止取其能拚命打硬仗耳。」左宗棠有左宗棠的算盤。原來，讀書人有功名，立了戰功很快可以高升，不再為己所用。而武人升到提督已是非常不易，不得不一直在自己腳下盤桓，容易控制。曾國藩招兵，多從原籍湘鄉一縣招募，左宗棠認為這樣弊端尤多，因為一旦失利，往往是舉縣盡衰，士氣容易受挫。所以他從全省各府縣招募，優中選優，強中擇強。至於營制，他也參用後來脫離曾國藩系的王鑫之法，處處與湘軍有所不同。 事實證明左宗棠的名氣不是吹出來的。首次親自帶兵打仗，他就旗開得勝。咸豐十年九月二十日，左宗棠率軍抵達江西。楚軍募成之日，正是曾國藩困守祁門急需軍隊之時，他命左宗棠駐守景德鎮，十月十七日，廣東會黨起義軍進入江西，逼近景德鎮，左宗棠派兵迎擊，大敗會黨軍於貴溪。 　　剛剛把廣東會黨軍趕出江西，太平軍又接踵而至，兵分三路，包圍了曾國藩所駐的祁門。曾國藩四面楚歌，再次陷於驚恐之中。幸好左宗棠在景德鎮經過一日一夜激戰，將太平軍將領黃文金率領的數萬軍隊擊敗，令曾國藩轉危為安。 　　對於左宗棠在這兩次戰役中的表現，曾國藩極為激賞。事後，曾國藩專折為左宗棠請功說：「左宗棠初立新軍，驟當大敵，晝而躍馬入陣，暮而治事達旦，實屬勤勞異常，惟系襄辦京堂大員，應如何優擢獎敘之處，出自聖裁。」於是皇帝發布諭旨，著左宗棠以三品京堂候補。 　　曾國藩僥倖渡過此難，不料更大的危險緊接著到來。咸豐十一年二月，太平軍李世賢部再度進入江西，並於二月底擊敗左宗棠，攻佔了景德鎮，兵鋒直指祁門。曾國藩文報不通，餉道中斷，又一次陷於絕境，在日記中寫道：「憂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樂，死之可悲矣。」甚至給曾紀澤寫下了遺囑。 在這關鍵時刻，左宗棠再次力挽狂瀾。景德鎮失敗後，他退守樂平，三月六日與李世賢大戰於此，左充分利用地形優勢，命人開挖壕溝，引水塞堰，大大限制了太平軍騎兵的作用。在他的指揮下，左軍奮力進攻，結果大敗太平軍，殺敵五千多人。李世賢大敗狂奔，曾國藩再一次走出絕境，他大喜過望，對左宗棠當然又一次獎譽不已，向皇帝彙報稱：「（左宗棠）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兇悍之賊，因地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審越時賢。」請求「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曾國藩甚至對皇帝說，他以此事斷定左：「將來必能為國家開拓疆土，廓清逆氛。」可謂推重倍至。 　　皇帝又一次接受了曾國藩的建議，「命候補三品京堂左宗棠幫辦兩汀總督曾國藩軍務」，左由襄辦改為幫辦，一字之差，變成曾的副手。隨後又晉為太常寺卿，正三品，這是左出山十年來第一次被授予真正實職官職。 十三 　　左宗棠也沒有想到，在曾國藩的麾下，他晉陞能如此迅速。 　　太平軍被趕出江西後，卻在浙江勢如破竹。咸豐十一年九月，浙江全省幾乎全部被太平軍佔領。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朝廷命曾國藩督辦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事。 　　曾國藩用人，抱定立人達人之原則，絕不因自己用著順手就把這個人壓在自己手下不使其升遷。他早就想為左宗棠謀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浙江失陷，給了他這個機會。他決定將浙江軍務全盤交給左宗棠，讓他從此獨當一面。十一月十六日，曾國藩在復左宗棠的信中寫道：「昨奉廷寄諭旨，謬以鄙人兼辦浙江軍務。位太高，權太重，虛望太隆，才智太短，殆無不顛蹶之理。