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字及漢語起源

馮宜全:漢語字音起源學說

提要:筆者長年多方考證漢語字音的客觀聲源,在此基礎之上研究發現:1、在今用8000餘漢字中,約有2000餘字的讀音恰與動植物等客觀物體的發聲相同,由此構成象聲語字音;每一同音族(同音字條)都含有一個或多個客觀聲源字,其餘為衍聲字;每一同音族所包括的全部同音字,都可以聯繫為一個或多個同音借音系統,從而提出了元初語源學及同音遞訓法兩大概念。2、相關發現,聲源字是以客觀物體的某種屬性借音借義與衍聲字。例如豹字:豹吼聲→豹子總是狠狠地抱住獵物→人們驚呼豹!豹!以報知他人躲避。所借之義,遠非聲源字豹的本義,而是豹子習性和人類關係的某種自然發生義,這種以某種聯繫而轉出它義的屬性聯繫,稱之為元初聯轉義。3、進而發現,古人所揭示的形聲造字法,實質是形意造字法;所謂形旁聲符,實質是形旁意部。例如河字:用曷罐汲取河水聲;河是可以流動、可以飲用的水;水、可合義為河。形意造字法,以形意合義為原則,從而造成了絕大多數同音字形義殊異的複雜結局。

一、元初語源學的提出

漢語字音起源問題,屬語源學。語源學的科學內涵,分兩大範疇:①元初語字音的起源;②假借語字音的起源。前者稱元初語源學,後者是傳統的借音語源學。迄今為止的語源學,除少數摩聲詞之外,都是借音語源學。

1、漢語字音和物體發聲的統一性

筆者研究發現,許多動物的字音都和它的叫聲或碰擊聲相同。例如:虎叫聲虎;豹吼聲豹;雞叫聲雞;鴨叫聲鴨……敲龜蓋聲龜;敲鱉蓋聲鱉;敲貝殼聲貝;敲蟹蓋聲蟹……植物也不例外:拔草聲草;斷根聲根;風刮樹聲樹;雨淋樹聲淋……吃梨聲梨;吃桃聲桃;咬蘋果聲果;切菜聲菜……在無機界:倒水聲水;鑿冰聲冰;踩雪聲雪;下雨聲雨;颳風聲風;起火聲火;擊石聲石;揉沙聲沙……在人類社會:刨鎬聲鎬;割禾聲割;砍斧聲斧;碰刀聲刀;搖鈴聲鈴;擊鐘聲鍾;車行聲車……據粗略統計,在8000漢字中,讀音和客觀物體發聲相一致的字,大約2000個,並且,在約1200個聲符中,每一聲符都含有一個或多個這樣的字。這種統一性證明了兩種關係:①元初語字音起源於客觀物體發聲,由此產生客觀聲源字;②聲源字同音借音與諸多衍聲字,構成本聲符的同音字系統。

字音和物體發聲的統一性表明,漢語字音的起源,完全遵循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之反映論原理:意識是人腦對外界的反映。人腦反映物聲,形成象聲語字音。人腦經由耳朵印象客觀聲音,人類才能由五音器官發出相應的聲音。例外的是,像啊、嗷、嗚、嘰等動物性的鳴叫聲,是由情感的需要而衍生的態勢語音。但這畢竟是非常有限的。人類的進化,集中表現為勞動和智力相輔相成的發展。腦力和智力的發展,有賴於眼、耳等感覺器官的發展。古人眼見虎、豹兇殘之態,而驚聞虎嘯豹吼之聲:為了生存,就要有意識地記住萬物的形態和聲音,而五音器官則隨著摩音的發展而逐漸達於完善。

2、漢字象形和漢語象聲的統一性

漢字是象形文字。先人據物形物象而得其印象,據其印象而撰造文字,以形象而生動地反映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生活。漢字的這種起源過程,顯然是與中國地大物博、山川秀美,到處奇峰異嶺的地理特徵密切相關:原始人到處刻畫圖騰,世代積累,漸漸形成強烈的圖像意識,乃至衍生出象形文字。

轉而思之,仍以中國的地理環境為發端:山水風雨,氣象萬千,而聲響各異;飛禽走獸,千奇百怪,而鳴音萬種;草木蟲魚,五色繽紛,而籟聲千端。原始人耳濡目染,聞其聲而見其物,視其物而知其聲,世代形成強烈的聲像意識,漸漸能摩其音以指其物,乃至衍生出象聲語音,以及被象聲語音所控制的借聲語音。

史傳黃帝時代倉頡造字,這意味著造字是原始公社的規劃性文化行為。而語音的起源,則是原始人群的自發性文化行為。由於人腦接收、記錄和反映外界聲音的自然統一性,原始人群的語音,必然是遵循統一的自然規律不謀而合,並在群體生活的廣泛聯繫中形成社會性的、統一而確切的語言。顯然,古人造字時,必然是以已然俗成的語音為基礎,並進行規範性標定。因此也就根本不會意識到語音還有個起源問題!況且,語音的起源,也不像文字那樣能以固態痕迹自然而然地存留於後世。基於此故,漢字起源的開路先鋒——語音的起源,只好以啞態文化深蘊於漢字的音形義之中!

世界的統一性,就在於它的物質性。人類社會的發生和發展,是以自然環境為基礎的,因而不同的自然環境必然產生不同的語言文字形態。相比之下,歐洲的地理環境要比中國簡單得多:地勢緩平、冰雪期長、物種乏匱、人煙稀少、自然景觀稀疏,因而不能萌生象形文字;相應地,其客觀聲源寡淡,難以誘發象聲語音,只能用有限的字母構成拼音語言和文字。

根據自然界千萬年才顯其變化的原理,可認為現今的聲源和遠古時代沒有什麼差別。這種自然統一性表明,漢語字音的起源問題,並非是斷代文化,而是語言文字學和客觀聲音世界——人類社會和自然界全面交叉的新興科學。

雖然聲源字多達約2000個,然而,聲源客體的數目卻只有幾百個。這是由於:許多聲源客體都會因不同的條件而發出多種聲音。例如:

雞能發出嘰、即、擠、西、棲、公、胚、培、剖、配、母、翻、繁、友、幼等聲音;狗能發出狗、夠、犬、吠、犯、飯、乞、器、迄、汪、望、忘、妄、突、走、臭、去、覷、默、我、戌等聲音;豬能發出豬、口、家、豕、豚、吞、蠢、哼、拱、亥等聲音;羊能發出羊、養、恙、詳、南、赧、勉、媽、咩、短、長、群、未等聲音;水表現為江、河、湖、海、泉、溪、淵、潭、波、濤、浪、瀾等百餘種地理形態,從而發出多種聲音;火因不同的物理形態發出火、煙、燃、燒、著、燎、紅、黃、爍等聲音;雪因厚度硬度不同,被人踩時發出雪、北、穴、血、埃、皚、矮、隘等聲音;車因不同的路況發出車、輟、輪、論、軻、軸、軌、軲、轍、澈等聲音。

這種一物多聲的特徵,暴露著下述規律:①聲源字是古人生產生活各個領域發聲現象的總和,因而也是古人生產生活的縮影;②與人類生活切近的動物發聲,構成大量的聲源語字音;③象聲語音並不局限於象形文字,在指示、會意、形聲三類字中,都有大量的聲源字。④一物多聲,也是產生多音字的原因。例如牛用角角斗聲角jiǎo和角jué。角斗→決勝→角色,牛角→攪動→僥倖。形成多音字的另一原因是一字多義。例如牛角斗有感覺,人睡覺時也有感覺。

二、元初聯轉義的自然哲學

如上述,雞狗等動物能發出多種聲音,是其多種生存行為的產物。若多自然屬性被引申為人文語字義,這表明古人是根據動物屬性和人類屬性的同一性和聯繫性,聞其聲而納為語字音,引其義而納為語字義。這種音義兼納的性質,是音義並訓法的客觀依據。其中的義訓法,就是以自然發生義為基礎的元初聯轉義。當聲源字向衍聲字發展時,是以某種聯繫而轉出它義,並且是連環轉義,連環借音,或輻射式借音,即同音遞訓法。此外,元初聯轉義也恰恰是古人造合體字的依據,據其可發現許多甲、金文字的構意。

1、元初聯轉義凡例試訓

雞小雞叫聲雞→雞肉幾乎都是肌肉→雞消化快,經常飢餓→飢者乾瘦,遭人譏笑。形訓:雞,在溪谷中棲息的鳥。推側其形體較大,而被人類飼養,和山雞不是一個種。幾,由雞轉義為幾,證明幾是雞腿的象形。幾隻雞常擠來擠去地取暖,擠動時雙腿叉開,象形為幾,故又讀jǐ 。

即小雞餓時叫聲即→亟待餵食→立即餵食→小雞群集→急忙即食→即食則吉祥。形訓:吉,雞的食性廣,到處即食。民以食為天,即則吉祥。吉,由王和口會意為王者的口福最吉;或由牡器和口會意為公雞最有口福和艷福。

西小雞傍晚棲鳴聲西→日落的方向就是西→雞在樹杈上棲→雞棲鳴時,明顯在呼吸。

公公雞踩蛋——與母雞交尾之前叫聲公→公雞被多隻母雞所公用→蜈蚣的肢節公平分布。形訓:公,由八、口會意為公雞和母雞交配時口對口,後世衍為厶生活。

配公雞踩蛋時抖落翅膀聲配→公雞和多隻母雞反覆交配,精力十分充沛。形訓:酉,水、酉會意為酒,證明酉是釀酒的罐,裡邊有酒糟,用以酉(喂)雞,因此地支酉就代表雞。己,也是雞的象形字。小雞擠堆時腿向後登,都想讓自己得到溫暖。己排天干第六,酉排地支第十,兩者的最小公倍數,恰為六十,酉、己會意為配。交配,是酉雞自己的行為,不用人工安排。

母母雞下蛋前躊躇地連連叫聲母→田畝是莊稼之母→拇指粗大似母→保姆代人為母→農人僅留一隻雄畜為種,似母而反稱牡。

咕母雞下蛋前咕鳴聲→年輕的女性經常咕、咕地喚雞,就叫姑→姑娘的體態嬌柔細嫩,線性美麗,很像蘑菇。

友小雞孤單時友、友地亂叫→主人或夥伴來時,欣喜地叫聲有、有→酉罐里有酒糟→羑里是富有之地→谷禾中生有莠草。

吠狗在狂叫之餘,叫聲吠、吠→狗的肺相對最大→人費力時,肺呼吸加劇。形訓:肺,月和沛會意,肺是最充沛的內臟器官。沛,水和柿會意,柿汁最充沛。市、世的甲骨文 是柿子枝果的象形字,市、世通假。柿子在運輸中容易——顛沛流離。

犯狗在吃食時,它狗前來,咆哮聲犯→狗吃飯時不能侵犯→人們反覆盛飯,就像販貨。

器狗經常器、器的打噴嚏→噴出水汽→水汽就像空氣→獵狗就像狩獵的武器→狗捕到獵物,迄止於主人面前→主人收訖。形訓:器,犬用口到處亂咬,就象狩獵的武器。

乞狗打噴嚏聲亦乞→狗常坐在主人跟前乞食→狗得食則起→人踮起腳是有所企望。

我狗冷然叫聲我、我→狗不許外人外物進入院內,自我意識非常強烈。

口豬嚼塊莖食物時聲聲口→豬的口相對最大→人類口食的問題最大:就叫人口。形訓:口,豬口的象形字。口的甲骨文 上端出頭,是豬嘴根縫的象形。

羊羊普通叫聲羊→羊總是揚著頭→人揚頭看高高的楊樹→就像看天上的太陽。

燃火堆緩慢燃燒聲→古人用火,需要火堆常燃→問:火堆燃否?答:燃也!——文言:然也!

