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戰略盲區：我們為何常常錯看小國（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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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目標，但自古「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黎明前的黑暗越顯漫長。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博弈日趨激烈，內政、外交互相激蕩的時代，一旦對外戰略領域出現盲區，就會嚴重干擾我們的復興大業。目前最嚴重的一個盲區就是對小國的認識。

這個盲區又是由如下四個誤區導致的。

誤區一：靜態史觀，遺忘小國崛起

古往今來，國家的邊界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大國崩解，就是一堆小國；小國崛起，就有可能變成大國，乃至超級大國。

今天我們看到的很多小國，如丹麥、瑞典、西班牙、奧地利、墨西哥、緬甸、波蘭、土耳其、荷蘭、蒙古……都曾經是，甚至曾經一再是響噹噹的大國。而英、美、俄三大強國，歷史上卻都小得可憐。

多次慘遭瓜分的波蘭

全盛時期的德意志帝國

英國的本土面積只有24.3610萬平方公里，與我國廣西省的大小（23.67萬平方公里）相當。很長一段時間內，所謂英國其實就是英格蘭的彈丸之地，要經歷十餘代人的努力，才實現了英倫三島的統一。但是，伴隨著海外擴張的步伐，在最鼎盛的時期，英國領土遍全球，號稱日不落帝國，統治著4億4000餘萬人口（超過當時中國的人口總數）和353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超過日後蘇聯的國土面積）。直到今天，英國女王至少在名義上還是英聯邦十六國的共同元首，這十六國分別是：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巴哈馬、牙買加、貝里斯、吐瓦魯、聖基茨、安地卡及巴布達、聖露西亞、聖文森及格瑞那丁、巴貝多、格瑞那達、巴布亞紐幾內亞、索羅門群島。固然，這個元首已經只具有象徵性。但是，他日形遷時移，誰能說帝國一定不會復活？

1920年的英帝國

俄羅斯當年更是小的可憐，不過是個區區1300平方公里大小的莫斯科大公國，靠著長期的擴張，這國家才一路變成2240萬平方公里的蘇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仍有1700餘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至於美國，建國之初同樣不過是大西洋岸邊九十萬平方公里的狹長殖民地，經過獨立戰爭進行了大幅度擴張，翻越了阿巴拉契亞山，來到了密西西比河畔，但總面積也不過二百萬平方公里。但是，這個「合眾國」不斷合眾國為一國，一步步變成兩洋國家，今日更基地遍全球，成為新一代日不落帝國。

美國的擴張歷程

事實上，國土面積小、力量弱，固然會對該國的擴張構成客觀的限制，但卻也適足以在主觀上構成刺激該國擴張的誘因：正因為國土小，所以要超常規的變大；又因為力量弱，所以才謀求增強的捷徑。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就是最好的證明。到日俄戰爭時，俄國的人口、國防支出是日本的三倍，鋼鐵產量、軍隊人數是日本的六倍，但依然不妨礙日本採取擴張主義策略。而在普奧戰爭中，奧地利比之普魯士，人口多出78%，軍隊多出38%，國防預算多出54%，但普魯士依然採取了擴張性策略以將前者的影響力徹底驅趕出德意志諸邦。如果再往前追隨到勃蘭登堡時代，普魯士就更是個小邦了，卻仍不妨礙其選擇擴張策略。

鼎盛時期的日本帝國

但是，我們在講世界史的時候，未能回到這些國家的小國原點，從而嚴重扭曲了真實的歷史，進而讓我們只知道防範、批判昨日的強者，卻忽視了現實中那樣偽裝成弱者的擴張者。影響所及，中國學者最容易喪失力量消長的敏銳性，和國家競爭的動態性，往往想當然地以為小國擴張不過是螞蟻緣槐、蚍蜉撼樹。卻忘了當年印度雖大，卻恰恰被小小英國撼倒。歷史上的波蘭雖大，卻扛不住德意志和斯拉夫勢力的兩面蠶食，三次瓜分。更不要說小國通過蠶食小國，穩步擴張為新興大國的例子。

