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經濟學內和經濟學外

作者：江平 2008-07-09 10:17:30 發表於：博客中國

任何何一門學科的研究，研究者在本學科內的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會延伸到本學科之外的其他學科，因為今天的社會現象也好，自然界現象也好，都不是一個單一學科所能駕馭得了的。吳敬璉教授堪稱經濟學界舉足輕重的學者，對中國經濟有許多精闢的見解，他在深入研究經濟現象之後也必然要把研究的目光延伸到經濟之外，這就是他的新著《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引人注目的地方。 這些年來與吳敬璉教授有較多往來，特別對他對法治的傾心關注深有了解。他對法治的關注和論點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 一是：市場經濟有好壞之分，好的市場經濟應是法治市場經濟。在吳敬璉教授與我共同發起設立的上海法律經濟研究所召開的一次大型研討會的開幕詞中他曾說：作為首先提出市場經濟的他曾天真地以為，有了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問題就解決了，但是二十多年來的事實告訴我們市場經濟也有好有壞。他不斷以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為例，說明其中有好的、成功的，也有壞的、失敗的。好的市場經濟是以法治為主導，壞的市場經濟是以「權貴」為主導。究竟市場經濟是以法治為主導還是以權貴為主導，我認為這正是今天中國經濟面臨的核心問題。本來市場是以「機會平等」為其要義的，而在中國的現實中往往機會並不是人人平等的，而是被權力掠奪去，被金錢收買去。只有真正的法治能夠從法律上確保「機會的平等」。因此腐敗叢生並不是市場自身之過，而是權貴主導市場之過。 二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關鍵是改變政府的職能並使政府權力置於法律約束和大眾監督之下。吳敬璉教授始終認為政府這隻手在市場經濟中應當發揮其應有作用，但究竟是什麼作用呢？「宏觀調控」和「微觀干預」如何區別，「鐵本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究竟屬不屬宏觀調控？「資源分配」究竟是市場自主還是政府操控，都是現實經濟生活中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吳敬璉教授和我在中央財經大學對話時，他就特彆強調如何理解宏觀調控。我們應當承認，中國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決策權和干預度是比任何市場經濟國家都大得多的，這其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都需要認真研究。我認為「市場自由」和「市場秩序」是市場法治的兩大層面，在市場自由和准入（包括資源配置）方面應當更多靠市場這隻手，而在市場秩序（中國市場秩序的混亂在世界排名上居第一百多位）方面則應更多靠國家這隻手。現在情況有些反過來，國家這隻手更多去管資源配置、搶利益、追效益，而忽視了對市場秩序的調控和管理，因此改變政府職能，建立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就成為法治經濟的一個重要內容。 三是：政治體制改革應當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他常引用鄧小平的話：「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進行政治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儘管有人認為今天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是同步進行的，但人們的感受是二者並不同步，形成嚴重的跛腳。不同的認識關鍵在於什麼是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不等於政府體制改革，更不等於政府內部體制改革。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核心是兩點：一是解決好黨的體制，一是解決好民主的體制。前一個問題吳敬璉教授也常用鄧小平的話：「政治改革的內容，首先黨政要分開。」黨權過大，黨權干預了政權，黨權和政權不分，這是中國的現象。從政治理論的角度而不是從政治口號的角度認真解決黨的權力和政府權力的界限點，這是法治國家必然要求的：至於民主政治應當說是市場經濟必然的呼喚，二者是相輔相成，內在的統一。真正的市場主義者必然是民主主義者！ 四是：要使市場經濟真正成為法治理念下的市場經濟必須要有經濟學家和法學家的聯盟。二○○一年夏中央領導在北戴河召開二十位社會科學學者座談會，吳敬璉教授和我都在參與者之列，在這幾天里我和吳敬璉教授有了更多的切磋機會。我們談到了經濟學和法學結盟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正是在他的市場經濟離不開法治的思想下，我們共同發起成立了上海法律經濟研究所（後改為北京洪範法律經濟研究所），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經濟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等，形成了一股民間的跨學科的聯合。由於中國的特殊社會歷史情況，研究中國國內政治的政治學很難形成大氣候，政治學似乎被大法學涵蓋，而社會學也有不少敏感的地帶，相當大一部分的社會問題被經濟學涵蓋。從這一意義上說法學和經濟學的聯盟，實際上是政治學、法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聯盟。社會科學者逐漸走上國家領導人的行列，治理國家的研究是這四個學科學者的歷史使命。政治學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力量的「縱橫捭闔」；法學研究的主要是法律制度中的「公平正義」；經濟學研究的主要是經濟活動中的「機會效率」，社會學研究的主要是社會的「民情民意」。只有把這四種研究力量和研究方法結合起來，才能對中國的未來發展給以更準確的定位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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