即日當具折請辭，而推閣下督辦浙江軍務。」他說到做到，當月二十五日，他上《懇辭節制浙省各官及軍務等折》，說明了自己的想法：「以臣遙制浙軍……不若以左宗棠專辦浙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 左宗棠聞訊大喜。這麼多年來，他一直盼著有離開曾國藩羽翼，自己開闢乾坤大展拳腳的一天。他率領軍隊，興沖沖地準備起程。這時曾國藩卻給他寄來信件，命他按兵不動。原來此時太平軍已經把浙江巡撫王有齡圍困在杭州，王有齡凶多吉少。如果左宗棠馬上出兵救援，萬一失敗，左氏得承擔救援不力之責。如果救援成功，把王有齡救出來，那麼浙江巡撫還是要由王有齡來做，左宗棠如何安置？因此直到十一月底，得知浙江巡撫王有齡在圍困中自縊而死，曾國藩才密奏清廷，請以左宗棠為浙江巡撫，同時命令左宗棠迅速入浙。曾國藩心機權術之深，可見一斑。 　　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從此，當過多年「假巡撫」的左宗棠成了真巡撫，正式步入大員系列。在投奔曾國藩之初，左宗棠所期望不過是「以小營官自效」，孰料時僅三年，由五品郎中而四品京堂而三品京堂而太常侍卿而開府一方，速度之快令人瞠目。曾國藩不但把駐紮在贛浙邊界的湘軍統歸左宗棠節制，而且慷慨地給了他向皇帝的專奏權和徵收厘金權。 入浙是左宗棠一直以來的夢想。早在楚軍出湘之始，左就注意到浙江這個最富之地。曾國藩這次超額滿足了他的夢想，令他快慰無已。而曾國藩在入浙時機上的選擇，更讓他看到曾國藩為他考慮的細緻周到。此時的左宗棠，對曾國藩發自內心地尊重感激，和曾國藩交往中，變得畢恭畢敬，「修敬先達之禮」，「每事必請教而後行」。（《太平天國史料從編簡輯》）稱：「滌帥與我，情意郛洽之至。」（家書）這是雙方合作中最情投意合的一段。 　　獲得了更大平台的左宗棠的才幹更揮灑無餘，他竭盡平生才力，專註於浙江軍事。同治二年三月，清廷超擢他為閩浙總督，居然與曾國藩平起平坐，分庭抗禮了。他說：「近奉沖聖寄諭，吾與滌公均平列。」（家書） 　　左宗棠擔任巡撫，已經屬於破格超升。而從就任巡撫到擢升總督，為時不過一年有餘，這一年多中間，左宗棠並無特殊建樹，何以如此輕鬆取得與曾國藩平列的地位呢？ 　　這道聖旨的背後隱藏著大清朝廷極為深刻的用心。原來，曾國藩此時權傾天下，擁兵過廣，已經令清廷不放心了。他們怕曾國藩尾大不掉。使左氏與曾分庭抗禮，就是為了分裂湘軍，牽制「兵權過重」的曾國藩，達到分湘系集團而治之的目的。 　　而之所以起用左宗棠來牽制曾國藩，是因為清廷敏銳地發現，左宗棠與自己的恩主曾國藩之間出現了矛盾。 十四 　　隨著左宗棠地位的迅速上升，他與曾國藩的關係又一次出現了惡化。 　　首先當然還是用兵方略上的爭執。 　　投身曾國藩之前，左宗棠批評起曾氏之兵略從來沒有客氣過。既為麾下之後，左宗棠對曾的許多軍事判斷雖然不再公開嘲諷，但與朋友們交流時仍直言不諱。比如聞聽太平軍佔領浙江後，曾國藩的判斷極為悲觀，左宗棠卻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太平軍捨棄長江中游的安慶地區，而專集於下游，「大局頓有轉機。」（全集，答劉印渠）事實證明左的看法確實比曾更有見地。 　　早在咸豐十年三月，左宗棠就建議曾國藩「先以偏師謀取吳越」。曾國藩卻堅持所謂「穩紮穩打」之法，拒絕此議，進駐皖南萬山叢中的祁門。左宗棠雖然沒有公開批評，卻在寫給兒子的信中流露出輕蔑之色：「滌公於我極親信，毫無間言。唯才略太欠，自入窘鄉，恐終非戡亂之人。」 　　離開曾國藩羽翼之後，左宗棠開始接連不斷地與曾國藩爭辯兵機。他認為曾國藩用兵過於拙滯，對自己的束縛過多，在信中經常對曾發出抱怨。隨著浙江巡撫做得越來越順手，左宗棠對曾國藩的批評也越來越直言不諱。