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田渡碑的一段學術史

　　二○一一年初，我在韓國首爾逗留了數天。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沿著一八八三年美國駐朝鮮臨時代辦、海軍中尉喬治·福久（George C. Foulk）的足跡尋訪一塊叫做《大清皇帝功德碑》的歷史遺物，韓國人叫它「三田渡碑」。 　　碑的樣子極為普通，一個龜趺馱著一通方碑，與清東陵、西陵里隨處可見的皇帝功德碑並無二致，只不過雕工的精細程度有所不及，而馱碑的龜趺螭首尤其粗糙，樣子甚至有點卡通。然而，這塊石碑背後的曲折歷史和多舛命運，以及近代西方學者對其關注、研究的程度，卻又是清陵里任何一塊石碑都無法企及的。特別是最近的一百年多來，它更是演繹了傳奇般的故事並在近代西方人的東亞研究中留下了一段耐人尋味的學術史。 　　一六三九年，此碑初立於漢城漢江南岸，本來是兩塊相似的石碑，但其中一塊不久即遭到破壞，今已無存，僅留下馱碑的龜趺。餘下的這塊也歷經磨難，不過今天我們還能看到它，已算是幸運至極。一八九五年它被拋入漢江，在江底沉睡了近十八年後又得以復立於漢江之濱；一九五六年韓國人再次把它埋入地下，但八年之後卻又被洪水衝出，竟然再一次得以重見天日！三田渡碑的滄桑沉浮在令人驚嘆之餘，也給世人留下了幾分不解，而要明白個中緣由，還要說說它的歷史。 　　一六一九年，明朝調集數十萬軍隊，兵分四路征伐日益強大並屢啟邊畔的後金政權，卻被努爾哈赤以各個擊破的策略打得潰不成軍，這是我們都很熟悉的薩爾滸之戰。在戰爭醞釀之初，明政府給李氏朝鮮發去了協同作戰的請求並得到了朝鮮方面的積極回應。朝鮮是明的藩屬國，軍事上互為盟友，大哥有難，小弟理應出手相助。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朝鮮人在心理上有著更加充分的出兵理由。在二十七年前的一五九二年，豐臣秀吉入侵朝鮮，明軍入朝相助，捍衛了半島的安全與和平。現在，輪到朝鮮人投桃報李了。於是，一支近兩萬人的朝鮮部隊在統帥姜弘立的帶領下進入遼東，參與明軍的統一行動。不過，前來幫忙的小兄弟非但沒能挽回敗局，自己也成了階下囚。朝鮮援軍全軍覆沒，姜弘立以下五千人被俘。 　　雖然瓦解了明與朝鮮的聯合進攻，但滿族人敏銳地意識到因腹背受敵而不得不兩線作戰對於即將展開的霸業是一種潛在威脅。一六二七年，皇太極發兵朝鮮，通過武力威懾與朝鮮簽訂和約，結為兄弟之國，希望以此解除後顧之憂。但當時的明王朝雖然江河日下，卻還統治著廣袤的領土，還看不出要被後金所取代的跡象。金兵退去之後，李氏朝鮮依然故我，對大明帝國保持著忠誠。和明朝人一樣，他們把滿族人看做沒有文化的「胡虜」，把皇太極的這次出征叫做「丁卯胡亂」。 　　一六三六年，皇太極改國號「大清」，即將躊躇滿志地逐鹿中原，為了徹底解決來自後方的威脅，他親自出兵征伐朝鮮。這一次，清軍的軍事打擊比起九年之前顯然要猛烈許多。朝鮮國王仁祖李倧在清軍迫近之際，倉皇逃離王宮，在三田渡渡口渡過漢江，躲避到漢城東南一個叫「南漢山城」的堡壘中。追擊的清軍循沿這一路線渡江，圍困南漢山城長達四十五天之久，終於迫使李倧出降。一六三七年二月，清軍的受降儀式就在三田渡渡口漢江東南岸一側舉行，皇太極親臨其地赦免李倧，朝鮮則答應改奉大清國為正朔。為了表示恭順，李氏朝鮮在皇太極駐蹕的三田渡地方，樹立《大清皇帝功德碑》替清朝皇帝的此次出征歌功頌德，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三田渡碑。 　　