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塑造左與右的辯論

潘恩與柏克也許定義了左與右，但閱讀他們，卻為突破和超越左與右的陳規定見，走向一種更為宏富和辯證的政治思維方式，開拓了空間與可能。

經濟觀察報 劉波/文

在當代西方的語境中，當人們提到「大爭論」的時候，通常呈現在腦際的是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凱恩斯與哈耶克的著名爭論，那被視為剖分當代西方左與右的決定性事件。但是，凱恩斯與哈耶克的爭論更多集中在經濟領域，而在歷史上，還有比這時間更久遠、影響也更為深刻的一場爭論——18世紀末爆發在英國誕生的兩位學者托馬斯·潘恩與埃德蒙·柏克的爭論，它初步描畫出了英美世界裡左右兩派的軌跡。

潘恩和柏克所生活的18世紀晚期，是現代世界誕生的嬰兒啼哭之時。幾乎得到公認的是，法國大革命是現代性的源頭，它代表著人類首次試圖用一套政治原則、思想與觀念來塑造一個全新的社會。相比而言，美國獨立戰爭則只是實踐啟蒙理想的一場前奏。在北美人為擺脫英國統治而奮戰時，潘恩與柏克都給予了認同與支持，然而，在法國大革命這個更具普遍意義的歷史性事件上，他們最終分道揚鑣。也可以說，現代英美的進步主義與保守主義，是由法國大革命所催生的。

1789年巴黎人攻陷巴士底獄之時，潘恩與柏克已是兩位成名的學者和政論家，前者與傑斐遜、富蘭克林等美國國父相識，後者與塞繆爾·約翰遜、愛德華·吉本等英國名士結交。法國大革命在釋放自由火花的同時，也以一些革命者的血腥與殘酷行為震撼了歐洲。在法國各派酣斗之際，以潘恩和柏克為代表，英美知識界的爭論也進入高潮。這場筆戰雖然或許不如法國雅各賓、吉倫特等派的纏鬥激烈，卻在思想戰場上給人以更深的震撼，被稱為「有史以來用英語進行的最重要的意識形態之爭」。

一

單從氣質上說，兩個人就代表著人的兩種可貴的品質：柏克謹慎沉著，潘恩熱情洋溢；柏克代表冬天，潘恩代表夏天；柏克像浩淼的大海，潘恩像迸發的火山。柏克堅守英國憲政傳統，嚴謹而冷靜，在所有當時的思想家中，他對法國大革命的激進與過分之處做了最為犀利、對後世的影響最大的分析，這一成績也奠定了他在西方思想史上作為「保守主義鼻祖」的地位。他對後世的影響深遠——卡爾·馬克思曾憤怒地罵他是「馬屁精」和「假扮的自由主義者」，但哈耶克等20世紀的右派奉他為古典自由主義的重要宗師，代表對現代至關重要的思想資源。

以當時通行的標準衡量，柏克是個標準的自由主義者。他主張自由貿易政策，批判奴隸制度，建議進一步改革英國議會制度，簡化刑法，避免輕罪重罰，平等對待愛爾蘭天主教徒等英國內部的少數教派，改革財政政策，撙節王室開支，反對國王干預政治。所以，在早年他也被潘恩等人引為同道與戰友。但法國大革命徹底揭開了雙方的裂痕，因為柏克反對削弱君主與貴族政權，警告革命者，那些直觸社會根基的變革，如直接實行徹底全面的民主，將帶來世人難以預料的危害，與傳統的徹底割裂將把整個社會置於險境。他護衛英國自「光榮革命」以來的神聖傳統，既抵制王權的擴張，也抵制激進分子推倒一切的企圖。

柏克畢生提醒人們警惕一種傾向，就是對所有傳統制度都保持一種尖酸的、過於簡單的懷疑態度，對既存安排嗤之以鼻。他堅信人們要從生活的傳統形式出發來理解治國之道，不能把簡單的公正原則直接應用於政府的運轉，不能把政治之道簡化為一些清晰明白的幾何原則。對於政治家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才能，理想的狀態是，把「保守的傾向和改進的能力」結合起來。

柏克不主張過度地崇信理性——「在激發我們熱情的過程中，理性的影響力遠不及大家通常以為的那樣廣泛」；「政治不僅要適應人類的理性推論，還要適合人類的天性。其中，理性只是一部分，而且絕非最重要的那部分。」可以說，柏克奉行中庸之道，他在《法國革命論》最後一部分中的名言可以為證：「當他駕駛的船因為超載向某一側傾斜，平衡狀態被打破，他就會給船加上一點理性的力量，好使其維持平衡。」柏克強調，必須重視人的情感與想像力所扮演的角色，這意味著社會需要一定的儀軌與敬畏。柏克不是熱切的民主信仰者，他認為選舉產生的代表不應該成為選民的傳聲筒，無條件地服從選民的意見，而更應該為選民貢獻判斷力。他的自由觀是：「人必須能夠充分地自我剋制，才能得享自由，否則不僅對自身無益，在其他所有人眼裡也都十足招人厭。」

