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騰飛錯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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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騰飛錯在何處？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05-21 10:19:39

「最牛歷史老師」袁騰飛

　　中評社北京5月21日訊／袁騰飛，北京海澱教師進修學校高級教師。因其講課風格「相聲化」，廣受學生歡迎，被網友譽為「最牛歷史老師」，還登上了「百家講壇」。出書《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引發全民論史熱潮…[詳見鏈接１] 　　瞬間走紅之後，隨之而來的也不盡是掌聲。不少歷史學者及網友紛紛挑出袁騰飛在講課及著作中的硬傷。甚至有人評價其書是——「誘人的奶泡下卻是毒害人思維與常識的化學藥品」。　　無論袁騰飛抄襲與否、硬傷幾何，我們要探討的一個問題是，歷史課能否「戲說」，能否在講課中夾帶老師自己的「私貨」？歷史是個什麼玩意？　　什麼才可以叫歷史？所謂歷史，學者吳思的定義大致分為以下三種：　　第一種是已經發生過的全部的歷史事實，即客觀歷史。　　第二種歷史是對歷史的描述和記載，可能有記載上的缺失。　　第三種歷史選取其中的一部分歷史記載作為史料，寫出一些關於歷史的作品。　　當然，由於各種客觀原因，歷史事實不可能完全複原，「第二種歷史」就已經是後人能接觸到的最真實歷史了。如果到了「歷史作品」這一級別，就難免良莠不齊…[詳見鏈接２] 　　袁騰飛的「歷史作品」有戲說之嫌毫無疑問，無論是袁騰飛的「授業」還是《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都屬於「歷史作品」的一種，並且夾雜了大量的主觀判斷和個人評述，利用了「戲說」的方式博得觀衆的欣賞。　　曾有這樣一個心理論斷：做出簡潔有力的斷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證據，是讓某種觀念進入人群頭腦最可靠的辦法之一。一個斷言越是簡單明了，證據和證明看上去越貧乏，它就越有威力。　　娛樂學術，就是利用簡單的斷言換取觀衆的認可，並具備廣泛傳播的潛質，易接收，易擴散。　　除此之外，袁騰飛還有不少知識性的錯誤，學術「硬傷」已然招致爭議…[詳見鏈接３] 　　而在這種情況下，袁騰飛口中「現在的歷史，還有一個就是什麼考據學，反正我就忌諱這個。別人問我這個，煩的不得了……」就難免被理解為對歷史的輕佻。袁騰飛和易中天的最大區別正在於，易中天雖然講的活潑，但只是表達方式的新穎，本質還是嚴謹的歷史作品…[詳見鏈接４]

袁騰飛的確是個好老師　　歷史教學，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歷史課堂的問題很多。有調查數據顯示，在中國學生對每門課程喜歡程度的排序中，歷史課居倒數第二位。　　而傳統教學的重理輕文讓學生過分看重理科科目的學習，造成了對歷史教學的輕視。在一個忽略歷史學習的社會環境中，學校、老師都成為有利於升學的工具，歷史教育無法真正發揮人文學科的教育功能。　　歷史課之尷尬，可見一斑…[詳見鏈接５] 　　擺脫照本宣科，才能讓更多學生容易接受袁騰飛說：「我沒有傳說中的那麼『牛』。我的課上也有學生睡覺，寫其他科的作業。剛教書那陣，學生在我的課上不務正業，我會發怒，也會沒收學生的作業本，什麼『招』都用過。到現在，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學生都喜歡我的課。真正對歷史感興趣的學生，永遠都只是一小部分。但其他人呢？其他人怎麼辦？」　　於是就要想辦法，「光講也不行，學生要犯困的。那就必須在『適當』的時候，讓學生有一個興奮點，所以穿插著我會抖一些『包袱』。」　　袁騰飛用一種學生耳熟能詳的語言和方式，貫通古今，把「死」去千年的歷史，活靈活現地帶到學生面前，學生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來… 　　但，老師上課時能否夾帶自己的「私貨」？　　歐美國家為何出不了「袁騰飛」與我國過去「重論」的歷史教育方式不同，歐美等國家的歷史教育把重點放在「史」上，通過大量史料把歷史真相還原給學生，讓學生自己分析、判斷歷史事件之間的必然聯系。　　即是說，歐美國家的老師，不應該向學生提供「論點」，而是把「證據」交給學生，讓學生們自己去「論證」。　　而且在歐美國家，因為學生在政治和宗教上有不同派別，由於教授在課堂上擁有的不對稱權力，如果他們大談自己的政治或宗教觀點，就涉嫌利用課堂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學生，侵犯了與他們持不同觀點的學生的學術自由。　　即便在中國，老師如果在課堂教堂中雜帶自己的「私貨」，而且是和教學內容無關的段子和戲說，那不僅是把觀點強加給學生了，更是在浪費全班同學的時間與精力，同時無法保證正常教學時間…[詳見鏈接６] 　　在課堂上應該怎樣講政治話題學術與政治不可能完全無關，課堂上會有非談政治不可的時候。但是，即使必須談政治，最好也能化為學術來談，而不是把現實政治直接搬進課堂。　　課堂上，沒有政治批判對象也沒有政治效忠對象，只有學術研究對象。如果學生學會了學術性的分析方法，見到大名詞，就鑽到下面去分析這一概念在具體時空的具體細節，你不用向他們灌輸也不必擔憂他們被人灌輸，放心讓學生自己折騰好了…[詳見鏈接７] 　　結語：戲說有戲說的價值，只需標明「不是嚴謹歷史」即可。在課堂上夾帶「私貨」值得商榷，但為什麼有這麼多老師熱衷於此，而且廣受歡迎，也值得思考…… 新聞連接１：袁騰飛「最牛歷史老師」伴隨爭議成名 2010年05月12日21:27新京報網路登場網路營銷推出「最牛歷史老師」　　1994年，袁騰飛就任首都師範大學附中教歷史課，因其風格「相聲化」，廣受學生歡迎。2006年初，他的幾個學生創建了百度「袁騰飛吧」。這裡匯集了他從教以來從「70後」至「90後」的衆多弟子，還有他利用業餘時間授課的考試輔導學校———北京精華學校培訓班上來自北京各所中學的學生。2008年，袁騰飛擔任了北京海澱區教師進修學院歷史教師。　　2008年5月23日，北京精華學校將袁騰飛的網路課程視頻放到了優酷網上，以此招徠生源。到6月份，19個視頻的點擊播放次數達100萬。7月，26個網路視頻累計播放數量突破1000萬；多家電視台、報刊相繼采訪了袁騰飛。　　百家講壇的王詠琴正是在某報看到了介紹袁騰飛的文章後很感興趣，特意上網看了看視頻，覺得他的語言表達能力很強，可塑性也很強，所以就決定找他試一試。袁騰飛當時有顧慮，擔心自己講砸了，王詠琴一再強調說《百家講壇》並不是學術講壇，受衆群也不是專業的人群，而是要起到知識普及的作用，再說試講並不是就一定能上，之後還有試鏡、策劃講題等許多道關。最終，袁騰飛決定試一試。試講成功之後，袁騰飛經過與「百家講壇」欄目組磋商，於8月開始錄制「兩宋風雲」。　　與此同時，北京磨鐵公司也通過網上視頻，開始注意到了袁騰飛。他們於2009年5月11日與袁騰飛簽下四年合約。合約規定，除了與央視合作的《兩宋風雲》一書外，磨鐵公司對於袁騰飛其他著作擁有四年的專有出版權。該公司老總沈浩波稱，該公司很看好袁騰飛，很有信心把他推成一個好的作家。簽約之後，該公司組織專人負責營銷，推廣。「袁騰飛當時在網上名氣和影響都不大。他和我們公司簽約後，我們的營銷人員剪接了他的很多視頻，放到網上播放，為他塑造一個好的形象，這才在網上形成比較大的影響。但是，『最牛歷史老師』這一稱號，是網友給他取的。」登「壇」成名收視率創新高難掩爭議不斷　　2009年7月，袁騰飛主講的「兩宋風雲」在百家講壇正式開播。《兩宋風雲》平均收視率達0.27%，創百家講壇2006年以來的最高收視紀錄，袁騰飛因此真正成名。而同名圖書《兩宋風雲》也由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當月，由網路課程《中國古代史》整理成的圖書《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1———袁騰飛說中國史上》由北京磨鐵圖書公司策劃、上海錦綉文章出版社推出。磨鐵為袁騰飛在上海舉辦了新書發布會。進入全國暢銷圖書總榜前三名。　　