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費孝通教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學習費孝通教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為紀念費孝通教授逝世一周年而作 文章作者：張雨林 中國農村研究網 我追隨費孝通教授從事農村發展研究將近十年——從1983年的「江蘇省小城鎮研究」到1992年城鄉協調發展研究，對費孝通教授治學的品德、作風、方法感受很深，認為這是費孝通教授留給後來者的寶貴遺產，值得認真學習和仿效。費孝通教授早年就學有所成，成為國內外知名學者。中途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費孝通教授受黨中央的委託負責重建我國的社會學。怎樣建設這門學科?費孝通教授除牽頭組建大學社會學系和社會學研究單位、開辦社會學講習班，請國內外學者講課，組織人力編寫社會學教科書外，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對中國社會的調查研究上面。他說：「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投身於社會實踐，到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中去，踏踏實實地從具體的問題調查做起，一步一個腳印，去認識處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的中國社會。」(《小城鎮新開拓》第67頁)這樣來建設中國的社會學。費孝通教授身體力行，首先深入他的家鄉，也就是他的研究基地江蘇省吳江縣。1982年在深入吳江縣開弦弓村(即江村)調查時提出下一個題目是要研究小城鎮問題。1983年「江蘇省小城鎮研究」列為「六五」期間國家課題。這時，費孝通教授已是72歲高齡，而且夫人有病，唯一的女兒、女婿工作繁忙，費孝通教授就帶著夫人一起下到吳江。我估計，在以後這段時間裡，費孝通教授一年總有半年或者更多時間在基層調研，據他自己計算，1984年一年就下到江蘇省基層十二次，還到西部甘肅等省去做過研究工作。費孝通教授對國家、對科研事業滿懷激情，他說：「我們應該覺得生逢盛世」，「要下決心今後十年要做二十年的事情」。他經常自己掰著手指計算還有多少年。 當時，社會學界曾有一種觀點，認為社會學研究應該是「純客觀」的，「價值中立」的，如果「將價值判斷引入經驗科學」，那就「只會使科學蒙上主觀主義的色彩，最終損害科學的客觀性」。這種貌似「公允」、「客觀」，實則放棄價值取向的觀點，將把我國社會學引向邪路。費孝通教授用實際行動批駁了這種觀點。他說，我們「不是為研究而研究」，而是為指導行動而研究。他強調：「我國的社會科學應當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密切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進行科學研究，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小城鎮大問題》第2頁)他反覆申明：「我有一條，就是積極投身到沸騰的社會實際里去，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追蹤和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記下人民群眾的創造，為我們的黨和政府作決策提供參考。」(《小城鎮區域分析》第11頁)他在和江蘇省委談小城鎮研究時，江蘇省委負責人高興地說：我們是「不謀而合」。費孝通教授十分欣賞「不謀而合」這句話，多次談起，說明費孝通教授的研究就是要和實際工作結合在一起的。當然，他也不是簡單地要科研從屬於實踐工作。他說：科學研究和實際工作是相對獨立的。前者以發現問題、探求規律為己任，後者以組織群眾、解決問題為目標。「但是我們的科學研究與政治工作(按：指實際工作)都要為廣大人民服務，這是共同的」，他還進一步說：「一個首要的前提是，科研工作者必須走出書齋，深入實際，將在書本上學到的知識和人民群眾的實際生活密切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有可能與實際工作的同志想到一起，『不謀而合』。」(《小城鎮新開拓》第66頁)費孝通教授終生研究工作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致富於民」。他多次重申「要千家萬戶富起來」，特別是「要農民富起來」。在舊社會，人民致富的通路被幾座大山阻擋住了。建國後總的是在為民致富，但在「左」的年代，人民致富的道路也不能暢通。改革開放以後，為民致富的大道被打開了，問題在於我們去尋找、去探索這條路子該怎麼走。