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從維熙先生講點事實（上）

06-04

近日，一位我所敬重的文壇前輩在我的新浪博客留言，問我是不是讀到了老作家從維熙發表在《上海文學》上的《夢裡夢外憶浩然》一文（以下簡稱《夢》文）。我沒有訂閱《上海文學》，此文自然無緣看到。經從網上檢索，在某論壇找到了《夢》文，得知此文原載於《上海文學》2012年第3期。著名作家浩然是久卧病床5年多之後，於2008年2月20日逝世的，今年2月是他逝世4周年，3月25日則是他誕辰80周年。《上海文學》以長達萬言的篇幅刊載有關浩然的文章，我以為是表達對這位在社會主義文藝園地辛勤耕耘半個世紀之久的傑出作家的緬懷之情，但認真讀過從維熙先生的文章後，才發現原來這是一篇準備已久、適時拋出的「鞭屍之作」。

我之所以用了「鞭屍」一詞，在於從維熙先生此文對已故作家浩然的評價完全失去了應有的客觀、理性與公正，極盡譏諷、挖苦、侮辱、貶損之能事。這篇文章的寫法也很有意思，他把精心搜羅而來的亦真亦幻的浩然歷年來「走麥城」的醜陋、尷尬、窩囊事來了個「集大成」式的展覽和羅列，又與自己「過關斬將」的開心、風光、漂亮事來了個一一比對，如此「批評（別人）與自我表揚相結合」的「範本」，著實令人大開眼界。

《夢》文開篇先從1994年浩然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美寫起，工筆細描、大肆渲染了浩然在面對外國記者提問時是如何口舌木訥、「近乎於痴呆狀態」，從而「丟盡了中國人臉面」的。筆者不是現場目擊者，另一重要當事人浩然先生已經作古，對這種死無對證的述說，沒有興趣探其真偽。浩然先生在訪美的前一年，也就是1993年的6月，曾突發腦梗塞（中風），經歷了失語、歪嘴、右半身失去知覺等嚴重情況，經全力搶救才脫離危險，但留下了後遺症，此後從思維、記憶到語言表達都很受影響，他當時不如從維熙先生伶牙俐齒、巧舌如簧，也許是實情。竊以為，即使浩然對某些提問真的回答「我長期在農村生活，沒聽過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也無可厚非，他已經否認了外國記者對中國的非議，犯不著上綱上線到「丟盡中國人尊嚴」的高度來加以撻伐。據此又演繹出什麼「深藏著難以抹去的『文革』情結」，更是讓人匪夷所思。關於浩然先生率團訪美的情況，我倒是從前輩作家和友人那裡聽說過，當時許多留學生和華人從報紙上得到消息，紛紛往賓館打電話向浩然致意，許多喜愛浩然作品的讀者長途驅車慕名到賓館去拜訪他。而這些給中國人爭光的事，為什麼在《夢》文中，一點也看不到？從維熙先生說他把沉睡於計算機中多年的《夢》文呈現給廣大讀者和冥冥天宇中的浩然，是為了無愧於「歷史和人文良知」，而且聲稱這是一篇「紀實文章」。但此文的敘說卻多有明顯違背事實和歷史真相之處。筆者不是小說家，無意於像從先生那樣生髮諸多「夢裡夢外」的玄虛，僅就筆者了解的情況，以事實為依據，對《夢》文中的虛妄不實之詞，做一些辨析。