與此同時，有關袁騰飛的爭議不斷，多位歷史學家稱袁騰飛講史錯誤甚多，另有歷史小說作者指袁騰飛抄襲自己的作品。沈浩波表示，「《兩宋風雲》一書的銷量，遠遠不及我們公司給他出的書。」　　去年12月，由網路課程（中國近現代史）整理成的圖書《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2———袁騰飛說中國史下》再度由磨鐵策劃，江蘇文藝出版社公開發行，上市即進入當當網新書熱賣榜前三名。根據精華學校的統計到今年1月，袁騰飛網路課程視頻小段累計播放數突破3800萬次。袁騰飛在精華學校的視頻課程也乘勢漲價，漲幅將近一倍，《完美歷史風暴———高考最後衝刺全程實時跟隨（第六周）》一門，點擊一次需要90元。　　今年4月，袁騰飛主講的《塞北三朝（遼）》在百家講壇開播，袁騰飛一紙訴狀將磨鐵訴至法院討要版稅，並稱磨鐵策劃、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3》未經授權，是非法出版物。記者撥打了袁騰飛的手機，但該號碼已經變成了空號。袁騰飛大事記　　2008年上半年，中學歷史老師袁騰飛給學生講課的視頻被傳到網上。　　2008年下半年，被網友推舉為「史上最牛歷史老師」。　　2008年8月，正式錄制《百家講壇》節目。　　2008年底，袁騰飛授課視頻在網上累計高達2500萬點擊率。　　2009年7月13日，袁騰飛所講《兩宋風雲》節目在央視10套播出。　　2009年7月，出版《兩宋風雲》。　　2009年8月，出版《歷史是個什麼玩意1》，上市一個月銷量達60萬冊。　　2009年12月，出版《歷史是個什麼玩意2》　　2010年3月，應邀至中國國家男子女子體操隊做勵志講座。　　2010年4月16日，袁騰飛所講《塞北三朝》節目在CCTV—10百家講壇欄目正式播出新聞鏈接２吳思：被打扮的歷史沒有好下場 2007年09月28日22:16新周刊　　吳思是近幾年來引用率最高的歷史著作者之一，他的三本書《潛規則》、《血酬定律》和《隱蔽的秩序》賣完了之後，被告知不會再版。　　有人評價說，此人沒什麼大毛病，就是過於清醒，參透了歷史玄機。2006年的吳思仍然鑽到歷史的縫隙中作文章，他做了兩個題目的研究：一個是給長城的經濟效用算了一筆帳；另一個是計算出了礦工的命究竟值多少錢？——這後一個題目是他深化血酬定律的工作的一部分：「血」與「汗」之間的關系如何換算。　　9月27日，在位於北京月壇南街的《炎黃春秋》雜志社，作為雜志社的副社長，吳思跟往常一樣處理著事務。接近中午時分，一輛大卡車來到門口，是合訂本書籍到貨了。吳思本來准備要出去吃飯，結果轉頭拎起一個紙箱，就幫著卸貨起來。卸貨的人中，來來往往還有一些年齡比他大的、上歲數的老編輯。　　與吳思談史，他更願意條分細縷而不願意生發題義，最大的障礙和最大的樂趣均在於此。不談史反而不正常　　新周刊：歷史和當下的關系這幾年迅速升溫，以前只是在讀書界。去年我探望一個生病的朋友，他說讀書界某某在研究明代、某某在研究晚清，然後又說現在還沒被「開發」的朝代有哪些，讀書界的風氣可見一斑。今年以來，在大衆媒介尤其是電視的帶動下，「說史」成了一種相對式的「新聞敘述」，在電視的包裝下，「歷史新聞的脫口秀」正在上演，經過重述和轉述，造成了一種人人都在說歷史、人人都在拿歷史說事兒的現象。　　吳思：這是一種很正常的現象，還是一種歷史悠久的傳統。以前，從元明甚至更早，談三國就可以出來三國演義，說書的就有水滸，四大名著有兩本就來源於說書人口中的歷史。中國老百姓談論歷史很早就有了。民間一個很重要的聊天話題就是說史，然後說書人、文化人也跟著就說。在朝廷上、官場上也是如此，奏章上書經常引用歷史故事。無論是民間還是官方，從歷史上獲得經驗教訓或者是樂趣以及聊天的談資都有源遠流長的傳統。我們現在不過是在延續這個傳統。這是非常正常的現象，如果不這樣反而有點不正常。比如文革以後，大家都爭相相寫小說，還研究美學，那才是我們歷史上不太正常的。　　新周刊：歷史熱興起以後，有一個問題擺在面前。我們怎麼評判什麼樣的歷史是真的，什麼樣的歷史是偽的？或者說什麼樣的歷史觀才是一種正確的歷史觀？在這麼多人爭相敘說歷史的時候，仍然要面對的兩種情況是：一、歷史本身是缺席的；二、所有的歷史都變成當代史，因為都是用當代性的話進行解析或重構的，甚至這裡面還不排除有全球化的詞匯出現。那麼，我該聽誰的，我該如何聽，我為什麼要聽？　　吳思：我覺得現在歷史熱興起的一個原因是，你不能光把他們感興趣的事或歷史說給他們聽，你關鍵還要說的好聽好玩，要聊得起來。如果是擱前幾年，我們看範文瀾寫的歷史書，那怎麼聊啊。那也不是一個能聊的話題啊。但是你看司馬遷的史記就是一個能聊的話題，三國志也是一個能聊起來的話題，裡面有劉邦項羽，有曹操劉備，這些事都能聊得起來，還能說得生動活潑。歷史只有到了這個程度的時候，老百姓才會對他們有興趣。我原來去插隊的時候，每個村裡總有幾個「能人」，他們比別人「能」在哪裡呢？他們知道很多歷史，雖然他們知道的所謂歷史是三國演義裡的歷史，而不是三國志裡面的歷史。雖然這些故事已經被前人說了無數次，但是你不得不佩服的是，他們真的能從中提煉出人生的智慧來。他們用故事創造了一個個人生中的模型。這一個個歷史的模型就可以概括出很多人生的哲理，為當代人的選擇提供參考。　　新周刊：我有興趣的是央視的《百家講壇》欄目是否想過邀請您也去講一講？您看過那個節目沒有？　　吳思：他們沒有邀請過我，但是我看過一些片斷。我看過幾回閻崇年和易中天。我覺得易中天講得更好。　　新周刊：他們所講的歷史能代表真的歷史嗎？是能夠恢複我們歷史原貌的歷史嗎？　　吳思：我認為歷史有三種。何兆武先生說歷史有兩種。第一種是已經發生過的全部的歷史事實，即客觀歷史。這是「歷史一」。第二種歷史是對歷史的描述和記載，其中對歷史可能有記載上的缺失。這是「歷史二」。第三種歷史選取其中的一部分歷史記載作為史料，寫出一些關於歷史的作品。這是「歷史三」。因為史料太多，我們不可能全部佔有材料，所以這樣寫出來的歷史有更強的選擇性或主觀性。　　哪個是歷史事實？歷史事實就是某年某月某人在某地出於某種動機做了某一個動作，但是我們不可能完全的複原歷史的原貌，我們只能看到歷史二即對歷史的記載和描述。當然這種記載和描述不可能完備的記錄所有細節的東西，必定有所缺失。但是這就是後人所能看到的最真實的歷史了，然後後人再根據這些歷史史料，再去寫新的歷史。易中天他們根據史料講述的歷史，當然是歷史，更准確地說，可以叫「歷史三」。　　討論什麼是歷史，其實還是如何定義歷史的問題。史料是歷史嗎？當然是，既我們說的歷史二。根據史料寫出的歷史作品是歷史嗎？那也是歷史，就是所謂歷史三。但是他們都等同於那天發生的事情，即歷史一嗎？那可不一定。因為史料不可能記錄那天發生的所有細節性問題。記載總是有選擇的。所有歷史記載，都有助於我們認識歷史原貌，但不可能等於原貌。嚴格說來這是辦不到的，誰也不可能色香味俱全，一個因素不差地恢複哪怕一個家庭一天的歷史，連一個人在一小時之內的意識流也不可能完全複原。更別提一個民族了。但是讀者往往也用不著史學家那麼精確地複原過去的一切，我們只對一些與自己和當今有關的東西有興趣，有好奇心，史學家講到這個程度，精確到這個程度，滿足了我們的好奇心，又有史料依據，我覺得就可以了，就很不錯了，這種敘述就是當之無愧的歷史。不滿於今日的單薄　　新周刊：中國老百姓大部分看到的、受到過的歷史教育都是教科書式的官方歷史，這樣的歷史肯定只是單純的史料了。在中國，歷史表現出一種「遮敝式呈現」，官方史學把歷史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也沒有湯因比這樣能寫《歷史研究》非人力可及者出現，也缺少年鑒學派史學家的那套長時段視野，大衆和民間的歷史表現出演義、話本等文學化的傾向，在你看來，私人性質的歷史在中國又佔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吳思：中國一直有私人記錄歷史的傳統，十年前歷史沒有現在炒的這麼熱，但一直有私人修史，哪怕是個人史和家族史。讀的史料也一直包括私人的記載。現在史料大體還是那些，除了考古出土之外，不會再有大變化。比如談三國談魏晉，史料就是那些，那段歷史都是1000年多前的了。記載還是同樣，不同的人根據相同的史料卻會有自己不同的論述。比如範文瀾的那套論述方式，但是範文瀾的論述方式不容易成為老百姓的談資。易中天有一套敘述方式，他的就可以成為一種談資，說的也很好玩，每個作者的「歷史三」都不一樣，問題是如何採用一種合理的論述方式，讓史料更加切合老百姓的口味，讓我們能夠更深入全面地去認識生活，認識社會。　　新周刊：如果把歷史知識作為一種知覺來看，它既是對人的意識的延伸，也對某種缺憾的補償，即我們對歷史發生興趣的原因緣於我們對存在於當下或此刻並不滿足，需要到歷史上去回溯，去反芻，去尋找坐標。　　