因此，費孝通教授認為這是政治的盛世，也是科研工作的春天。「為民致富」，這正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也是科研工作和實際工作「不謀而合」的堅實基礎。 費孝通教授的社會調查是如何進行的呢?就我追隨費孝通教授從事社會調查中所能體會到的，有以下幾點很值得我們學習： 一、深入一點(一個基層社區)搞深搞透，並且連續觀察，這對其後的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眾所周知，費孝通教授早年成名之作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他的家鄉江蘇省吳江縣開弦弓村做了深入調查之後寫成的專著《江村經濟》。這本書用英文寫成，成了當時社會人類學的世界名著，被他的老師英國著名社會人類學家布·馬林諾斯基稱作「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江村經濟》第1頁，馬林諾斯基所寫的序)在我國社會學重建中譯成中文，介紹到中國。我之所以重提這本幾十年前的著作，是因費孝通教授十分重視這個基層社區深入解剖的成果，建國後曾進行二訪、三訪，介紹國外的同行按照他早年的框架再作細緻的調查，寫成《對開弦弓村的再調查》。80年代他在重建社會學中又多次訪問「江村」，並安排他帶的博士生到江村作深入調查。他所提出的著名的小城鎮研究就是1982年在江村提出來的，以後的研究又多次聯繫江村，許多問題從「江村」提出。十分明顯，費孝通教授是把江村作為他的研究基地的。這本書詳細描繪了中國江南農村的生產、生活、分配、交換，以及婚姻、家庭、鄰里關係等。它詳細分析了作為江南農村重要商品生產和農民重要收入來源的蠶桑業，分析了在蠶絲女校教師幫助下建設起來的小型繅絲工業，體會到只有發展了商品生產、發展工業，農民才能富裕起來。書中寫道：「在這個村莊里，我們已經看到一個以合作為原則來發展小型工廠的實驗是如何進行的。…儘管它遇到了很多問題甚至失敗，但在中國鄉村工業未來的發展問題上，這樣一個實驗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江村經濟》第202頁)可以想見，這對費孝通教授以後十分重視鄉鎮企業的研究有深刻影響。他看到農民的日用品是如何從鎮上購買、多餘的農副產品又是如何到鎮上銷售的。村裡有人做「航船」(小帆船)生意，「航船」每日在村鎮之間往返，擔負著鄉鎮之間的購銷任務。農民缺錢交租時不得已要到震澤鎮放債戶去借高利貸。農民有的要到鎮上做小生意、開小商店，村裡沒有多少勞動力分化的餘地。這本書也寫到了農村問題的焦點——土地問題，寫到：「土地問題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更加生死攸關的問題。只有通過合理有效的土地改革，解除農民的痛苦，我們與外國侵略者鬥爭的勝利才能有保證。」(《江村經濟》第202頁)不難想見，這樣的研究對費孝通教授深刻認識農村必須發展商品經濟、必須發展工業(後來成為廣義的二、三產業)、必須向城鎮發展的認識有多麼深遠的影響。多年以後，他又在這裡看到商品經濟發展中遇到的新問題（如80年代初期發展養兔業遇到兔毛滯銷，氣的農民殺兔等），這樣，啟發費孝通教授進一步發展城鎮流通等服務業的重要，決心將下一個研究放在小城鎮上面。在開始研究小城鎮時，費孝通教授就多次談起「江村」的情況，談起江村的「航船」在鎮與鄉之間作農民需要的生意，講起農村的發展需要小城鎮。他說：好比一個細胞，鎮是細胞核，附近的鄉村是細胞質。研究小城鎮就是研究農村的發展，是在農村發展的研究上「上一個台階」。 從費孝通教授以後的研究工作和「江村」解剖的關係中，深深體會到：深入解剖一個基層社區，這是社會學研究的基礎，全面了解一個基層社區，並且連續觀察，這是研究社會學的基本功。從解剖麻雀起步，恐怕是深入研究社會的一條普遍規律。毛澤東同志早年做過許多農村調查，深刻了解舊中國的農村和農民，成為他領導革命的重要知識。他在江西所做的「尋烏調查」中說：「我們研究城市也和研究農村問題一樣，要拼著精力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然後於研究別個地方，於明了一般情況，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馬觀花，如某同志所說『到處只問一下子』，那便是一輩子也不能了解問題的深處。這種研究方法顯然是不對的。」(《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56頁)。1941年在延安，毛澤東同志還要求：「對於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同上節第15頁)我們現在擁有一支相當龐大的社會學研究隊伍，有較好的研究條件，又可以得到地方黨委和政府的支持，似應在全國選擇若干重點，作深入解剖和連續觀察，在此基礎上進行必要的綜合和概括。