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人名「武王邑姜」質疑

稿文：

2·5《<左傳>人名「武王邑姜」質疑》

《左傳》人名「武王邑姜」質疑

《左傳》昭公元年有子產之言曰：「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

文中之「武王邑姜」，《春秋左傳》之現行各版本，都依孔疏之說，讀為一人之稱；①其他標點本古籍引此文，如《呂氏春秋校釋·重言篇·注》引、《唐宋文舉要》甲編《桐葉封弟辨·注》引，亦並從之。然實誤。

杜《注》云：「邑姜，武王后，齊大公女。懷胎為震。」杜預之文語意不夠顯明，似乎是說此為邑姜懷胎時之夢，然尚未言「武王邑姜」為一人。而孔疏則說得明白：「《傳》言『武王邑姜』，系之『武王』，知是武王后也。」又責難司馬遷曰：「《晉世家》雲，『初，武王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謂此夢為武王之夢也。若是武王之夢，此《傳》直雲武王方生大叔，其文足矣。何以須言『邑姜方震』也？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為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身；燕姞之夢，蘭為己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馬遷之妄言耳。服解此云：『己，武王也。』是習非而逐迷者也。」可見是孔穎達始開「武王邑姜」為一人之說，②於此之前，自有「武王邑姜」為二人之解，太史公首立是說，服虔、賈逵（按：服說見上孔疏引，賈說則為《鄭世家·集解》所引，曰：「己，武王也。」）亦從之。《漢書·地理志》亦作「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亦以夢為武王之夢，「己」為武王，與史遷之解固相合也。《潛夫論·夢列篇》亦述此夢，曰「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云云，亦用《左傳》之文，惟「當」作「在昔」。是誠可如《潛夫論箋校正》以「在昔武王」四字為讀，則「邑姜方震太叔」於文法成一主謂短語而作狀語，明「夢」之時限，則「夢」亦武王之夢也。可見王符讀《左傳》，所得與史遷、服虔、賈逵及班固同。是孔穎達之前，固無解「武王邑姜」為一人者，亦無疑史遷之文者。

《史記》世家卷有二處提及此事：一在《晉世家》，一在《鄭世家》。《晉世家》云：「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此節文字乃采《左傳》之文而兼釋《左傳》之意。其有三處重要釋解：一是以「叔虞母」釋邑姜，二是以「會時」解「方震」，三是以「武王」釋「己」。是為史公對《左傳》文義之探微索隱，亦以時人之語譯古人之文。以文義觀之，三處釋解互有聯繫，一脈相承。史公可謂深得《傳》意，然其心跡則未為後人知曉。

自孔穎達之後，解《左傳》者俱襲孔說以「武王邑姜」為一人之稱，即解作「武王之邑姜」，亦即《日知錄》卷二十三、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卷三所謂「以夫名妻」者。閻若璩《四書釋地續》云：「叔虞之封唐也，亦發夢於其母。」楊伯峻亦云：「武王邑姜者，武王之邑姜也，以表明邑姜乃武王之後。」又曰：「己謂邑姜，《史記·晉世家》謂『夢天謂武王曰』云云，誤，孔疏已駁之。」是楊亦從孔疏之說。已是孔疏的一統天下，故不可不辯。

究孔疏之論據，其一蓋是所謂「懷胎為震」，是為女事，（孔未明言而有其意。）武王安得言「震」？此似無可辯駁之據，然細究之則亦非不可置疑。若依字書解字，則孔說不為無理；而若就古人為文之道、古書文例通則而言，則此據未免過於拘泥。古人為文，其遣詞造句，自有其靈活變通之法，若泥於一字之本義，則有文意難得，甚而至於謬誤者也。如僖二十四年《傳》有「棄嬖寵而用三良」，杜注云：「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楊伯峻引顧炎武《補正》曰：「解引殺子華未當，古人只是大概言爾。」又云：「嬖寵為一詞，杜分言之，未當。」則杜預解「嬖寵」亦失之於字字求之過實。

此「震」（或作娠）字，其本義為「動也」、「身動也」、「懷身也」，即女子自感其有身孕。以「武王邑姜」為指邑姜者，蓋以此夢為邑姜懷身一二月時所得。然則女子懷胎，乃一較長之過程，懷身之初，實難自覺。而娠實始於男女之會，則「娠」是自男女之會至臨產之一長過程，此一過程之各階段均可謂之「娠」。《漢書·地理志》即解此「震」為「在母未生」。「方」者，《廣雅》云：「始也。」《漢書·外戚傳》師古曰：「萌牙，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方生」即「始發」，「方」亦「始」之義。則「方震」者，始娠也。又以《傳》有「武王」與「邑姜」二人之稱，故太史公以「會時」釋之，則不為無理，娠始於男女之會也。閔二年《傳》云：「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而昭三十二年述此事即言「始震而卜」。前雲「將生」後曰「始震」，實亦大略言之耳。古人為文，多有此類，可字字而求切乎？