吳思：僅僅知道今天太單薄了。可能自己的處境在歷史這個模型中就多次發生過，通過了解歷史，了解自己在這個歷史模型中的地位，就同時明白自己的一個定位，知道未來將要怎麼辦。所以這也是他一個安身立命的基礎。西方人很容易在信仰體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們中國人則很容易在歷史體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於是我們就會有一種踏實感，因為我們知道自己的位置和歸宿。在現實中，我們也可以通過對歷史的了解更加准確地預測未來，去引導我們的行為。還有就是，談論現實會有很多的忌諱，議論到太深層次是很犯忌諱的。但是談論歷史上的國事就可以，談論歷史上的興衰榮辱就是可以成為今天的參照物，於是說史就成為對今日不滿的兩方面的補充，一個是歷史縱深的補充，一個是對禁忌的迴避。　　新周刊：你的《血酬定律》、《潛規則》和這兩本書的合訂本《隱蔽的秩序》，都是從歷史中抽取一些規律，許多人很感興趣，你是如何把這些理解從歷史中剝離出來的？媒體一直也因此把你定位一個歷史學家甚至定位成一個歷史學的結點。但是似乎你並不太認同歷史學家這個身份。　　吳思：我只是在做自己的活兒，至於別人怎麼定位那是他們的事情。但是說我是一個歷史學家，我也不是拒絕這個身份。歷史學家的頭銜我覺得挺好，但是一方面我有點心虛，另外一方面我覺得確實我和一個常規的歷史學家不太一樣。我不是為了歷史而研究歷史，我不太在意整理史料考證鉤沉方面的工作，我的野心是理解推動歷史運作的各種因素的互相作用，尋找一種描述歷史的概念體系及其運行邏輯。那段歷史如果沒有我感興趣的內容，我就跳過去，跳到別的朝代去。這是我幹的事情。　　說到心虛，是因為在史料上下的功夫不夠。有些研究歷史的學者，例如呂思勉，讀過三四遍24史，我連一遍都沒讀全。只是讀了一些重點篇章。對於斷代史，比如我研究的明朝，雖然基本讀全了，但也不是對每個歷史重要人物都很了解，五年前了解的現在還可能忘掉一半。我是有側重的閱讀和用力。我有點跟著興趣走的意思，主要是追尋歷史的邏輯，邏輯一旦演繹不下去，缺少確切的標簽，我就造一個概念作為標識。我覺得這個過程和牛頓看到蘋果掉下來發現萬有引力的故事一樣，不論掉的是梨還是蘋果，石頭，重點是他琢磨那套內在規律。　　我研究歷史也是這個路子，不論是梨是蘋果，不論是明朝清朝還是民國，只要這個現象多次出現，少的三五次，多的十幾次，我就可能發現，可能會注意。於是我就研究這個讓蘋果不斷重複掉下來的道理。哪個朝代出現的多，在明朝出現的多，我就研究明朝，在清朝出現的多，就研究清朝。我覺得這個也不像是一個正經歷史學家的工作。我也不清楚是哪個學家的事。但是我感興趣的，就是這類工作。我在歷史裡溜溜達達，游遊逛逛，看見蘋果掉下來就湊上去看看熱鬧，發現點門道就沉浸一年半載，寫一篇研究心得之後繼續遊逛。　　如果蘋果是今天掉下來的呢？這種現象也可以成為一個社會學家研究的事，或者是經濟學家研究的事。當然我剛才也說過，今天的事研究起來禁忌太多，而且你很難在幾年十幾年內看到大量的重複，在歷史中你就很容易發現這種重複，看到蘋果一次又一次地掉下來。 100年來中國人的歷史觀　　新周刊：你對明朝感興趣是受到誰的影響？受到黃仁宇先生的影響嗎？　　吳思：受到他的影響。因為他寫的《萬歷十五年》就是講的明朝的事情。關鍵是我覺得明朝歷史比較簡單。清朝多了一個部族的因素，是外來民族的統治。如果你要通過歷史看現在，現在就沒有外來部族統治的因素。這等於是一個幹擾因素。如果我們剔除了這個因素，那麼就是明朝了。並且清朝主要還是沿襲了明朝的那一套政治經濟制度，可以說明朝是本。你在明朝可以找到制度設計者的想法。所以明朝的歷史是一個簡化了的模型，同時你還可以找到制度創始的動機。再往前推，元朝還是部族統治。再往前推，到了宋，宋朝也可以，也很有意思。但是宋朝距離我們還是有點遠，對比明朝就會發現，我們現代社會的模型更加像明朝。所以明朝對我簡直就是一個沒有其他競爭者的研究對象。新周刊：在研究明朝時避不開的一個歷史學家就是黃仁宇。　　吳思：我們受到的歷史教育就是範文瀾，郭沫若的那種研究歷史的方法，很多年無法從中間跳出來。最多還能看看司馬遷司馬光的敘述歷史方式。這兩種敘述歷史的方式在中國史學界延續了很多年。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一出來，到了我們這裡，等於開創了一種新的敘述歷史的方式，他在其中描述了幾個主要的人物，一個皇上，幾個大臣，有點像史記的敘述方式，但又簡明得多，內部結構清晰得多。而且換成了典雅的白話文。當你腦子完全被一種固定形式所僵化的時候，有個人跳出來把這個框架給你一下砸掉了，你馬上會有一種解放性的感覺。黃仁宇的書就是對我有一種解放性的作用。我的思想被解放了，就有興趣走上一條研究歷史的道路。很多歷史作品的作者和我有同感，他們可能走上了另外一條路，但是不管走哪條路，都是因為這個框架被砸掉。　　新周刊：不可否認的是，電視裡面的歷史劇也培育很久了這種歷史熱的潮流。現在一說到歷史裡面的一些人和事，老百姓很容易就會通過電視劇把這些人和事聯系起來。大家經常願意引用的一句話是：「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吳思：如果世界上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歷史學家，一個是讀者，讀者自己不碰歷史，只有通過歷史學家才可以了解歷史，那麼歷史可能成為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問題是這個世界上不止有一個歷史學家，而是一群歷史學家。如果你這麼打扮了一個小姑娘，很多其他史學家就會說你騙人。所以你就打扮不了了。歷史其實是靠史料支撐的，我們也只能深入到史料這個層次。再深入我們就走不動了，史料就放在那裡，你怎麼打扮？我最多是裁剪，用這個史料，不用那個史料，這樣也可能被人家批評，你為什麼用這個史料不用哪個史料？你是不是以偏概全，歪曲歷史？除非你壟斷史料，不讓人家知道，才可能避免這種批評。所以我覺得，只要不是專制獨裁，歷史是不能任人打扮的。壟斷史料，扼殺其它說法，這時候歷史才可能任人打扮。但是你的壟斷又能持續多久？秦以後沒有一家壟斷能夠超過三百年，一個人的壟斷最多達到康熙乾隆在位的長度，一手遮天，61年就算到頭了，在歷史尺度中這也沒什麼了不起，重大史實不會這麼快就被遺忘。隨意打扮歷史的歷史學家，可能下場都不會好。他的東西畢竟是假冒偽劣產品，最終沒有人願意看。　　新周刊：從19世紀到現在，作為大國民的中國人經歷了榮辱興衰，一百多年來的歷史觀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你怎麼總結這些變化？你自己抱有什麼樣的「歷史態度」？　　吳思：鴉片戰爭，一直到康有為提出自己的學說之前，基本是傳統的儒家史觀。從忠奸善惡，華夷之辯等來講歷史。到了康有為，受西方的影響，產生了新的說法。他把禮記的三世說又發掘了出來。三世說，即亂世、昇平世和太平世，西方到了昇平世即小康世，把外國也拉到這個解釋體系之中。於是，中國歷史就不再是一個孤立的，距離堯舜越來越遠的下降循環，而是一個能向上發展的歷史。然後，梁啓超又把西方觀念引進。這時中國歷史學家的眼光，就發生了變化。不僅往後看，還往前看，向未來看了。而且產生了階段論。梁啓超說：二十四史都是帝王的家譜。這個說法雖然有點偏激，卻顯示出他和傳統的歷史觀的距離。中國人有了新的歷史觀。這之後，各派興起，例如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還有社會觀、歷史觀的論戰，鬧得很激烈。這是對歷史的重新認識。顧頡剛的古史辯派重新檢討中國歷史，又有了考古學的方法，受歐洲史學影響的有傅斯年等人，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如範文瀾，郭沫若等。這一路走下來，明顯擴展了對歷史的看法。建國以後，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一枝獨秀，而且路越走越窄，連吳晗的作品都被稱為毒草。　　改革開放之後，思路又放開了。很多觀念，例如湯因比，年鑒學派等歷史觀都進來了，黃仁宇雖然不好稱為一派，但他的寫法也擴展了傳統的路子。　　什麼樣的歷史觀是理想的呢？你與這個社會接觸多了，社會在你心裡就有一個固定下來的影子，歷史讀多了，歷史也會在你心裡有一個固定的影子，一種大體差不離的感覺。於是你就會對各派歷史觀做出自己的取捨，比照常識的影子加以判斷，認為這個才是正確的，那個隔靴搔癢等等。