潘恩出生於一個篤信宗教的家庭，他的父親嚴守貴格派的清規戒律，這或許形成和助長他重原則乃至近於教條的傾向。潘恩早年生活貧寒，後來得到富蘭克林的賞識與提攜才出人頭地，得以將在政治哲學方面的才情充分發揮。潘恩以雄辯有力的文風贏得了大西洋兩岸革命者的心，他相信只要把自由與平等的原則付諸實踐，就一定會創造一個更符合人類正義理想的美麗新世界。他更喜歡為弱者和窮人發言，行文風格簡單明快、乾淨利落，沒有柏克語言貴族化的委婉曲折，追求「老嫗能解」，故而在北美聲名鵲起。

相比於柏克的含蓄，潘恩是一位潑辣的作家，乃至因為太過直白無忌，寫作的宣傳性意味太強，而被懷疑是否能歸入嚴肅的政治思想家之列。潘恩師心自用，幾乎從不援引其他思想家的觀點，他自豪地說自己「從不讀書」。柏克學識淵博，行為旁徵博引，但潘恩直言自己「幾乎從不引用別人的話，原因是我自己總是在思考」。因為這樣的差異，柏克曾斥潘恩「不學無術」，乃至對自己常常被與「公民潘恩」相提並論而感到不快。

在生活選擇方面，用現代的語言說，潘恩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他以任何自由的國度為自己的祖國，所以在美國革命完成之後，又毫不猶豫地全身心投入法國的自由新事業。潘恩的目的與動機始終如一——「將人們從暴政以及政府不公正的制度和原則中解救出來」。他1775年出版的小冊子《常識》慷慨激昂，為美國革命擂響了戰鼓，召喚出了無窮無盡的士兵。在書中，潘恩批判英國對北美缺乏民主基礎的統治，陳述在他看來簡單到一望可知的事實：政府的存在如不為全體公民的自由與安全服務，政府便不成其為政府，民選並為民所用的共和政體才是合理的政體。在戰爭中獨立軍處境困頓的時期，潘恩的系列文章鼓舞了北美人的士氣。而在美國最終自主建國後，他相信美國獨立將掀起歐陸乃至英國的革命，將世襲君主制這種「動物世界裡的體制」徹底埋葬。

二

潘恩和柏克都是西方啟蒙精神的繼承者，但他們對啟蒙思想內涵的理解呈現出分歧。潘恩所說的人「自然的自由狀態」，與其說是對真實歷史的追溯，不如說是對人之初始狀態的一種理論假設，即在政府和社會均未出現之前的人的「原始」狀態。他進一步引申天賦人權的理論：「每個孩子的出生，都須被認為是上帝賦予他存在。世界對他就像對人類史上的第一個人一樣新奇。他在世界上的天賦權利也和第一個人完全一樣。」

基於此，潘恩呼籲回到基本的原點：由於每個人從一出生就享有不可被剝奪的自由，所以，所有已存的社會秩序、身份與權威都要得到重新審視，應該從其上剝去那層神秘的油彩。政府的威嚴也需被打倒在地，革命的合理性在於它是要恢復人的「自然狀態」，重建一種更公正的政府。這一自然狀態不一定要以史料記載的真實狀況為依據，而是一種基於理性的和「常識」的狀態，是約翰·洛克意義上的自然狀態。所以潘恩的「回到」自然，其實質卻是眼望未來的革新和進步。正是在此意義上，西方左派至今被等同於「進步派」。

潘恩由此得出的順乎邏輯的結論就是，代議制政府因為源於人的自由選擇，因而是最符合自然原則的政體，而君主政體無論歷時多麼久遠，都無改於其作為一種僭取的本質，所有的君主追根溯源，都不過是「盜匪的頭領」，把本來就不合法的權力傳給後代。

而柏克所理解的自然和理性，是一種嚴格植根於當前現實境況中的自然和理性。他敏銳地指出，潘恩的理論必然導致的結論是，已有的人類歷史是失敗的，因為絕大多數的政府都破壞了「自然」狀態。潘恩對「起源」問題緊抓不放，因為起源關乎合法性，但柏克保持了一種「何必追根究底」的務實態度。柏克或許不否認，最初的政府或許大都是在一種暴力野蠻的條件中誕生的，但他認為雛形並不能本質性、永久性地決定政府的性質，人們需要考察政府在當前的狀況來做判斷。柏克繞過了「自然狀態下的起源為何」這個渺遠無定論的議題，宣布只有「文明的社會人」才在他的考量範圍之內。在既存文明的基礎上，如果已有的集體、契約與凝聚力被打破，那麼社會將淪落為一群「含糊而鬆散的個人」的集合，從激情中噴涌而出的人性的黑暗面，最終將破壞他所理解的「自然狀態」。