我想，這樣做可以使我們的研究工作獲得更深入、更紮實的效果。 二、逐步發展，逐步深入，不斷發現新情況、新問題，擴展新視野，登上新台階。費孝通教授自己說，他是一個「開題」的人，而他提出的研究題目，不管有多少題目，都不是孤立的、互相割裂的，而是在前一項研究中發現了新情況、擴展了新視野，結合國家新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自然提出來的。他曾多次在講話和文章中敘述了自己的研究歷程，展望自己的研究前景，從這些講話和文章中可以生動地看出，他提出的問題都是有根有據、扎紮實實，前後銜接，有機聯繫，因而渾然一體的。我覺得這是費孝通教授研究工作的一個顯著特點。費孝通教授以及他帶領的課題組首先以江蘇省吳江縣(現為市)為基點研究小城鎮問題。費孝通教授在這裡寫出了著名的論文《小城鎮，大問題》，在全國社會學界、經濟學界以及實際工作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吳江看到城鄉聯繫日益密切，鄉鎮企業蓬勃興起。這時，研究工作擴展到比小城鎮更大的視野，研究對象從吳江發展到全蘇南。在蘇南進一步看到「由於鄉鎮企業的興起，不論過去屬於哪一類型的鄉鎮都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幾乎都成了以鄉鎮企業為基礎的小城鎮。這個客觀事實使我們產生了『模式』這個新概念」。(《城鄉協調發展研究》第312頁)從此進入了模式研究。從蘇南擴展到蘇北，看到蘇北是另一個樣子，小城鎮興起比較慢，農村市場還處在農村集市的階段，鄉村工業化程度比較低，「除了縣城，車行好長的路徑還見不到煙囪」。在訪問蘇北宿遷市耿東鄉時，看到這裡農民用自己積累的小量資金，進行多種多樣單憑體力勞動就可以經營的家庭企業，由此發展商品經濟，逐步形成規模較大的企業。這顯然比蘇南的發展低了一個層次，與「蘇南模式」不同，因此稱之為「耿東模式」，即「蘇北模式」。隨著研究範圍的進一步擴展，看到浙江省溫州市農村集體經濟的底子很薄，但溫州人善於經商，跑遍全國甚至遠及歐洲，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商品經濟長足發展，個體企業、私營企業發展很快，小城鎮也像春筍一樣蓬勃興起，這與蘇南、蘇北都不同，稱之為「溫州模式」。湖南省長德市桃源縣農民幾乎家家戶戶有個小庭院，利用庭院發展特種種植業、養殖業，由基層組織幫助各家各戶解決種子、種畜、技術、運銷、融資等問題，溝通城鄉，發展商品經濟。於是，把這種以「庭院經濟」作起點的發展模式稱作「常德模式」。河南省民權縣盛產葡萄，由縣政府投資創辦了民權葡萄酒廠，生產的干白葡萄酒享譽全國，由酒廠和上萬戶農家簽訂合同，發展葡萄生產，並在小城鎮里進行葡萄初加工。這種模式稱為「民權模式」。國家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我國西部建設了一批「三線工廠」，技術先進，但是完全封閉型的，除從周圍社區買些農產品和日用品外，其他和周圍很少聯繫，連職工都是從沿海帶來的。天長日久，封閉辦廠是辦不下去的，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工廠要向外釋放人才、技術潛力，職工的家屬子女需要由周圍社區安排，而當地農村又要發展，兩相結合，就發展起鄉村工業和小城鎮。陝西省寶雞市就是這種情況，稱為「寶雞模式」。廣東省珠江三角洲毗鄰香港，一時間，港資大量湧入，內外資金、技術結合，經濟發展很快，稱為「珠江模式」。這些模式互相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蘇南模式被稱為「內發」式，也逐步吸收外來的資金、技術，「內發」與「外發」結合，與「珠江模式」相近，費孝通教授稱之為「蘇南模式的新發展」。 費孝通教授在研究過程中逐步形成了模式的定義：「在一定地區，一定歷史條件下，具有特色的經濟發展路子。」(見《城鄉發展研究》「後記」第313頁)。費孝通教授稱中國的發展應該是「因地制宜，多種模式」。「模式」研究是費孝通教授首創的，現在看來很有意義。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的自然的、歷史的、民族的條件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相差很大。在黨中央正確政策引導下，發展的大趨勢是一致的，但具體的發展路子應因地制宜有所不同。就拿現在強調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來說，總的要求是一致的，具體作法應該因地制宜，切忌一個模式、一刀切。這種作法叫「模式」也好，叫「類型」也罷，意思是一樣的，就是要因地制宜，展現我國社會發展豐富多彩的圖景。