埃踩雪聲埃→清除積雪時,發現白雪下面挨著埃塵。

皚踩雪聲亦皚→山巒白雪皚皚→大雪封山,古人日子難挨→癌症最難挨。

輪車輪掄水聲→遠古多水,車輪經常沉淪→車輪轉動的道理,就像倫理。

論車輪顛簸聲聲論→遠古道路較差,坐車人總要紛紛議論→就像在討論。

上述據元初聯轉義借音凡例表明,古人在聯義借音時樸素地運用了形象思維、歸納、演繹和類比等邏輯方法;不自覺地運用了內在聯繫、相對性、特殊性、條件、轉化等辯證法規律,其中形象思維邏輯和特殊性法則尤為突出。

2、形象化聯義,典型化轉義

語音一經形成,相應地,所表徵的事物就有了概念和定義。事物——矛盾的特殊性,規定了概念和定義的特殊性。而要在既成概念中合理地引申出新概念,就必須形象化聯義,典型化轉義——元初聯轉義。在遠古人類,這種邏輯方法是基於自然界萬物的屬性聯繫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除上述的凡例之外,這裡再列舉各類典型:

動物類:大象的脖項最粗;鱷魚的上顎最大;猴子的喉嚨(嗉囊)最粗;鹿走路最有節奏;鳥飛翔時,體態全非;貓經常拱腰貓腰;蛇經常吐舌頭;烏龜死、活都是甲——假象;龜要歸於水中;鱉態令人憋氣;烏鴉的牙最大;鵝的額頭最高;獾行最為歡快;燕子咽食最快;鶴舞動翅膀似賀;刺蝟形似胃;隹尾形似椎;犬與主人繾蜷不離;蝸牛總是背著窩;貝殼背對背;蚊子飛行呈紋狀;由於房門朝陽並有炊煙散出,蒼蠅最愛盈門;蚯蚓鑽棲於壠丘;螃蟹棲於河旁;青蛙居於水窪;魚躍出水,形似彎月;逾越的魚兒最愉快;蜜蜂密聚於巢;蜂聲就像颳風……

植物類:樹榦直豎;樹杈分叉;樹木經常沐浴雨水;樹林經常淋雨;樹木年輪和眼睛目輪相像;柿樹美如都市;柿子色美而澀口;芝麻粒一倒走之;芝麻秸就是一枝;甘蔗林遮天蔽日;莊稼收穫,田野豁然開朗;種稻需要有水道;稗子垂頭似拜;李子樹下低頭似行禮;莊稼一歲一結穗;過年吃黏糕;蘋果似包裹;梨汁淋漓……

水文氣象類:下雨誘發人人語;風常呼,令人忽視;冰雹落地融化變薄;霜和露是水的雙重現象;打雷似擂鼓;河水有時乾涸;大江自然成為疆界;落淵者沉冤;溪谷就是蹊徑;潭聲似談;涓流似捐;湲流援援不斷;淼水十分渺小;水嘩嘩,形似花;夏天下雨;冬冰咚咚響;冬天,河東岸先結冰;冰凍形似棟;冰洞之下水在運動……

金屬岩石類:銅的質地相同;金子常新似今;朋友的關係鐵定,則發請帖;銀錠形似牙齦;錫熔化則稀;研磨岩石,邊研邊言;峨峰高似鵝頭;峭壁陡似劍鞘;山崖形似牙;河岸高障陰暗;岩石特別堅實;山坡都是偏頗……

工具器具類:用鎬搞生產;用鋤頭除地;紡線仿如蠶吐絲;鎚頭總是下垂;房子防風雨;門戶護主人;房檐就是前沿;宮殿正脊似弓;戶樞要杜絕蠹蟲;鋸木要有尺寸依據;伐竹做竹筏;船在水中傳動;舟似河中沙洲;銅鼎的頂部最大;吊鐘十分中正;笙產生的聲音最美;笛聲啟迪情懷;鈴聲引人聆聽……

人文類:人性最仁善;得於人則戴德;義乃互易之情;倫理以禮為先;哥哥在田裡割禾;爸爸常舉鎬把勞作;爹爹走路跌跌撞撞;父親赴外謀生;汝乃乳兒;儒如人意;捉雉須有智;合轍就是哲理;螺螄似有所思;人聞響聲則想;會者聰慧;雀喙靈巧;省悟似醒;叫則攪覺;母親摑拍乖兒;孩子還要玩耍;獲、貨或可為禍;人遭災則烏呼哀哉;斷藕對偶,就是偶然……

以上兩個同音字的元初聯轉義,有初文和後起字的關聯,但大部分是超出了這種關聯。這種超越性,一是衍聲字的義和聲源字的義面目全非,二是衍聲字的構形另有其規,而這就暴露了漢字同音聯義借音以及形意造字法的基本規律。

三、同音遞訓法的科學性

1、傳統聲訓學四法並訓

始自東漢劉熙《釋名》的傳統聲訓學,主張同音訓、雙聲訓、疊韻訓三法並訓。同音訓:衣,依也;雙聲訓:公,廣也;疊韻訓:禮,體也。千年之後,元初戴侗在《六書通釋》中主張「因聲而見義」。疊韻訓:影,景也。清代王念孫在《廣雅疏證》中例論:「《廣雅》躊躇,猶豫也,乃雙聲之相近者」。其雙聲、疊韻訓法一直為後世學者奉為圭臬,近今學者多宗其法。《說文解字》疊韻為訓:天,顛也;僑,高也。上溯至孔子:政者,正也。據《荀子》訓:隊,墜也。《莊子》遞訓:庸,用也;用,通也。據《漢書》訓:問,聞也。段玉裁訓:門,聞也。上述表明,除了同音訓、雙聲訓、疊韻訓三種訓法之外,還有近音(同音節)訓(問,聞也),可總其為四法並訓。四法並訓的結果,學者各執其義,聞者莫衷一是。

同音遞訓法與上述四法並訓大相徑庭(參照前文訓):

廣:閃電雷鳴聲咣、廣、逛→閃電光和雷鳴聲十分廣大→就像在天空遊逛。

體:馬踏蹄聲蹄和體→馬蹄提起來,就是肢體在運動。

影:禾穗上的粟粒脫穎聲影→米粟的苞片,就像米粟的影子。

景:水桶擊入井水中發聲景→此時人的脖頸伸向井中,井水映出天景→令人憧憬→警惕切勿落井。

豫:敲擊玉石聲→象牙潔白似玉,象別稱豫→玉石猶如豫牙,孰真孰假,令人猶豫。

天:向乾熱的大鍋中添水聲天→水沸騰蒸發上天→天天做飯,一添就是一天。

顛:車載禾稼聲顛,車載顛簸→載物高似山巔→滇池就在山巔→掂物則顛來顛去。

2、漢語語音系統主證同音遞訓法

目前語音學關於語音系統的定義,等同於音位系統,劃分為聲、韻、調三方面。這種全同概念,在拼音文字是適合的。但在漢語,語音系統和音位系統卻是全異關係。漢語語音系統,應是對語音屬種關係的分門別類,即:全部語字音→同聲母語字音→同音節語字音→同音語字音

層層包含的四級單元。《新華字典》所列的音序表,正是對漢語語音系統的科學劃分。它的形成,是歷代語音學家長期探索的產物。六朝始見韻書和四聲名稱;始自陸法言《切韻》的韻書,大都以四聲劃分韻部,惟《中原音韻》以韻部劃分四聲;近人勞乃宣《等韻一得》把聲母、韻母、四聲列為拼音三綱;新中國才出現了以聲母劃分音節,以音節劃分同音族的音序字典。雖然漢語語音系統是在近代才完成的,然而漢語語音的客觀內容卻早已成了遠古人類的語音。從現象上看,是語音學的長期發展而形成了漢語拼音,但本質上卻是語音的分門別類。也可以說,語音是內容,拼音是形式。而語音學的發展,則是欣喜於形式的完成,而忘記了內容,從而深深地掩蓋了語音的系統規律,因此也就掩蓋了四法並訓的歷史曲誤。

據《新華字典》,8000餘漢字僅分為23種聲,每種聲平均含有300餘字。雙聲訓難免五花八門;8000餘漢字僅分為35種韻,每種韻平均含有200餘字,疊韻訓古今莫衷一是。8000餘漢字劃分為400多個音節,許多音節含數十乃至上百個同音節字,近音訓勢必難得其確。8000餘漢字細分為1200個同音族,除去約150個獨音字,約有1050個同音族含有同音字,每一同音族平均含8個同音字,同音訓的準確率最高。漢語語音系統表明,同音字是最基本、最具體的字音單元。事物都是由具體綜合為抽象,個別組合為一般。字音是具體地、個別地產生的,它絕不會離開具體的、個別的聯繫,而陷入抽象泛泛的聯繫。

3、同音借音法的共振原理

人腦接收聲音,遵從聲學的共振原理,即某種聲音是以電磁波的作用——猶如錄音機那樣——在大腦中構成相應的聲紋圖像;若再聽到這種聲音,就會發生電磁波共振;反之相反。古人聽見:用戈尖劃畫聲劃,房檐冰柱融化聲,也是化。於是聯想:劃畫表達物義,就像是在說話;聽冰融水滴聲即知冰在化,也像是在說話,於是就產生了劃、化和衍聲字畫、話的同音字系統。如此的系統一個又一個地產生出來,數千客觀聲源就變成了語字音。從商朝歷史形態及甲骨文字的涉及面來看,當時400多個音節及千餘個聲符的語音已基本形成,大量的同音字已然出現。漢字音少字多,最終表現為一音多字的同音族。這一現象,暴露著同音借音法的本質。全部聲符的同音字存在著元初聯轉義的關係,證明著這一本質的普遍性。而這一本質的本質,就是同音共振原理。同音共振原理,於今毫不例外。你說周公叫姬旦,兒童就會聽成雞蛋!我叫馮宜全,聽者都會問:哪個yí?別字現象和聞音不能確字的現象,都是同音共振原理的必然反映。同音借音法,就是遵循同音共振原理而產生同音字。

四、形意造字法雛論

自春秋以來,古人漸漸發現造字六法: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史稱六書。依《說文序》:形聲相益謂之字。在《說文》中,形聲字已佔80%。古今學者一直認為,形聲字是由意符(形旁)和音符(聲旁)兩部分組成。在大多數形聲字,聲旁只表示讀音,和字義沒有必然的聯繫,例如河的可只表示讀音。而筆者卻發現,絕大數形聲字的聲旁都表示字義;所謂形聲字,絕大多數都是形意字;古人造合體字的基本方法,應該是形意造字法。

1、四類形聲字和四法並訓相互致誤

眾所周知,形聲字並不嚴格地表聲,大部分僅僅是相似音。大致分同音、近音、同韻、近韻四大類:

同音類:湖、溪、清、源、絹、締、織、蝗、螳、腥、肝、境、坪、勉…近音類:想、悵、恙、妄、紊、姑、苛、骸、胯、飯、浙、勝、偉、響…同韻類:河、嫌、姿、終、錫、勤、謗、該、臉、睡、翔、鴿、鴨、姝…近韻類:挽、澆、活、聞、狂、諢、焚、襯、課、妙、眠、浪、漸、瓊…

以上四類形聲字,除同音類之外,其餘都要變讀。而變讀就像近音訓、雙聲訓、疊韻訓那樣無規可循。因此,變讀的方法,就是查字典。除此之外,還有驟、娛、娑、給、陳、軌、迪、諳、肺、槐、賄、絝、臀等另聲類形聲字,根本無從變讀,只好把它們劃為待考的古音類。顯然,古人把上述五類字概括為形聲字,是把全異關係的概念當成了全同關係,其概念不清,定義過窄。這種明顯的邏輯錯誤,植根於字音起源的三大規律(聲源字、元初聯轉義、同音借音法)盡被湮滅,派生於古人陶醉於許多合體字的字元直接表聲,而僅僅想到了聲,卻完全看不到意。如果說,是秦統一文字誘發班固、許慎等文人推出了形聲字的概念,那麼,後世的四法並訓的聲訓學,正是運用這一錯誤概念而發生髮展的。

2、形意造字法試訓

筆者認為,絕大多數合體字都是由形旁和意部合成新字義的形意字。而當意部也是形意字時,為了簡潔字形,意部省形。試訓如下:

鷄:原在溪谷中棲息的鳥,奚是溪的省文。(以下略)