入浙之初，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建議還是惟命是從，至少是積極響應的，但隨著他在浙江腳根扎穩，對曾國藩就越來越輕慢起來。曾國藩對周開錫、李慶霖二人十分反感，要求左宗棠斥退他們。左宗棠卻對曾國藩的用人之道不以為然，「恪靖嘗謂文正無知人之明，故文正所棄者，無不重用也」，反而委此二人以重任。同治元年，當太平軍進攻曾國荃部時，曾國藩要求左宗棠派蔣益灃一軍往援，左宗棠卻拒不從命。曾國藩於浙事或者楚軍的「大調度」，都通過書信或者咨文商之於左，可是左卻「每置不肯」。曾國藩寄給左宗棠的信件，左動不動就不予回復。以至於曾國藩在一封信中這樣抱怨道：「每有大調度，常以緘、咨敬商尊處，公每置之不論，豈其未足與語耶？抑自足而拒嘉謨耶？盍亦箴砭而推挽之？」 　　與左宗棠的合作中，曾國藩不得不又一次回到忍氣吞聲、逆來順受的角色。和別人他不好說什麼，只能對親兄弟一吐肝肺。同治二年五月初二日，他在致曾國荃的信中這樣說：「余因呆兵太多，徽祁全借左軍之力，受氣不少。此後余決不肯多用圍城之呆兵矣！」悻悻之態，溢於言表。 　　不論有多少不愉快，曾、左二人關係表面上還是過得去的。雖然左宗棠說出「公與弟均尚氣好辯，彼此爭論，更涉形跡，於大體多所窒礙也」之類的重話，但雙方從來沒有撕破麵皮。因為曾國藩位為兩江總督，左宗棠是浙江巡撫，名位畢竟在曾國藩之下，不得不時時壓制自己的氣焰。但當左宗棠升任閩浙總督，與曾國藩地位相等後，二人衝突就開始表面化了。 二人第一次衝突的導火線是軍餉問題。 　　湘軍不是經制之兵，軍餉一直是曾國藩最頭疼的問題。當湘軍頓兵南京城下之時，曾國荃每天只能發四成餉，士兵連半飽也吃不上，只能煮粥度日。 　　為了保證湘軍軍餉供應，曾國藩保舉沈葆楨出任江西巡撫，因為江西是湘軍重要的餉源地。沒想到出任江西巡撫不久，地方主義傾向就壓倒了對曾國藩的感激之情，初當一面的沈葆楨急於在江西干出成績，想把江西財政收入都留為己用，不再為湘軍供餉。曾國藩聞訊大急。沒有了這筆餉銀，南京城下的湘軍只有兩條路，一是嘩變，二是在南京城下被活活餓死。 　　曾、沈二人為了爭餉，在皇帝面前打起了筆仗。鬧到雙方都以「引退」為威脅。對於沈葆楨的忘恩負義，曾氏大營的所有人都氣憤填膺，他們紛紛說，如果朝廷設一個「絕無良心科」，沈一定取得第一名。 　　曾國藩為此「鬱悶殊甚」，寫信給左宗棠說：「幼丹（沈葆楨的字）中丞與敝處大相齟齬，將漕折全行截留，初不省其開罪之由。以中才而當末流之世，處權勢之地，固宜叢尤悔而不自知乎？」（曾國藩：《復左中丞》，《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十，第35—39頁。） 　　曾國藩把左宗棠當成了心腹和知己，才如此推心置腹地談論此事。他萬萬沒想到，升任了總督的左宗棠在回信中沒接他的話茬，卻為沈葆楨抱起了不平。 原來，左、沈二人此時已經走到了一起。戰爭形勢的發展，使左、沈有了共同的利害關係。因為左氏軍隊在浙江阻擋太平軍入贛，為江西起了屏障作用。左宗棠還多次帶兵入贛剿殺江西境內的太平軍。沈葆楨雖然不願為曾氏供餉，卻願意為左氏供餉，雙方因此關係密切，情投意合。在和曾國藩打奏摺官司時，沈葆楨甚至還把左宗棠帶兵入贛，高風格地不用江西餉銀的事績寫入奏摺，以此貶低曾國藩。江西現已財力枯竭，所幸閩浙總督左宗棠派兵前來我省作戰，「極諒江省苦情，派來劉典援師，血戰於江，轉餉於浙」。（沈葆楨：《洋稅盡數解營片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沈文肅公政書》，卷二，第26頁。） 　　同時，在餉源分配上，左宗棠對曾國藩也有諸多不滿之處，他認為曾氏過於偏向曾國荃，分給自己的太少。