我國社會學界似可研究多種發展模式，供實際工作參考。國內發展的「模式」研究是費孝通教授敏銳的研究思想的一個例子。各種模式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城鄉結合發展農村經濟，都是在城市輻射下，以小城鎮為紐帶，在農村發展二、三產業。越是比較發達的地區，城鄉的結合越緊密。總的趨勢是要做到城鄉協調發展，進而實現城鄉融合、城鄉一體化。在城鄉發展研究中，也注意到城鄉生產力水平相差懸殊，農業仍是弱勢產業，城鄉人口素質和基礎設施建設也有很大差別，單靠市場調節很難做到城鄉協調發展，因此，一要破除城鄉發展體制上的障礙，發展城鄉統一的市場經濟，二要進行多層次的宏觀調節，主要是國家的調節。(參見《城鄉發展研究》308頁)這就把城鄉協調發展的研究深入了一步。費孝通教授率領的課題組把這樣的研究寫成專著，名稱是《城鄉協調發展研究》，費孝通教授審閱全書後，在該書的「後記」中說：「這本書的作者們從城鄉關係的角度去分析我們已經看到的各種發展模式，在研究工作上可說是前進了一步。」(《城鄉協調發展研究》第323頁)費孝通教授從一個村的深入解剖和連續觀察發展到小城鎮研究，從小城鎮研究發展到農村發展多種模式研究，再發展到城鄉關係——城鄉協調發展研究。這樣，使研究工作一步一步地深入發展。在城鄉關係——城鄉協調發展研究之外，費孝通教授又深入研究了東西部協調發展問題，提出「以東支西，以西資東，互惠互利，共同繁榮」的著名論斷。他還展望「在國內地區比較的基礎上，我們還要走向國際間的比較研究。要研究發達國家工業化初期的特點、工農關係、城鄉關係，這種關係又是如何變化的。還應當研究第三世界各國當前工業化的特點，和我們作對比分析。」(《小城鎮區域分析》第10頁)可以看出，費孝通教授的研究思路既是扎紮實實、步步前進，又是十分開闊，放眼全國，放眼世界的。 三、費孝通教授的研究方法，我感覺較深的是：他總是用自己「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事實說話，很少用第二手材料；他遇事強調分析，在社區研究中注重分類、分區，從不籠統地談問題。費孝通教授說過：我是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來研究問題的。就是說，他堅持深入基層、接觸群眾，親自看，親自聽，獨立思考。這十分感人。舉個例子：他在蘇州地區發現，這裡經濟比較發達，可是文盲率卻比全國的高。什麼原因呢?他到太湖邊上的小鎮廟港和漁民聊天，漁民告訴他：打漁的人從小就要跟著父兄在船上滾，這樣，長大後才能在太湖混，如果只念書，長大了到太湖打漁，那不被太湖的大浪吞沒才怪哩。如果改捕撈為飼養，用人工去經營漁塘，提高產量，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飼養員需要知道溫度、濕度、水裡的含氧成分等，這就要學習科學知識，就要上學念書。從這裡體會到：群眾的文化水平只能和生產力水平同步提高。這樣講問題，就有了很大的說服力。費孝通教授研究小城鎮，首先對小城鎮做具體分析。他說：「我們作科學研究，不能籠統地說什麼小城鎮繁榮發展了，而要看小城鎮里繁榮發展的是什麼東西，它的這些發展又給小城鎮與農村之間的聯繫帶來哪些新情況、新問題。所以，我想從上述的變化出發回到點和面的關係上，提出一些值得研究的問題，」(《小城鎮大問題》第24頁)他在吳江就提出要研究小城鎮的「類別、層次、興衰、布局、發展」的十字研究方針。首先認定吳江縣是小城鎮的「塔尖」，它處在商品經濟發展最早、鄉鎮企業發展較快的蘇南地區，形成了一縣之內「多子女、多層次」的小城鎮。以後的研究就經常與吳江作比較，看看哪裡到了「塔」的哪一級。他把吳江的小城鎮按其功能區分為：政治中心(縣政府所在地松陵鎮)、農村小區域的綜合中心(震澤鎮)、交通樞紐(平望鎮)、絲綢工業中心(盛澤鎮，遠近聞名的絲綢中心)、旅遊重點鎮(同里鎮)，還分別調查了建制鎮和次一級的小鎮(如前述廟港鎮)。這樣，就使鎮的概念具體化了，各鎮除具有共同的功能外又各有側重點，在實際工作中對鎮的建設也就各有重點了。在鎮的研究中，費孝通教授發現，在蘇南，不論哪一種類型的鎮都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幾乎都成了以鄉鎮企業為基礎的小城鎮。這使費孝通教授產生了「蘇南模式」的概念。在研究擴展到蘇北以及其他地區後，發展與蘇南模式不同，於是產生了溫州模式、耿東模式、民權模式、常德模式、寶雞模式、珠江模式等，認識到發展也不是籠統的，而是「因地制宜，多種模式」的重要思想，這使發展研究登上了一個新台階。這在前面已經詳細敘述過了。費孝通教授的研究從吳江到蘇南再發展到江蘇全省。他從蘇北起步，一路南行，考察了蘇北、蘇中(鹽城地區)、里下河地區(蘇北平原最低洼的地區)、寧(南京)、鎮(鎮江)、揚(揚州)地區(被稱為銀三角地區)。歷來，江蘇省的習慣是把全省劃分成蘇南、蘇北，布置工作時一般也是這樣，如提出「提高蘇南，發展蘇北」。