碑身正面刻有滿、蒙兩種文字，背面鐫刻著九百多個漢字，記述了此次大清征伐朝鮮的原因和全過程，並對清與朝鮮之間正式建立宗藩關係予以確認，最後還附上一首四言詩來頌讚皇太極的武功。因為後金改國號「大清」的時間就在此次出征朝鮮之前，這恐怕是史上第一塊叫做《大清皇帝功德碑》的歷史遺物，論資排輩，要算做清陵里眾多功德碑的祖先才是。 　　雖然懾於大清的武力不得不佯裝臣服，但朝鮮人對明的忠誠卻絕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即使明朝滅亡以後，朝鮮仍然固執地用「崇禎」來作紀年的年號，稱作「崇禎紀元後某某年」；並按照舊例把清軍一六三六年的征伐稱作「丙子胡亂」。連清代學者魏源也不得不感嘆朝鮮對明的忠誠，說它「固守臣節，始終未嘗貳明」（魏源：《聖武記》卷六）。對大明帝國的思念轉化成了對《大清皇帝功德碑》的仇恨，幾乎從樹碑的那一天起，朝鮮人一旦覓得時機便會極力破壞這一清與朝鮮宗藩關係的象徵，兩座碑的其中之一可能在剛剛樹立後不久即遭到破壞。 　　對於倖存的這塊石碑，不論朝鮮抑或中國的歷史文獻中都少有記載。朝鮮人不願意承認對清的藩屬地位，恨不得它即刻從地球上消失，言談議論中唯恐避之不及；中國人可能由於它遠在異域，給予的關注同樣不多，只有《清太宗實錄》抄錄了此碑的部分碑文。除此以外，我們對於這塊碑的情況知之甚少。特別是一八九五年此碑被拋入漢江以後，雖屢次還原，但碑的原貌卻遺憾地無法復求。中朝文獻對於《大清皇帝功德碑》記載的缺失無疑更加深了這種遺憾。令人欣慰卻又意想不到的是，此種遺憾竟然在西方人的歷史文獻中得到了些許補償。 　　十九世紀中後期，在試圖打開朝鮮半島大門的列強中，西方人的腳步稍稍慢於日本。一八七六年，日本與朝鮮締結和約，向中國的宗主權發出了強有力的挑戰。一八八二年，美國人在李鴻章的斡旋下與朝鮮簽訂了《韓美通商條約》，這是西方國家第一次在朝鮮獲得通商及外交的權利。剛剛踏上半島的美國人有些迷茫，他們一時搞不清朝鮮與清政府的關係，接踵而來的其他西方國家同樣為這個問題所困擾。正如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所指出的那樣，此時「西方列強的一個高過一切之上的政治問題就是究竟承認日本方面這樣創造出來的朝鮮為獨立國的說法，還是繼續承認中國方面那種隱含中國保有宗主權的閃爍其詞的聲明。……在中國宗主權和政治獨立二者之間他們何所取捨，當美國人開始考慮立約問題的時候，卻不甚清楚」（泰勒·丹涅特：《美國人在東亞》，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九年版，383—385頁）。儘管西方人料定中國庇護下的朝鮮不會支持對外貿易和對內改革，進而傾向甚至鼓勵朝鮮獨立，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政府始終希望對上面的問題做一深入的學術研究，特別是基於文獻層面的、歷史學和法理學的研究。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朝鮮和中國開拓商貿與外交工作的英美官員因其掌握東方語言且身處朝中兩國，易於利用各種資料，便不約而同地承擔起這一任務，而他們在研究中所依據的一個重要歷史文獻便是這塊倖存的《大清皇帝功德碑》。 　　第一個發現此碑的西方人是美國海軍中尉喬治·福久，一八八三年他遵照美國海軍部的要求以美國駐朝鮮臨時代辦的身份對漢城周邊地區進行了一次考察。如今，在美國外交關係檔案一八八四年卷中，我們還能看到福久上報給美國海軍部的《朝鮮首都地區旅行觀察報告》。