鴨:嘴似甲殼的鳥。

鵝:經常高聲鳴叫——自我鳴其名的鳥。

鴉:體黑牙白的鳥。

鴿:合群的鳥。

豹:嘴似大勺的豸。

狐:臉呈弧形。獾:常在灌木中。

蝟:形體似豬胃。蝸:帶窩的蟲。

螳:胸膛肚腹甚大的蟲。

腥:魚鱗似星星,其味也最腥。

湖:波浪胡胡動蕩。源:原來的水。

清:青天般的水。海:每每是水。

洋:浪花似白羊。

想:心心相連。

湘:和洞庭湖相串。

悵:心愁而長嘆。

骸:骨架令人驚駭。

飯:反覆進食。

浙:主流曲折。

勝:肉食動物得生。

澆:繞田而灌。

活:舌潤則靈活。

課:果真之言。

眠:抿目。

嫌:兼有女人必嫌。

錫:易熔的金屬。

睡:目皮垂下。

翔:鳥展翅滑翔時,其態最清詳。

姝:殊美的女人。

娑:經線後的穿梭織女似蒙沙巾。

軌:車輪九(久)軋成溝。

迪:笛聲傳之。

肺:月液最充沛。

沛:柿子汁充沛。

上述形意合字,意部字恰為其聲,便構成形意兼聲字;意部另聲,便構成形意另聲字。前面已述,近音、近韻、同韻的形聲字,都屬於形意另聲字。從而表明,形意兼聲字是附屬性表聲;形意另聲字根本不能表聲。由於形意另聲字的擾亂,人們無法區分兼聲字和另聲字,形意兼聲字也就失去了表聲的功能,從而造成了漢字不表聲的普遍性。

上述形意訓表明,形旁是字義的屬概念,意部是字義的種概念,屬種合義為該字的元初定義,然後轉變為本義。因此,形意造字法可以概括為:形必以屬,意必以種,形意合義,意部省文十六個字。

把形意造字法和象形、指事、會意三種造字法相聯繫,可以發現四者既都是純表意文字,又都是象形文字。表意,是象形的目的和結果;象形,是表意的基礎和原因。象形字直接象形;指事字指事象形;會意字會意象形;形意字兼有象形、指示、會意三種象形。這種有趣的統一性,就造成了漢字既表形,又表意的普遍性。

3、音是主族,形是副族,義合本字

前面所述,聲源字以元初聯轉義借音與衍聲字,從而形成同音字系統,這表明,字音是字的主族。乃如上述,合體字依字義的需要選擇形旁意部,合義為元初定義,而不受字音的限制,這表明,字形是字的副族。任何漢字都有區別於它字的本義,這表明,字義的原則是義合本字。字音來自主族,字形來自副族,以及義合本字,這種音形義的統一,就是漢字定音、構形和釋義的歷史淵源。

所謂主族,就像宗族同姓繁衍那樣構成同音字系統。所謂副族,就像外戚(妻族)異姓更姓繁衍那樣衍生出讀音或同或異的同形字。形旁和意部相結合,體現了種加屬概念的邏輯方法——文字定義法。這種方法,必然使某一字形成為多種聲符字的意部。例如曷字:

金文曷,是陶罐的象形字。用陶罐接取溪水聲:喝和曷→溪水就是河→溪水為何乾涸→文言疑問句首:曷?

鶴 鶴鳴聲→鶴常飛過谷壑→谷壑岩石呈褐色→赤褐色的谷壑十分顯赫→人們望見深深的谷壑,十分驚嚇……

渴 陶罐磕碣石聲渴→水淺,碣石出露,人類受渴→水淺尚可汲水→卻十分坎坷……

竭 金文渴、竭一字。陶罐碰碣石聲→泉水枯竭,人類竭盡余水→水源枯竭,人類則受渴。曷是碣的初文。

鱷 鱷魚極其兇惡→扼守在水邊→能遏止一切動物……

楔 楔碣石聲→碣石下藏蠍子→蠍子常在碣石下歇……

葉 踩樹葉聲→鋪生在碣石上的葛葉,互相謁見……

矮 踩積雪聲矮→雪被踩則變矮→樹葉、禾葉互相謁見,十分和藹…… 葛 割葛荊聲。

以上同音訓,曷字成為喝、褐、渴、竭→碣→揭、遏、歇、葛、謁、藹九種聲符的意部。下面再按形意合義訓形:

喝,口對曷罐飲水為喝。褐,碣石呈褐色。渴,把曷罐汲水類比為渴。碣,曷的後起字。揭,用手揭碣石。竭,立起碣石。遏,江中碣石遏止舟行。歇,蠍的初文。蠍在碣石下的欠縫中歇。葛,褐色的草。謁,竭力進言。藹,草木葉子和藹互謁。

以上同音訓和形意訓相互聯繫,反映出兩條借音造字規律:①聯而轉義,僅借其聲,構成同音另形字。例如鱷→扼→遏。②聯而近義,借形兼聲,構成同音同形字。例如碣→揭→竭。此外,有些聲源字,既同音、又近義,便使用相同的意部。例如胡字:

胡,依《說文》,胡是牛頷垂的會意字。牛喘氣聲胡,頷垂胡動。湖,湖邊波浪胡動聲→鵜鶘在湖邊行食。蝴,蝴蝶胡胡撲翅聲。糊,煮麵糊聲,麵糊胡亂。煳,咬煳饃聲,胡燒則煳。葫,敲擊葫蘆聲,葫蘆黑黃,脆硬似煳→猢孫小而黃,毛色似煳,其體態也像葫蘆。

以上胡、湖、蝴、糊、煳、葫,都是聲源字,又都有胡動義,便採用了相同的意部,其中含有鶘、猢等形意兼聲字。由此產生了規律:③聲同義近,必借其形,也構成同音同形字。同音同形字在構成同音字系統時,其同形又同聲的規律現象,極易給人們造成形聲造字法的觀念。這種極其隱蔽的訓詁學曲誤,是把以意帶聲的造字定音規律錯覺為「形聲相益謂之字」的表面規律,從而完全抹煞了意部(所謂聲符)的義。

五、聲源同音訓和形意造字法的理論體系

漢字表形表義不表音的特性表明,形和義是相互說明的。而形、義和音——在單字條件下——則斷然不能相互說明。字音承接於語音,語音是客觀聲源→系列衍聲語的統一。因此,當我們發現了漢字同音族,從而揭示出聲源同音訓和形意造字法的時候,漢字以同音族表音的本質就真相大白了。

由於漢字象形,漢語象聲,字義契合(廣義的)物理,因此:訓形必以物形及符形;訓聲必以聲源及衍聲;訓義必以物理之特性。由於音形義三者相互滲透,凡科學的訓詁法,不僅要三法並訓,且要:訓聲必合形義;訓形必合聲義;訓義必合聲形。由於音是主族,形是副族,義合本字,所由產生訓序:先音後形然後義。例如虢字,在新華字典中,其同音族共含有國、摑、幗、漍、腘、虢、馘七個字。這七個字,都不是聲源字。而國與蟈近音同形,從而表明蟈是上七個字的聲源字。以音為主的三法並訓:

蟈 蟈蟈叫聲蟈ɡuō和國ɡuó→城郭外圍蟈蟈叫聲連天,其內就是國。逮蟈蟈是用雙手掌扣合,就像打人一個耳摑子→用頭巾裹脖的女英雄,形似蟈蟈的脖鞍,就叫巾幗→繞城郭(國)的河,就叫漍→人腿發達,很像蟈蟈的大腿,人的膝後窩亦與蟈蟈相似,就叫腘→蟈蟈牙很像虎牙,又常捋嘴須,寽、虎會意為虢,從而表明虢是蟈的異體字。虢的甲骨文,長期被直釋為雙手捉虎形。然而,哪有人類用雙手捉虎的道理?古人是用形象思維借虎為蟈,構意為用雙手摑住蟈蟈。遠古多蟈,其極致賞玩,令人喜愛,遂用為名和姓。

借音:蟈蟈→國家→耳摑→巾幗→漍水→腘窩→虢姓→馘 ?

馘(聝)的甲骨文,由首和戈、耳和戈會意。一直被釋義為斷耳。《字林》釋為:截耳為聝,獻首為馘。而卜辭用於人名:呼聝伐羌。周中虢季子白盤:獻聝於王。蟈蟈叫聲亦或。蟈蟈叫聲的頻率分散,人很難判斷它棲在哪棵植株上,亦難在茂密的枝葉中看見它,因此具有很大的或然性。這很像武士守國時,敵人或來或不來,或在此、或在彼出現的邏輯性。因此,須像逮蟈蟈那樣,用耳聽動靜,用首觀察,雙手持戈以待。於是,馘、聝就成了蟈蟈的異體字,而轉用於守國之義及姓名。有鑒於此,金文以或為國,並以口、或會意為國。據上,獻聝於王,應釋為獻蟈於王。

上訓,以聲源及衍聲訓聲,國等七字均借聲於蟈,其義均系蟈蟈的元初聯轉義;其形均契合蟈蟈及有關的物理特性。此三法並訓之效,在1200餘同音族,無一例外。上述漢字定音、構形、表意的系統規律,可以表述為:客觀聲源→借聲轉義→以義構形→以形釋義四者相互聯繫、相互說明、相互作用的辯證關係。

聲源同音訓涵蓋元初聯轉義,形意造字法涵蓋元初發生定義。兩者相結合,稱之為同音——形意訓。其理論體系簡示如下:

聲源—同音—形意訓

主族 副族

聲源字→衍聲字→同音字 形屬意種→形意合義→形意字

客觀聲源→元初聯轉義 形旁配意部→元初發生定義

形象化聯義→典型化轉義 本義→意部省形→意部的本形

博物聲源學→物理特性 古文字學→形意表徵特性

形義合字三法

1、聯而轉義,僅借其聲→同音另形字;

2、聯而近義,借形兼聲→同音同形字;

3、聲同義近,必借其形→同音同形字。

六、語言文字學的曲誤

四法並訓和形聲造字法相互致誤,必然表現為語源學和文字學的相關性曲誤。據同音借音律和形意造字法,可發現語言文字學的一些歷史性的重大麴誤。

1、文者,蚊也——並非獨體為文

2000年,北京順義民間學者祝振起出版了《文音解字》。他認為,音同義近,是漢字表音的基本規律。例如聞、文、蚊,聞義;耳、洱、餌、耳義,接、階、街、接義。的確,許多同音字都表現為音同義近的規律。例外的是,在許多同音字,其義項卻是千差萬別。在這個領域,用抽取某種外在聯繫的含義,而舍卻本義的方法訓音訓義,難免穿鑿附會。然而,他的一個基本論點卻發人深思:甲骨文 ,是耳朵聞音的象形字,文者,聞也。筆者隨信「文者聞也」。然卻另見 是蚊子的象形字:是針管狀吸嘴和兩隻翅膀,是交叉狀的蚊子腿;心是心臟,代表吸入的血液。試同音遞訓:

文蚊wén 蚊子飛行聲。遠古沒有防蚊措施,夜晚屋門裡的蚊子很多:人看不見蚊子,卻能聞到蚊子飛行的聲音。遠古造字,漢字的形狀很像蚊子:那就叫文吧!物象都被文像化了:就叫文化吧!蚊子飛行時翅膀迅速扇動,給人以紋狀的視感:水紋、木紋、指紋,以及紋身,都是紋。而稀薄雨雲的彩紋,就叫雯。然而,「文」怎麼就成了「字」的近義詞呢?為探戈此千古之迷,歷代學者都援引《說文序》的首段論述:

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廷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而浸,多也。

上述「初造書,契百工」,意為:為把初造的象形文字記錄下來,召百工契刻於石上。「蓋取諸夬夬」意為:都採用蚊子的形態,故稱之為文。象形字,都是由線性筆畫構成,其基本形態,都很像蚊子的幾何形態。而今,甲骨文、金文給人類的感覺,也都像蚊子。蚊子的幼蟲叫孑孓。遠古蕨菜繁盛,古人抉之為食,抉(夬)之則斷,斷而又生,屢屢不絕,這很像蚊子幼蟲在水中孽生不絕,因此又稱蚊子為夬夬。夬的甲骨文 ,構形為突出了長脖子的人被戈割殺抉斷。夬,今讀怪,古人以為夬(孓)很怪。推測元初必有抉之音義。蚊子的腿明顯彎折,就像節節被夬,後世:節→孑,夬→孓。所謂蓋取諸夬夬,不僅是把象形字定義為文,還有讓文像蚊子那樣萬世不絕的象徵意。看來,「故謂之文」應是「蓋取諸夬夬」的下半句。那樣,才能引出下句「文者……」。於此可見,序中的兩段論述是源自兩種相傳文化:前段比較接近歷史,後段訛變為「依類象形謂之文」。《說文》訓:文,錯畫也,像交文。看來許慎也弄不清「文」的形和義,從而留下和序論相矛盾的謎團。千年之後,黃遵憲據《說文序》揣測:獨體為文,合體為字。後世襲其言,固其訛,乃至一直把文的甲骨文解釋為:像紋身之形。文的甲骨文,列有四體 ;金文早作 ,晚作 ,春秋蔡侯盤作 。應是紋的初文。文、蚊、紋通假。占卜沒有蚊、紋的內容,所以卜辭未現。文的金文,一個突出了「心」,一個突出了針嘴,此證明商周時代尚知文是蚊的象形字。而蔡侯盤作紋身形,屬通假現象,不能代表春秋各國的主流方向。