費孝通教授考察後認為，這樣似乎太籠統，各地區情況不同，應該把情況大致相同的地區劃成一個小區，分別加以研究。怎樣劃分呢?要有一個科學的標準。他發現，從蘇北到蘇南，各地農業和工業(二、三產業)的比例是有差別的。工的比率越高，經濟就發達，其他社會指標也隨之發生變化。蘇北：農七工三；鹽城地區：農六工四；里下河地區農五工五；寧鎮揚銀三角地區農四工六；蘇南地區農三工七。這樣，就大體上反映了各地的發展水平（指80年代中期的情況）。費孝通教授說：「我覺得要在整個江蘇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指標化出若干區域來。這種社會經濟發展區域的劃分，其意義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研究者來說，劃區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分析方法。因為各地小城鎮(因為當時的研究課題是小城鎮。其實，費孝通教授這種分析方法可以適用在更大範圍——引者注)無論在人口數量、經濟規劃等發展水平上，或是在社會結構、生活方式等特徵表現上都有共性和個性。這些共性與個性是由一定區劃的經濟水平和歷史造成的，……二是對決策者和實際工作者來說，劃區可以確定它在全局中的地位。在制定政策時要充分注意到各地的不同特點，……在指導工作上可以根據各自的長處和短處，揚長避短，發揮優勢。」(《小城鎮，新開拓》第38頁)可以看出，這既是費孝通教授進行社會研究的一個方法，也是費孝通教授的研究與實際工作緊密結合的一條思路。我們在研究較大範圍的區域時，似可仿效費孝通教授的方法，按照一定的指標，分成若干較小的區域，分頭進行研究，不要籠統地說這個大區域如何如何，也可避免只研究一點，以偏概全。 費孝通教授堅持直接接觸群眾，從對一點的具體分析，到對一個問題的分類研究，再到一個區域的劃區研究，總之是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避免籠統地談問題，似可看成費孝通教授貫徹始終的研究方法。 四、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觀察問題 費孝通教授有深厚的歷史素養，在調查研究中，經常從社會發展史的深層次思考問題，遇到一地的具體問題時，也善於從當地的歷史發展中尋找答案。我體會，這是費孝通教授研究問題的一個重要思路。費孝通教授研究我國農村問題的一個重要思路，是看我國農村是如何從自給、半自給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化、在商品經濟發展中如何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化的。社會的轉型和發展也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他看到在一些偏僻落後的地方，農民除了種糧以外，主要靠家庭副業賺一些現錢。例如老婆婆挎個籃子上街賣雞蛋。他說，這還是半自給經濟，不是商品經濟。雞蛋能賣多少是多少，賣不出去的可以饋贈親友，或者留給自己吃。庭院經濟的規模比一般的家庭副業稍大一些，同時有了集體經濟組織(或私人)提供的產銷服務，才能向完全的商品經濟轉化。費孝通教授分析了當時蘇北的「青菜集」、「草鞋集」和大集，前者是農家副業產品的交易場所，後者則除了農副產品之外，還有一些小型工業品上市。由「集」發展到鎮，費孝通教授指出：「只有在農村相當高水平的商品生產基礎上才能形成名副其實的鎮。而高水平的商品生產單是靠農業是不容易達到的，還必須發展鄉鎮企業。蘇南有鎮無集可能和很早就有生產商品的農村手工業有關，而近年來鄉鎮企業的發展更使集鎮興旺了起來。」(《小城鎮，新開拓》第23頁)農村人民公社時期，由於商品生產受到限制，大集和鎮都有萎縮，改革開放以後才蓬勃發展起來。但在商品經濟發展初期，由於生產、銷售、信息、金融聯繫不起來，往往是上邊號召種養什麼，什麼東西就賣不出去，例如在江村發現，農民聽說兔毛值錢，就大量養兔，可是兔毛滯銷，農民又紛紛殺兔，反而受到損失；鄉鎮企業有大量供銷員滿天飛，找銷路，找市場，就這樣，還是開開停停，被稱為「開關廠」。這都是因為信息不靈、供銷渠道不暢。有發達的信息業和暢通的供銷渠道，才能有發達的商品經濟。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還需要與國際市場相聯結，「內發」與「外發」相結合，才是商品經濟的新階段。費孝通教授遇事從歷史發展和現實的結合上思考問題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考察江蘇寧、鎮、揚「銀三角」時，他發現，南京四周的五個郊縣的工業產值還停留在蘇北的水平上。按照蘇南的經驗，鄉鎮企業的發展總是離不開對該地區發生影響的中心城市的作用。