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與辛亥革命

06-04

章太炎

章太炎先生是一位大學者，是20世紀屈指可數的國學大師之一。今年適逢太炎逝世80周年，人們從「國學大師」的角度來紀念他，自有意義。但似乎忘了，他不是書齋中的學者，而是一位「有學問的革命家」。作為弟子，魯迅先生在太炎去世後曾總結說：「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學術史上還要大」，「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革命和學術，對章太炎來說如劍之雙刃，講國學不講革命，有失於完整。今年又值辛亥革命105周年，聊以章太炎與辛亥革命的關係，談一點看法。第一，章太炎對於辛亥革命的貢獻在哪裡？或者說，他在這場革命中的位置和特色是什麼？辛亥革命是與孫中山的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革命」一詞在中國人心目中代表了正麵價值，代表了一種毋需論證的合理性。但在1903年以前，無論「革命」，還是革命者，並不被人理解。在普通百姓心目中，革命者被等同於亂臣賊子、綠林大盜，在清政府官方文書中，孫文的「文」字被寫作「汶」，意為洪水猛獸。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曾回憶說：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中國人接受革命觀念，是章太炎、鄒容、章士釗和陳天華等先進人士深入啟蒙的結果。其中，以章太炎貢獻為大。1903年，革命者的形象發生了實質性轉變。身歷其事的章士釗回憶：「壬寅、癸卯間，初承拳亂，士風丕變，新黨麇集上海，昌言革命，以吾家太炎先生為之魁。」章太炎通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革命軍序》等一系列文章，以及在「蘇報案」中的表現，就革命的正義性向世人作了淋漓盡致的闡述。孫中山《革命運動概要》說：「鄒容之《革命軍》、章太炎之《駁康有為書》尤一時傳誦。同時國內外出版物為革命之鼓吹者，指不勝屈，人心士氣，於以丕變。」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是有學問的革命家，行文古奧深邃，是不是就影響宣傳效果呢？事實是，這種古奧的文字對於當時的讀書人來說，頗具宣傳力和說服力。柳亞子曾指出：「《駁康書》文章古奧，議論深厚淵懿，利於承學文士；《革命軍》則痛快犀利，而宗旨非常正大，便於通俗。」一雅一俗，相輔相成，喚醒了國人的革命意識。章太炎以文章和行動，改變了人們此前對革命的模糊認識甚至錯誤看法。1906年章太炎出獄，東渡日本，主持《民報》，與改良派展開論戰，進一步擴大了革命宣傳的力度。可以說，章太炎對於辛亥革命的最大貢獻和特色就在於革命思想的啟蒙。順便指出，不少人以五四時期「民主」和「科學」為標準，來界定啟蒙，認為章太炎主要講「排滿革命」，講民族革命，稱不上是啟蒙思想家。我認為，對於中國而言，孫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義」，每一項都是啟蒙的重要內容。與西方啟蒙運動從宗教束縛下求解放不同，中國人面臨的不僅僅是要從綱常名教禁錮中解放出來。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擺脫半殖民地境況，實現民族獨立。民族革命與啟蒙運動具有統一性。因為，遵照現代民族主義的自治理論，主權在民是其前提，「民享」「民治」是其題中應有之義。也就是說，民族獨立不是把外國人趕走了就算完事，現代民族國家是以國民為主體，而非以王朝為主體。章太炎的民族革命思想含有狹隘的成分，但他也明確說過：「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排滿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貴政府一時傾覆，君等滿族，亦是中國人民，農商之業，任所欲為，選舉之權，一切平等」。這顯然不是舊式的華夷之辨，而是現代啟蒙思想和民族平等觀念。民族覺醒是中國式啟蒙的要義之一，就此而言，章太炎無疑是民族革命的啟蒙家。實際上，辛亥革命前後，時人已對章太炎的貢獻予以了高度重視。1911年11月16日，檳榔嶼《光華日報》刊發《文字功》一文，高度評價說：「今日革命軍赫赫之功，亦當推源於文字」，而文字之功，以章太炎為第一。第二，章太炎何以能在辛亥革命中取得如此重大影響？原因何在？概括地說，這源自中國文化對章太炎的熏陶。這可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是國學修養。五四以來，有些人視「國粹」為「國渣」，中國的傳統文化變成了被革命的對象。於是，章太炎研究國學被看作偏離了革命方向，受到指責。