從維熙先生說：「也許是我的孤陋寡聞，從1979年起，我沒有讀到過一篇浩然兄正面描寫歷史新時期的文章。這是為什麼?恕我直言，就是永遠難以忘懷的『文革』情結，使他難以自拔。」這是無視事實的信口雌黃。在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後，浩然經過「重新認識歷史，重新認識生活，重新認識文學，重新認識自己」的沉重反思，反省過去，思考未來，深入農村，埋頭苦寫，總結了經驗教訓，在藝術上進行了揚長避短的新探索，很快就創作發表了《山水情》、《蒼生》、《晚霞在燃燒》、《鄉俗三部曲》、《迷陣》等5部長篇小說，《浮雲》、《老人和樹》、《趙百萬的人生片段》、《能人楚世傑》、《彎彎的月亮河》、《傻丫頭》、《細雨濛濛》、《花瘸子秘史》、《戰士小胡》、《山豆》、《笑話》等十五部中篇小說，《機靈鬼》、《誤會》、《新婚》、《彎彎繞的後代》、《衣扣》等一批短篇小說，以及《勇敢的草原》、《棗花姑娘歷險記》、《花皮大西瓜》《懷念巴人》、《懷念蕭也牧》、《我和農民朋友蕭永順》、《東村的鄉親們》、《人間自有真情在》、《蕭永順的新篇章》、《閻殿魁外傳》等數量可觀的兒童文學作品和散文隨筆、紀實文學。僅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浩然選集》（共5冊，前三冊出版於1984年，後兩冊出版於1992年），就收入了200多萬字的作品，而這些全是粉碎「四人幫」以後的新作。這些作品，有的獲獎，有的多次再版，有的被改編為連環畫冊，有的被搬上銀幕或熒屏，有的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小說連播節目中播講，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維熙先生為什麼無視這些鐵的事實，借口「沒有讀到」而予以否定？你沒有讀到就是不存在嗎？是「孤陋寡聞」還是因心懷偏見或某種難以言說的心理而故意視而不見？這些作品大都是反映新時期農村現實生活的，其中，《山水情》（1980年被長春電影製片廠搬上銀幕，改名《花開花落》）反思和揭露了「文革」時期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傾錯誤和封建血統論對人性的戕害，《蒼生》真實地描繪了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的社會面貌和人際關係，以及農民觀念上的變化，並獨具慧眼地暴露了某些農村基層幹部在改革大潮中不能自律而走向腐化墮落的發人深思的現實，體現了作家對新時期農村現實生活的觀察與思考、希望與憂慮。《浮雲》、《老人和樹》等「反思題材」的小說歌頌了中國農民吃苦耐勞、善良寬厚的美德以及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毅力，揭露批判了「大躍進」中「浮誇風」、「共產風」等極左思潮和某些壞幹部的瞎指揮給中國農民帶來的苦難以及靈與肉的戕害。《彎彎的月亮河》成功地塑造了舊中國一個普通農民從愚昧到覺悟的性格發展過程以及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揭示了只有跟著共產黨革命到底才是中國農民的希望之路這一真理。《趙百萬的人生片段》以獨具匠心的藝術構思，以漫長宏大的社會歷史背景為天幕，塑造了一個個性鮮明、栩栩如生的「鄉村男子漢」形象。《新婚》則通過對一雙新婚夫婦從鬧離婚到和好的細膩描寫，將家庭倫理、愛情生活以及人性之美、自然之美刻畫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這些題材廣泛、思想深邃、藝術手法新穎多姿的作品，從維熙先生有什麼根據說它們不是「對歷史新時期」的「正面描寫」？反思歷史、抨擊腐敗不是「正面描寫」，抒寫勞動讚美愛情不是「正面描寫」，關注改革表現創業不是「正面描寫」，歌頌光明暴露黑暗不是「正面描寫」，教育孩子團結友愛、助人為樂，勤勞勇敢、熱愛祖國不是「正面描寫」，鍾情鄉土緬懷親人與師友也不是「正面描寫」，請問，究竟什麼才是「正面描寫」？難道只有從維熙先生展示社會主義新中國「文革」時期監獄生活的「大牆文學」，才是「正面描寫」？