誤區二：道義偏執，錯把小國當善國

注重道德，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悠久優良傳統。但是，將適用於人際關係的道德運用於組織之間，運用於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社會，就不免犯下將國際關係人際化的錯誤。從而迷惑了我們的視野，使得我們總是急於下道德的判斷，去區別好壞、是非、善惡，而忘記利害、得失、勝負。即便我們找到了一種全新的國際道德，也要看到道德本身的局限性，一旦過於注重道德，一廂情願地談道德，必然犯下不能知己知彼的最大戰略錯誤，從而捆住自己的手腳。

一部晚清外交史，就是從倭仁「以禮義為干櫓，以忠信為甲胄」的過度高尚，發展到義和團以「刀槍不入」來「扶清滅洋」的過度無知。這種道義偏執直到今天仍然影響著我國的學術界，讓我們的外交學者們一廂情願的把小國當成善國，而尤其同情失敗的小國。卻忘了其中至少一部分失敗者如果勝利，或將製造更大的人道主義災難！

倭仁及其書法作品

不以成敗論英雄是正確的，但誰失敗同情誰，甚至誰失敗就以為誰正義，這卻是一種毫無邏輯的道義錯覺！最終的結果是，我們對小國不做甄別，不做研究，不做分析，一視同仁的看作是反帝反霸的小兄弟，是維護世界和平、國際道義的得道多助。雖然國內不乏小國研究的人員和團隊，但絕大多數都是一味唱友好讚歌，甚至淪為境外勢力、院外活動集團的槍手、傳聲筒，卻很少有人從中國自身的國家安全、戰略對策的角度進行針對性務實研究。就算有這樣的研究者，也得不到重視，很難申請到項目。有了研究成果也很難發表出來，偶然發表幾篇文章也很難得到相關職能部門的關注和重視。

久而久之，我們的小國研究群體，就成了一個一味套用所謂的西方學術界最新理論，根本不能立足國家本位進行務實創新的一個群體。部分研究團隊的負責人甚至主動與相關小國的院外活動組織勾結，觥籌交錯，釋放煙霧彈，干擾相關職能部門的決策，誤導國人對相關國家戰略謀劃的認知。

影響所及，我們總是用單方面的同情代替知己知彼的判斷，而無意間讓別有用心的弱者搭車前進，甚至通過對我們的背後插刀來實現翻盤，不斷上演現代外交版的農夫與蛇、東郭先生和狼！

正是由於前面兩個誤區的影響，中國學者最易於失去警惕的就是小國外交。甚至就算吃了虧，發現了某些小國的狼子野心，又會因為接下來的兩個誤區，而進一步犯下大意失荊州的輕敵錯誤。

誤區三：陸權思維，誤把小國當弱國

在農業文明時代，力量主要依靠人力與畜力，而人力與畜力的數量繁衍都依賴於土地，故而空間尤其是土地空間的大小就直接與國家的強弱結合在了一起。所以孫子才說：「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孫子·形篇》）管子說：「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管子·重令》）說的都是同一個道理，即以土地空間為力量衍生的基本前提。同樣的，孟子說「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同樣是在這個「質」同的前提下，以空間的大小與數量的多寡等同於力量的強弱。

中國最輝煌的時代無疑是農業文明時代，所以，中國學者不可避免的留下了陸權思維的深刻烙印。我們總是以為，大國=強國，小國=弱國。所以，對小國或輕視，以為不足為慮；或盲目同情，以為是幫扶的對象而非防範、競爭的對象。殊不知從大航海時代開始，遊戲規則就發生了變化。

這變化首先是隨著海權文明的崛起，以往長期扮演大國交通障礙的海洋，成為了新的全球物流網路的坦途。這個時候。誰能控制海洋，誰就能控制最多的市場；誰能控制最多的市場，誰才能得到最大的財富。有了財富，再培養國力，這就產生了一條由海而富，由富而強的新強國之路。