2、字者,漬也——並非合體為字

甲骨文中未發現「字」,「字」首見於金文。《說文聲訓定聲》釋為:人生子曰字。金文 ,構形為宀下一黑色幼子。這是用黑色會意渾身沾滿胎漬的新生兒。新生兒的口鼻被胎漬所阻塞,始動呼吸、叫鬧時,發聲漬、漬……其時渾身胎血,姿意叫鬧,那手腳亂劃的條條漬跡,就像在白布上寫上了字。那字的形態,正是新生兒自己的形態。此時,也恰恰須要給新生兒起個名字。字者,漬也,亦自也。字和漬、自是孿生字。

可能是在夏商時代,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婦女的身心日益嬌弱化,新生兒的頭顱日益增大。此二因素,使婦女的生育分娩日益艱難,乃至胎漬增多,影響新生兒的始動呼吸,才出現了胎漬染字於布的情形。古人從胎漬染字的現象得到啟示,便創造出血乳文字。血乳文字,方便而迅速,書寫量遠遠超過契刻文。這種革命性進展,使以往的乏字現象和用字的困難得以克服,從而導致形意字的增多。於此釋然「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之意:所謂字啊,就是說,用孳乳浸染於布帛,從而使字的數量大增。

遠古殺牲時,血液瀉流於地,發聲寫和瀉。但那時並不知寫為何意。而在胎漬染字的時代,古人便恍然大悟:血者,寫也→血漬就是寫字。而後世則發明了墨汁和楷筆。

孳者,吱也。小老鼠叫聲吱。老鼠繁殖力強,就叫孳生。古人類比生育為孳,稱胎血為孳乳。由於孳乳以血象為主,從而引申為血乳字液的原始概念。

總之,原始象形文字似蚊,故謂之文;孳乳染漬似字,故謂之字。

3、形聲造字法,乃漢代揣測

班固和許慎都是東漢初期的人物。兩人分別提出六書理論,共見形聲相益謂之字,而先前時代卻無此說,此證明形聲造字法源自西漢諸多文人的揣測。

今認為是秦統一文字而使後人發現了形聲造字法。其實,秦統一文字,主要是統一字形,即統一字元的形態和復體字的格局,以達到文字同形的目的。其次李斯等根據金文、小篆中業已含有大量的合體字,已意識到漢字可以分門別類的名學屬性,遂用統一形旁的辦法對漢字分類,並依法造字。既然合體字的兩個字元都是字,都有形和義,那就必然是形與形合形、意與意合義,而絕非是形旁與聲符相合。其實會意字也是合體字。而以象形字和會意字為基礎的合體字,實質是更高級別的會意字。

造字四法,表現為統一的序律:象形字是指事字、會意字的字元→三者分別成為形意字的字元。這就像原子是分子的元質,小分子又成為大分子的元質那樣統一而有序。然而:①、由於屬類字元一形多字,極其規律,而種類字元一字一形,極其紛亂;②、在字無標音,讀音靠師傳的西漢時代,人們極其渴望知曉字音,形意兼聲字和近音字彷彿就成了標聲字;③、文獻中近音通假的普遍現象,約定俗成為形聲相益的觀念。

秦王朝通造形旁意部的形意字,不是首創,而是沿革金文、小篆中大量的形意合義字,逐漸達於普遍性,因此毫無聲稱此方法的必要,而漢代則曲誤為形聲相益謂之字。及至《說文》問世,「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就成了後世喜聞樂見的形聲造字法。

4、上古並非無去聲

段玉裁在《六書音均表》中指出:周秦和漢初只有平聲、上聲、入聲三種聲調,而沒有去聲,魏晉以後才形成四聲齊備的格局。之前,顧炎武在《音學五書》中指出:古今語音不同。此二發現,推動了古音學的研究,然而也加重了四法並訓的曲誤。段氏傾注於諧聲:一聲可帶萬字,萬字必同韻部。此論通和徐鍇「形聲相生,音義相轉」之說,正扣《韻補》「古人用韻較寬,古韻通轉」之論。加上錢大昕「古無輕唇音、舌上音」 之說,四法並訓就成了既有歷史文獻依據,又有音韻邏輯的經典方法。

誠然,文獻通假和語音通假之相互貫通,是歷史文獻的真實反映。但這根本不能成為語音如此起源的根據。上古文獻無去聲,不等於上古社會無去聲;古今語音不同,僅僅是某種文獻所載的不同。劉奉光在《甲骨金石簡帛》(吉林出版社,2002)中認為:「現代的音,上古也有,只是方言千差萬別而已。上古時代某種方言成了官話,就留下一系列文字記載」。此論十分切中。歷代官方的語言,都是植根於國都所在的方言。西周、西漢建都陝西,東周、東漢轉至河南。而陝西方言把三聲統讀四聲:陝(善)西;河南方言把二聲統讀四聲:河(賀)南(nàn)。東晉及宋齊梁陳都於南京,南京方言,去聲特重,乃至四聲齊備。隋都西安,另僻東都洛陽,陸法言遂以洛陽音為主著《切韻》。北宋建都開封,據《切韻》衍為《廣韻》。元建都北京,周德清據北方話推出《中原音韻》。朱元璋建都南京,又是安徽人,自然不喜歡《中原音韻》,詔著《洪武正韻》。明成祖遷都北京,《中原音韻》得以弘揚。同時也形成北主《中原》,南宗《洪武》的趣態。

上述韻書和都城的統一性,即官方語言和方言的統一性。今之陝西、河南語無去聲,與上古文獻相一致,這就證明各地方言古今略同。《中原音韻》接近今音普通話,這就證明北京音系古今未變。北京音系古今未變,從而代表了中原語音之正,這就證明了元初語字音和普通話今音的統一性,從而漢語的准音性和同音借音律也得到了古音學的證明。

七、漢字是最優秀的文字

迄今為止,人們都認為漢字是表意而不表音的文字。見形不知音,聞音不知形,知形知音而不知義,歷來被視為漢字的三大缺陷。漢字落後,漢字難學,成為漢字文化的歷史癥結。而同音借音律和形意造字法的發現,則將使漢語和漢字還其真目:她是最優秀的語言和文字。

同音借音律,亦稱同音借音序律,她如同元素周期律使雜亂無章的元素分族排序那樣,揭示了同音字的主族關係和簡明如畫的借音順序。例如:

愛在雪地跑跳聲愛→雪地真可愛→子女最可愛→父母愛子女:噯!→女兒就叫令嬡→這種愛非常曖昧→植物艾盛則可愛→踩出的雪路狹隘→狹隘之處礙手礙腳。

借音序:喜愛→噯!→令嬡→曖昧→艾盛→狹隘→妨礙

這種主族關係的同音借音序律,可使人們只用八句短語即可牢記七個同音字的音、形、義,可根本杜絕讀別音、寫別字的弊病。而形意造字法又告訴人們:親愛則口呼之以噯;女兒令嬡嬌美可愛;可愛的日光最曖昧;草木交叉則艾;山隘雖狹,卻益於穿過;礙是石頭造成得。礙,疑是凝的省形。泥濘的道路被凍凝,就和石頭一樣妨礙出行。知此形意合義,則更加鞏固了音形義的記憶和理解。科學的漢字理論,必然產生科學的識字、記字方法。

從這種系統規律的意義上說,漢字是既表形,又表音,也表義的文字。漢字由象形→象徵,必表其形;形意准合字義,必表其義;主族同音聯義,必表其音。這無疑要歸功於漢字象形、語言象聲的自然統一性。基於這種自然統一性,聲源字和衍聲字的音,以及形旁意部屬種合義的關係,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著自然及社會人文的特有屬性。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漢字是反映自然與社會的百科全書。

同樣,漢語也是最優秀的語言。她直接或間接地表達物聲,生動而形象地表達物義,且一字一音,音節嚴謹,聲調規正,組合靈活。這也歸功於漢語和物聲的自然統一性。

相比之下,一向被世人擁戴為上乘之作的拼音文字,所表之音,並非物音,而是人造的音;音節和單詞,既不表形,又不表義。這種脫離自然界的字母符號文字,遠無漢字的優點。如果說歐洲拼音文字是因希臘文明導致科學的領先而抬高了身價,那麼,其它落後民族的拼音文字,只能說是沾了這種科學榮譽的光輝。如果說,中國是因自然環境的特點而向人文科學特化發展,那麼,最優秀的文字也就因自然科學落後的掩蓋而暗淡無光。而同音借音序律和形意造字法的揭示,則將促使漢字還其大家閨秀的美名。

八、漢語字音起源學說簡介

漢語字音起源問題,是語言文字界的重大空白。筆者博覽自然與社會,發現動植物等自然界物體發聲,與漢語字音驚人地一致,因此是漢語音源的永久性化石——大自然本身造定的科學實驗資料。如漢字象形那樣,漢語字音是象聲起源的。據唯物主義認識論,人腦經由耳朵印象客觀聲音,人類才能發出相應的聲音。遠古人類廣涉自然,耳濡目染,聞其聲而見其物,視其物而知其聲,世代形成強烈的聲像意識,乃至衍生出象聲語音:雞叫聲雞;鴨叫聲鴨;狗叫聲狗;羊叫聲羊;敲龜蓋聲龜;敲貝殼聲貝;下雨聲雨;雨淋聲淋……為全面揭開此科學奧秘,我們考察了廣大的自然界和農村,得出的結果是:雞能發出嘰、即、擠、西、棲、公、胚、培、剖、配、母、翻、繁、友、幼等聲音;狗能發出狗、夠、犬、吠、犯、飯、乞、器、迄、汪、忘、突、走、臭、去、覷、默、我、戌等聲音;豬能發出豬、口、家、豕、豚、吞、蠢、哼、拱、亥等聲音;羊能發出羊、養、恙、詳、南、咩等聲音;水表現為江、河、湖、海、泉、溪、淵、潭、波、濤、浪、瀾等百餘種地理形態,從而相應地發出多種聲音。

語音一經形成,所表徵的事物就有了概念和定義。而要在既成概念中合理地引申出新概念,遠古人類必然是用諧音法形象化聯義—典型化轉義:大象的脖項最粗;鱷魚的上顎最大;猴子的喉嚨(嗉囊)最粗;鹿走路最有節奏;鳥飛翔時,體態全非;貓經常拱腰貓腰;蛇經常吐舌頭;烏龜死、活都是甲——假象;龜要歸於水中;烏鴉的牙最大;鵝的額頭最高;獾行最為歡快;燕子咽食最快;刺蝟形似胃;蝸牛總是背著窩;貝殼背對背;蒼蠅最愛盈門;蚯蚓鑽棲於壠丘;螃蟹棲於河旁;青蛙居於水窪;魚躍出水,形似彎月;逾越的魚兒最愉快;蜜蜂密聚於巢……這種同音借音-聯轉之義,堪稱元初聯轉義。

漢字約420個音節,1300種聲,每種聲都有若干同音字。有聲字借音與衍聲字,形成同音族:

蚊wén 蚊子飛行聲。人在夜間看不見蚊子,卻能聞到蚊子飛行的聲音。遠古造字,漢字的形狀很像蚊子;物象都被蚊象化了:就叫文化吧!蚊子飛行時翅膀迅速扇動,給人以紋狀的視感:花紋、木紋、紋身。而雲彩的紋,就叫雯。借音:蚊子→聞聲→文化→紋狀→雯雲

豹bào 豹子吼叫聲。豹子總是豹吼著把獵物狠狠地抱住。遠古多豹,其兇猛迅敏,又能爬樹,對人類威脅極大。人們一發現豹子就驚呼:豹!豹!以報知他人緊急躲避。借音:豹子→抱住→報告

響xiǎnɡ 木料乾裂時發聲響。遠古構木為巢,截木為器,夜晚猛然聽見木料裂響,就會想:是哪在響?人一聽見響,就會想:這是啥在響?但人們想得最多的,卻是如何享受。借音:響聲→想念→享受