由此推論，寧、鎮、揚所組成的城市體系與上海和蘇、錫、常、通組成的城市體系一樣，應該對附近農村鄉鎮企業的發展產生較強的影響力。可是客觀事實與預想不合。費孝通教授不是停留在發現這個事實上，而是從歷史上找尋原因。寧、鎮、揚三個城市組成鉗形，為長江下游的咽喉，這個位置使它們成為歷史上著名的戰略要地，遠溯孫吳，近至太平軍，都在這三個城市設防，南京、揚州曾數度作為封建帝王都城，民國時期也曾在這裡建都，這使它們在城市形態和產業結構上趨向於封閉。而上海則是一個通商口岸，上海的工業結構也是輕型的、開放型的，因此是一個對外輻射力很強的開放型城市。費孝通教授從上海、南京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研究中得出結論：「如果一個城市的內向型企業比例大，則城市必然趨向封閉，如果開放型企業比例大，則勢必走向開放，從而對其周圍地區發生促進生產的影響。」(《小城鎮新開拓》第45頁)從而論證了發展市場經濟，促進全社會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必須建設開放型的城市。費孝通教授研究商品經濟的發展，其實質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追求的目標非常明確，他說：「經濟的、社會的逐級影響的過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曾一度是逐級盤剝和壓迫的過程，以致造成城鄉之間差距的擴大和對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應當表現為逐級扶持的社會協作過程，最終達到全體勞動者在經濟生活和精神生活基本一致的前提下的城鄉融合。」(《小城鎮新開拓》第69—70頁)「我們不應當重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發展農村破產的老路。」(《小城鎮大問題》第28頁)他和他帶領的課題組著重研究的小城鎮就是城鄉協作的紐帶，鄉鎮企業是城鄉協作的產物，他著重研究的城鄉協調發展問題正是社會主義城鄉關係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題中應有之義。費孝通教授十分關注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模式。在我國農村土地公有承包到戶經營的前提下，我國農村富裕勞力不是盲目流入城市，大批成為城市貧民和失業者，而是有秩序地轉移，首先是「離土不離鄉」、「離鄉不進城」、進城務工賺了錢仍帶回農村消費，有些賺了錢、學了技術回鄉辦企業，另一些則逐步在城市落戶。我國如此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甚至被國外媒體稱為「大移民」，但它只是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卻沒有產生社會的震動。這不就是城鄉協調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嗎?費孝通教授首先概括了「離土不離鄉」的模式，同時十分關注這部分轉移的勞動者，他在著名的《小城鎮，大問題》中說：「應該深入考察這批人走出村子到小城鎮(以及大中小城市——本文作者注)做工的全過程，研究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思想感情。這是中國工業史上未曾出現過的新情況。」(《小城鎮大問題》第29頁)現在，這部分勞動者已經成為我國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關注。 這裡舉了這許多例證，是為了說明費孝通教授一直關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注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紀錄和總結著人民群眾的創造，為黨和政府提供著諮詢，實踐著他對社會學研究的思路和目標。 費孝通教授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他自己做出了很大成績，對國家、對社會學界做出了重大貢獻。但他永不滿足，曾經很動情地說：「紙盡才疏詩半篇。」象徵著他心目中的目標還好遠好遠。他留下的「另半篇」詩作，是留給後來人去填寫的。 費孝通教授博大精深的社會學研究思想，我能領會的只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把它寫出來，以利於自己再學習，並以此盡對費孝通教授的悼念之情。 註：文中括弧內的文字都是費孝通教授文稿中的原文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