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元|為經濟學的普及請命

熊秉元，著名法律經濟學家，1957年出生於台灣南投，祖籍河南商城。台大經濟系畢業，於美國布朗大學取得碩士、博士學位後，返回母校任教。被認為是兩岸三地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

我曾應邀到台灣的一所小學去演講，對象是中高年級資優班的一群小朋友。他們的老師很用心，自己設計了一套「經濟學」的教材，而因為看了我的書，所以請我去和小朋友談一談。

小朋友們聰明可愛，問了許多有趣的問題。他們把問題寫在小紙條上，我在檔案櫃里還存了其中的幾張。演講完後，幾位老師表示，過去他們把經濟學界定在對於商品勞務的探討上，經過我的闡釋，他們發現經濟學不只是探討「價格」的問題，而且也處理更一般性的「價值」問題。

他們還送我一套錄像帶，是美國小學裡經濟學的教材。後來在看經濟學的文獻時，發現美國一般高中里也有經濟學的選修課。美國經濟學學會還曾經組成項目委員會，評估高中經濟學課程的教學效果，而且公布評估的結果。顯然，在美國從小就有經濟學的教育，循序漸進，而且這是對一般學校的學生，而不是只針對商業學校。

我想，美國教育體系對經濟學的重視，主要是體會到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社會密不可分。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經濟活動已經成為主導的力量，人的衣食住行乃至於工作家庭，都和經濟活動息息相關。因此，一個現代公民，必須具備基本的經濟學知識。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後，消極的，可以在經濟起伏里自保；積極的，可以通過參與經濟活動，追求自己的福祉。

對於一個以資本主義（精神）為主的社會而言，經濟學顯然很重要。相形之下，對於一個以倫常道德教化為主的東方社會，經濟活動似乎不是關鍵所在。可是，這事實上是一種錯覺，而且是很令人惋惜遺憾的錯覺……

在社會科學裡，政治、法律、社會、經濟是公認的主要學科，而且每個學科都有自己悠久輝煌的歷史，也都累積出非常可觀的智慧結晶。在人類摸索前進的過程里，也都曾經在某些轉折點上，發揮關鍵性的影響。不過，自1960年起，經濟學的發展，已經使這些學科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而漸漸有一枝獨秀的趨勢。主要的原因，是經濟學者帶著他們的分析工具，大舉進入其他的社會科學領域，而且已經有非常璀璨的成果。

在社會學方面，蓋瑞· 史丹利· 貝克（Gary Stanley Becker）是眾所周知的人物。利用經濟學的分析工具，他深入地探討了家庭里父母子女的互動、人力資本、教育等，傳統上屬於社會學的研究領域。當他在1992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他同時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和社會學系的教授。

在政治學方面，詹姆斯·麥吉爾·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聯手，開創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公共選擇（publicchoice）。利用經濟學來分析政治現象，從根本上改變了政治學者和經濟學者對政治過程的看法。現在，「公共選擇」已經是經濟學裡不可或缺、並且是最有活力的研究領域之一，不但在「經濟學原理」的教科書里有專章討論，「公共選擇」的專有名詞也往往成為「政治學」教科書中的用語。布坎南在198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可以說是實至名歸。

在法學方面，羅納德· 哈里· 科斯（Ronald Harry Coase）的故事更是膾炙人口。他在1960 年發表的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不但是經濟學裡被引用次數最多的論文，也是所有法學期刊里被引用次數最多的論文！這篇論文引發了「法律經濟學」這個新的領域，對傳統法學造成革命性的衝擊。當科斯在199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不但經濟學界額手稱慶，法學界也多認為是遲來的正義！

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互動，基本上是單方向的。當經濟學的版圖逐漸擴充時，其他的社會科學並沒有反方向的舉動。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和學科的性質有關。經過對人類活動長時間的觀察和淬鍊，經濟學已經發展出一套基礎紮實的行為理論——人不只是在市場里會趨吉避凶，在其他的活動上顯然也是如此。相形之下，社會學的理論往往是一家之說（韋伯、杜爾凱姆等），而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一套理論架構。在政治學和法學裡，情況也很類似。因此，理論上的優勢，使經濟學者可以帶著自己的分析工具（好像是一把萬能鑰匙），去探索其他領域的奧妙。相反的，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卻沒有能夠相抗衡的理論。