得風氣之先者就是西班牙與葡萄牙，繼其而起者是荷蘭、法國，集大成者則是英國。都不是什麼陸地大國。正如富勒將軍以其如椽巨筆所寫下的那樣：

「西班牙艦隊的失敗，好像一個耳語一樣，把帝國的秘密送進了英國人的耳中；在一個商業的時代，贏得海洋要比贏得陸地更為有利，也許在1588年，對這一點還並無太明確的認識，可是在下一個世紀，這個耳語的聲音就變得越來越大，終於成為了每一個英國人的呼聲。……最後他們的旗幟飄揚在世界之上，成為亘古以來所未有的海洋大帝國。這個帝國從興起到衰頹，差不多經過了三百年以上的時間。」

在這個新時代，除了全球霸主國之外，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能源的完全自給自足。包括全球霸主國在內，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自絕於全球市場之外而躋身大國之林。故而，能夠控制重要資源，或佔據交通要津的小國，就能轉弱為強，伺機叫價，捏住大國的軟肋，使之如鯁在喉。以目前越南、菲律賓兩國在南海上的圈佔島礁行為而言，國內分析家往往喜歡比較中、越、菲三方控制島礁的面積大小，而從來不看島礁的數量（越南控制29個，菲律賓控制8個，大陸和台灣共計控制9個）、位置，及其對航道和周邊海域的控制力。自然也就不免輕視相關威脅，看不清小國變弱為強的暗渡陳倉。

誤區四：大國心態，忽視小國也有大戰略

受前述誤區的累加影響，我們總是帶著一種一廂情願的大國心態去看小國。面對周邊的地緣糾紛，我們往往形成這樣一種思維慣性，總是片面強調小國搗蛋背後的大國推手，潛台詞是小國本身是良善的，是易於相處的，是不應該敢於挑釁大國的。其實，大國推手確實存在，但小國本身也不好對付！甚至有些時候，與其說是大國在假手小國，不如說是小國在拉大國狐假虎威，通過促成大國衝突以實現自己的地區擴張。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塞爾維亞與一戰的爆發。

以往的史書往往過於片面的強調了奧匈帝國的野心，卻忽略了塞爾維亞的野心。事實上，當時的塞爾維亞是一個世所公認的奉行軍國主義和擴張策略的國家。至少其參謀本部是一直希望能藉助大國間的互殘，客觀上為塞爾維亞在巴爾幹的擴張掃清障礙，提供足量的權力真空。根據日後解密的檔案顯示，包括費迪南大公被暗殺事件在內的一連串同類活動，都是在塞爾維亞軍方乃至很多政府高官的直接領導下展開的。殺手則選取未成年學生擔任，一則是利用年輕人的激進熱血，二則是提前為規避法律懲戒、推卸官方責任預留地步。

俾斯麥早已預見到這一點，所以才提醒列強，不要因為某個愚蠢的傢伙在遙遠地區的一根小火柴，而爆掉整個歐洲世界。可惜警告無效。終於還是有一戰之爆發。其中，大國的野心，威廉二世的不慎重，各國尤其是德、俄兩國參謀總部的無視政治規約，都應負相當責任。但是，小國的野心和手腕也同樣應付責任。至少這一次，列強是被塞爾維亞給擺了一道。戰爭的結局是最好的證明，兩個強權衰落（英法），四個帝國瓦解（德、奧、俄、奧斯曼土耳其），多於四個的皇冠落地，但塞爾維亞卻得以擴張，攥取了大片領土的控制權。

與塞爾維亞類似，但出手更狠、取得成功更大的國家是近代日本。詳情可參閱我的新作《復盤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對抗十五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這裡就不備述了。

中國崛起需要戰略新思維

理論與實踐、歷史和現實無不提醒我們，大國崛起要掃清小國盲區。

尤其是隨著核武器的出現，懷有地區霸權野心的小國比遠方的大國更難相處。大國能互相毀滅，能兩敗俱傷，關鍵時刻還能本著遠交近攻的原則對付共同的地緣威脅，所以往往在對抗時較為慎重，對抗之後也能較靈活地化敵為友。小國則相反，它善於用道德束縛大國，用大國牽制大國，然後瞅准機會，集中力量在一個戰略方向上，突然襲擊，一出手就打死穴。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這十六個字可以說是進行一切戰略設計的基本點。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毫無疑離超級大國還很遙遠，但中國無疑也遠不是一個普通的發展中國家。事實上，我們是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中等強國。如果不能認清這個事實的戰略本質，就會干擾理性的敵友設定。