早zǎo 青蛙跳入水中聲早。在河湖的岸邊遊玩,人還未走到跟前,那青蛙早就跳入水中洗澡去了。水藻就像長年在水中洗澡。跳蚤跳得可真快,你還沒看準它,它早就跳跑了。那樹上的棗兒,不等熟透,早就被人摘光了!借音:早就→洗澡→水藻→跳蚤→大棗

杈chà 樹杈斷裂聲。河汊、衣衩、道岔,都似樹杈。樹杈斷於一剎那:古廟突入眼帘,就叫古剎。古剎景嚴森威,令人驚詫。而更令人驚詫的,則是奼紫嫣紅的美女。因踩斷樹杈而受傷,此人深感把事做差。借音:樹杈→河汊→衣衩→岔道→剎那→驚詫→奼紫→太差

漢字為什麼有多音字?當一物發出兩種聲音,且又屬性相近的時候,就出現了多音字。例如:牛角斗時發聲jiǎo和jué,牛是用角角斗。蜻蜓的幼蟲在淺水邊爬行發聲六和陸,它是水生動物,六條腿,成蟲卻飛上陸地。又,莊稼生長時發聲長,長則長;風吹衣裳發聲長。其音源不同,而義同,遂共用一字。(馮宜全愛心科學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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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牟作武著,《中國古文字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文字起源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中國文字和字母文字之異同摘要:本文討論了象形文字的概念和人類文字雛形即文字畫概念的根本區分,認為「象形文字」一詞符合古文字命名法規律,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和中國文字都是表意符和聲符並用文字,塞姆語字母文字獨立起源於兩大文明之間,受兩河流域文明影響較大,埃及文字的象形特徵保持了三千年,它的象形字體和演化出的兩種簡化的、不太象形的手寫字體一直並用。王海利博士在<世界歷史》2003年第5期發文批評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界把古埃及文字譯為或統稱為「象形文字」一詞「錯矣」!其原因是「有的學者望文生義」以訛傳訛」,建議我國學界的各類辭書把埃及古文字「象形文字」(英語單數hiero* glyph,複數hieroglyphs)譯為或稱為「聖書文字」,請史學界「對這一問題亦需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不要再以訛傳訛,對古埃及文字的提法應進行修正」 作為中國史學界的一員,筆者對此概念不敢苟同, 特在幾個方面提出一些不同見解。一、象形文宇的概念和文字畫 (文字雛形)概念的區分我們首先要區別的兩個概念是:一種符號一直保留象形特徵具有真正語言表達功能的成熟文字可以稱為「象形文字」,如埃及古文字和赫梯 「象形」古文字,而一種符號象形但還不具有完全的語言表達功能的符號集合只能被稱為特殊圖畫(pictography, pictogram)唐蘭認為後者尚不能稱為「文字」,將其譯為「文字畫」,沒有像王博士那樣譯為圖畫文字。古埃及文字的符號雖然古樸象形,但它的語法功能和詞類齊全,是一種與中國方塊文字和兩河流域楔形文字同樣成熟的人類文字,所以我國前輩將這一文字體系稱為「象形文字」應當是恰當的。王博士把象形文字或圖畫文字(hieroglyphs)和文字畫(pictography, picto- gram)的概念混淆了 :「故,象形者圖畫也。因此, 我們似乎有道理將象形文字與『 pictogram 』對譯。 ……顯然,西方學者把『hieroglyphic』與圖畫文字界定開來,不承認兩者是等同的。因此,我們把 『 hieroglyphic 』對譯為『象形文字』或『圖畫文字』 都不妥當。」論及埃及象形文字的符號有表音作用,不是「圖畫文字」(=文字畫)後,他批判我國學術界說我國學界則存在不少的誤解,把象形文字和圖畫文字硬行區分開來。筆者曾就此問題請教過幾位文字學研究者,他們聲稱兩者不是一回事。但要他們講出個子丑寅卯來,則含糊其辭,顯得力不從心。」(第55頁)可是,我國學術界並無人把古埃及及其他早期象形文字(hieroglyphs) 和沒有變為成熟文字?腦紀薊蛭淖只? (王誤譯為「圖畫文字」)混合起來。唐蘭早就把兩者區分開來:他把文字前的圖符稱為「文字畫」,而把符號由圖畫演變來的真正的文字稱為圖畫文字,如,把成熟的文字象形文字稱為圖畫文字。唐蘭說主張文字畫的人,不知道象形字就是圖畫文字,從繁到簡,從流動到比較固定,都是 —種歷史的過程,不能劃分的。」「把埃及古文字稱為文字畫,也是錯的。因為文字畫一個符號包括很多意義,也沒有一定的讀法,並不是可以分析做一個字跟一個字的,印第安土人是在這種階段的。至於埃及文字,每個字都已可讀,也應當是圖畫文字而不會是文字畫了。是王博士自己把符號象形的成熟的文字系統和原始的、尚未發展到真正意義上的符號集合——圖畫符或廣義的「文字」的概念混淆了。我們不應該把埃及的象形符號組成的成熟的文字和所有人類文字的原始雛形——文字圖畫混為一談。在討論各文明體系的造字方法時,我們常用象形字或象形符定義那些最基本的、被各文明文字發明者最早使用的那些文字元號。如果僅從狹義的造字方法出發, 人類的每一種古文字的基礎都是象形符,也都可以稱為象形文字。(大英百科全書》中對「文字圖畫」的解釋是: 「 pictography 』(文字圖畫),廣義上包括所有的人類以圖畫方法進行的表達和溝通,不論圖畫是用繪、塗、劃還是刻成的。它包括純美學表達的原始企圖、帶有溝通目的的繪畫——也許可以定類為文字的維形以及利用圖畫做基本形式的充分的文字系統。狹義上,這一術語僅用於在岩石上的原始圖畫……本文討論的是作為文字的原始雛形的、嚴格意義上的『文字圖畫』。用圖畫作為符號的成熟的文字系統如埃及和赫梯文字經常被稱為象形文字(hieroplyphic),在象形文字等詞條中另?刑致邸?」「所有文字的基礎是圖畫。在原始人中,一幅圖畫可以粗糙地滿足識字人們用文字完成的要求。時間流逝,圖畫向兩個方向發展:1.向繪畫藝術方向:圖畫獨立於語言之外,繼續或多或少地忠實地複製著周圍世界的東西;2.向著文字方向:在發展中,符號群可能仍然保持它們的圖畫特徵,也可能不保持,但它們最終成為語言元素的象徵符。」「文字的雛形可分為幾個層次。在原始層次中,把物品和存在物用表示這些物品和存在的圖畫代表。第二層次——聯想層次:依靠意思聯想的方法包括可以表達與圖畫相聯繫的概念的符號。用原始方式,一個太陽圖僅表示太陽,而用聯想方式,太陽圖有『日子、光明的』等意義。第三個方式——語音化或以圖畫表示詞或音素的原則,在所有的成熟文字當中,如蘇美爾文、埃及文和中文,起著最重要的作用,但幾乎沒有在任何文字的雛形中證實過……文字圖畫在美洲的印地安人中被廣泛地使用,印地安人在系統化和標準化方面達到了一個遠遠高出其它比較系統的水準。印地安人圖畫的一個奇怪的特性是在每個部落的系統中每個印第安人都非常精確地畫同樣的圖。與此相反,在非洲尼格羅黑人的圖畫中,不同的本地風格可以很容易地識別出本 ??[2](Vol.l8,P1053-1055)人類發明的所有的文字(不包括借用的文字)都有它們的創始階段——原始創造或畫象形字階段。當我們的祖先發現圖畫符號可以代表語言概念時,他們開始了文字創造的第一階段—— 象形符號階段。兩河流域楔形文字的源頭是在烏魯克、傑姆迭特那色和烏爾等地發現的兩河流域古象形文字(公元前3100 -公元前2700),這些具有圖畫特徵的古象形字的圓筆劃在蘇如帕克字體階段(公元前2600)才被楔形狀的直筆劃代替,開始不太象形,以後逐漸簡化和變形,最後發展為完全不象形的亞述體楔形文字,因此被稱為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的源頭是埃及的古象形文字階段,古文字的圖畫形狀在已經使用表音字元的成熟的埃及文字中一直沒變,被稱為聖書體,因此埃及文字被稱為象形文字。中華文明文字也有古象形字階段,其圖畫特點很明顯地保留在早期的甲骨文字和金文字的形狀中,在發展到小篆體時,開始不太象形了,但筆畫保留了彎曲、優美的圖畫特徵,到秦漢時,隸書體的中國文字具有了方塊文字的特徵,已完全不象形了。「文字圖畫」的特點是所有符號都只能表示與圖形相似的具體的動詞和名詞概念,都是語義符(ideographs)。語義符不能表示語言句子中的代詞、介詞、助詞、連詞、感嘆詞等虛詞的語音和概念,也不能表示動詞和名詞在語言規則變化中必不可少的語音變化。愛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都有過這種不成熟的「文字圖畫」(也許古代克里特的圖畫符號也是),但沒有發展成真正的文字。雖然圖畫符的集合體不能完整、準確地表示人類語言的全部功能,然而它是所有的創始文字都必須經過的初級階段。在部分字元得到了表音功能後,儘管符號形狀仍然保留圖畫符的象形特點,人類的文字已經從初始的文字圖畫階段進化到既能表意、又能表音從而能完全表達語言的成熟文字系統,如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國的甲骨文、金文以及埃及的象形文字。為了提髙書寫效率,各古文明的文字系統都有過簡化文字元號的形狀和筆劃的漫長過程。在簡化過程中,兩河流域的象形字體由於在泥板上刻划行筆的特點,使筆划起點成三角形,變成了「楔形」文字,中華文字在契刻的甲骨文和鑄模金文中還是象形字,演變到毛筆沾墨色書寫的隸書時,喪失圖畫形狀,被稱為 「方塊字」。只有埃及、赫梯、瑪雅文字以及我國納西族等少數文字的符號從始至終地保持了象形的特徵,所以它們被國際學術界稱為「象形文字」。我國學術界一直沒有將表示不成熟文字的 「文字圖畫」概念和表示古文字元號特徵的「象形 文字」概念相混淆,我國學術界的先人也沒有用 「象形文字」一詞表達埃及、兩河流域、赫梯、中國等人類古文字創始階段的圖畫文字,而是用「象形文字」一詞準確地表達了成熟的古埃及文字的形狀特點。二、「象形文字"一詞符合古文字 命名法的規律當人們看見一種古文字而對其語言特性不甚了解時,只能根據其外部特徵命名。由於文字元號的形狀是一種文字最明顯的特徵,最先把一種古文字介紹給世界的學者總是自然而然地以文字的形狀為其命名,這一命名隨後被人們約定俗成地接受和使用了。如兩河流域古文字的各種筆劃基本上都有一個三角形的起筆,因而筆劃呈現木楔的形狀,英文稱作「楔形」(cuneiform)。中國文字通用的楷體字都呈現方形,因而中國文字被稱為「方塊字」。埃及和赫梯古文字的符號因始終保持其圖形特點,被中外學術界稱為「象形文字」。西方的拼音文字的字元是abed……,英文稱為alphabet,意為「a(母音字元)和b (輔音符)」,漢語稱為「字母」(輔音和母音)。春秋戰國時楚國、越國的文字元號帶有鳥形或蟲形裝飾, 被稱為「鳥書、鳥篆、蟲書",大都用於兵器,鳥形和蟲形的圖案,往往錯見。直到漢代的瓦當和印文中還常見。漢人不識戰國時用漆寫出的粗頭細尾的古文符號,因其外形像蝌料,稱為「科斗文」。可惜王博士不懂得學術界這種命名各種文字的一般規律,反而建議什麼「聖書文字」。他說國外則不存在象形文字這一說法。」國外不用漢字,當然不用漢語的「象形文字」一詞。但和中文同樣, 埃及文字在英文的概念中就是「象形文字」。英文詞hieroglyph的希臘語詞源雖是王博士所說的 「神聖的刻畫",但這個英文詞的本意已經脫離了 「聖書文」的詞源意義,被賦予了「象形字」之義, <牛津髙階英漢雙解辭典》對它的定義是一個物品的圖形或象徵符號,表示一個詞、音節或聲音,用於古代埃及的和其它的文字中。」西方學界借用希臘詞hieroglyphs去定義符號為圖形的各種古代文字和字元與中國學界用「象形文字」去定義同類文字同出一理,異曲同工。這一概念的譯法體現了中國學者的智慧,並不是像王博士所貶低的我國學者望文生義,把它們稱為古埃及象形文字。」(第54頁)王博士非要根據這個希臘詞的詞源意義::聖書文字」去扭曲該詞「象形文字」 的本意,必S會詞不達義,造成讀者對象形文字理解的困難或混亂。按這種標準,是否所有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s):赫梯象形文字、馬雅象形文字、克里特象形文字、中國早期象形字(金文、甲骨文)和其它象形文字也要改稱為「聖書文書」,它們的象形字也要改稱為「聖書字」?