不過，理論上的優越性只是故事的一半，另外半個故事和這些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問題有關。在經濟學裡，大致分成「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探討的主題，主要是個人、家庭、廠商、市場結構；宏觀經濟學所探討的主題，主要是整個經濟的物價水平、就業情況、經濟增長等。可是，在微觀和宏觀之間，事實上還有一些「中層問題」（middle range issues）。當個別消費者的偏好相加，會成為一群消費者。這些消費者群的偏好不再是個人的偏好，但也不算是整個社會的偏好，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一種現象。同樣的，產業和產業之間的消長，也不是微觀和宏觀層次上的問題，而是處在兩個層次之間。就目前經濟學的發展而言，最強的是微觀經濟學的部分，因為研究主題明確、焦點集中。在宏觀經濟學部分，雖然有各式各樣的模型，也有強調微觀基礎的宏觀架構，但是因為處理的層次過高、涵蓋面過廣，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眾議僉同的理論。對於「中層問題」而言，以現有經濟學的分析工具，事實上還不太能有效地處理。

由研究主題上的劃分，就比較能體會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互動的差異。以社會學而言，雖然個人和家庭也是研究重點，可是整個學科的關鍵，與小區、社會化、宗教等「中層問題」有關。同樣的，政治學所探討的，主要是政黨、選舉、政治文化這些「中層問題」。對於中層問題的分析，經濟學並沒有好的分析架構，社會學和政治學也沒有，所以，雖然經濟學和社會學以及政治學的互動已經有相當的成果，可是大部分是集中在「微觀經濟學」的領域裡。

相形之下，法學分析的重點，就是幾千年來原告被告之間的紛爭，而這正是微觀經濟學的專長（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對峙）。因此，在經濟學往外擴充勢力的發展上，「法律經濟學」的成果最為豐碩。法律經濟學的專業期刊已經有不下十種，而且還在持續地增加，這都不是「經濟社會學」和「經濟政治學」（公共選擇）所能望其項背的。因此，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結合之後的果實，主要和兩個學科所處理問題的性質有關。

不過，即使在不同的社會科學裡，經濟學者努力的成果有程度之分，經濟學的基礎性和重要性已經顯露無遺。學習經濟學，不只是了解資本主義社會裡的經濟活動，更重要的是掌握一套分析社會現象（而不只是「經濟」現象）的工具。對於一個強調倫常道德和風俗習慣的傳統社會而言，更值得以經濟學的分析工具了解和掌握倫常道德和風俗習慣的意義，並且與時俱進、日新月異。譬如，在農業社會裡，因為要一起耕田除草收割儲藏，天災人禍時還要互通有無，所以兄弟之間必須要有濃厚的「手足之情」。在工商業社會裡，兄弟之間不需要在生產消費保險上彼此支持，手足之情的內涵自然有所不同。

關於「經濟學教育」這個問題,我覺得在高中、初中的課程里，值得加入經濟學的科目。對於人的思維和行為，經濟學的世界觀會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當然，我也知道，如果要把經濟學當做像數學、物理、化學一樣的基本課程，一定會引起社會學者、政治學者、法律學者的異議。相信他們也能為自己的學科講出一番道理，也都會希望自己的學科是基本課程的一部分。對於這個問題，我似乎也想不出什麼好主意。不過，在大處著眼之外，可以採取小處著手的方式：希望借著一般性的文章，借著每一個人日常生活里都會遇到的事物，闡明經濟學對這些社會現象的解釋。因為, 看經濟學的專業論文的人少，而看一般性的文章的人多，影響力也大。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 約瑟夫· 施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曾經說，經濟學者總是帶著一種傳教士的情懷(the economist as preacher)，念茲在茲地希望能宣揚經濟學的教義。對於他高瞻遠矚的視野，我心有戚戚焉，也希望對經濟學教育的期望能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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