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勞（下）

文/易中天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勞（下）四 帝國沒有董事會○ 過去沒必要，現在不允許，再加上「僱傭」逐漸變「主僕」，則所謂「儒家的限政」，請問有多少可能？實際上，秦漢以後，不要說「憲政革命」，就連「君臣共治」，也是一廂情願。因為秦漢以後的官員，已大不同於春秋。春秋的大夫是「幫忙的」，秦漢以後則是「打工的」。春秋的大夫，原則上世襲。他們原本君主家人，或王室旁支，或諸侯子侄，故曰「公子王孫」。他們的齊家（打理采邑）、治國（治理封國）、平天下（輔佐王室），是「盡義務」，不是「掙薪水」。雖然也有「非世襲大夫」（孔子就是），那也是請來幫忙的（當然有酬勞），故可「合則留，不合則去」。君臣雙方，也客客氣氣，一方事之以忠，一方使之以禮，這才被秋風先生誤認為是「契約關係」。其實，是「親友關係」。春秋的大夫「非親即友」，秦漢以後的官員則「非奴即仆」。當然，有過程。前期，或許尚有周代遺風，是「半友半仆」。士大夫在皇帝面前，有時還能保持一定尊嚴。然而越到後來，就越是斯文掃地。明代，官員們只要一言不合，就可能被拖出午門，在眾目睽睽之下扒了褲子打屁股，叫「廷杖」。清代倒是不打屁股，卻規定見了皇帝，漢族官員只能稱「臣」。滿族親貴和侍從，才能稱「奴才」（太監不論滿漢均稱「奴婢」）。這表面上看是「禮遇」，骨子裡卻是「歧視」。意思也很清楚：你們漢人也想當「奴才」？你還不配！當「奴才」成為資格和待遇，則君臣之間，便已是「主僕關係」。其原由，則在於從春秋到秦漢，過去的「親友關係」，已逐漸地轉變為「僱傭關係」。我們知道，郡縣制的核心是中央集權。按照這種體制，天下一統，四海一家，皇帝擁有絕對的主權和治權。唯一做不到的，是把所有的事情都管起來。這就要僱人打工（場面上的說法，叫「給皇上當差」）。正因為是「打工」，所以不能世襲，只能任命。這就是「官員代理制」或「皇權代理制」。這些被任命的「高級打工仔」，就是各級官員。他們或供職於朝廷，或牧民於地方，但無一例外，都是「職業經理人」或「皇權代理人」。秦漢到魏晉，主要是「皇權代理人」。其中，還不乏皇帝的鐵哥們或小舅子，即「勛貴」和「外戚」。隋唐實行科舉制度以後，就主要是「職業經理人」了。對於他們來說，當官，更多的是一種職業，一個飯碗，一個脫貧致富、光宗耀祖的途徑。因此，即便在初入仕途之時，尚有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會在官場的撲騰中，逐漸讓位於現實的考慮。指望他們來抗衡皇權，可能嗎？事實上也不可能，因為制度不允許。依照秦漢以來的帝國制度，皇帝好比牧場主，官員好比牧羊人，老百姓則是羊。牧場主開明，管得寬鬆一點，是可能的，這就是「仁政」。牧羊人自律，不拚命薅羊毛，也是可能的，這就是「廉政」。但要說牧羊人也參加「董事會」，限制董事長的權力（限政），就不可能。羊兒們招開「股東大會」，制定「遊戲規則」，不許董事長、總經理為所欲為，還要公開賬目（憲政），就更不可能。哈，帝國可沒有什麼「董事會」，只有「辦公廳」和「辦事處」，它們分別叫「朝廷」和「衙門」。朝廷和衙門裡，可是沒有「民意代表」的。民意代表都沒有的政治，也能叫「憲政」？春秋的制度沒這需要，秦漢的制度又不允許，再加上君臣關係逐漸由「僱傭」變成「主僕」，則所謂「儒家的限政」，請問有多少可能？問題是，就算當時的制度，是「皇帝授權，官員代理」，則君臣之間，也頂多不過「僱傭」，反倒有可能變成秋風先生情之所鐘的「契約關係」。法家就這樣主張。在他們看來，所謂「君臣」，無非「主賣官爵，臣賣智力」（《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只要「公買公賣」，也就「禮尚往來」，臣下何至於「為奴為仆」呢？