西方塞姆語字母文字的早期字母符號也是「人頭(reS)、牛 (alfa)」等象形符號,但最後發展成為不象形的線肜符號,是否要把它們的早期符號也改稱為「聖書符號」?他之所以要廢止漢語中已廣泛使用的術語「象形文字、象形符」,可能是不理解外語翻譯的準則是「信、達、雅」,不是翻譯研究單詞的詞源意義。三、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和中國文字的靈魂都是表意符和聲符並用文字王博士文中向讀者傳遞了許多文字學錯誤概念。他說:「將hieroglyphic (!)對譯為『象形文字』,錯矣!其原因總結如下:第一,hieroglyphic 中的絕大多數圖形符號失去了象形(即「以形表意」)之功能,它雖然始終保持著圖形面貌,但業 已失去圖形本身所表示的意義,而轉化為聲符號, 即「以形表音」,成為最原始的「字母」……第三, 古埃及文字體系的靈魂是拼音,該文字借用圖形符號表音,即「以形表音」,是一種界於表意文字與表音文字之間的文字類型。」中國學術界早就知道:象形文字「最常使用的符號大約共700個,到羅馬時期增長到5000多個」,「埃及象形文字屬於表意文字體系,但象形文字的重要特點是既屬於表意文字體系,又有聲符號。而聲符號原本也是表意符號。」W(K7)兩河流域和埃及的表意兼表音古文字體系發展了一千多年後,以烏旮瑞特楔形字母文字、古波斯楔形文字、原始塞姆語字母文字、腓尼基文、希臘文和拉丁文等為代表的純表音的字母文字才出現,他們僅有22 -40左右個符號,是不再保留任何錶意符號的拼音文字。埃及的單輔音符號看起來好像是不包括母音的輔音字母符號,但實際上它是一種省略了母音的音節字,因為讀者在閱讀需要時,必須自己加上母音-e-,如:象形字「房子」寫成pr (音節寫法P(e)-(e) r),只能讀為per。埃及象形文字常用的聲符號有27個作為單輔音音節(表示24個輔音和半母音)的字元,約80個表示一個或兩個輔音的音節符和約50個表示三個輔音讀音的符號。埃及文字可以用這100多個聲符號拼寫與符號本身意義無關的單詞,但它多達5000個的符號都是不能用於拼寫單詞、只能以字形表示單詞意義而被賦予了固定發音的表意符號(語義符)。王博士給我們指出的「絕大多數符號失去了圖形本身的意義,轉化為聲符號」是那些符號? 難道100多個符號是5000多個埃及文字元號的絕大多數嗎?即便是聲符號,絕大多數並沒失去表意功能。在27個最基本的單輔音(音節)符號中,大多數(約有18個符號)仍然保留了表意作用,如手形輔音符號d可以作為表意符 d(w)(動詞不定式)意為「給、放、打」和名詞 「手」讀為…eret;水池符號一方面作輔音sh(e), 同時也可以是表意符shai「水池」;麵包符號讀作t ,也可以用作單詞t(e)意為「麵包」;g可以讀作 nst意為「容器座架」;h符號可以表示「院子"等等。其他音節符號也是如此:三道波紋可以讀為一強一弱輔音音節m0,也可以讀作塞姆語義符水」。所有的埃及語詞典和辭彙表都給出 700個常用的語義符(字)和與拼寫單詞固定搭配的定義符(偏旁部首)?,分為25個大範疇:143 個不同的男人形象的符號表示與人有關的語義概念、19個像女人的語義和定義符、75個表示男女神的符號、112個表示與人體有關的語義符、68個和動物有關、65個是動物的身體部分、96個和鳥類有聯繫、18個鳥類的身體部分、40個蛇和兩棲類動物、18個與魚有關的符號、14個表示昆蟲的符號、110個植物符號、86個和天、地以及自然界概念有關的符號、98個和建築概念有關的符號、22個代表船的符號、62個和家具有聯繫、31個有關祭祀用品、91個由衣冠服飾引出的概念、47個武和軍用品、63個由工具引起的概念、47個和編織有關的語義符、71種容器和量具、16個關於貢品和糕點的符號、13個與文字有關的符號以及 20個其他符號。可以說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語義 符(字)不比漢字少多少!我們都知道埃及文中大量使用表意的單詞定義符(部首),王博士自己也承認象形文字的單詞 用音符拼寫時仍然需要和表意的定義符(部首, 他稱為「限定符號」)配合使用:「所謂限定符號就 是在一個詞的詞尾加上一個純表意的圖形符號。其本身不發音,旨在表示該詞的範疇或類別所屬, 引導讀者正確地把握詞意。」(第55頁)我們可以看出埃及文字中用音符和意符搭配構成單詞的方法和漢字中的「左形右聲」的構字法異曲同工:定義符相當於一個位於漢字左面或其他部位的用以限定字意範疇的偏旁部首。王博士認為,「從內在機理層面上比較一下 hieroglyphic與中國古代的象形文字,前者以形表音,整個文字體系的靈魂是拼音,後者則以形表意,字如其物,兩者相去甚遠,即『神離』。」從這段話中,我們發現王博士除了對錶音和表意並重的埃及文字了解膚淺外,他對祖國表音和表意共重的漢字的理解之粗植也令人驚訝。他不知道中文中,帶聲符的形聲字佔80%以上,還有許多「口」 偏旁和無形旁的純表音字,如象聲字「嘩嘩、撲哧」、同音字取代本字的通假字,以及特殊的表音字「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等等。另外,所有的代詞、介詞和助詞都是表音字,如「余、我、吾、爾、其、它、他、子、汝、你、朕、為、於、把、將、會、了、嗎、吧、之、乎、者、也」。中國學界前輩早就對中國字的表音用法做了深入細緻的研究。唐蘭將中國文字定義為象形、象意、形聲(注音)文字,說指摘中國文字的人,同時也往往指摘中國語言,像單音節、沒有語尾、沒有形式變化等,認為是低級的語言,可是現在的語言學家大都已不這樣想了。中國文字變為注音文字,而不變為拼音文字,顯然和她的語言有關。一個字既然是一個音節,有一千多個聲音符號(其中大部分就是意義符號),就可以把這個民族的語言通通寫出來,又何須另外一套拼音的方式呢? 」[1K"_9>1934年,朱起鳳編撰出版了300萬字的中國古文獻中的表音字詞典{辭通》。胡適在該書序中總結到:朱氏認為假借有四例八用……假借的八用是:1.同聲通寫:如氣作氣,誼用義、率為帥。 2?託名標幟:如「戊葵」。3?單辭形況:如「率爾」 「播然」。4.重言行況:如「朱朱」「關關」。5.疊韻:如「窈窕」Uo)「蒙戎"(e/ong)。6.雙聲連語: 如「次且"「叢脞」。7.助語之詞:如「能、為、於、焉」。8?發聲之詞:如「乃、若」。右四例之中,疊韻、雙聲、合音都自然傾向於造成「連語」。八用之中,第七第八(助語與發聲之詞)都是有聲無字其假借之字,也都是「託名標幟」,故此兩類實同於第二,而「託名標幟」其實又只是「同聲通寫」,故此四類單字的假借其實只是一大類而已。其餘四種用法都是「連語」。在方法上,朱駿聲用假借 (「依聲托字」為假借)的原則來解釋連語為字典學上的一大進步。錢玄同的序中說道:「中國文字,在造字時雖用象形、指事、會意、形聲之法,而在用字時,則全不管字中所表示的形與義,但把它看作標音的符號而已。凡同音的字,都可以作為某音的音符,凡讀此音的,隨便寫這些同音字中的 94 哪一個都可以。」「但讀古書者又當知道辭形歧異實在是中國文字上的弊病。你想,造字時既以形義為主,而用字時偏又拋卻形義,專以音為主,凡同音之字皆可通用;既然以音為主,又不專制音標,分析音素,寫成拼音文字,而把許多形義皆異而音同的字都認為此音的音符,以至一義一辭可以寫成許多不同的字:這不是弊病嗎? 」「古今字之變遷,有先造專字而後寫同音假借字者,有先用假借字而後造專字者,更有先用假借字,後造專字,最後又寫同音假借字者。」[5]由於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文明產生於各種語言互相交融的近東地區,埃及和蘇美爾人必須用表意符的讀音表示他們不理解的外族名字和辭彙,這些拼寫外國語言的表意符自然而然地演化成文字的聲符。例如,蘇美爾人必須用表意的楔形字元去書寫與他們混居的阿卡德人和奴隸的名字以及阿卡德辭彙;於是,一些固定指示阿卡德語音的原本為意符的字就獲得了固定的聲音值(假借功能),成為阿卡德語中的音節符或聲符:ka 「口」(意符)> ka(音節聲符)。蘇美爾楔形文字中的「定義符」和漢字中的形符(偏旁部首)功能一樣,多數放在聲符的左面(前面),少數放在聲符的右邊(後面)。惟一不同的是,古漢語辭彙多是單音節,一個漢字只需要一個聲符,因此可以和意符合體成為一個方塊字,而蘇美爾語中多音節的辭彙有一些,阿卡德語的辭彙幾乎都是多音節,一個詞需要兩個以上的聲符,無法成為合體的方塊字,如:蘇美爾詞giS + gu-za(座椅)中的giS (木)為左形,gu-za = guza為右聲,和中文木+奇 =椅一樣同出於形聲造字原理ZldignV底格里 斯河)的水(左形)+Idigna(右聲),和水+工 =江同理;uzmulen = uz(左聲)+ muSen「鳥」(右 形),和甲+鳥=鴨的造字法一樣。阿卡德語楔形文字雖然把一批表意符變成較為固定的音節符,並用它們拼寫語言,但是文字中仍然大量使用蘇美爾意符和限定阿卡德詞義範疇的蘇美爾偏旁部首,成為既用音節符拼寫語音,又用語義符指示語義的混用文字,有些像日文的假名中夾雜漢字。但日文有專門的、不表意的聲符號(假名),而阿卡德語沒有發明單純表音的符號,被當作音節使用的蘇美爾字元有時還用來作詞符,表示與它們的本來意義對應的阿卡德單詞。漢字有三個原因沒有產生如兩河流域和埃及文字中比較固定、規範地使用、數量有限的音節符:一是中華文明沒有和另一個髙度發達的古代文明相交融,在本土內沒有一個強大的外語民族借用漢字元去表達他們自己的語言,因而漢語在中國保留了古代表意文字的純潔性。當日本人借用漢字後,我們發現如同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發展出音節符一樣,中國文字在日本也發展出統一的、規範的音節符:平假名和片假名,它們比古代的音節符更規範而且和意符完全區別開來了。另一個原因可能是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是記錄多數詞都是三個音節或更多音節,而且語法功能複雜的塞姆語-含語言的文字,而漢文字記錄的漢語, 其特點是大多數詞都是單音節詞,被稱為「連語」 的雙音節詞是少數,三音節以上的詞幾乎沒有,而且語法功能極其簡單。因此,漢字似乎沒有必要發明一些專用音節符去拼寫多音節詞。當然,最後一個原因可能和中國文明發展的相對封閉性有關。中國地理的自然封閉造成了中華文明脫離地中海的楔形文明、象形文明和古典文明而獨立發展的歷史現象,因而也造就了中華民族的保守和自大的民族特性——簡單化和改革祖宗發明的神聖文字的大膽改革似乎不可能在這樣的環境中發生。和象形文字、楔形文字逐漸減少常用字元數量、發明音節符拼寫辭彙、由複雜難學向簡單化的發展趨勢完全相反,漢字的發展方向是大量地創造和使用字元並保持文字的複雜性:埃及文字和兩河流域文字的常用字元約600-700個,而漢字的常用符號多達4000個。當一個音節用許多不同的漢字表示而又不被保守的、特權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太複雜而必需進行減少同音字元的改革時,統一的、簡單的、數量少的音節符號當然就不會在中國出現了。然而,和埃及單詞文字用表音字元和定義符(=偏旁)寫成單詞的基本原理一樣,中文的雙音節的連語詞也是由兩個聲符加偏旁表意符共同組成,如「邋遢」中,「足」是表意符,其餘是聲符。但是中文的聲符並不固定,林語堂在(辭通》序中舉出wei-yi —詞可有多種音符表示:逢逸(蟲+委-蟲+也)、威夷、逵夷、逶蛇、委蛇、委移、委它、委陀、委佗、逶迂、威紆、逶遲等共 74種。雖然寫法多樣,我們可以看出其中的主要兩個音節符是「委」和「也/它」:如,「逶迤」是用委-也(它)作為wei-yi的音節符,每個音符都加「足」定義符(兩個音符均有偏旁,但埃及多音節詞中只加1個定義符),表示道路「彎彎曲曲」 而委-也/它(wei-yi)加「蟲」定義符表示蟲行 「彎彎曲曲」。但wei-yi的多種寫法中,也有不加定義符的「委它、威夷、委移、威紆」和只加一個定義符的「委蛇、委佗、委陀」。綜上所述,雖然埃及和兩河流域文字在聲符的減少、統一和規範化等方面的確比漢字向前多邁出了一步,為字母文字的出現提供了基礎,但是它們和後期發展出的僅有30-40左右個符號的純表音的腓尼基等字母文字相差較遠。同是人類歷史上創始文字的埃及文字、兩河流域文字和中國文字的靈魂都是意符和聲符同行共用,都屬於嚴格意義上的表意文字體系。