我所做的，就是根據常識，根據對中國社會和歷史的了解，用這個固定的影子比照我讀到的各種關於歷史的描述，如果前人或洋人的描述不對勁，不透徹，我就自己描畫一個，找一個規律。例如血酬定律和潛規則，就是根據歷史和現實社會的影子描畫出來的概念，根據歷史事實製造出來的新標簽。一百多年來，前輩做了大量學習和引進的工作。我學得不好，對各派研究得不透，又急於說出一些我覺得有點心得的東西，於是我就另起爐灶。新聞鏈接３：袁騰飛出書身陷"抄襲門"：網友爆史實錯誤成堆 2009年09月10日22:46人民網　　昨天，早報文化版獨家報道了袁騰飛在「百家講壇」《兩宋風雲》中的講史內容疑似抄襲某部新近出版小說的虛構情節和段落。有網友認為袁騰飛所抄的小說並不只是《柔福帝姬》一部，一些網友在《兩宋風雲》裡還挑出了衆多低級的常識性史實錯誤。　　中國社科院歷史學者雷頤在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袁騰飛和「百家講壇」不斷用虛構的歷史和錯誤史實來提高節目收視率，結果只能使節目公信力不斷下降，「如果這樣，『百家講壇』就做娛樂節目好了。」他認為，既然「百家講壇」的定位是普及歷史知識，就不該把小說虛構內容放進去，至少要做說明。早報記者昨天再次致電袁騰飛和「百家講壇」製片人萬衛，兩人均未回複。網友：袁對很多基本史實都沒搞清　　一名ID為「東方飛龍」的網友此前曾在「盛唐社區」發帖《給央視百家講壇上上課——袁騰飛之<兩宋風雲>》，隨手列舉了十處重大史實性錯誤。如「袁騰飛說澶淵之盟遼對宋稱臣」，該網民以《契丹國志》、《宋大詔令集》等史料為據指出，「澶淵之盟使宋遼兩國成為兄弟之國，當時真宗年長稱兄，遼聖宗年幼為弟。兄弟當是親如兄弟之意思。兩國關系是平等的。」　　「東方飛龍」一一批駁的袁騰飛史實錯誤還有——「袁騰飛說，宋徽宗後宮宮女有一萬，而唐玄宗宮女只有三千。所以可以看出宋徽宗的腐敗荒淫程度。」袁騰飛以白居易的詩句「後宮佳麗三千人」為據，但詩人在詩中用的數字大多都是虛詞，這應該是個常識。對唐玄宗時的宮女數字，歷史記載得很清楚，是四萬人。《新唐書宦官傳》記載：「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袁騰飛老師說大太監童貫沒鬍子。」童貫雖然是太監，但卻是個長著鬍子的太監,這也是一個最基本的常識。《宋史童貫傳》記載：「貫狀魁梧，偉觀視，頤下生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　　「東方飛龍」說，袁騰飛所犯的基本常識性錯誤太多，所以就先選十則。「袁騰飛年紀輕輕就有膽量講這麼複雜的宋史，勇氣不得不令人佩服，確實牛！但基本史實都沒搞清楚，還不懂裝懂，信口開河。在講中國盛世的覆滅，沒有一點惋惜、痛惜之情，還嬉皮笑臉，眉飛色舞的。這樣的態度與作風難免會誤人子弟。作為一個有文化有責任心的中國人必須尊重歷史，尊重中國文明。」　　「東方飛龍」的矛頭最後直指央視，「央視對中國歷史的態度過於輕浮，對待中國文明過於草率，不負責任。文化不是娛樂，歷史不能戲說。」爭論：近半網民不接受講史虛構　　對於袁騰飛涉嫌抄襲虛構小說並將其加入講史一事，網上反應也頗為熱烈。　　在網易讀書的網路調查中，截至昨晚,對於「你是否接受講史中加入小說虛構？」有近半網民認為不能接受，另有1/3的網友表示可以接受,還有一些表示無所謂。而在「你如何看待袁騰飛涉嫌抄襲事件？」有四成多的投票網民認為，「只要好看無所謂」，有近三成的網友認為「很惡劣，違背職業道德」。一位網友留言說：「明眼人一看就是抄襲了，抄襲點史書也就罷了，抄襲的還是人家虛構的情節，現在還嘴硬說不過去。」　　另一位網友則表示：「袁騰飛說了，他不是學術專家，只是個歷史老師，即使是講歷史故事，即使使用到別人的素材，這沒什麼，正常！」　　但也有冷靜的網友一針見血地說：「不管你有多少理由，就問一個問題，抄對還是錯？作為一個老師，為人師表，這是否可取？」　　一位網友說：「本來開始很期待他講解宋史，可是看了之後就覺得很亂，大多數論點和典故都是大衆快餐水平，沒有什麼歷史典籍引據，當小道消息、笑話還差不多。最近更看了他新書《歷史是什麼玩意》中的對明朝的謾罵，覺得此人做事浮躁、嘩衆取寵。聽他的說法對大多數人形成正確的歷史觀沒什麼幫助。」學者：袁的回應看不出道德自律和學術真誠　　袁騰飛前天在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曾表示，「歷史的事實肯定是真實，但人物之間的對話完全可以虛構，比如《史記》中的對話，司馬遷可能在場嗎？他不可能在場。只要虛構符合歷史真實就可以。」複旦大學歷史系宋史學者薑鵬在接受網易讀書采訪時駁斥了這一觀點，他表示，司馬遷時代的《史記》與現代的《史記》，雖然文字完全一樣，但已經是兩個概念的作品了。司馬遷創作《史記》的歷史和功用與現在的也是完全不同。更進一步說，司馬遷自己也不知道他能成為我們的歷史學家。「今天的《史記》是讓我們尋找曾經記憶的東西，然後分析它；而司馬遷的目的並不全是客觀的記錄史實，更是寄予了他的理想和信仰在裡面。」薑鵬同時表示，作為教師、講史人，應該有起碼的道德自律和學術真誠。袁騰飛的回應完全看不出這裡面的任何一點。「『百家講壇』貼上了『專業』的標簽，而主講人卻並不專業，所以引起專家學者的不滿；觀衆沒有很多知識儲備，講歷史的前提是真實的歷史，講史人必須用嚴肅認真的態度來對待歷史知識。袁騰飛是一位中學歷史教師，他充當的是一個媒介、導體，讓學生去了解歷史，如果用虛構的小說去講史，那說書人也能講，平常人也能講，這對學生也不負責任。」新聞鏈接４：對歷史的輕佻與侮慢 2009年10月25日22:54文新傳媒網-文匯報本文為上海市教委中國古代史重點學科建設項目【項目編號：J50405】（編者注）　　號稱「史上最牛的歷史老師」袁騰飛先生推出了《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1）》（上海錦綉文章出版社，2009年8月版），向公衆開講中國史，這一冊涵蓋了鴉片戰爭前的中國古代史。作者自序引用了國學大師錢穆《國史大綱》卷首語：「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綫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所謂對其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顯然，作者是以此為講史准繩的，而我也正是以這種標桿去拜讀袁著的，但讀完全書，不僅領悟不到他的溫情與敬畏，撲面而來的卻是他對中國歷史的輕佻與侮慢。一、考據學「這個玩意兒實在沒什麼意思」　　袁著自序聲稱，「歷史應該是論從史出，得出的每個結論應該有史實做依託的」；還說自己「至少讓學生不要相信沒有史實根據的事情」。我無緣親聆其課，只能憑借他這本《玩意兒》來領教，看到的卻是紛至沓來的史實出入。以下試從十個方面說明，限於篇幅，每類僅舉一二例證。　　其一，小說家言。除非運用陳寅恪那樣的詩文證史法，一般情況下小說戲曲是不能當作史料的。而袁著說，商末「比幹因為勸諫被挖掉七竅玲瓏心，後來成了文財神」（原書頁58），文財神之說純屬齊東野語，即便《封神演義》裡，薑子牙封比幹為文曲星，也不是文財神。類似情況還有宋高宗把岳飛「十二塊金牌召回風波亭幹掉」（頁177），風波亭也僅見於《說岳全傳》之類的小說家言。對岳飛有全面研究的王曾瑜先生在其《盡忠報國：岳飛新傳》裡指出：「後世傳說岳飛死於風波亭，宋代無此記載，故並不可信」。袁著卻把這些小說或戲曲中的藝術創作當成確鑿無疑的歷史事實。　　其二，子虛烏有。袁著有些敘事根本找不到史料根據，完全屬於自產自銷。例如，他說，「蜀國建立後，諸葛亮只活了九年」（頁75），頁262他再次說：「諸葛亮在蜀漢建立9年就去世了」，其上文說「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蜀漢』或『蜀』」，而《三國志.諸葛亮傳》說其卒於建興十二年（234），至今尚無史料說他死於230年。袁著又說，厓山之戰後，「張世傑准備退往印尼、菲律賓，重整旗鼓反攻，不幸遇到台風遇難。」（頁184）有關記載只說張世傑「將赴占城」（在今越南南部），而「不能達」，從未見其「准備退往印尼、菲律賓」的史料。倘是著者獨家發現，切盼公諸學界同好。　　其三，張冠李戴。袁著頗有將不相幹的人事與言論派錯主人的情況。例如，他論王充的唯物主義思想，卻引「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為證（頁63），這不是王充的主張，而是荀子的高論，語見《荀子.天論》。1004年澶淵之盟前夕，宋真宗禦駕親征，卻不願過黃河。