抱歉，這就怪不得別人，只能怪儒家自己了。五 系鈴偏是解鈴人○ 君為臣綱，就是逼人自宮。這就從精神上和心理上，根本杜絕了抗衡皇權的可能。把君臣從僱傭變成主僕的，是儒家嗎？是。誰幹的？董仲舒。董仲舒幹了什麼？在《春秋繁露》里提出了「三綱五常」。只不過在他那裡，是三綱和五常分說。到宋代朱熹，則開始聯用。此後直到清末，都被儒家奉為道德的規範，行為的準則。因此，如果說董仲舒在歷史上有什麼「創造」和「奉獻」，當「唯此為大」。這玩意一提出來，就從精神上和心理上，根本杜絕了儒生抗衡皇權的可能。因為三綱之首，即是「君為臣綱」。也就是說，帝國好比漁網，君是總繩（綱），臣是網眼（目）。世界上，哪有網眼抗衡總繩的？也只能總繩讓你張你就張，讓你閉你就閉吧？當然，也有別出心裁，另做解釋的。比如韓國學者趙駿河，便認為「綱」是「模範」的意思。君為臣綱，即君為臣之模範；父為子綱，即父為子之表率；夫為妻綱，即夫為妻之榜樣（趙駿河《東方倫理道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呵呵，就算是吧，卻不知如何運用於限政。比方說，漢武帝要窮兵黷武、擴軍備戰，要從宰相那裡奪權，你咋辦？順著來？那就限不了政。擰著？又沒拿皇上當榜樣。其實「三綱」的意思十分明顯，就是要服從，至少也得順從。孝順，孝順，不順，則不孝。同樣，不順，則不忠。所以，就算有個別官員要限政，要限制皇帝的絕對權力，那也得先順著，再慢慢想辦法。但順著順著，沒準就把自己給順進去了。這也正是歷史上雖有士大夫「試圖對皇權予以控制和約束」，甚至發生激烈衝突，卻只能一退再退，最終集體淪為奴僕的原因。君為臣綱，是他們無論如何也邁不過去的坎兒啊！這就是董仲舒的「功德」！漢武帝還只是摧殘了司馬遷的肉體，董仲舒卻摧殘了讀書人的靈魂。而且，三綱五常的觀念越是被強化，士大夫和知識界在精神上就越是陽痿。難怪「馬仔」會變成「奴才」了。君為臣綱，就是逼人「自宮」嘛！能夠成為心理支持的，只剩下氣節。這倒是孔子留下的寶貴遺產，即「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但，你有氣節，我有屠刀；你的頭多，我的刀快。誰硬得過誰？不要說什麼「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明成祖，不是「株十族」么？哪裡只殺你一人！所以，氣節也不總能靠得住。更何況，即便是「武死戰，文死諫」，也往往是針對具體問題。針對制度的改革，很少。能想到建立限制絕對權力的制度，就更少。因為在這裡，同樣有一道邁不過去的坎兒，那就是皇權要不要維護？回答則是肯定的。因為皇權是皮，他們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那時又沒有別的「皮」！這就無可奈何了。尤其是，當這些「皇權代理人」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就更會把皇權當命根子。想想看吧，沒有了皇權，錢怎麼撈，租怎麼尋？因此，維護皇權，是「朝廷命官」們的第一要務。至於在野的儒生，是限不了政的。他們又不是議員，誰聽他的？既然「限政」（限制皇權）只能以「維權」（維護皇權）為前提，則儒家當中那些有識之士所能做的，也頂多只是給日益加速的專制傾向，製造一點摩擦力。但這也多半是出於「仁政理想」加「中庸之道」，比如不要「聚斂過度」，不要「與民爭利」，多少也算維護了一點民權。但離「憲政主義」，則只怕還有十萬八千里。何況皇權的日益膨脹，儒家原本就「與有力焉」。想當年，劉邦初登大位，尚不知如何君臨天下。是叔孫通制定禮儀，讓他找到了做皇帝的感覺，也讓群臣「莫不振恐肅靜」。此後，尊王攘夷，就一直是儒家高舉的旗幟。君尊臣卑，也一直是儒家堅持的理念。