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談國民性：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

2011年10月19日 11:42來源：中國文化研究 作者：施萍

核心提示：1925年林語堂、錢玄同、劉半農關於改造國民性問題的討論引起了廣泛的反響，他認為「今日談國事所最令人作嘔者，即無人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無人肯承認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並指出了改變的方向：「要使現代惰性充盈的中國人變成有點急性的中國人」，甚至認為將來的偉人應是「七成或十足的洋鬼子」。

本文摘自：《中國文化研究》2001年夏之卷，作者：施萍，原題：《論林語堂的「立人」思想》

《剪拂集》時代：重塑國民性

胡適是這一時期對林語堂產生重大影響的人。胡適於1916年就在進化論的基礎上形成了他的一套文學觀，即「白話文學」論和「歷史的文學觀念」論。美國意象派詩歌理論原則又啟迪他特別關注文學革命的語言形式問題，1916年10月撰寫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提出文學變革的關鍵是語言形式，即從「工具」的角度肯定白話文學，以此作為擺脫舊文學、創建新文學的突破口。林語堂是這一主張的力行者，胡適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旨在造就言文一致的統一的「國語」以取代往者言文脫節的狀況，作為實現思想啟蒙和建立統一的現代民主國家的必要條件，在「五四」的歷史語境中，「小學」備受文化啟蒙者的重視，也正是基於這一認識，周氏昆仲、錢玄同、劉半農等人都有這方面的論述。同這些「五四」先驅們一樣，林語堂隨著思想啟蒙運動的深入，很快由工具的批判轉向了思想與社會的批判。1924年9月，林語堂加入了《語絲》社，開始了一段品評時事、縱橫捭闔、書生意氣，批「名流」，斥「文妖」，拂逆時代潮流的「叛徒」生涯。重塑國人形象，是他用力最深的話題。1925年林語堂、錢玄同、劉半農關於改造國民性問題的討論引起了廣泛的反響，他認為「今日談國事所最令人作嘔者，即無人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無人肯承認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1]，並指出了改變的方向：「要使現代惰性充盈的中國人變成有點急性的中國人」[2]，甚至認為將來的偉人應是「七成或十足的洋鬼子」[3]而且開出了針砭民族癰疽的六條藥方：「一曰非中庸，二曰非樂天知命，三曰不讓主義，四曰不悲觀，五曰不怕洋習氣，六曰必談政治。」[4]

女師大學潮前後林語堂對國民性的批判集中在對知識分子特定社會角色的審定上。「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從知識界發起、傳播的，在反抗專制爭取民主過程中這個陣營曾取得過空前一致。隨著這個陣營的分化，代表人物《語絲》派及《現代評論派》展開了激烈論爭。林語堂在《祝土匪》、《打狗檄文》、《「發微」與「告密」》等一系列文章中，表現出對失去「叛徒」身份的知識階級、正人君子、名流的失望與鄙薄，提出「倘是要把孫中山先生的理想國民政府實現於中國全境，非先把智識界內部肅清一下不可。所以欲倒軍閥還是須先除文妖。」[5]對逐漸沉默下去的知識界深感憂憤，疾呼：「生活就是奮鬥，靜默決不是好現象，和平更應受到我們的咒詛」[6]，並表示與這類維護污穢滿地的現狀的知識者徹底決絕，他要走過去：「我討厭這個城，不但是討厭這呆漢，你看城裡各處——也無可改良，也無可改壞。這大城有禍而且我願意馬上看見燒滅他的火柱！因為日中以前，必先有這種火柱出現，但是這些都有他預定的命運及時期」[7]。

林語堂想借西方文化的藥方來療救國人之病症的想法，是簡單的，也是幼稚的，在那個狂飈突進的時代，在一個文化形態轉型的時期，激進主義者往往以一種矯枉過正的行為對舊的意識形態進行破壞，雖不足以作為重建的理論依據，但他們的偏激常常蘊含著真理的因子。林語堂「全盤西化」的論調值得商榷，但他的「熱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氣」卻表明他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後起之秀在這場運動中是與前輩大師們聲氣相通、步步相隨的，對這段時間的文學活動林語堂自己也有過客觀公允的評價。他認為初回國時的作文，「脫離不了哈佛架子，俗氣十足，文也不好，看了十分討厭，其時文調每每太高，這是一切留學生剛回國時的通病，後來受《語絲》諸子的影響，才漸漸知書識禮，受了教育，脫離哈佛腐儒的俗氣，所以現在看見哈佛留學生專家架子十足，開口評人短長，以為非哈佛藏書樓之書不是書，非讀過哈佛之人不是人，知有世俗之俗，而不知有讀書人之俗，也只莞爾而笑，笑我從前像他。」[8]但林語堂對當年的書生意氣卻又戀戀難忘，「然而我也頗感覺隔日黃花時代越遠越有保存之必要，有時夾在書中，正是引起往日郊遊感興的好紀念品，愈在齷齪的城市中過活的人，愈會想念留戀野外春光明媚的風味，太平百姓越寂寞，越要追思往昔戰亂時代的槍聲，勇氣是沒有了，但是留戀還有半分」[9]。林語堂的「敝帚自珍」坦誠率真，在某種程度上也表明了林氏思想的一貫性。

在此期間，林語堂還有兩篇關於幽默的文字：《征譯散文並提倡幽默》、《幽默雜話》，這是林語堂最早在國內提出「幽默」這個概念。當時並未引起人們的關注，林語堂自己在此後的八年內，也幾乎不談幽默，直到1932年《論語》橫空出世。一方面因為當時急於探討國家民族生存大計的文學界無暇顧及這樣區區的文章筆法問題，另一方面也在於林語堂本人提倡幽默的本意恐怕更多地是以此為切入口，倡導一種幽默的人生觀，即「真實的、寬容的、同情的」[10]人生觀，他想用西方「humour」文字來逗引出中國人心中被板面孔的道學壓抑了千年的幽默感。《幽默雜話》中這樣一段問答證實了以上的推測：「問：閣下談的是幽默，何以突如其來的攻擊板面孔。答：這正是問題中心，板面孔一日不去，幽默文學家一日不能發達，而諸位板面孔先生一日不能不藏藏躲躲的看三河縣老媽一類的笑話，或賦痰迷詩。……故正經說，非易板面孔的人生觀以幽默的人生觀，則幽默文學不能實現，反而言之，一個人有了幽默人生觀，要叫他戴上板面孔做翼道、輔道、明道的老夫子，就是打死他，也做不出來」[11]，既然幽默在中國不發達，不是國粹，林氏必須藉助西方文化中的幽默文字來滋養國人的幽默人生觀，為幽默文章作者提供效法的對象。因此八年後幽默小品的成功是這位當時大肆攻擊「板面孔」的封建道學的鬥士始料未及的。

總之，這個時期林語堂的語言學研究和思想文化批判，都是與思想啟蒙運動息息相通，以「重塑國民性」為指向的。林語堂對國民性的批判，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又深刻著個人的烙印。他關注的是普遍的整體中國人，後來又聚焦於社會中上層知識分子，批判手段較多地藉助於中西文化比較，希望將西方文化中某些優秀因子嫁接於中國人身上，以改良蒙昧落後的國民性。因此，他所推崇的優秀的中國人，是「十足歐化」的中國人，是同專制、黑暗與傳統糟粕不妥協地戰鬥的中國人，如孫中山。而林語堂本人也身體力行，他在這一時期表現出的向黑暗專制宣戰的鬥士激情和對國民劣根性的無情鞭撻，說明了他對思想啟蒙者這一角色的認同與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