一個明確的概念是表意文字體系也使用聲符,世界上不存在沒有聲符的成熟文字。日文和象形文字及楔形文字的符號體系非常相近,有非常規範、數量有限的音節符號,但由於大量使用漢字作表意符,也屬於表意文字體系;現代朝鮮文字由於完全廢除了作表意符的漢字,變成了拼音文字。王博士不知道所有的表意文字體系都大量地使用聲符,不知道拼音文字體系和表意文字體系的差別不在於有沒有聲符,而在於拼音文字體系完全地放棄了任何錶意符號,他錯誤地定義埃及文字說古埃及文字體系的靈魂是拼音,……是一種界於表意文字與表音文字之間的文字類型,是世界拼音文字的濫觴。」唐蘭精闢地認為表意的兩河流域和埃及古文字可以發展出純表音的字母文字,而同為表意文字的中國古文字不可能向符號極少的字母文字發展的原因是語言特點的不同腓尼基人的創造字母,顯然也是借用別的民族(有人說是埃及)的文字來適應他們自己的語言。據說他們善於經營商業,所以能歸納出這樣一個簡單的系統。因為埃及人和屬於閃族的腓尼基人的語言,都是輔音佔優勢,母音有些不定,並且好像粘屬於輔音,所以他們的文字,往往只把輔音寫出來。他們的語言,既是多音節的,又是複輔音的。複輔音的字, 最容易分析,醤如英語的Script顯然可以分成五個單位,假如把母音疏忽了,那就是五個字母。所以這種歸納出來的字母,本來就沒有母音,到希臘人再借用這個系統來寫她的語言時,把用不著的輔音字,改為母音字母,才成為包含母音輔音的一套字母。中國人對語音的感覺,是母音佔優勢,輔音比較疏忽,和含、閃語系正相反。一個中國字的聲音,由中國人的說法,是聲和韻的結合,聲是輔音,可是有時帶著介音,韻是母音後面帶一個韻尾輔音。中國語的韻尾輔音,大體很微弱,只是一種聲勢,所以逐漸在消失。(有些字沒有韻尾,但據學者們的推測,也是原來有尾而後來消失的。)聲、韻雖然並列,韻的部分總佔優勢。我們可以看見:1.形聲系統里,韻母大體相同,而聲母不大固定(如『同』從『凡』聲,『唐』從『庚』聲,『樹』字在金文可讀做『鑾』,也可讀做『蠻』之類);2.許多聲母也常會消失到只剩母音,和韻尾輔音一樣。中國文字既然一個字代表一個音節,而這種音節以母音為中心,輔音粘附在母音的前後,似乎是不可分的,那就無怪遠在3世紀時最大發明的梵語,只能分析聲、韻,而沒有清晰的字母了。中國文字沒有發展為拼音的,而只是注音的,在學習時雖然不如拼音的方便,但是它能代表古今南北無數的語言,這是拼音文字所做不到的。中國文字不僅是由古代圖畫文字變成近代文字的惟一的、僅存的重要材料,也是在拼音文字外另一種有價值的文字,是研究文字學的人所應當特別注意的。現在,各種文字,幾乎都有專家在做研究,還沒有人作綜合比較的工作,但我相信將來總可以發展成為文字學,一門新興的科學。有兩千多年歷史的中國文字學,在這種研究中是應該占最重要地位我國亞述學者拱玉書在他1994年的德文專著中把蘇美爾楔形文字和中國古文字共有的象形、象意和形聲的構字方法第一次進行了比較研究,獲得了人類原創諸古文字具有共同的造字方法的重要成果。如唐蘭地下有知,也會欣慰。四、塞姆語字母文字的獨立起源王博士大膽地說:「(埃及文字)是世界拼音文字的濫觴。……是人類文字從表意向表音邁進的『敲門磚』。」然而,目前世界學術界公認埃及文字並不是拼音文字的開始,拼音文字開始於古迦南塞姆語字母文字。迦南字母文字是否是獨立起源,學術界一直有爭論,並沒達到共識。1916-1917年,埃及學家伽丁那爾和塞成企圖證明埃及文字即使不是字母文字的源頭,也是它的模板。[6](1>171_n5)然而,90多年過去了,這一觀點始終是個假設。許多學者, 尤其是亞述學者認為字母文字是獨立起源,受到兩河流域巴比倫和亞述塞姆語楔形文字的影響很大,也受到埃及文字的影響。主要根據是最早的字母文字如烏旮瑞特楔形字母文字(公元前1400-公元前1360)、原始塞姆文字、腓尼基文字、阿拉美亞文字都是塞姆語系文字,這些地方的文明都是在兩河流域文明的直接影響下產生的。字母文字產生之前的公元前15 -公元前14世紀上半葉,兩河流域的塞姆語楔形文字是近東世界的通用語文字:埃及王廷和腓尼基-巴勒斯坦等地的各小國、亞洲的強國、敘利亞的米坦尼、小亞細亞的赫梯、兩河流域的巴比倫、亞述的國際書信來往中所使用的文字是塞姆語的楔形語文(如著名的 「阿馬爾那書信」),而不是埃及象形語文或其它的語文。雖然字母文字是由使用楔形文字的西方塞姆人發明的,兩河流域楔形文字是字母文字出現的基礎。埃及象形文字元號難寫並且非洲的埃及語言與亞洲的塞姆語有一定距離,因而不太可能被字母文字的創造者西方塞姆人所採用。我們上文談到過,埃及文字和兩河流域文字同樣沒有把母音和輔音分開,同屬表意符加音節符的表意文字。字母文字是處於兩大文明之間的西方塞姆人(西奈半島、巴勒斯坦、腓尼基)獨立發明的。大約在公元前17 -公元前14世紀,當楔形文字正廣泛地被西塞姆人使用時,一些城邦中的塞姆人開始試圖創造新的簡易文字代替複雜的楔形文字。畢布勒斯(BybloS = Gebal)出土了一種被命名為「偽象形文字」的奇特文字的石板和青銅板銘文,它擁有70個左右字元,有些字元像埃及的象形符號,有些字元和後來的字母文字一樣是線形的。這種文字很快被西方塞姆人放棄了,所以銘文僅有十多件,目前無法破譯,它可能是一種音節文字。另外,在摩布地區的巴魯阿(Balu-ah)某部和約旦的戴爾-阿拉(Deir Alla)也發現了無法破譯的文字,後者可能與古塞普勒斯音節文字有關。最早的西方塞姆語字母文字大約草創於公元 前17 -公元前16世紀的巴勒斯坦,在示劍 (Shechem)、吉載爾(Gezer)和拉奇什(Lachish)等地發現了符號為象形符號的塞姆語字母符號:如 「頭」代表r,「手」表示k,隨後,古巴勒斯坦文字元號逐漸變為線形符號,在一些地區使用到公元 前12世紀。在西奈半島也發現了定期為公元前 15世紀的象形符號的早期塞姆語字母文字,這些稱為「原始西奈文字」的符號的形狀可能受了埃及象形符號的影響。由於西方塞姆人被稱為「迦南人」,古巴勒斯坦銘文和原始西奈銘文被統稱 「原始迦南文獻」,由於材料較少,這些原始迦南銘文的釋讀帶有一定的猜測性。原始迦南文字在南方塞姆語地區的發展形成了原始阿拉伯字母符號(公元前13 -公元前12世紀)和南方阿拉伯字每立字(在公元前8 -公元前7世紀期間)。在公元前14-公元前13世紀,巴勒斯坦北方的腓尼基城邦烏旮瑞特城中的塞姆人在楔形文字的影響下發明了第一個系統使用的字母文字——楔形字母文字。共30個符號的楔形字母文字也在其他巴勒斯坦城市(Beth Shemesh, Ta-anach, Nahal Tavor)中被發現,但用於晚一點的公元前13-公元前12世紀,被稱為「巴勒斯坦楔形字母文獻」: 它和烏旮瑞特文獻統稱為「迦南楔形文獻」。楔形符號的書寫材料主要是粘土泥板,書寫方法是刻劃。由於西方塞姆語地區並不出產髙質量的粘土,楔形字母註定要讓步給使用墨水寫在平滑介質上的線形字母。第一個廣泛使用、脫離了原始迦南象形符的線形塞姆語字母文字產生於約公元前11世紀中期的腓尼基地區;只有22個字母的腓尼基文字不僅在本地區使用,還流行於基里基亞、兩河流域、巴勒斯坦、埃及、北非、塞普勒斯、克里特、馬耳它、西西里、薩丁尼亞等地中海大島以及南歐的希臘、義大利、法國和西班牙。希臘人可能是在公元前10-公元前9世紀開始借用和改造塞姆語字母文字的,由於早期希臘字母的形狀沒有像公元前8世紀的塞姆字母那樣彎曲,它們可能是借用了公元前12-公元前11世紀的晚期原始迦南碑刻文的曲線較少的符號形狀。腓尼基文字後來又發展出多種具有本地特徵的塞姆字母語文:阿拉美亞、猶太語文等。以腓尼基和希臘字母的字母A、B和D的起源為例,我們可以看到字母符號的發音是塞姆語發音,而與埃及象形文字元號的音值毫無關聯:楔形文字的「牛」字保留了正面牛頭的形象(埃及文中的牛為全牛形象),讀為alap,「房子」讀為 bith, 「門」讀為dalat;腓尼基和希臘字母的A也是正面牛頭,A、B、D字母分別讀為aleph/alpha、 beth/beta^daleth/delta,完全來自塞姆語的發音。綜上所述,只有30個符號的烏旮瑞特楔形字母和22個符號的腓尼基線形字母等西方塞姆語拼音文字是在西方塞姆人地區獨立發展起來的。字母文字之所以產生於西方塞姆語地區的原因是和兩河流域和埃及文明兩大文明在這一地區的傳播以及以多音節構成辭彙的塞姆語言特點分不開的。五、埃及文宇的象形特徵保持了三千年:碑銘象形書體和兩種簡化書體並用王博士在列舉「將hieroglyphic對譯為『象形文字』,錯矣」的原因之二時說第二,hieroglyph?ic 在向祭司體、世俗體的轉變過程中,符號的外形發生了較大的改觀,使得古埃及文字失去了象形之特徵。」(第56頁)這裡,他犯了一個以點帶面的常識性錯誤!雖然象形文字寫在莎草紙的兩種字體不同程度地失去了它的一些象形特徵,但用在官方的銘文中的象形文字作為埃及國家的正式的文體,其符號始終保持它原有的象形特徵,一直作為莊重的埃及碑銘體字使用。最早的象形銘文出現在公元前3100年到公元前2900年的第一王朝,最晚的銘文發現在腓萊,定期為公元394年^ 和所有的古文字一樣,象形文字在發展的過程中也發生了字體演化,產生了新的字體。由於象形字元的書寫速度太慢,寫在莎草紙上的字元首先簡化成為祭司體符號(hieratic),後又簡化成世俗體符號(demotic)。王博士介紹古埃及字體的敘述(第52 -53頁)幾乎一字不差地雷同於劉文鵬《古代埃及史》一書中的第28頁(但沒有給出處):「由於象形文字(hieroglyphic)形體複雜,書寫速度緩慢,所以那些經常使用該文字的僧侶們便在其使用過程中,將其外形簡化,採用圓筆的形式,創造出了一種行書體,通常稱之為『祭司體』 (劉:僧侶體)。最早的祭司體(僧侶體)文字出現於古王國時期。那時,祭司文字與象形文字差別不大,在中王國和新王國時期兩者差異越來越大。大約從新王國時代後期開始,到公元前700年左右(第二十五王朝),祭司體(僧侶體)又演變出一種新的書寫體——『世俗體』。它是由祭司體(僧侶體)快速書寫而形成的一種草書體。」王博士在文中第53頁承認hieroglyphic並沒有因祭司體和世俗體的出現而廢棄,使用時間最為久遠,幾乎貫穿了古埃及的整個歷史,因此,hieroglyphic成了古埃及文字的代名詞。並沒有因祭司體和世俗體出現而廢棄,但其使用範圍卻越來越局限於紀念碑及雕像之上……」但在 56頁他又否定自己前面的結論:「第二,hiero?glyphic 在向祭司體、世俗體的轉變過程中,符號的外形發生了較大的改觀,使得古埃及文字失去 了象形之特徵。」結論希望王博士能認識到自己文中的概念混淆、邏輯混亂和論點自相矛盾,並且相信中國學界長期以來達成一致的結論:象形文字的使用貫穿了古埃及的整個歷史,它的正規字體始終保持了象形的特徵,「象形文字」是古埃及文字的代名詞和對其最恰當的中文稱呼。我們認為雖然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使用了一套較為固定的音節符號來拼寫辭彙,但是這兩種古老文字都仍然使用大量的意符和形聲符。因此從文字的基本特性看,它們和中國文字同屬於即用意符又用聲符的人類原創表意體系的古文字。(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吳宇虹)注釋:①參考布吉(E.A.W.Budge)的(埃及象形文字詞典> ((An Egyption Hienglyphic Dictionary)),倫敦 1920 年版。我給的符號數量包括異體字元,從而比正體字的數量大一點。②關於塞姆語字母獨立起源的詳細論證,見那維(』?Naveh)(字母早期史>(),萊登1982年版。參考文獻:[1]唐蘭.中國文字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大英百科全書[Z].芝加哥: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1966.[3]劉文鵬.古代埃及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4]拽沃?塞姆文字[M].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76.[5]朱起鳳.辭通[M]?上海:開明書店,1934.[6]哈里斯.埃及的遺產[M].田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中國文字起源試探