福久從漢城的西北方向開始逆時針做了一次環城旅行，當行至漢城東南時，他首先考察了仁祖李倧當年避難的「南漢山城」，緊接著便向北到達漢江東南的三田渡。福久在報告中寫道： 　　當年圍攻南漢山城的中國軍隊的兵營就在這個小村莊後面，其遺址還能見到斷壁殘垣和一座座土丘。村邊有一座造型優雅的高建築，紅色裝飾意味著它屬於官方，建築中有一座足足十二英尺高和一英尺厚的漢白玉石碑，安置在一個巨大的石龜背上。石碑正面刻滿了字，我想是滿文，與梵文或巴利文（古代印度的一種語言）極像，但是它們豎著寫，並從右邊開始。碑文上方的標題為橫寫，自左至右。石碑背面的碑文只有一半，是中文方塊字。建築之外，是另一座花崗岩石龜，由高低不平的欄杆圍著，上面卻沒有石碑。該處周圍的地上散落著許多雕花石塊和一些在朝鮮墓地常見的石柱、石羊和石鼓等。

　　福久為我們描述了這塊石碑的體量大小和被投入漢江之前的原始情形。如今，保護石碑的紅色碑亭早已不在，換成了相對簡陋的有機玻璃亭子。石柱、石羊和石鼓等也皆已不見蹤影。福久聽到當地人給他介紹此碑的由來後，立刻意識到「從歷史學的角度看，這塊碑一定饒有趣味，對其深入研究定會進一步促進對中朝關係的認識，這具有更加直接的現實意義」。後來的事實表明，福久在費了一番周折之後成功地得到了碑文拓片。由於不懂中文，他把碑文拓片介紹給了兩位能替他完成心愿的漢學家：美國的柔克義(William. W. Rockhill)和英國的賈禮士（William R.Carles），由他們分別向美國和歐洲的學術界介紹這塊石碑，進而對中朝關係進行深入研究。　　柔克義是位學者型外交官，時任美國駐華公使館秘書，是著名的「門戶開放」政策的奠基人。他也是一位大名鼎鼎、著述豐碩的藏學家，曾兩次考察西藏，還與十三世達賴喇嘛會過面，勸說他擁護清政府以對抗英國對西藏的入侵。柔克義對中國邊疆史和中外關係史素有研究，他曾與德國漢學家夏德合作翻譯了十二世紀關於中外海上貿易的名著《諸藩志》。精通英、法、漢、藏等多種語言的柔克義顯然是研究《大清皇帝功德碑》與中朝關係史的不二人選。　　在得到碑文抄本後，柔克義即刻將研究興趣轉向中朝關係史。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他在美國東方協會大會上宣讀了論文《朝鮮與中國的關係》，並將該文發表在《東方協會會報》上。一九○五年，柔克義在此文基礎上修改增補，出版了《十五世紀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朝關係》一書，其中主要採用《聖武記》、《大清會典》、《奉使朝鮮驛程日記》以及三田渡《大清皇帝功德碑》等歷史文獻復原清代中朝關係史。在翻譯並研究了三田渡碑全文之後，他的結論是，「雖然日本以及後來的美國與朝鮮簽訂了條約，但這並不能改變過去四個世紀以來中國與朝鮮的宗主—藩屬關係」（W. W. Rockhill: Korea in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13,1889）。這一基於歷史文獻的研究給美國政府提供了一個久已渴望的答案，儘管這一論斷與美國所推行的鼓勵朝鮮獨立的政策相左，但柔克義本著尊重歷史的原則秉筆直書為他本人贏得了學術界和政界的尊重。他也因為在中外關係史研究領域屢有建樹，終在一九○五年晉陞為美國駐大清帝國的最高外交代表—— 駐華公使。　　幾乎與柔克義同時，剛剛從英國駐福州總領事任上調至朝鮮工作的賈禮士也開始關注三田渡碑。一八八八年，他出版《在朝鮮的生活》（Life in Corea）一書，記載了他在漢城任職期間對這塊碑實地考察的情況，並於當年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大會上宣讀了題為《朝鮮大清皇帝功德碑》的報告，隨後將此報告與碑文拓片發布在一八八九年《皇家亞洲學會北中國支會會報》上。