或許可以這樣總結：潘恩注重「應然」，強調從理論、原則與崇高的標準出發，社會應當實行什麼樣的制度，具有什麼樣的狀態；而柏克注重「實然」，憂心忡忡地思慮，實現這些宏大的構想會不會破壞已取得的難得成績。他們都要求人們尊重「常識」，但對常識為何卻有著涇渭分明的理解。他們都強調以「人的天性」為出發點，但潘恩理解的天性主要是追求自由，柏克理解的天性主要是對美與秩序的嚮往。潘恩引導人們遙望光明的彼岸，柏克提醒人們要造好船。

三

潘恩與柏克的區別，也往往被理解為革命與改良的區別。柏克主張審慎漸進的改革，不斷逼近目標，潘恩則強調對一個非法的政府必須首先推翻，才能完成救贖，同時開始煥然一新的政治重啟。潘恩把自己就定位為一個革命者，而柏克則將革命喻為「因為手指凍傷而把房子點燃取暖」，因為革命破壞人對法律與道德的敬畏，釋放野蠻的力量，破壞人的內省，鼓動民眾的仇視和對抗，會導致人的貪得無厭和持續性的破壞，一場由對選擇權和個人主義的信仰驅動的革命，遲早會產生一個破壞選擇權和個人主義的政權。

正是由於柏克的影響，當代美國學者、柏克研究者布羅姆維奇（David　Bromwich）寫道：「革命是改革的終極敵人」。然而這一論點即使在當代也在遭遇深刻的矛盾，它並沒有結束爭論——到底是革命的理念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還是革命者在行動中與他們背道而馳，就像潘恩所說的：「法國在革命過程中出現的所有混亂，不是肇因於平權原則，而恰恰是對這一原則的違反。」革命中產生的怪物，是革命這種做法本身一定會自然孕育的，還是革命變形異化的產物，這個爭論還將進行下去，而歷史中不斷出現的新的革命也將影響人們的判斷。

後人通常認為，柏克對法國革命的批判，部分是出於對現實政治影響的考量。柏克是輝格黨人，也就是說，屬於英國國內的「開明派」，但他並不從根本上反對君主和貴族制，他擔心法國的火焰會蔓延到英吉利海峽對面，在英國引爆一場共和革命。在他看來，甚至法國革命者引以為傲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都是「無政府主義」和對自由的致命威脅。柏克的觀點在某種意義上為歷史印證：法國人推翻了君主政體，但換來的並不是自由，而是羅伯斯庇爾用斷頭台構築的恐怖，之後不久，他們又集體追隨拿破崙皇帝的大旗。甚至留在法國的潘恩自己也親身品嘗了革命的苦味，他因為親近革命中的溫和派而遭受了幾個月的牢獄之災。

然而自身的遭遇並未改變潘恩的樂觀判斷——「我們具有讓這個社會重新來過的力量」。他畢生強調，世襲政府將消亡，並被廣泛的代議制政府取代。或許，法國大革命的恐怖與動蕩證明了柏克的先見之明，但如果我們把考察的時間範圍繼續拉長的話，潘恩也可自豪地宣稱其實是他笑到了最後，因為在今天代議制民主已被奉為普遍的模式。

四

世人對法國大革命的興趣歷久彌新。去年，《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本應塵封的舊書在中國熱賣。但同時法國大革命的面目也模糊和多樣化，乃至更大程度地走向負面，日益被視為民粹主義與革命式恐怖的淵藪。但人們還是不斷地要回顧法國大革命，這也是回顧自由還是秩序、權利還是責任、革命還是改良等已被討論了一百多年、但仍需繼續討論下去的基本問題。

或許，柏克在當今的現實影響力遠遠超過了潘恩。這是因為在現代，對激進革命主義的批判日漸成為主流，當時曾遭到自由主義者批判和孤立的柏克，如今卻成為眾人追捧的對象，乃至讀柏克帶有一絲時髦色彩。在中國，柏克不僅得到右派的青睞，而且獲得一些被視為「左派」者的推崇，這或許是因為他們看到了柏克「保守」觀所蘊含的價值。

在今天，對理性與啟蒙運動的反思乃至批判成為一種新的時尚，於是就有了「重新發現」柏克的現象。柏克的很多論述都有著直擊啟蒙本身的味道：法國大革命意味著，「組成人類社會的各個因素都分崩離析了，一個由惡魔組成的世界將取而代之。」「一切令人欣慰的幻念都被這場光明和理性的新的征服者的帝國給瓦解了。生活中所有美妙的帷幕全部被粗魯地撕掉了。」「騎士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接續而來的是詭辯家、經濟家和計算家的時代。」直到今天，這個觀點都會在那些批判「現代性」的學者中激起共鳴。柏克得到了各種憂慮現代激進主義的保守主義者的推崇，雖然他們「保守」的內容卻或許與柏克截然不同。在中國，也出現了「新儒家」學者與西式自由派爭奪對柏克的解釋權的現象，雙方激辯柏克的精髓到底在於「保守主義」還是「自由主義」。