摘要:漢字中,甲骨文並非中國文字之開端。偃師二里頭遺址中的陶文,是夏代文宇,其中許多可以與甲骨文、金文相對應。二里頭文化陶文結構複雜、簡繁並存,故還不是最早的中國文字。距今約6300年一4200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一些陶器上的刻劃符號,已脫離了原始圖畫的範疇,具備了文字的性質和特徵,這才是漢字?腦賜貳?一、緣起文字的產生與人類文明的起源有著密切的關係:文字的產生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而人類文明的進一步發展,又必須以文字的產生和運用作為必要的前提和條件。綜觀世界 文明古國,無一不是如此。古代埃及由於有了象形文字,創造了燦爛的尼羅河文明;古代西亞兩河流域由於有了文字,創造了蘇美爾文明和巴比倫文明;古代的愛琴海和克里特,由於有了文字,創造了米諾斯文明和邁錫尼文明,為以後的古希臘文明奠定了基礎;古代印度由於有了文字,創造了古印度文明。文字是人類文明社會發展的智慧結晶,它為人類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世界五大文明古國中,都無一例外地產生和使用過象形文字。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五大文明古國的象形文字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產生於公元前3500年,一直沿用到公元2世紀,但其後隨著古埃及的消亡而消亡了;西亞兩河流域的象形文字,產生於烏魯克末期,至蘇美爾早期王朝時期,逐漸發展成為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後來也消失了;克里特和愛琴海之米諾斯文字,最初也是象形文字,約產生於舊王宮時期中、後期,以後逐漸發展成為線形文字A和線形文字B,至公元前1000年,隨著邁錫尼文明的衰亡而停止使用;古印度河流域,在哈拉伯文化時期,也產生過象形文字,後來隨著哈拉伯文化的結束而絕跡。因此,在世界五大文明古國中,唯有中國的象形文字,像中國的歷史一樣,從古至今,奔流不息,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它是中華文化不泯的靈魂,它為華夏文明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我們今天研究它,研究這一世界上唯 —保存下來並得到發展的象形文字,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按理,它應當具有相應的文字發展史。但是,目前大家所知道最早的文字,是商代後期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其中最早者距今約3300餘年,離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尚有較長的距離。甲骨文是一種比較成熟的文字,它不僅有單純的象形;而且還具備了會意、形聲等多種造字方法。把甲骨文看成中國文字之開端,顯然是不合適的。這就好比將開始長出鬍子的青年視為嬰孩,同樣有悖於情理。可以肯定,在殷墟甲骨文之先,漢字已經走過了一段很長的歷史發展道路。因此,中國文字(漢字)究竟產生於何時,就成為我們今天必須研究和探討的重要課題,也是考古工作者和古文字工作者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二、二里頭文化陶文是早期中國文字夏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朝代,據史載推算,約自公元前21世紀至前16世紀,距今約4000餘年。根據商代已經有相當成熟的文字進行推斷,夏代有文字當無問題。但迄今為止,學術界對夏代是否有文字,仍是一團迷霧。原因很簡單,考古學界和古文字學界,沒有拿出足夠的證據來證明這個問題。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是著名的夏文化遺址。從1959年開始發掘到現在,經過幾十年的考古工作,巳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積累了豐富的資料。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二里頭遺址是夏代後期都城所在。因此,夏代究竟有沒有文字,二里頭遺址的發掘材料,就成為學者關注的焦點。二里頭遺址自發掘以來,考古工作者就在陶器上發現不少的刻劃符號。1965年,方酉生先生 在發掘簡報中作如下記述刻劃記號共發現有 24種,皆屬晚期,其中絕大多數皆刻在大口尊的內口沿上、形狀有I、II、丨丨丨、同等。這些記號的用意,我們現在還不知道,或許是一種原始文字,值得我們進一步地加以探討。」[1]1999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的大型發掘報告—— 《偃師二里頭》正式出版。報告中公布了自 1959—1978年全部的發掘資料,自然也包括了陶, 器上的刻劃符號。在公布的刻劃符號中,原初方 酉生先生提到的24種刻劃符號,除極個別未見到 外,其餘均以原拓形式發表,並雲發現的刻劃符號,主要出自大口尊的口沿內側和其他器內的口部,?寫窒卟煌氖摺⑹中巍⒔徊嫘巍⒋匭巍⑹?枝形等,有的近似象形文字。」[2]報告的整理者,完整而科學地公布這些材料,為我們進一步研究這些刻劃符號奠定了基礎。去年秋,筆者受中國先秦史學會、洛陽市文物隊之邀,去古都洛陽參加古文字起源學術討.論會。因時間匆促,只準備了一個提綱。會完之後,又忙於整理花園庄東地甲骨,一直沒有動筆。近期稍有空隙,決定將此文完成,以不負朋友之託。出於需要,我便首先翻閱《偃師二里頭》發掘報告。結果十分驚奇地發現:這此所謂的「刻劃符號」,基本上都是夏代文字。這些文字分兩部分?.一部分如 I、|丨、丨丨丨、x等,應是古代的數碼;而另一部分,如牛、個、口、0等,則屬於文字。上述陶文,都與後來的甲骨、金文有極為密切的淵源關係。筆者將這些陶文逐一分析考釋後發現,它們中的絕大多數均可與後來的甲骨文、金文相對應,只有個別的是屬於已經「死亡」的文字,但其意思十分清楚,可以意譯。這13種陶文應釋為何字,筆者巳有專文論述,此不重複[3]。上述13種陶文,均出自二里頭文化三期和四期。經碳14測定,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的年代為公元前1900年至前1500年。這個年代包括了夏年代中的絕大部分時間,其下限與商之年代相銜接。由於陶文是出自二里頭文化三期和四期、故可以認為,這些陶文應是夏代後期的文字。過去不少學者推斷?.夏代應該有文字,但是拿不出證據。如今,由於二里頭遺址的發掘,而使夏代是否存在文字之迷霧得以廓清。這是考古工作的重大貝獻是否定的。其理由有二:1. 二里頭陶文雖比甲骨文更為原始,但字之構成仍然複雜,不僅有獨體的象形字,如「矢」、「IT』、「行」、「井」、「來」等;而且有複合的會意字,如「盟」、街(道VS:」等,複合會意字之產生要晚於獨體的象形字;2. 二里頭陶文中,有的字繁簡併存,如「矢」既作「牛」,又作「個」 如「井」既作□,又作0。文字產生之初,多形象逼真,筆劃往往較多,後來快捷方便,才開始簡化。根據以上兩點,二里頭陶文顯然不是中國最早的文字,更不是漢字的源頭。在二里頭陶文之先,中國文字(漢字)肯定已經走過了一段路。漢字的源頭究竟在哪裡?我們應當在比二里頭文化更早的歷史文化中去尋找。三、中國文字起源於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在一些陶器上往往刻 有某種符號,先民在這些符號中,寄予某種特定的含義。例如,山東大汶口文化莒縣凌陽河遺址所出的灰陶缸上,就刻有符號(見圖1、2)。這兩個符號所刻陶器部位固定,延續使用時間長,使用這種符號的地域也很廣泛;北起山東諸城前寨、莒縣大朱家村,南至安徽尉遲寺、南京北陰陽營。在南北相距千餘里的範圍內,都發現了這種符號。這決不是偶然的巧合。關於這類符號的性質,學者中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是文字;有的認為不是文字,只能是「記事符號」。我個人認為,這類符號已經脫離了原始圖畫的範疇,具備了文字的雛形,可以稱為原始文字。根據字的結構,第一字可以隸釋為「S」,第二字可隸釋為「炅" 不以看出,它們同後來的甲骨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江浙一帶的良諸文化中,其陶器上的刻劃符號,則更具有「文字特徵」:它不是單個的符號,而是由多個符號組成一組,表示一段完整的意思。例如,江蘇澄湖一件魚簍形罐上,就刻有連續的四個符號(圖3),其中第二個符號,很像甲骨文中的「虎」字。再如1936年淅江餘杭縣良渚鎮所出一件觚的口沿,其上刻有連續的八個符號(圖4)。以上兩組符號,各自表示一段完整的意思。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現在還不能準確地釋出。某些學者曾進行考釋,但多屬猜測,當不可信。但這兩組符號均屬文字是沒有問題的。從形體分析,良渚鎮所出的文字,很可能是後來吳越一帶所出「鳥書」的祖形。這兩組符號都是目前確知的中國最早的文字。經碳14測定並經樹輪校正,大汶口文化的年代約在公元前4300年一前2500年;良諸文化的年代約在公元前3300年一前2200年。它們的年代範圍大致接近。並且,這兩種文化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也大致相同:均處於氏族社會末期,原始公社制已走向解體,私有制逐漸形成,父權制開始確立。由此可知,這兩種文化的先民,已經邁向了 「文明」的門檻。他們發明了「文字」是很自然的。根據史載推斷,夏之年代約當於公元前21世紀至前16世紀,故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年代明顯早於夏代,距今約6300年至4200年,相當於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如此,中華民族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則不僅僅是一種傳說,而且有實實在在的文字根據了。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文字產生之時間,大致與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同步。我們的祖先,以其無窮的智慧和豐富的想像創造了漢字,並不斷地發展和完善,使其成為當今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一種文字。漢字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瑰寶;漢字也是中華民族凝聚的象徵。我們今天一定好好學習它,研究它,使其發揚光大。(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曹定雲)參考文獻[1]方酉生.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簡報[J].考古, 1965,(5).[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二里頭[Z].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3]曹定雲.夏代文字求證——二里頭文化陶文是早期中國文字[J].待刊.[4]山東省文物管理處,濟南市博物館.大汶口?圖九四 [Z].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5]張明華,王惠菊.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陶文[J].考古, 1990,(10),第 904 頁圖二 .[6]何天行.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第7、8頁[Z].吳越史地研究會叢書,第一種,】9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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