袁著說「寇準特生氣，但也沒轍。太尉高俅拿著鞭子抽抬轎子那幫人，瞎了眼趕緊把皇上抬過去。」（頁166）隨從真宗北征的殿前都指揮使姓高，也確可稱為高太尉，但他不是高俅，而是高瓊，《宋史》有傳。那時，估計高俅的爺爺還沒有出世，而且兩人雖然同姓，卻非一族。作者張冠李戴，在年代上相差達一個世紀，實在離譜。　　其四，以偏概全。歷史上的人、事、物豐富而複雜，決不可盲人摸象，固執一端，袁著卻時有這類錯誤。例如，他說，「中國古代的五種兵器，排在第一位叫『殳』，很好聽的名字，其實就是木頭棒子。」（頁20）據《漢語大詞典》，殳「以竹或木製成」，只說其「木頭棒子」有失全面。而且，其「頂端裝有圓筒形金屬，無刃。亦有裝金屬刺球，頂端帶矛的」例如，他說，「蜀國建立後，諸葛亮只活了九年」（頁75），頁262他再次說：「諸葛亮在蜀漢建立9年就去世了」，其上文說「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蜀漢』或『蜀』」，而《三國志.諸葛亮傳》說其卒於建興十二年（234），至今尚無史料說他死於230年。可見它有金屬矛頭，隨縣曾侯乙墓就出土過銅殳，將其說成是純木頭棒子顯與現存文物有出入。作者還講到「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飛是武將熬上樞密副使的，這個是挺不容易的」（頁152）。即便不說宋初樞密使與副使多由武將擔任，即便杯酒釋兵權完成後，武將熬上樞密副使的也不止狄青與岳飛兩人。太宗朝有曹彬，真宗朝有其子曹瑋。仁宗朝除了狄青，還有王德用，他們兩人還都升任樞密使。欽宗朝名將種師道也擔任過同知樞密院事（相當於樞密副使），與岳飛同時，高宗朝武將當上樞密使則有張俊與韓世忠。　　其五，混為一談。歷史上有些制度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即便同一制度，在不同朝代，其執行情況有時並不一致。而袁著往往不加辨別，纏夾混淆。比如他說：「從秦朝開始則獎勵軍功，按軍功授爵。所以中國古代的有爵位的人，一般都是立下戰功的，文官也一樣，比如曾國藩和李鴻章，立戰功了才封爵。」（頁47）。這是把秦的軍功爵與其前後的一般封爵制誤為一事。例如司馬光，從《資治通鑒》第8捲起，就有「河內郡開國侯」的系銜，可他從來沒有戰功，類似情況秦漢以後可以找出很多。著者還說，「按照中國古代的禮法，明朝以前凡是先帝駕崩，不能生育的嬪妃一律殉葬，武則天也應該勒死殉葬的。」（頁103）這一說法大有問題。秦始皇死後，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其後，盡管有個別妃嬪自發殉死的例子，但後宮殉葬即不見於各朝典制。唯有明朝，從太祖至宣宗一度恢複妃嬪殉葬，明英宗臨死前明確廢止這種倒行逆施。袁著根據明朝前期相關情況，便判定其前各朝禮法歷來如此，未免太想當然。其六，顧此失彼。中國歷史上有些事件、制度或現象，年代跨度很長，敘述其起訖興滅自應前後照應。在這一問題上，袁著頗多顧此失彼的疏誤。例如，他講到法家法治時，以貴族有「免死金牌」相對照，只說「像清朝的法律裡面，貴族犯罪有八議」（頁34）。作為一種法制規定，八議源自《周禮.小司寇》的「八辟」，秦國商鞅變法廢止，漢初承秦制，八議未列入律法，但魏晉南北朝與隋朝，八議都見諸於律文。現存中華法系代表作《唐律疏議.名例律》就有《八議》專篇。袁著只拿清律說事，便給人遲至清朝才有八議的錯覺。　　其七，大膽臆測。對自己不甚了解的歷史情況，袁著有時所下結論之大膽令人咋舌。例如，他指出：唐代「開元通寶的『開元』意思可能是國家剛剛建立，開辟新紀元，它不是年號，否則的話開元通寶就成了唐玄宗的錢了。以年號鑄錢是北宋開始的，北宋以前的有唐一代，就是說整個唐朝，它的錢都叫開元通寶」（頁115）。「開元通寶」誠然不是唐玄宗的開元年號錢，但他的其他推論卻大錯特錯。首先，說「以年號鑄錢是北宋開始的」，就是想當然。現知最早年號錢是十六國時成漢主李壽在漢興年間（338－343）鑄造的漢興錢，幣面鑄有「漢興」二字。其次，說唐代的錢「都叫開元通寶」，又是想當然。唐代也有年號錢，例如唐高宗乾封元年（666）的「乾封泉寶」，唐肅宗乾元元年（758）的「乾元重寶」，唐代宗大歷年間的「大歷元寶」，唐德宗建中年間的「建中通寶」，連叛將史思明年號順天（759－760），也曾鑄「順天元寶」錢。以上唐代年號錢，丁福保《歷代古錢圖說》都有拓本，至於其書所載五代十國年號錢更是不遑列舉。　　其八，強作解人。這是袁著面對自己拿不準的史實時，自以為是的做法。例如，他講授時歷，「郭守敬算出來一年是365.2425天，跟現在的實際運行時間差13秒。今天拿電腦，當年連算盤都沒有，可能是地下擺棍算的，厲害。」（頁189）且不說有研究者指出，《清明上河圖》卷末「趙太丞家」藥鋪上放的就可能是算盤，但元初畫家王振鵬在《乾坤一擔圖》裡所畫貨郎擔上確有算盤出售，可見至遲宋元之際算盤已經流行。故而袁著說郭守敬可能擺棍算，即仍用籌算，連算盤都沒有的結論，就太過武斷。袁著還說，「所以今天鄭和下西洋到底路綫怎麼走的，不知道。」（頁253）馬歡曾隨同鄭和三下西洋，著有《瀛涯勝覽》，費信也四次隨鄭和遠航，著有《星槎勝覽》，兩書都記載了鄭和下西洋的所抵之地。如果他認為二書還不具體，不妨查閱中西交通史大家向達整理的《鄭和航海圖》（收入中華書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就不會貿然得出「不知道」的結論。　　其九，懶於查核。袁著有些常識性錯誤簡直難以置信。例如，北宋「太祖皇帝有遺訓，刻在碑上。……祖訓的第三條是不加田賦」（頁154）。此即有名的「宋太祖誓碑」，《中國歷史大辭典》權威釋文曰：「南宋初相傳宋太祖於建隆三年（962），曾秘密刻一碑，立於寢殿之夾室，稱為誓碑。誓詞三行，內容大略為：一，柴氏（周世宗）子孫有罪不得加刑；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要求子孫遵守。傳說誓詞文句雖略有出入，但主旨基本相同。」倘若祖訓第三條如其所說，就不是文句略有出入，而是大有不同。但誓碑有「不加田賦」的說法，從未見諸於兩宋史料（對此說所出王夫之《宋論》，張蔭麟早有駁正）。袁著還說，「成祖的帝位來得不正，他是搶建文帝，搶朱棣，所以他總是心中有愧。成祖繼位之後第一件事兒就是把朱棣的大謀士方孝孺給抓起來。」（頁251）這裡錯得駭人聽聞。顯然，袁著認為建文帝就是姓朱名棣的那個人，殊不知朱棣正是明成祖的尊姓大名。為建文帝殉節而死的方孝孺，倘若在九泉之下知道自己硬派給朱棣做了大謀士，恐怕真要氣得再死一次。　　其十，疏於考證。袁著對史實考訂頗為不屑，往往開口就錯。他說，李善長是「太子朱標的老師，要上法場開刀。馬皇後就不幹啊，因為那個馬皇後是中國歷史上的賢後嘛，她就不幹。不幹她就不吃飯，絕食。哭」（頁198）。當太子朱標老師的是宋濂，《明史》本傳說他「傅太子先後十餘年」，晚年因長孫「坐胡惟庸黨，帝欲置濂死。皇後、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明史.馬皇後傳》說：「後侍帝食，不禦酒肉。帝問故，對曰：妾為宋先生作福事也」，並未絕食，而是預設齋飯。《明史.李善長傳》沒說善長擔任過太子師，其株連被殺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而據《明史》本傳，馬皇後死於洪武十五年，倘據袁著，八年後她還為李善長絕食求情，豈非白日見鬼。　　講史或著史，史實偶有舛誤，即便司馬光也在所避免。問題出在袁著對史實考證的輕蔑態度：「考什麼你考？這個就屬於文字獄遺風，要我說就是被嚇傻了，幹點有用的學問，這個玩意兒實在沒什麼意思！」（頁224）他批評乾嘉考據在文字獄的高壓下流於繁瑣，固然不錯，卻因噎廢食，把史料考證從史學研究中徹底驅逐出去。他決絕表示：「現在的歷史，還有一個就是什麼考據學，反正我就忌諱這個。別人問我這個，煩的不得了，所謂考據學，……吃力不討好，和現在的八卦新聞效果沒什麼區別。」把史料考證與當下八卦新聞等量齊觀，充分表明他對歷史學缺乏起碼的常識。惟其如此，袁著也就根本無法讓人相信他的每個結論都是「有史實做依託的」。二、「歷史說得比相聲還好」？　　傳媒為袁著設計的廣告詞很奪人眼球：「歷史說得比相聲還好。」拜讀下來，略加歸納，他把歷史說成相聲的手段主要有兩招。　　第一招，輕薄的嘲諷與低級的謾罵。比如，說管仲「這個家夥從小品德不太好」（頁22），卻舉不出過硬的事例。譏刺武則天是「唐高宗娘兼老婆」（頁125），純然一種輕佻的口吻。至於說完顔阿骨打是「天生打架王」（頁170），則抹殺了女真族反抗契丹貴族壓迫的正當性。