左宗棠撫浙後，因為軍餉不足，想在安徽、江西部分地方收取鹽稅，曾國藩拒不同意。左宗棠升任閩浙總督後，曾國藩又奏請將原來供應左軍的婺源、景德鎮、河口等的厘稅歸為安徽、江蘇等地湘軍調撥分用，這令左宗棠大為惱火。 因此，當沈葆楨與曾國藩打起奏摺官司時，左宗棠站到了沈葆楨一邊，拒不為曾國藩說話。在沈葆楨以開缺威脅朝廷時，左宗棠則公開替沈葆楨抱不平。他寫信指責曾國藩說：反對你的人，你逼得他走投無路。順應你的人，就步步高升，你的獨斷專行，已經讓人畏懼了。 　　面對左宗棠措辭尖銳的質問，曾國藩採取了一如既往的忍讓態度，沒有進行過多地解釋和爭辯，但心中難免不存芥蒂。在曾氏大營中人看來，左宗棠此舉證明，他已經可以步沈葆楨之後，取得「絕無良心科」的第二名了。曾、左二人日後關係日漸疏遠，在此就打下了深刻的伏筆。何況成為總督之後，左宗棠與曾國藩的書信往來又恢復了舊日飛揚跋扈指手畫腳之態。筆記中有這樣一條記載：左宗棠：「一日來咨，極詆文正（曾國藩）用人之謬，詞旨亢厲，令人難堪。文正復之云：『昔富將軍咨唐義渠中丞云：貴部院實屬調度乖方之至。貴部堂博學多師，不僅取則古人，亦且效法時賢，其於富將軍可謂深造有得，後先輝映，實深佩服，相應咨覆云云。』」 　　以曾國藩之修養，如果郁怒已極，決不會以這樣的嬉笑怒罵、尖酸刻薄來回應左宗棠。雙方的關係，至此已經陰雲重重。然而就在此時，左宗棠又給了曾國藩重重一擊。 太平軍為了解天京之圍，對湘軍展開突然反攻，大舉攻入了皖南。左宗棠認為這是曾國藩調度不力、防備不當所致，在未和曾國藩商議的情況下，直接向清廷建議，簡派楊岳斌來督辦江西、皖南軍務。這一建議的實質，是要從曾國藩的轄區範圍內分割出江西、皖南，清廷早就想收縮曾國藩的兵權，接到此奏立即批複同意。這顯然是對曾國藩權勢和威信的一次嚴重打擊。以曾國藩之城府涵養，對此事未置一辭，但他的幕客們卻情緒激烈，紛紛破口大罵。曾國藩的得意門生趙烈文在他的日記中說，見左宗棠《請飭楊岳斌督辦江西、皖南軍務片》，字字為自己表功，句句給曾國藩抹黑。 　　「天下舍己之外，更無公忠體國之君子」，　趙烈文一語，道出了左宗棠的心事。左宗棠每自以居心正大為恃，對老同事、老朋友突然襲擊，這種事以後還多次發生。這種襲擊表面上當然是以「大清王朝根本利益」為出發點，但背後卻經常隱藏著某種「爭雄心態」。事實證明，清廷選擇左宗棠來作為分化湘軍的突破口實在太準確了。在整個湘軍集團中，左宗棠是唯一一個始終要越曾國藩而上的人。左宗棠的這一舉動，正式宣告曾、左解體。 　　清廷見分化政策收到效果，從此更加放手扶植左宗棠的勢力。經過三年苦戰，左宗棠攻克杭州，清廷因此於同治三年三月特加左宗棠以太子少保銜，並賞穿黃馬褂。及至當年十月，左宗棠奪得浙江全省，被清廷封為一等伯爵，並賜爵名「恪靖」。功名之順遂，出乎所有人的想像之外。 十五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正午，南京太平門外一聲巨響，城牆崩坍，煙塵升起數十丈。天京陷落。 　　兩天之後的六月十八日午夜，氣喘吁吁的信使叩響了曾國藩大營營門。已經於二更四點睡下的曾國藩在三更三點被人叫醒，披衣復起。他已經猜到是什麼消息，顫抖的手握住咨文，讀後「思前想後，喜懼悲歡，萬端交集，竟夕不復成寐」。 　　是啊，曾國藩有太多理由百感交集。從咸豐二年起兵到今天，整整十二年了。這十二年里，他失去了兩個親兄弟，也親手把數萬名湘鄉老鄉送入鬼門關。自己更是三次自殺，數度瀕危，忍受了超過普通人耐受極限十倍百倍的艱巨和委屈，才換來這一張捷報。 　　收到捷報，大清朝廷「特沛殊恩，用酬勞勩」，冊封曾國藩為一等侯，世襲罔替。同時冊封曾國荃為一等伯。有清二百年里，漢人得此異數者，少之又少。