孔疏所持論據之二是：「若是武王之夢，此《傳》直雲武王方生大叔，其文足矣。何以須言『邑姜方震』也？」斯亦孔氏未作深考之見。此言「武王」又著「邑姜」者，為《傳》者自有其寓意，是為明大叔為邑姜所生，乃元妃之子，成王之母弟也。此見世系之親疏、班次之尊顯。這在等級森嚴的春秋社會，自有其重要意義。於語理，則是文有兼意。猶定六年《傳》文「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不言「文王之子」，而雲「大姒之子」者，明周公與康叔乃同母兄弟。《左傳》敍事，於人名稱法之擇用，自各有其義。《史記志疑·晉世家》疑孔疏曰：「餘謂《世家》之異於《傳》者，言虞母夢天謂武王，不言是武王之夢。孔疏錯會《世家》之文也。」梁氏之說，若單文釋句，不可謂不通；然究之上下前後，文義之來龍去脈，則似亦牽強。蓋史遷於《鄭世家》亦述此事，彼乃直錄《左傳》之文，而無有改動與釋解。由此可知：一，《史記·晉世家》之文本於《左傳》③；二，於此一史料，史公無意改《左傳》之說，無立異說采異聞之意。而《左傳》明言「夢天謂己」，若史遷以此為叔虞母之夢，則當以「邑姜」釋「己」，今既以「武王」釋「己」，則必以為武王夢也。然梁氏已摒成見而疑孔疏，實亦不易，惜其說之未切，而辯之亦未盡也。

其三，孔又以燕姞與薄姬之夢皆發於母而難史公。燕姞之夢見《左》宣三年《傳》：「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杜注曰：「伯鯈，南燕祖。」是為燕姞之祖而托夢於燕姞。蓋以穆公為賤妾之子而為君，不合嫡長承襲制此一傳統觀念，故附會以天使之命。則必其母作夢，方合情理，是乃情事文理之所必然；且所言亦僅為生子而已，未及政事。而此「武王邑姜方震」之夢，則有「將與之唐，屬諸參」云云。若春秋時之男權等級制社會，女子依附於男子，受男子之控制與擺布，政治地位低下，無參與政事之權利，尤其如封國立嗣一類重大政事，非女子分內之事。《左傳》作者之思想不可逾越其所處時代的觀念意識。春秋時期婦女之地位雖不若後世之低下，女子依附男子之禮教亦不如後世之甚，然女子不與國事已是當時之禮制與觀念。如桓十五《傳》載鄭厲公之言云：「謀及婦人，宜其死也。」桓十八年，魯桓公與其夫人姜氏如齊，魯大夫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僖元年《傳》云：「女子，從人者也。」《國語·魯語上》亦有文：「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故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謂：「《左傳》所載為春秋戰國間早期儒家之觀念。」（見《附録·春秋左傳考異》。）存在決定意識，作《傳》者必受此觀念之制約，則婦女受輕視而不與政事亦固其思想基礎之一。因之，《傳》文之「帝」當不會與一女子言及封國之事，「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者，非命女子之言也。是「帝」與言者必武王。賈、服解「己」為武王，正與史公之見同，亦切《左傳》之旨。孔疏之前，固無疑之者。再看「薄姬之夢」：薄姬者，漢高祖之妃妾而文帝之母。《史記·外戚世家》云：「漢王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一幸生男，是為代王。」《漢書·外戚傳》亦載此事。是為述薄姬身世，冷落之中，不意受高祖之幸，而生文帝。夢發薄姬亦情理之中。傳聞記事者則寓自古帝王之生皆天命神意，即《史記志疑》卷二所謂「嗣後生天子者，往往藉怪征以誇之」，故未幸而先有祥兆。則此夢之發於母，豈非亦文理情事之必然？且亦止及生子而未涉他事。（按：此類感夢而生之事自是荒誕不經之說，是古代神權與君權相結合的產物。非只今人不信，即古代有識之士亦已斥其荒謬，如《論衡·奇怪篇》云：「如實論之，虛妄言也。」此則就文論事耳。）故此二夢與生唐叔之夢實非一例。孔氏未作具體審察，而加比擬，是其自妄也。就《左傳》而論，夢亦未必發於母也。