不過，當今的不少保守主義者經常強調，保守不只是一種空洞的姿態，而是要保守的內容息息相關，而柏克的保守是指保守英國的憲法傳統。然而，這並不能阻止柏克的學習者用他的思維與論辯方式，為與英國不同的其他制度或政體代言；而且，當柏克痛斥法國革命者的冒進甚至凶暴時，他實際上所為之辯護的法國舊制度，恰恰與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之後的英國憲政傳統有著霄壤之別。這也意味著，雖然柏克本人在多數時候保持了嚴謹和觀點連貫一致，但保守主義者只需往前多走一小步，就會跌入為專制制度敲邊鼓的泥潭。

哈耶克曾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單辟一章解釋，他為什麼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而是一個柏克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應該警惕的是，如果沒有了對自由和權力制衡的信仰，一種無根的保守主義，也很容易會淪為怯懦的通行證或者極權的辯護士，讓人無條件地匍匐在某種不可知的神秘力量之下。

五

《大爭論：左派和右派的起源》這個書名，對中國人或許帶有一定的誤導性，因為這主要是意味著左右兩派在英美世界尤其是美國的起源，並非可直接置換於中國的語境之中，甚至不能視為是對整個西方思想派系的描述，因為歐陸的意識形態有著更為雜多、也可溯及到更遠歷史的源頭。很顯然，潘恩與柏克的「左」與「右」與我們在中國對這兩個詞的理解有著文化上的鴻溝，比如，一個明顯的差異是，作為「左派」的潘恩把所有論點都構建在人的天賦權力基礎之上，強調國際主義和反對民族主義，而作為「右派」的柏克更看重群體的價值，反對「屈從於個人主義」，更珍視具體民族性的「神聖傳統」。

在當今美國的政策爭論中，自由派與保守派往往自動地向己方陣營「站隊」，條件反射地歸附於己方的話語體系。或許這一情況不僅存在於美國。但是，本書的作者尤瓦爾·萊文提醒，表面上技術化的爭論往往是深層次的哲學理念所驅動的，其背後隱藏的是基本哲學的分歧，沒有誰比柏克和潘恩更鮮明而系統性地展現了這一根本的分歧。作者本人自陳是一位保守派，或許在內心裡，他更傾向柏克，但他承認必須從對方那裡，尤其是從對方的思想先驅那裡汲取智慧。其實，美國的自由與保守兩派的界分也正在變得迷離難辨，在很多時候，「自由派」其實是想「保守」當前制度，而「保守派」則鼓吹推倒重來，比如，里根曾借潘恩的精神呼籲，對失效的制度進行改革，而美國自由派則對柏克的漸進主義產生親近感，抵制右派所主張的對福利制度的劇烈變革。

潘恩與柏克雖然激烈對峙，但他們不過是兩種類型的自由主義者的代表，在很多方面，他們的共識或許大於分歧。今日的左右之爭往往被簡化為自由與平等兩種價值取向之間的衝突，但在大多數時候平等與自由是命運相連、休戚與共的同盟軍。潘恩與柏克的爭論，乃至當今西方主流、理性左右兩派的爭論，都是在自由主義這個基本的大框架、大背景之中進行的，是西方現代思想莖幹上生長出來的兩支並蒂蓮花。在現代社會，受法治約束的自由與制度性、機會性的平等相輔相成，交相輝映。雖然在所謂的「激進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之間經常爆發衝突，雖然兩派往往就誰才是正統、誰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爭得頭破血流，但大體上，這場在繼承同一個西方大傳統基礎之上的兄弟之爭。

潘恩與柏克的雙峰對峙，不僅代表著政治派別的對峙，也代表著價值取向與精神的對峙，這對立的兩極為哲學的探索提供了張力。在每個嚴肅的思考者內心裡，也許都同時棲息著一位柏克和一位潘恩，進行著永恆的爭辯。對於對理性的過度迷信，對於以技術化方式和科學主義來盲目改造社會的衝動，柏克能夠提供重要的清醒劑和解毒劑。但要追求和維護自由，人類或許也需要時時有一個潘恩在耳邊提醒，不要盲目地屈服於權威，總是保持一種為合法權利而鬥爭的激情。潘恩與柏克也許定義了左與右，但閱讀他們，卻為突破和超越左與右的陳規定見，走向一種更為宏富和辯證的政治思維方式，開拓了空間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