罵李自成為「造反專業戶」（頁210），更是無視農民逼上梁山的客觀史實。　　這些還算客氣的，再進一步就是失去理性的謾罵。袁著大罵明朝，是「那些王八蛋皇帝，流氓建立的朝代」（頁101），「明朝因為是賊王八建立的王朝」（頁202）。至於朱元璋，「你看那廝長得那模樣，哪有一點帝王福相啊。……這家夥是賊王八出身嘛，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寒酸的皇帝。這種王八蛋一當政，必然是採用暴政。」（頁196）他還說，「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那洪秀全就甭提了，那家夥，把他比成什麼都不算是對那東西的侮辱。」（頁199）講述歷史，對前代與古人表達褒貶，勢所難免。但這種價值判斷，除了史料依據，還必須建立在理性分析之上，而不僅僅是情緒性的宣洩。　　不僅如此，袁著先罵明武宗「整一個傻叉」（頁207），再罵嘉靖帝與萬歷帝「又兩個傻叉」（頁208），最後罵明熹宗以下「全都是傻叉」（頁209）。尋思半天，才恍然大悟，所謂「傻叉」，即是「傻Χ」，即國罵後省略的那個臟字，連這種不堪入耳的字在講課與教材中都一再使用，確實無愧史上最牛。但歷史學是合乎邏輯的思考，充滿理性的產物，即便你有歷史的激情，也絕對不能潑婦罵街。　　第二招，誇誕的比擬與無聊的搞笑。在普及歷史的過程中，確有必要進行通俗化的嘗試與趣味化的探索。然而，袁著卻為了追求趣味而喪失了品味，為了強調通俗而自甘於惡俗。他為了說明華夏民族是多民族融合而成，誇張地說，「孔子說的都可能是閩南話。」（頁54）為了強調朱元璋出身寒酸，著者說：「劉邦在前朝好歹還是街道居委會治保主任，還是奧運志願者，領一幫老太太還能幹這個幹那個呢。」（頁196）而班超出使鄯善國，享受的是「五星級賓館，美女服務員」（頁56）。也許覺得這樣趣味化還不過癮，袁著就說皇帝「到三世這幫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整天與閹竪為伍，你想想除了『下面沒有了』的笑話還能了解什麼東西」（頁40）。除了「下面」，他在通俗化、趣味化上看來也沒有其他的高招。　　為了追求噱頭與出新，袁著對歷史的比擬，往往不倫不類。他把宋代崇文抑武政策說成是「黨指揮槍，要文鬥不要武鬥」（頁150），借喻的內容與比喻的對象之間缺少共通點。這種插科打諢式的比喻，袁著俯拾皆是。例如，他把宋朝在當時中華文化圈內的主導性影響說成是「以文化擴張」（頁167），在表述上既不嚴謹，也不科學。　　這種喻指失當，除了讓了解歷史真相的人啼笑皆非，還常常讓對歷史真相並不了解的人對他的借喻究竟確有其事，還只是一種譬喻而琢磨不定，真假難分。例如，袁著說清代圖裡琛「走遍了每一戶蒙古牧民的帳篷，宣講黨的民族宗教政策」（頁238），你因為知道那時還沒有「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尚能判斷這只是比喻。但是，當他說秦律的「特點就是輕罪重刑。你隨地吐痰，吊起來打」（頁41），你若沒有研讀過秦律，就無法斷定「隨地吐痰，吊起來打」，究竟是秦律的條文規定，還是他的設譬比喻。惟其如此，這種不恰當地以今喻古，有些表述又會造成新錯。比如，袁著說秦朝以十月為歲首，「所以9月末是除夕，春節是10月1日，應該過國慶，它過元旦」（頁61），說秦朝春節是十月一日不錯，但它與現在的國慶節卻是兩回事，因為兩者有著中西歷的差異。　　借古諷今是袁著講課時的最愛，且不說這種做法是否妥當，關鍵在於他運用這一方式一味哄堂大笑的效果。比如他模擬李斯討論郡縣制時的辯辭：「你惡毒攻擊郡縣制度，你不跟中央保持一致，你不反革命嗎？」（頁43）至於他說，明初的胡惟庸案，「這是朱元璋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而「借口大將軍藍玉謀反，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頁198），其初衷也許旨在批判「文化大革命」，但這種不倫不類的借喻，只會把人們對十年浩劫的痛切反思化解為一種淺薄的搞笑。　　袁著曾說：「評書講的那個東西，距離歷史的真相其實很遠，……我小時候聽，現在不聽了，一聽就笑，太搞笑了。」（頁192）然而，讀完《玩意兒》，你得到的就是這種感覺，也難怪廣告說他「歷史說得比相聲還好」。不過，這一包裝似乎應該換個詞序，改成「相聲說得比歷史還好」才更名副其實。三、歷史「又顛倒過來了」　　作為百家講壇的當紅主講，雖有報道說袁著《兩宋風雲》（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版）錯誤成堆，還涉嫌抄襲，我倒很贊同他在該書後記裡引用戴維.麥克卡羅的話：「歷史告訴我們來自何處，將去向何方。」歷史是什麼？後人通過歷史應該獲取哪些教益？這是每一個著史者或講史者必須認真思考與嚴肅對待的問題，也是歷史學的社會價值所在。那麼，作為一本講史教材，袁著試圖傳達一種怎樣的史學觀念呢？　　其一，混亂虛無的歷史觀。袁著的史識既相當混亂，又極端虛無。他先在自序裡說，「我們自己寫的歷史書把明清時期寫得一塌糊塗」，發問「為什麼我們自己這麼妄自菲薄？」其後在講課時卻說，「明朝是歷史上最黑暗的王朝。」（頁196）教人不知道該採納其序言裡的說法，還是相信他講課時的論點。不過，你若同意他對明朝的結論，也會躊躇犯難，他上一節課剛說過「元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王朝」（頁186）。兩個都是「最」，自己打起了自己的耳光！有意思的是，袁著還會對王朝傳世年數作出流俗迷信的說明：「北宋960年到1127年，歷經168年而亡，這個數還挺吉利。」（頁174）倘若如此，元朝從1271年到1368年，歷經98年，「98」者，「就發」也，比北宋還吉利呢！這樣講史，不啻是在兜售《推背圖》。　　至於袁著對中國歷史的虛無主義態度，更令人吃驚。他說：「雖然中國也有蒙古族，但成吉思汗出生在外蒙古，埋葬在外蒙古，跟咱不是一回事。」（頁180）顯然要把成吉思汗與他的歷史從中國史中劃出去，且不論這種主張有違於當前的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即便在歷史觀上也十分荒謬，明修《元史》還把成吉思汗列為《太祖紀》，袁著的史觀竟比被他痛罵的明朝還要虛無與落後。　　其二，聖主權臣的政治觀。袁著對明朝深惡痛絕，對清朝卻獨多好評。他評論成吉思汗時說：「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亡國滅種，沒有什麼可值得紀念的，更不能把它當做驕傲。」（頁180）倘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詰問他：清朝可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亡國滅種，有什麼可誇耀的？不知他何以自解。對清朝有好評也不妨，但用語卻折射出其政治觀大成問題。他說：「其實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王朝，皇上一個賽一個混蛋。清朝雖然也殺過一些人，也幹過剃發令這樣的蠢事，但卻是最聖明的王朝。順、康、雍、乾都是不世出的聖主。」（頁222）總之，王朝「最聖明」，聖主「不世出」，真的還想早活三百年，做聖主治下的臣民。　　至於介於「聖主」與臣民之間最佳吏治，他也有獨到之見：「你看中國歷史上凡是作出成績的官沒有清官，包拯、海瑞這些人絕對做不出成績來。一般都是那種介乎清官與贓官之間的那種權臣。」（頁261）在他看來，對於老百姓，公正廉潔的清官反不及有點貪贓的權臣，堂而皇之地倡導專權，容忍贓賄。崇拜聖主，推崇權臣，這就是袁著鼓吹的政治觀。　　其三，佛教救世的宗教觀。著者缺乏中國佛教史的基本常識，斷然認定：「中國的僧人只要化緣就全是騙子。」（頁196）也不知他是否查遍了《高僧傳》及其所有續作，完全找不到曾經化緣的大德高僧，才下如此絕對的結論。這裡，不妨請他重讀其自序中的聲明：「不能先拿出一個結論，然後把對我有利的史實拿來，有選擇性地遺忘，這樣是很可怕的。」　　盡管對佛教沒有研究，袁著卻為中國建設和諧社會開出了救世藥方：「很好的例子是印度，它貧富分化比中國嚴重，但是人家沒見砸垃圾桶，也沒見偷井蓋的，沒見把公園護欄給掰走的，就因為篤信宗教。雖然印度人不是信佛教，信的是印度教，但佛教的教義很多是從它那兒吸收來的。所以多宣傳點兒這個，對於和諧社會多有好處。」（頁88）當局提倡的「和諧社會」，只能乞靈於佛教教義，真不知今世何世！　　其四，大學至上的教育觀。