近些年來，所謂的「國學熱」興起，人們又只講章太炎的國學成就而諱言與革命的關聯。客觀地說，中國傳統文化在近代是把雙刃劍，從主要方面看，章太炎的國學非但不構成其革命思想的障礙，反而可以大膽地說，國學修養大大深化了其革命宣傳的力度。康有為等利用今文經學宣傳變法、保皇。章太炎是著名的古文經學大師，他以古文對今文，以革命對改良，針鋒相對，增強了宣傳效果。1901年夏，梁啟超發表《中國積弱溯源論》，宣揚保皇主張，為光緒皇帝辯護。同年8月，章太炎在《國民報》發表《正仇滿論》，就梁的說法逐一予以駁斥。有學者認為，該文是中國近代史上革命與改良針鋒相對地展開鬥爭的第一篇論文。兩年後，章太炎又公開發表了近代史上第一篇系統駁斥康有為保皇主張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這些文章都含有經學方面的專門知識。也正是由於章太炎深邃於國學，對中國歷史有獨到的認識，所以在面對以西學見長的嚴復等人非難民族革命時，能博引史實，予以有力還擊。這從《〈社會通詮〉商兌》一文可見一斑。1903年，嚴復譯就英人甄克思(EdwardJenks,1961-1939)所著《社會通詮》。嚴復在序文和按語中，以甄氏提出的圖騰社會、宗法社會和軍國社會為人類社會通例，以「排滿」屬宗法社會之事，反對民族主義。1907年，章太炎著文予以商兌，對嚴復等人惟西方學說是瞻的做法提出強烈批評。他指出，《社會通詮》乃甄氏根據歐美歷史經驗而總結出來的規則，嚴復對中國歷史缺乏認識，「觀其所譯泰西群籍，於中國事狀有毫毛之合者，則矜喜不已；乃若彼方孤證，於中土或有抵牾，則不敢容喙焉」。章太炎認為，民族主義之是否適合中國，當以中國歷史為準，而不能以所謂的公例條例為斷，甄氏所論不合中國實際。儘管此前已有革命黨人就嚴復的觀點予以批駁，但以章太炎此文鞭辟入裡，最有說服力。辛亥革命時期，章太炎不忘提倡國學，實際上，他是把國學研究和講演視作了文化戰場。1906年，他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中，直接把國學作為培養民族主義情感不可替代的方法。他認為：只要曉得歷史，「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泉涌，不可遏抑的」，必能起來排滿革命。即便《民報》封禁後，他退處講學，也並非像有人指責的那樣是脫離革命。他的弟子黃侃曾明確指出：章太炎認為，如果國不幸衰亡，只要學術不絕，國家就有復興的希望。這是他講學的最大動力。在近代，由於經學與政治存在著複雜的瓜葛，像康有為等既主張改良又宗奉今文經學，因此，要徹底推翻他的改良理論，就必須從學術與政治兩方面雙管齊下。章太炎以「有學問的革命家」現身，援經論政，雖有局限，但由於是針鋒相對，影響力自然超出了一般革命家的水平。可見，宣講國學與提倡革命在章太炎那裡並不衝突，國學甚至成為他宣傳革命、啟迪民眾的利器。二是士人精神。中國文化最講究氣節和風骨。章太炎在革命宣傳和思想啟蒙方面之所以貢獻巨大，成績超人，除源於深湛的國學素養，還在於他身體力行，表現出大無畏的革命氣概和士人精神。身教勝過言傳，他在「蘇報案」和「民報案」中的表現極大地為革命贏得了聲譽和人心。「蘇報案」中，章、鄒二人的被捕及審訊，宣傳了革命者的形象，壯大了革命的聲勢。思想保守的孫寶瑄聽說章太炎在審訊中的陳詞後，不禁動容，在日記中寫道：「今章炳麟以一人與一政府為敵，且能任意侮辱之，使不復得伸眉吐氣，炳麟雖敗亦豪哉！」《國民日日報》稱頌說：「壯哉奇男子，支那第一人。危言不怕死，感世斯至深。肝膽照天下，頭顱值萬金。同胞四百兆，應體此公心。」上海的英文《字林西報》以《革命魂》為題發表評論：「《蘇報》諸君子，發為議論，著於報端，而千萬人觀之，則其輿論之表同情者，極不乏人。使以《蘇報》諸人加以極刑，是適令中國之有志者憤激而圖舉義也。」確如有學者所說：「章炳麟、鄒容的著作當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沒有《蘇報》案，影響將不會那麼大。事件本身給人們帶來的精神衝擊和思想解放，至少不下於著作本身。」章太炎主編《民報》，情況更為複雜。他不僅要克服經濟方面的困難，還要面對來自革命陣營內部的衝突，特別是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的迫害。但困難和挫折並沒有讓他低頭。章太炎敢於為革命獻身的精神和不屈不撓的革命意志，絕不亞於血灑戰場的勇士。章太炎的學者品格和士人精神，既是他宣傳革命的內容的動力，也是他的革命宣傳能夠贏得社會信任的重要原因。魯迅先生說：「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世的楷模。」綜觀章太炎一生，思想、學問、氣節與革命，在他那裡是緊密聯繫的統一體。太炎先生不僅是國學大師，還是「有學問的革命家」。在此「國學熱」的時代，他的革命精神，同樣值得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