這份碑文拓片十分珍貴，可以糾正《清太宗實錄》所錄碑文的多處舛誤。與柔克義不同的是，賈禮士把研究範圍集中在一六三六年清軍對朝鮮的征伐上。他在仔細研讀碑文以及相關的歷史文獻後指出，清軍遠征的主要原因在於朝鮮「無視一六二七年雙方簽訂的條約，尤其是朝鮮在與清的通信中沒有使用承認大清宗主地位的措辭」。而「當朝鮮完全屈服時，清在和約中使用了非常仁慈寬厚的語言，主要目的在於使朝鮮承認前一年剛剛成立的『大清帝國』」。　　兩位漢學家的著述使這塊倖存的石碑在沉寂了二百多年後突然間從無人問津變得聲名遠揚。一時間，歐美漢學界幾乎所有討論中朝關係史的論述都要提到它。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來，這些一百多年前的研究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不僅是因為這些西方學者做了實地考察，取得了碑文拓片並記載了石碑遭破壞之前的歷史原貌；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以第一手歷史文獻為依據，不受任何一方政治立場的影響，冷靜、客觀地對中朝關係史加以分析評述，這是當前一些陷入民族主義狂熱中的韓國民眾和學者無法達到的學術素養和境界。　　二○○七年，三田渡碑的「正面和背面被人用紅色噴漆噴上了『撤370，去丙子』字樣」（韓國《朝鮮日報》二○○七年二月八日），這顯然是計算了從「丙子胡亂」到二○○七年的時間跨度後噴塗上去的。這樣的舉動當然不再是為了表示對大明帝國的忠誠或懷念，而是在盲目民族主義驅使下試圖抹殺歷史的衝動之舉，與一八九五年和一九五六年的毀壞行動如出一轍。　　與普通民眾過激行為相呼應的是某些韓國學者對歷史事實的有意隱瞞和曲解。二○○一年，韓國大真大學歷史系教授金在善發表了《韓國三田渡所立大清皇帝功德碑考述》一文（《清史研究》二○○一年第三期）。金教授對一百多年前西方人研究三田渡碑的學術史顯然毫無所知，以為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隨意截取或省略碑文而不為人知。在他為我們提供的所謂「碑文全文」中，有意隱去了某些關鍵字句，並把清軍出征的理由歸結為「有野心的計劃」。他更把撰寫、鐫刻碑文的幾位朝鮮官員的名字和落款省去，以此來支持他下面看似有些道理的論斷：　　令人注目的是此功德碑以第三人稱敘述清的事實，而以第一人稱敘述朝鮮的事實，加上並未用「朝鮮」之語，而用「我」來表現「朝鮮」是一種獨特的方式，並不是客觀的記述，而是主觀的記述。　　這似乎要使讀者相信整個碑文內容並不是客觀事實，而是某人的主觀想法。不過，幸好有賈禮士發布的碑文拓片傳世，使我們得以輕而易舉地發現其中的破綻。　　在民族主義心態的支配下，部分韓國民眾和個別學者在清代中朝關係問題上絕不會靜下心來仔細傾聽中國學者的意見。這個時候，我倒建議他們讀一讀百十年前幾位西方學者的論著，看看與中朝兩國立場無涉的旁觀者們如何看待這個歷史問題，或許會有所感悟和啟發。　　如今，《大清皇帝功德碑》上的紅色污漬已被清洗乾淨，只是碑上的字跡因時代的久遠、因流水和泥沙的侵蝕已有些漫漶不清。圍著這塊歷經滄桑的石碑，我多照了幾張照片，因為不知道以後還會發生什麼事，不知道再過上一百年，它是否還能像今天一樣立在漢江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