二戰後，國際形勢確實呈現出以和平、發展為主題的趨勢。但是，如果更深一層的分析，就會發現，這個新趨勢主要是核武器革命的產物。核武器的出現和迅猛發展，造成了全面戰爭沒有勝利者的尷尬局面，這才硬性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但是，大國競爭與霸權角逐從未消失，而只是改變了形式。這就為什麼美蘇放棄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卻選擇了五十年冷戰。這就出現了兩個冷戰，一個是歷史事件的冷戰，嚴格說是美蘇冷戰，已經宣告結束。另一個是作為戰略手段的冷戰，只要核武器困境依然存在，就不會消失。

影響所及，有核國家不用再擔心全面入侵和本土決戰，更不用擔心與其他有核大國間的熱戰——哪怕只是局部熱戰，一旦失控升級為核戰爭，結果也是雙方都無法承擔的。但同時，卻要嚴防大國的冷戰、暗戰與溫戰、涼戰。同時，又要警惕無核國家的綜合威脅。

核武器悖論的另一面就是，它雖然能夠靠互相毀滅來有效遏制有核國家間的全面戰爭，卻難以對無核國家產生有效的威懾。因為使用核武器的道德負擔太重，我國又早已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就導致了一個奇怪的結果：無核國家反而因此獲得更大的行動自由，可以採取冷戰，也可以採取熱戰。而無需擔心衝突會升級為核戰爭。

結果就是，作為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中等強國，因為有核武器，所以中國可以強制其他有核大國最多對華冷戰。但同時，由於我們還只是一個中等強國，又導致我們不僅要防範大國的冷戰，更要防範其他中等強國以及懷有地區小霸野心的小國的挑釁、狙擊、熱戰。再深一層看，國際社會恆定處在無政府狀態，暴力使用不受限制，雖有國際法、國際法庭，卻沒有世界政府去落實制裁，確保執行。故而，國際政治先天帶有叢林屬性。這個叢林有他獨特的食物鏈。如果認不清叢林的食物鏈，就會自陷死地。老虎永遠不會靠吃狼活下去，獅子也不會靠吃老虎來活。強者之間要學會「斗而不破」，靠不斷重新劃分勢力範圍來進行利益平衡。當然，國際社會畢竟不是動物世界。在動物世界中，兔子、牛、羊永遠是兔子、牛、羊。但國際社會中的兔子、牛、羊卻可以升級、變異，風雲際會就會成為獅子、虎、狼。所以，甄別、管理、馴化、引導小國是負責任大國的天命責任。高明的大國總是善於養護食物鏈，懂得用「適可而止」的「止」去撬動「得寸進尺」的「進」。真要搞到獅子靠吃老虎活著，獅子也活不了幾天。強者互殘，必然讓別有用心的弱者得利。鷸蚌相爭、卞莊刺虎、黃雀在後……都是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深刻智慧，可惜，老祖宗當年講這些故事就是要解決現實外交難題，後人反而只知道在人際關係層面玩辦公室政治，卻不再將之用在國際關係領域。

總而言之，中等強國最大的競爭者是中等強國，最理想的盟友是超級大國，最嚴重的盲區是小國！中等強國要想復興、崛起，就要善於向超級大國借力，製造利益的交叉點，甚至進行利害捆綁。同時要高度警惕有野心的小國，並通過高明的小國治理，在地緣競爭中勝過其他中等強國。這樣才能順利實現民族復興。真正實現利人利己的雙贏——既贏得了切實的利益，又真正促進了地區穩定，提供了大國放心、小國依賴的公共產品。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註定是王霸之道雜糅之的再崛起。但今日中國的學界和輿論界，卻日趨被一廂情願的王道情懷與不切實際的霸權躁動所撕扯。這是偉大復興道路上最大的一個暗礁。正需要每一位有識見、有定力的國人，齊心協力，共渡難關。乘時代之長風，破萬里之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