《左傳》好述夢記異。考《左傳》之夢，多以預示重要人物之生死禍福、立嗣繼位及某些重要事件之發生，附以鬼神天帝之意，亦神權思想之反映。「燕姞之夢」與「武王邑姜方震」之夢，皆生子之夢，以物件不同，事類有異，故一發於母，一發於父。此外，尚有昭十一年《傳》泉丘女奔孟僖子而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之夢，亦發於母。然亦未及政事，未及孟氏一族之立後繼嗣。昭七年《傳》有孔成子與史朝夢衛祖康叔命其立元之夢，哀二十六《傳》宋得有必立之美夢，都是立後繼嗣之夢。即皆非發於女子，以其及政事也。又如昭四年《傳》魯叔孫穆子遇牛助己勝天之夢。「牛」是穆子尚未見面之子而卒亂叔孫氏者，事關叔孫氏之興衰禍福，自必其父（族主）當之，則夢發於父亦情勢文理之必然。何以夢必發於母也？又如昭十七年《傳》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昭二十五年《傳》宋元公夢大子欒即位於廟而卒，哀七年《傳》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亦都是及政事之夢，而皆非發於女子。孔氏之說，失之未作深考；而從之者若此之多，何也？

以人名稱法論之，「武王邑姜」亦非指邑姜一人。考《春秋左傳》所用國君夫人、妃妾之稱謂，冠以丈夫之稱，即所謂「以夫名妻」者，有如下幾類：一是以夫諡配女子之姓，如鄭武公夫人稱「武姜」（隱元《傳》），晉文公夫人稱「文嬴」（僖三十三《傳》）。二是夫爵配女子之姓，如周莊王妾稱「王姚」（莊十九《傳》）。三是以夫諡配女子之位號，如周惠王之夫人稱「惠後」（莊十八《傳》），楚文王夫人稱「文夫人」（莊二十八《傳》）。四是以丈夫之國諡稱法配女子之位號或姓，如宋桓公夫人稱「宋桓夫人」（閔二《傳》），秦穆公夫人稱「秦穆姬」（僖五《傳》）。五是丈夫之國爵稱法配女子之位號，如「齊侯夫人」。前三類稱法，女稱為單稱，即一個稱謂單位，所冠夫稱亦為單稱。後二種稱法，夫稱為雙複合稱法，而女稱仍為單稱，亦有女稱為雙複合稱法的，如周景王之後稱「王穆後」（昭十五《傳》），「穆」為其諡，「後」是其位號；而所冠夫稱「王」則是單稱。在《春秋左傳》的眾多女子稱謂中，不見有女子之雙複合稱謂前複冠以丈夫之雙複合稱謂的。而「武王邑姜」若作叔虞母一人之稱，則正此類稱法。「武王」為丈夫之諡爵複合稱法。「邑姜」者，姜其姓，而「邑」，《說文》雲「國也」，謂國都之所在，段注曰「古國邑通稱」，《日知録》卷一亦謂「人主所居謂之邑」。則「邑姜」猶言國君夫人，「邑」乃其尊號。是「邑姜」亦為雙複合稱法。

若「武王邑姜」夫與妻皆雙複合稱法而連文者，全部《春秋左傳》凡四見。除此而外，尚有隱元年《經》《傳》之「惠公仲子」、文九年《經》《傳》之「僖公成風」及昭三年《傳》之「胡公大姬」。此四者，於人名稱法為一例。

「惠公仲子」，「惠公」為諡爵稱法，「仲子」則惠公之夫人，是以字配姓之稱法，皆雙複合稱謂。然則「惠公仲子」為二人之稱，隱元年《傳》有明文，杜注及孔疏亦以之為二人，楊伯峻亦有駁《穀梁傳》以「惠公仲子」為一人之文，除韓注本從《穀梁》之説誤以「惠公仲子」為一人外，各標點本亦皆點作二人。④

文九年《經》《傳》有文：「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僖公、成風」，除韓注本從《穀梁》謂「以僖公系成風」外，各本亦皆點作二人。以語義及事類論，實與「惠公、仲子」為一例。楊伯峻亦言：「隱元年《經》雲，『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文例與此同。」且駁惠棟《補注》以「僖公成風」是一人為「母以子氏」之說。以稱法觀之，「僖公」亦為諡爵稱法，「成風」則諡姓稱法，皆雙複合稱謂。成風乃僖公之母，則「僖公、成風」是子與母之人名連舉。

楊樹達《中國修辭學》第六章《別白》及《混淆》以「惠公仲子」與「僖公成風」為一人之稱，是「以子系母」；又曰「《左傳》昭公元年稱『武王邑姜』，此亦以夫統妻也」。然則昭三《傳》有「胡公大姬」，又當作何解？豈亦可作一人之稱乎？亦止可避而不及矣。