真是兄弟二人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 然而，就在封侯的喧鬧喜慶過去不久，曾國藩卻又一次陷入了苦惱之中。 　　原來，曾國荃午夜送來的那張捷報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曾國荃沒有詳細調查，就匆忙彙報說，南京城內十萬太平軍皆被消滅。幼天王「積薪宮殿，舉火自焚」。南京一役，圓滿成功。 　　然而事實是，南京城破之際，有數千人突圍成功。這數千人中，就有洪秀全的兒子幼天王。自古用兵，講究擒賊擒王斬草除根，幼天王逃走，則太平軍殘部猶心有所系，鎮壓太平天國自然不能算徹底成功，曾國荃血戰兩年得來的「首功」由此也大打折扣。曾國藩得知真相後，如同兜頭一瓢涼水。他只能盼布防的湘軍在南京城外迅速抓住幼天王。這樣，他也可以從容向朝廷彙報，措辭之間，極力迴旋，使他們兄弟不至於十分難堪。 　　讓他想不到的是，幼天王居然一路逃過湘軍在南京城外的層層布防，千里逃奔到湖州，投奔了當時太平軍余部中的堵王黃文金部。更讓他想不到的是，居然有人不稟告他，率先將此消息報告給了朝廷。 　　此人就是左宗棠。 原來左宗棠通過線人，提前得知了幼天王的蹤跡。按常理，他應該及時把這個消息告訴曾國藩，讓曾國藩決定如何處置整個事情。再退一步，即使是由他來向朝廷彙報，他無論如何也應該先與曾氏兄弟通報一下情況。這樣於國家無損，而於私誼有益。事實上，在以前的軍務大端上，左宗棠一直是這麼做的，只有這次，在涉及曾氏兄弟根本利益的大事上，左宗棠沒有這樣做。在獲得了幼天王下落後，他立刻於七月初六直接奏報朝廷。 　　這道奏摺，不但有實情，還有誇大。幼天王逃至湖州是實，但是所謂他受到太平天國十萬餘殘部的熱烈歡迎，「拚命相持」，卻是誇大不實之辭。其實，洪秀全在天國覆亡前期已經人心喪盡，毫無政治經驗的幼主也已經沒有什麼號召力。太平天國李世賢、汪海洋等余部對「迎駕」、「護駕」根本不感興趣，所以幼天王在逃亡途中總是「趕不上」他們，因為他們不想要這個政治累贅。另一位令他耿耿於懷的湖州守將堵王黃文金雖有「迎主」的舉動，卻對幼天王本人避而不見。由此可見，幼天王雖然逃出，但這個小泥鰍已經翻不起大浪，不值得清廷那樣大為緊張了。 左宗棠誇大幼天王的影響力，意圖十分明顯，那就是要風涼貶損曾氏兄弟的戰功。他告訴清廷，幼天王遠比南京城更重要。幼天王逃出，並且受到十萬餘殘部的熱烈歡迎，那麼太平天國各地殘部聯合起來，重新復興，並非沒有可能。看來鎮壓太平天國大業，只是完成了一半。而曾氏兄弟就是憑著一半成功，騙得了封侯之賞。 　　左宗棠的目的果然達到了，朝廷勃然大怒。慈禧太后萬萬沒想到素稱老實厚道的曾國藩居然敢如此欺君罔上。於是降下嚴旨，切責曾國藩： 　　「據曾國藩奏：洪福瑱積薪自焚；茫無實據！似已逃出偽宮。李秀成供：曾經挾之出城，後始分散；其為逃出，已無疑義。湖熟防軍所報斬殺凈盡之說，全不可靠！著曾國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並將防範不力之員弁從重參辦！」 　　這道諭旨語氣空前嚴厲；不僅指責曾國藩以前的奏摺「茫無實據」、「全不可靠」，而且要嚴懲曾國藩的部下，「將防範不力之員弁從重參辦」。不要說慈禧主政以來，對曾國藩一直是客客氣氣，就是對曾國藩不太感冒的咸豐皇帝，也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重話。曾國藩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打擊，聲譽也大大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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