在教育觀上，袁著仍停留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水平上。他說：「今天也一樣，也是『六經勤向窗前讀』。……你連大學都沒上，你就看超市缺不缺扛貨的。大學沒畢業工作都找不著。你讀大學的，黃金屋、顔如玉、車馬簇。不讀，鐵皮屋、柴禾妞、棒子麵、自行車。」（頁157）言語之間充滿了對超市扛貨工與柴禾妞的輕鄙，完全缺少那種工作不同而尊嚴平等的觀念，這種「大學至上」的教育觀與人才觀，實在令人不敢苟同。　　其五，鮮廉寡恥的家國觀。在家國觀上，袁著毫無大是大非的原則立場。他先是斷言：「中國人輕家國而重鄉土，勇於私鬥，怯於公戰。打架勇敢著呢，你看我媳婦一眼我跟你沒完。外敵入侵就膽小，異形【邦】打過來了，我躲著。」（頁160）他講這段話時，不知欲置岳飛抗金、文天祥抗元、史可法抗清與現代中國八年抗戰於何地？他還聲稱：「為什麼農民擁護清朝，聖天子，太聖明了，同一個民族讓我們沒法活，還是異族讓我們活的不錯，那我們幹什麼不擁護異族？所以中國人沒有這種觀念，誰讓我活下去，我就擁護誰。」（頁226）吹捧清朝不遺餘力，卻置嘉定三屠與揚州十日於不顧，匍匐山呼「聖天子，太聖明」，泯滅起碼的民族大義，公然鼓吹「誰讓我活下去，我就擁護誰」，鮮廉寡恥，一至於此！　　其六，大漢族主義的民族觀。在民族問題上，袁著以大漢族主義的優越感，對歷史上的少數民族不憚使用輕侮的用語。他說：「犬戎是野人。太野蠻了這幫人。我們中原這個民族叫華夏，名字特別好聽，華是美麗的意思，夏就是大的意思，是個又大又美麗的民族。……蠻夷戎狄已經是不怎麼樣的詞兒，已經讓你說得夠慘的了，還不夠慘？犬戎！」（頁19）在講到墨家尚賢時，他又拿犬戎開涮：「任用賢人，進行選舉，最好國君都選舉產生。這個不太現實，那是美國總統選舉方法，萬一選出的國君是個犬戎，肯定不讓上。」（頁33）在其內心深處，不僅鄙視犬戎，也傳達出他把合法選舉程序不當一回事。　　惟其如此，袁著對中華民族內部，流露出強烈的大漢族主義，認為「五十六個民族裡面文明程度最高的當然是漢族，剩下和漢族有一拼的，其實就應該是藏族」（頁123）。在世界民族中，則貶斥黑人，宣稱「黑人也一樣，他的民族這麼落後，就因為他沒有國家概念，只有部落的概念」（頁146）。這種民族觀比起孫中山與林肯來，倒退不可以道裡計，哪裡還有民族平等的現代理念！　　其七，荒唐狂悖的國際觀。在國際問題上，袁著更是荒謬狂妄而口無遮攔。在古代東亞，中華文化對周邊國家雖具主導性的影響，但在國家關繫上，從今天說來則是對等的。而他卻說：「甚至至今，韓國和日本的祭孔日都比中國要隆重，中國的儒生也從來都把它們當做中國的兩個省，只不過不太聽話而已。」（頁27）而在釣魚島問題上，他竟為對手提供論據：清朝「東南是到台灣澎湖釣魚島。我們得特殊提一下這個地方在那個時候是咱們的，咱們可能那會兒也沒認真拿它當回事，現在就不好說了，現在你說是你的，你上面也沒人，你也弄不了。不像韓國那個獨島，人家真來勁，咱也不能跟韓國人幹那事兒，面子不如肚子管用」（頁250）。袁著公然認為釣魚島歸屬「現在就不好說了」，還以「面子不如肚子管用」為理由，主張將中國領土拱手相讓。另一方面，他在講到鄭和下西洋時，他又倒退到西方殖民主義的立場上，垂涎三尺道：「你看人家哥倫布、達伽馬，什麼都沒有，哥幾個湊錢，弄一艘小破船，帶回來一個拉丁美洲，充分體現了出海的價值，你鄭和跟人家沒法比。」（頁253）在古今對外關系與國際關繫上，袁著根本沒有現代國家關系中平等、獨立、自主的基本理念，有的只是荒唐狂悖的胡言亂語。　　袁著自序針對有的人說他顛覆了歷史，自信滿滿道：「你了解的那個我顛覆之前的歷史，是不是被顛覆過？如果是，那我只不過把顛覆的東西，又顛倒過來了。」在最基本的歷史觀念上，袁著確實把是非正誤「又顛倒過來了」。　　據說，每當高三學生畢業，著者都在黑板上抄贈北宋張載的名言作為勉勵。然而，倘若學生接受他的那些立場與史觀，還有可能實現他抄贈的話，去「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嗎？結語：如此學史新潮流「將去向何方」？　　袁著自序還徵引了錢穆《國史大綱》卷首語：「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奇怪的是，他對原文作了重大刪節，歪曲了原意。這段文字完整如下：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錢穆所謂對本國歷史的敬意，具體地說，就是無論著史，還是講史，必然會體現史學家或說史者自身的價值判斷；在這種價值判斷中理應表現出對歷史的敬畏，對其中正面的東西給以肯定，表達敬意以啓迪今人，對其中負面的東西給以否定，引為鑒戒以警示來者；然而是非褒貶的態度應該是嚴謹而理性的。　　讀完袁著，我們才領悟到被他有意刪去的錢穆那幾句話，猶如阿Q諱言頭上的癩疤，正是對他的一種預警，而他所自詡的顛覆歷史，就是「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而自我感覺良好地「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袁著不止一次用到「玩意兒」一詞，無一不充滿貶義。他將其冠諸於書名，畫龍點睛地凸現了對歷史的輕佻與侮慢。對這樣「史上最牛歷史老師」，主流傳媒或是請他上百家講壇，或是為他的《玩意兒》首印20萬冊，還宣稱由此「開啓全民學史新潮流」。媒體贊同這種褻玩歷史的做法，實際上與其有意無意地遮蔽某些歷史的做法，乃一物之兩面，是當前歷史傳承中最成問題的社會現象。類似《什麼玩意兒》這樣的東西佔據了當下史學傳播的主導地位，套用前引戴維.麥克卡羅的話，長此以往，中國人必會不知道「我們來自何處，將去向何方」！新聞鏈接５：杜悅：如何拯救歷史書與歷史課 2010年02月20日23:08中國教育新聞網　　美國盲聾啞人海倫.凱勒，一直被譽為「光明天使」、勵志楷模，她的《假如給我三天光明》一文早已入選我國一些版本的中學語文課本。然而《老師的謊言》一書作者卻說，海倫.凱勒其實曾經引起很多非議,她的觀點有時過分激進。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惡霸地主劉文彩的大名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勢壓歷代梟雄。在笑蜀的《大地主劉文彩》中，作者以確鑿的事實告訴我們，劉文彩不過是解放前四川一個偏遠地區的土財主，他的一些惡行純屬子虛烏有。　　這些事實令人震驚，更讓人奇怪的是，為什麼過去我們對此一無所知？　　這正是歷史書變的魔術！它以一些手法遮蔽了真實，呈現出來的卻是看起來真實而又迷人的另外一種東西。　　歷史課堂的問題也很多。「歷史是最不受歡迎的課。中學生討厭歷史課，當他們列出自己最喜愛的科目時，歷史課總是排最後」，在談到《老師的謊言》的寫作初衷時，美國學者詹姆斯.洛溫一語道出了歷史教學在美國課堂的尷尬處境。他倡導獨立思考精神,試圖提醒人們，要人雲亦雲，對那些似乎已成定論的「史實」，腦子裡也要畫個問號。　　中國何嘗不是如此？在近年來持續升溫的「歷史熱」中，中國歷史與歷史書也正在遭受人們的考問。　　同時還有一些教師試圖從另外一個角度作出努力，即通過讓歷史書和歷史課變得生動活潑這一點來吸引學生。袁騰飛被一些網友戲稱為易中天和郭德綱相加之和，他用生動幽默的當代語言將原本枯燥的歷史知識變得妙趣橫生。但是袁騰飛的歷史課堂視頻與《歷史是什麼玩意兒》一書走紅後，引來的是褒貶兩極的評價。贊賞者稱之他是「繼當年明月、於丹、王立群之後，又一位妙語說史之大家，將引領中國另一股全民學史、讀史、論史的新浪潮。」而反對者則對袁騰飛書中的「戲說」大大不以為然。　　讓歷史書回歸歷史真實，讓歷史課變得既真實又生動有趣，需要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更需要學者和教師長期實在的努力，或許這是一段艱難的旅程。新聞鏈接６：環球瞭望：歐美國家為何出不了袁騰飛 2010年05月19日23:23人民網劉植榮　　當前，北京海澱教師進修學校歷史教師袁騰飛以其特有的嬉笑怒罵的教學風格，通過網路視頻「一夜躥紅」。但由此也引來了不少爭議。肯定他的人稱他為「史上最牛的歷史老師」，而否定他的人則認為他有「嚴重的錯誤言論」。　　其實，對袁騰飛個人的爭論已經超出了其個人本身。在任何國家，歷史教育都是整個教育體系中十分特殊的一個環節，它直接關系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信仰、風俗、意識形態的傳承。從世界範圍來看，盡管各國的國情千差萬別，但是在歷史教育的主張方面卻可以大致分為「重史」和「重論」兩種流派。