昭三年《傳》云：「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此「胡公、大姬」為二人，各本皆無異議。⑤蓋若以之為指「大姬」一人，則與春秋時之社會性質、政制及意識觀念全不合。若春秋之男權等級制社會，言及政事，安可舍夫而著妻、抑男而揚女？杜注云：「胡公，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杜預於此，注意明朗，以「胡公、大姬」為二人之稱，已不若其注「武王邑姜」矣。「胡公、大姬」是夫與妻二人之連舉。「胡公」，「胡」蓋是其諡，「公」亦其爵號。「大姬」者，襄二十五年《傳》雲「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杜註：「元女，武王之長女。」以其為長女而稱「大姬」，「大」猶「大子」之「大」，即「太」，實是排行詞。則「大姬」與「伯姬」義同，而較「伯姬」之稱更含敬貴之意。是「大」亦相當於女字，蓋亦其尊號；「姬」則其姓。是「胡公」、「大姬」亦皆雙複合稱謂。

是以「惠公仲子」非惠公之仲子，「僖公成風」非僖公之成風，「胡公大姬」非胡公之大姬。均為二人名之連舉，於文法為並列結構，非偏正關係。通《左傳》之文理，貫前後之稱法，則與此結構相同之「武王邑姜」必亦是二人之稱，非「武王之邑姜」。楊伯峻謂此種稱法「以表明邑姜乃武王之後」，然考《春秋左傳》，女子實無此類稱法。女子之字姓、諡姓一類雙複合稱謂若欲系於其夫，其稱法當如昭二十年《傳》之「襄夫人宣姜」、哀十二年《傳》之「昭夫人孟子」，或如《晉語三》之「獻公夫人賈君」。不言「襄公宣姜」、「昭公孟子」、「獻公賈君」者，蓋已成二人之稱，春秋時之稱法如此也。故若欲「表明邑姜乃武王之後」，則於《左傳》之文，必有他詞廁其間，成一較鬆散之系稱法，如隱元年《經》前《傳》有「惠公元妃孟子」，文十八年《傳》有「文公二妃敬嬴」，昭二十八年《傳》有「鄭穆少妃姚子」。則此當作「武王后邑姜」，或「武王夫人邑姜」，而不應取「惠公仲子」、「僖公成風」、「胡公大姬」此類表二人之稱法形式，以其有混淆視聽之弊。太史公去古未遠，當更諳古人稱法之制，亦俞正燮《癸巳類稿》五所謂「司馬遷於《春秋》古文好學沉思，心知其意也」。

尋繹上下文意，求索《春秋左傳》之稱法，《傳》文之意蓋說，武王與邑姜會而生唐叔這一夜，武王夢見天帝對自己說：「我命你生子，取名叫『虞』，我要把參星之地封給他，讓他在那裏繁衍子孫。」其文義之邏輯順序是：有一天夜裏，武王夢見天帝對自己說……就在這一夜，邑姜得了身孕。是一如史公之釋。《晉世家》之文實轉譯了《傳》文之真意，然未為後人矚目；而孔穎達之曲解，則為世人所因襲。太史公含冤千古，應予昭雪。

司馬遷於《晉世家》轉譯《左傳》此文之外，尚於《鄭世家》直録《左傳》之文，不加譯釋。然《晉世家》之文已表明太史公以《左傳》之「武王邑姜」為二人，則《鄭世家》文亦當點作二人，方合史遷之原意，而今標點本《史記》則按孔疏之說點作一人。點譯史遷之文而不依史遷之意，若太史公有靈，豈不疾呼：「謬矣，斯非吾意也！」

註：①洪亮吉《詁》引賈逵、服虔「己，武王也」以解「夢帝謂己」之「己」，似亦贊同賈、服之說；惜其終未明言「武王邑姜」為二人，意亦曖昧也，故今之標點本仍點作一人之稱。

②在孔穎達之前，已見《水經注·晉水篇》有「《春秋左傳》稱唐叔未生，其母邑姜夢帝謂己」之文，是酈道元已誤解《左傳》文意。然為此誤讀誤解立說而影響後世者則孔穎達。

③《史通》卷十六謂太史公不見《左傳》，實非深察之見。漢初雖不行《左氏傳》，亦非無《左氏》之書，身為太史之司馬遷父子可得而觀焉。《左傳》之跡，《史記》中亦屢屢而可見也。《日知録》卷二十六亦言：「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

④《集解》本初版隱元年《經》誤作一人讀，重版已糾此失；然所附《人名索引》亦誤立「惠公仲子」條，而重版未糾。

⑤惟韓席壽《左傳分國集注》於「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武王邑姜」及「胡公大姬」皆點作一人，自是誤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