《夢》文寫道：「因為始自1957年，我和劉紹棠的命運，同時被卷進政治狂濤之中，已然自顧不暇。沒有失憶的是，在那個年代，同輩作家王蒙發表了《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劉紹棠發表了《田野落霞》，我發表了《並不愉快的故事》，鄧友梅發表了《在懸崖上》……這些作品都是以生活真實為鏡，描寫社會生活的小說。『反右』開始後遭遇到批判和圍剿。就在這段日子裡，浩然的小說出現在《北京文藝》上，題為《喜鵲登枝》。僅從小說題目上，就已顯露出對生活認知的差異，因而到了『文革』時期，當更多文藝工作者中箭落馬之際，『八億人民一浩然』的現象，也就有了邏輯上的必然性。」讀到這段文字時，我感到驚訝，一個健在的老作家，為了貶損和否定另一位已經仙逝的作家，怎麼能如此不顧事實、信口開河呢！《喜鵲登枝》寫於1956年8月，發表於老舍先生主編的1956年第11期《北京文藝》，寫的是建國初期一對農村青年男女自由戀愛的故事，歌頌了健康純真的愛情以及人民群眾對新頒布的《婚姻法》的擁護，描繪了新中國農村的嶄新氣象和人民群眾的精神面貌。這個有什麼罪過嗎？難道小說反映的不是那個時代的歷史真實嗎？這篇小說一發表便受到文藝界的重視和廣大讀者的歡迎和喜愛，成為浩然步入文壇的「成名作」,是浩然此後數十年來編選小說集的必選篇目，《彩霞集》、《春歌集》、《浩然短篇小說選》、《浩然文集》（1）等選本都收入這篇小說，直到2002年還被收進了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浩然中短篇小說自選集《朝霞紅似火》。著名評論家雷達主編的《百年百篇經典短篇小說（1901—2000）》（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1980年法國出版的《中國農村故事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5月出版的《短篇小說選》（二）等，也收入了《喜鵲登枝》。其他如《中國新文藝大系/短篇小說集》（1949——1976）（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8月版）、《中國鄉土文學大系》當代卷（農村讀物出版社1996年10月版）、《中國新文學大系》（1949—1976第八集短篇小說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11月版）、《中國當代作家選集叢書/浩然》（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和《風箏飄帶》（《北京文學》55年典藏/短篇小說卷）等典籍，均收入《喜鵲登枝》。葉聖陶、巴人(王任叔)等德高望重的文壇前輩先後撰文給予好評。為什麼從維熙先生的《並不愉快的故事》「是以生活真實為鏡，描寫社會生活的小說」，而浩然的《喜鵲登枝》就「僅從小說題目上，就已顯露出對生活認知的差異」？難道僅從作品的「題目」上就可以判一部作品的死刑？這與「文革」中某位著名的「紅色酷吏」僅從「面相」上就判定一位革命老幹部是「叛徒」有什麼兩樣？難道你自己「不愉快」了，別人就必須都陪著你哭泣？你鍾情於「烏鴉報喪」的凄涼，就不許再有「喜鵲登枝」的歡快？這是哪家的道理？這就是從先生所標榜的「大文化的多元格局」嗎？

尤為令人遺憾和難以理解的是，從維熙先生為了貶損浩然和《喜鵲登枝》，故意把這篇小說的發表時間推遲了一年，這樣，這篇作品的產生背景就成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有了這麼個不好的「出身」，再非議這篇作品就有了某種「合理性」，你看，我們都在遭受「批判和圍剿」，你浩然卻在那裡「喜鵲登枝」，我們嫉恨你排斥你，不就「有了邏輯上的必然性」嗎？一篇作品發表於什麼年代，並不是無關緊要的問題，有時決定著這部作品的價值和意義，以及人們對這部作品評價的高低，甚至決定著作者的命運。比如，劉心武的《班主任》發表於1977年，便被文學史推上「新時期文學的發軔之作」的尊崇地位，如果再推遲一至兩年呢？則極有可能被任何一家文學期刊的編輯扔進廢紙簍。反之，如果提前一至兩年，劉心武則會被扣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甚至鋃鐺入獄。這些常識性的問題，五十年代就走上文壇的從維熙先生不可能不懂。因而，他改變《喜鵲登枝》的發表年代，就顯得「頗具匠心」。但退一步講，即使《喜鵲登枝》發表於1957年，就該否定嗎？因為這一年發生了反右擴大化的錯誤，就把整個國家看得一團漆黑，這顯然是荒謬的、形而上學的。生活中出現了假惡丑，難道就不能再歌頌真善美？老舍的話劇《茶館》，曲波的長篇小說《林海雪原》，梁斌的長篇小說《紅旗譜》，吳強的長篇小說《紅日》，徐懷中的長篇小說《我們播種愛情》，張孟良的長篇小說《兒女風塵記》，孫犁的中篇小說《鐵木前傳》，馬烽的短篇小說《三年早知道》、《一篇特寫》，胡萬春的短篇小說集《愛情的開始》，郭小川的詩集《致青年公民》，李瑛的詩集《早晨》，田間的詩集《馬頭琴歌集》，雁翼的詩集《黑山之歌》、《勝利的紅星》，蔡其矯的詩集《濤聲集》，徐遲的詩集《美麗、神奇、豐富》，白樺的敘事長詩《孔雀》，魏巍的雜文集《幸福的花為勇士而開》，碧野的散文集《在哈薩克牧場》和《我們的農場好風光》等等，都是1957年發表或出版的，難道都應該否定嗎？從維熙先生這一年成了右派，所有的作家就應該都封筆嗎？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