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卡普蘭：仇恨的欣快

蔡樂釗 譯 　　人們說，古希臘人太理性了，以致他們無法忽視非理性東西的那種醉人的力量。他們崇拜狄奧尼索斯這位肆縱和迷狂之神，並且欣賞悲劇——一種表明人類的感情太過緊張和多樣，以致無法被理性的利己主義的狹隘牢籠所限制的藝術形式。激情的爆發——浪漫的和毀滅性的，殘酷的和自我犧牲的，見於民族當中也見於個人當中——不僅可以見到，而且是人類精神的中心。悲劇，正如古典學家伊迪絲·漢密爾頓所言，是不可忍受的真相之美。 　　美國精英在冷戰結束之後犯下的重大錯誤，就是對理性主義的信奉，他們假定，它將最終促進全世界各社會邁向建立在個體權利之上的體系，並通過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和技術聯合起來。晚近對恐怖主義的那些解釋本身就極為理性。就在合眾國遭到襲擊之後不久，許多評論家和學界人士就斷言恐怖主義源自貧窮。經過更仔細的觀察，他們說恐怖主義源自日漸高漲的期望和對不平等的感知。誠然，經濟發展經常導致動蕩和暴亂，正如向城市移民和中產階級的興起釋放了所有形式的野心和渴望。但是，即使貧窮和可感知的不平等消失了，發展道路上的粗糙之處被填平，墮落和暴行仍將繼續。一個文明愈是進步，它就愈有可能成為一個更加理智和精微的墨守成規者——因此，受壓抑的挫折心態便愈是極端，激起的暴力便愈是驚人。 　　如果現實主義想要成為真正的現實主義，它就必須承認人類的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衝動，無論其表現為健康還是反常的形式。很少有作家做到像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果戈理在《塔拉斯·布爾巴》中做到的那麼精鍊。這部短篇小說是一個關於第聶伯河哥薩克的故事。它發生於朦朧的過去，在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早期的某個時間，那時烏克蘭人為脫離波蘭取得獨立而奮鬥，哪怕來自土耳其人的威脅仍在繼續。批評家約翰·庫諾斯（John Cournos）稱這部作品是「俄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史詩」並拿它與《奧德賽》相比。這部小說還有一種吉卜林式的興味，讀起來頗令人愉快，但是它的題旨的中心卻是一種不可救贖的、黑暗邪惡的暴力，遠遠超出了吉卜林曾觸及的任何東西。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們今天在中東和中亞面臨的威脅的情感源頭，我們需要更多像《塔拉斯·布爾巴》這樣的作品。 　　果戈理把他最好的年華獻給了這個故事；他在1835年完成了最初的版本，十年後完成了最後的定本。據果戈理的一位譯者大衛·馬格沙克（David Magarshack）說，《塔拉斯·布爾巴》，憑著它對馬背上馳騁的哥薩克的浪漫主義再現，創造了「俄羅斯靈魂」的神話。但是果戈理不是做夢的理想主義者：在《塔拉斯·布爾巴》中他描寫了一個「野蠻的年代，那時人的整個生活似乎沉浸在暴力和鮮血中，而他的心頑硬得無法感受到憐憫。」 　　果戈理是一個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但對他而言，真正的、原始的俄羅斯在烏克蘭（一個意為「邊陲之地」的詞），它那茫茫無際、一馬平川的大草原——缺少自然邊界而且鮮有可通航的河流點綴期間——使它那些互相衝突的民族變得好戰。儘管果戈理用「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哥薩克」這些詞來指明特定的身份，他也認識到這些身份很大程度上是重疊的（正如宗教上的身份今天依然如此）。他的敘述預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衝突、混亂和微妙之處。比如說，至今仍不清楚，烏克蘭是否將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存續下去，還是在某個時候被納入一個復甦的俄羅斯帝國。 　　在果戈理的敘述中，由於缺乏自然邊界，烏克蘭大草原向各方的侵略者開放。這也使得政治上的邊疆比通常的更顯得刻意造作。試比較今天的中亞：一個爭吵不休的高原，其虛假的邊界內是一些僵化的政體和民族。人種上的塔吉克人統治著烏茲別克的大城市。人種上的烏茲別克人構成塔吉克人口的四分之一。《塔拉斯·布爾巴》中巨大的區分是諸文明的區分：東正教的第聶伯河哥薩克與天主教的波蘭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和韃靼人競爭。這是一個如此粗野，如此抗拒啟蒙的世界，以致自由僅僅意味著通過一個使人變得懵懂但也賦予人活力的團體身份來表達自己的自由——可悲的是今天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這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了，在這些地方，獨裁體制已搖搖欲墜，但民主制卻很脆弱或根本不存在。