一個國家究竟選擇哪一種方式更為適當，除了與其教育傳統相關以外，還與它所處的發展階段有著密切的關系。當前中國正處在經濟快速發展進程中，這就必然會引起人文層面也產生相應的變革。不過對於如何實現這一變革，各種觀點便會產生交鋒，這便是「袁騰飛爭議」的實質。　　與我國過去「重論」的歷史教育方式不同，歐美等國家的歷史教育把重點放在「史」上，通過大量史料把歷史真相還原給學生，讓學生自己分析、判斷歷史事件之間的必然聯系，揭示社會發展規律。因此，歷史教科書上沒有官方結論，充其量羅列一些史學家的不同觀點供學生學習、批判。美國歷史教育不是灌輸式的，而是批判式的，鼓勵學生對歷史事件獨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認識觀點，以此培養學生的公民責任感，樹立積極的人生觀和正確的價值觀。老師的作用是用大量的史料再造歷史，激發學生對歷史的好奇心。因此，歷史老師一定要有鑒別史料可靠性的能力，教學中，先向學生提供真實的第一手和第二手史料，然後提出問題讓學生分組討論，接著各組代表演講交流，老師最後對課程進行總結。總結不是給學生標准答案，而是把針對問題的不同觀點和研究前沿介紹給學生，讓學生產生課後繼續深入研究的慾望。　　美國歷史中心2008年9月29日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歷史教育是向學生展示原始資料和不同論點，教給學生在史料面前解釋和認識歷史的方法。對歷史的解釋不但取決於材料的選擇，個人立場也會影響到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美國在2004—2005學年從50個州抽選了2000名高中生進行了一次調查，調查的題目是：請你列出自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以來除總統和第一夫人外的十大美國名人。開始，許多老師和校長預測，學生會把麥當娜、邁克爾.喬丹、邁克爾.傑克遜、珍妮特.傑克遜、圖派克.夏庫爾等歌壇和體育明星列入名單。調查結果出人意料，這幾個人均未進入前10名。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以67%的得票率名列榜首。位於第二名的是種族隔離時代在公共汽車上拒絕給白人讓座的黑人裁縫羅莎.派克斯，她的得票率為60%。奴隸出身的美國廢奴領袖哈莉特.塔布曼以44%的得票率名列第三。調查顯示，種族因素對投票影響很大，如黑人學生提名馬丁.路德.金的比率是白人學生的3倍。　　英國教育大綱提出，對歷史的正確理解是成為有教養、積極和負責公民的關鍵。英國在歷史教育中推行「史證教學法」，讓學生以「史學家」的身份甄別史料的主觀偏見成份，通過史料認識歷史，培養歷史反思能力，認識歷史事件發生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明辨制約人類歷史發展的主觀願望和客觀環境。　　法國歷史教學對史料的取捨尤為謹慎。都德的《最後一課》對中國人來說耳熟能詳，可對法國人來說卻鮮為人知。《最後一課》寫於普法戰爭結束後的第二年，以淪陷的法國阿爾薩斯省一所小學被迫改學德語的事件為題材，描寫了最後一堂法語課的情景。但這一事件僅發生在阿爾薩斯省法語區，該省講法語的人只佔3%，其他絕大多數人講德語。顯然，都德描寫的故事在被占區只是個例，不具有普遍性。為了尊重歷史事實和民族感情，法國沒有把《最後一課》選入教科書。　　可見，歷史教育是件嚴肅的事情，正如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先生所講，歷史教育就是講做人的道理，講人類改造自然的道理，講歷代治亂興衰。但嚴肅並不意味著呆板僵化，通過大衆化的語言和生動活潑的互動教學同樣可引起學生對歷史的興趣。但是，另一位史學家陳衡哲也說：「歷史不是叫我們哭的，也不是叫我們笑的，乃是要求我們明白它的。」如果借讓歷史「有趣」之名，把歷史教育搞成抖「包袱兒」、送笑料的滑稽之舉，恐怕同樣不是嚴謹的治學態度，不是講歷史，而是玩弄歷史。　　歷史教育的靈魂是揭示真相，是用翔實的史料再現歷史，它要求我們要超越自身所在的時空進行思考。歷史教育必須先「史」後「論」，離開史料，任何歷史觀點和結論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作者為知名媒體評論員）新聞鏈接７：　如何在課堂上談政治 2009年01月14日23:45南方網吳澧　　拙文《學術與灌輸》見報後，收到一些讀者意見，主要說學術與政治難以分隔，在中國尤其如此。其實，拙文並沒有說學術與政治無關，課堂上甚至會有非談政治不可的時候。但是，即使必須談政治，最好也能化為學術來談，而不是把現實政治直接搬進課堂。　　所謂政治的學術化，簡單地講，就是從歷史、文化比較等多種角度審視某一政治現象，揭示該現象的內在複雜性。　　舉個「學術化」的具體例子，《禮記》「禮運」篇的「大同」章。這是儒家理想社會的經典描述，讀文史哲的都可能學到：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清代大儒王引之說「選賢與能之與，當作舉」，並引其他古籍為證。「選賢與能」又寫作「選賢舉能」，這就是「選舉」一詞的來歷。這裡的「選舉」，是上面的官選下面的人，但選的時候要出於「天下為公」之心——理論上，相當於現在組織部門的工作，也算源遠流長。換成英文，相當於select而不是elect。　　而在當今白話裡，「選舉」一詞，含義皆為elect——然後就熱鬧了，現實政治幾乎不可避免地要進來。有些教師痛斥西方民主是假的；也有教師會說：正如溫總理所言，「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獨有，而是人類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民主選舉是個好東東，中國人也要用一用。前一種說法，做到大學生，至少聽過三百遍；後一種說法，雖然罕見於宣傳陣地，卻廣泛流轉於其他信息渠道，學生通常也熟悉。兩種說法對他們都不新鮮。　　但教師並不是非要為「選舉」下價值判斷的，他也可以給學生分析具體細節。西方媒體常說中國沒有民主，但按數量，甚至按比例，中國的受選官員，大概遠多於美國。因為國內一選就是選一個委員會，少的幾個人，多的能有幾百人。而美國的選舉，或是選一個代表，然後代表在議會或某個委員會為選區民衆謀利益；或是選一個頭領，然後頭領選賢舉能，任命方方面面的主持者。這些所謂的「政治任命者」（politicalappointees），通常是相當忠於頭領的，不會輕易鬧別扭。　　指出兩國在「選舉」這同一詞匯下的區別後，教師可以進一步引導學生討論由此帶來的不同。美國的leadership訓練，一是團隊精神，相當於選上代表之後，如何與地位平等的其他代表合作；二是主動精神，相當於選上首領之後，如何帶動那些被自己挑出來辦事的下屬。而在中國，按毛澤東關於當好黨委書記的指示，一把手要學會「彈鋼琴」，要團結黨委一班人，要克服派性和山頭主義——因為選出的委員會裡可能有上級派下來加強領導的副職，或上屆班子留下來的老委員，或對書記不滿的部分群衆選進來的新委員，他們不一定那麼買書記的賬。　　列出選舉結果之不同後，可以繼續討論兩種方式的優缺點。美國選頭領的方式比較有效率。而那位向中央上書說「農民真苦」的李昌平，當年可謂尚方寶劍在手，七位政治局常委都作了批示，要求省里縣裡支持他的改革。但他只是個選出來的鎮委書記，管電管水的部門頭兒都不是他挑的，不給錢根本調不動。李昌平宏圖無法施展，最後走人了事。選頭領方式的缺點，當然是容易結幫營私。美國也有這問題，但他們選舉文化深厚，大不了幾年後選民把營私者選下來。　　國內這樣在基層選委員會，如果只是管管私事衝突，應該還是有效的；但要改變面貌擴大建設，就比較難。難怪蘇聯在斯大林時期，經濟上實行廠長負責制。但在中國，蘇聯的作法曾經被批判為不講政治的「修正主義」。　　上面討論的細節問題，並不犯忌，教師甚至可以全盤引用《人民日報》的資料。而且全部討論可以放在研究儒家理想社會的框架裡。愚意以為，這樣「學術化」之後，學生倒是可以學到一些新鮮想法，有助於他們今後進入社會。　　課堂上，沒有政治批判對象也沒有政治效忠對象，只有學術研究對象。如果學生學會了學術性的分析方法，見到大名詞，就鑽到下面去分析這一概念在具體時空的具體細節，你不用向他們灌輸也不必擔憂他們被人灌輸，放心讓學生自己折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