在這種地方有一種燃燒的憤怒，超乎有教養的資產階級的想像。果戈理以才華橫溢的筆法傳達了這種憤怒。 　　塔拉斯·布爾巴是一個第聶伯河哥薩克，一名年邁的正規軍團長。用果戈理的話來說，他是一個「為戰爭的喧囂而生的人……以其性格的粗魯直率而顯得與眾不同。」塔拉斯辱罵他的妻子，擔心她會使他兩個兒子的性格變得柔弱。他最壞的夢魘就是他的兒子將永遠沒有機會體驗暴力；他並不在乎他們會否年紀輕輕就死於非命，只要他們證明自己能夠對敵人殘酷。 　　果戈理解釋說，像塔拉斯這種可怖的人物只能從吞噬俄羅斯南部的混沌（chaos）中鍛造出來，這個地方「被它的王公拋棄，無情的蒙古劫掠者把它弄得一片荒蕪，燒成灰燼。」這片風景中不見樹木，唯有燒焦的村莊一路延綿數百里。失去了安全——確實，沒有任何真正的政府——周圍環伺著掠奪成性的鄰居，這裡的人變得殘酷和無畏。與之呼應的是哥薩克手足情的出現，連同對「同志情誼」（comradeship）的頌揚。私生活和物質享受被認為是可恥的。俄國共產主義最好是理解為俄羅斯長期存在的心理傾向的一種反映，而不是中歐的舶來品。（根據俄羅斯知識分子尼古拉·別爾嘉耶夫的說法，布爾什維克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東正教形式，一種浸透著「總體性」（totality）觀念的信仰。） 　　對於《塔拉斯·布爾巴》中的第聶伯河哥薩克，暴力是一種生活方式，是歡樂和信念的一種表達，與任何戰術或策略上的必要性無關。戰事在這部小說中幾乎是連續不斷的。正如一名哥薩克所宣稱的，「簡直用不著我來告訴你年青人沒有戰爭就活不下去。」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和天主教的波蘭人和伊斯蘭教的韃靼人維持一種理性的「均勢」的想法不是一種切合實際目標，而是一種使人腐化和萎靡的幻想。置身正教精髓之外的人活著只是為了被消滅，或者全體皈依這一信仰。 　　戰鬥中罕有的間歇被用於「令人著迷的」長久的縱酒狂歡。「郊區的酒店被砸個稀巴爛，」果戈理寫道，「哥薩克自己動手拿了蜂蜜酒、伏特加和啤酒，一個子兒也沒付，酒店老闆能夠保住性命已經高興都來不及了。」聽聞天主教在西方取得一系列的勝利，而猶太人在那些勝利中與他們合謀，哥薩克對當地的猶太人進行了殘酷的復仇，把他們扔進河裡。 　　果戈理的哥薩克代表終極的暴徒，受那種粗野的信仰體系和象徵符號的激發，它們維持著那種國家安全分析家拉爾夫·彼得斯（Ralph Peters）稱作「仇恨的欣快」（euphorias of hatred）的東西。彼得斯注意到，雖然個人的愛與恨的能力相當，群體的恨的能力卻無可比擬地強得多：群體中的個人能夠盡情發泄暴力而無須為此負責。2000年10月在拉姆安拉（Ramallah）歡呼喝彩的群眾就是其中一個經典的例子，當時兩個以色列士兵受盡折磨，被扔出窗外。 　　生於保加利亞的諾貝爾獎得主埃利亞斯·卡內提把一生獻給了群體研究，他寫道，「群體需要指引……它對瓦解的恆常恐懼意味著它會接受任何目標。」換言之，對於群體是沒有理性行為可言的；例如，面對哥薩克大軍的絕對信仰，波蘭人的都市文明根本不值一提。這種信仰，果戈理寫道，「像岩石一樣堅定和可畏，絕非人手所能造就。」 　　位於這種信仰深處的那種粗野甚至迷惑人的激情在人類的事務中扮演著可怖的角色。為了理解這種激情可能釋放出來的毀滅性力量，我們無須遠求，只要看看被卡內提歸為人類「集團」（packs）的那些人給二十世紀歐洲帶來的災難。然而，反諷的是，在應對這些人類「集團」的挑戰時——確實，它們甚至作為一個社會而存續——需要我們欣然融入這同一種危險的體現自然力的激情（elemental passion）。若能得到有效的引導，這種激情也可以變成自由主義的愛國精神、英雄主義和浪漫文學的源頭。 　　這種激情在合眾國依然保持著活力——可以從我們9.11之後的盤點之中得出一個確切的結論。外國人經常覺得，作為一個群組，美國人可不止是有點令人難以接受而已，這體現在他們公開的民族主義，深刻的宗教情感，引以為豪的粗俗言行，不以為恥的多愁善感，飽經滄桑而又目中無人的理想主義，對熱火朝天的公共辯論的嗜好。這些恰恰是在歐洲正在消失的那些品質。世界大戰和絕對主義政治意識形態造成的創傷，使西歐的政治精英們數十年來為了徹底中立化激情而努力。歐洲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變得越來越萎靡，越來越墮入官僚作派和失敗主義情結；他們的外交政策，如果竟然還有的話，不外乎是採取一種規章的妥協的形式，以保證追求最少抵抗的道路。歐洲如果要尋求避免衰落，那就必須重溫果戈理和古希臘人的教誨：單憑理性論證永遠不能完全戰勝那些單純地而且滿懷激情地相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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