好嘛，你讓他黃袍加身，冠冕堂皇，又要他再脫下來，豈非「與虎謀皮」？你自己三跪九叩，匍匐在地，卻要跟他討價還價，豈非「痴人說夢」？六 風物長宜放眼量○ 尊孔不如崇孟；獨尊儒術，不如博採眾家。我們犯不著在一棵樹前「守株待兔」。現在，事情已經很清楚，限制絕對權力這事，指望皇帝自覺，是一廂情願；以氣節對抗強權，是得不償失；用忠誠換取限政，是南轅北轍。因為你越是忠，就越得順；越是順，就越會助長皇權的氣焰。結果是什麼呢？是「風波亭」，是「袁崇煥」，是儒家「得寸」，皇權「進尺」。所有的努力，都註定是徒勞，如果他們真有那想法的話。這當然難免讓人沮喪、鬱悶、苦惱、糾結，甚至憤怒。秋風先生說──假如中國兩千年甚至五千年確實皆行專制，那就足以證明，限制、剝奪人的尊嚴和自由的制度最適合中國的國情、民情。這個族群只能過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不可能過有尊嚴和自由的生活，因為，從歷史看，他們沒有這種意向，也沒有養成這樣的技藝。這個反問有道理，我完全贊成，而且也不難回答。第一，中國並非「兩千年甚至五千年皆行專制」。戰國之前就不是，或基本不是。秦漢以後，也不都是，只不過總體傾向，是「由集權而專制，由專制而獨裁」。但即便專制獨裁如明清，也不是天天專制，事事獨裁。鬆動之處有，開明之時有，可圈可點之事，也有。這裡面的情況一言難盡，原因也錯綜複雜，很需要慢慢梳理。不過可以肯定，對於愈演愈烈的專制獨裁傾向，儒家是既「有所阻攔」，也「推波助瀾」，可謂「功過參半」。何況儒家也有先後，有派別，並非「鐵板一塊」，豈能一概而論？第二，中國人也不是沒有，或不曾有過「尊嚴和自由的意向」。這種意向，我們從來就有。儒家有，諸家也有；孔子有，孟子更有。而且在我看來，後者比前者還更強烈。比如自由，是儒家講得多，還是道家講得多？比如平等，是儒家講得多，還是墨家講得多？再比如尊嚴，是孔子講得透徹，還是孟子講得到位？只要不帶偏見，就能得出客觀的結論。甚至就連秋風先生不喜歡的法家，只怕也非一無是處，毫無可取啊！因此我的主張，是尊孔不如崇孟；獨尊儒術，不如博採眾家。發掘中國歷史中「向上的傳統」，無疑是對的。但不必「一葉障目」，只在儒家這一棵樹前「守株待兔」。我們應該放眼整個中華傳統，尤其要注意發掘那些「因為理論和激情的遮蔽，而被人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的「非儒家傳統」。那可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第三，至於有沒有「養成這樣的技藝」，倒是一個真問題，也是一個大問題，還是一個大難題。道理很簡單，如果說「沒有」，就意味著我們這個族群，只配過「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或者雖有「尊嚴和自由的意向」，卻其實不能實現，甚至也從未實現。這當然不是事實，也邏輯不通。一個「只配被人管制、奴役的」民族，是創造不出偉大文明的。同樣，如果說這套技藝，我們不但擁有，而且完美，那麼，為什麼越到後來，就越是專制，越是獨裁？這又講不通。再說了，如果當真先前什麼都好，那麼，回到三皇五帝、唐宗宋祖即可，搞什麼變革呢？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等，豈非多餘，而且有害？對此，我個人不成熟的看法是：「創造自由生活」和「構建良好制度」的技藝，我們從來就有，而且很早就有，甚至堪稱「身懷絕技」。但也正因為如此，就難免有缺陷，難免出問題，也難免在遭遇西方文明，建設現代文明之時，進退失據，左右為難。因此，很需要理性對待，科學分析，需要客觀公正地是其是，非其非。在此前提下，我同意秋風先生「新生轉進」的說法，並認為果能如此，我們民族將對人類文明再次做出重大貢獻。不過這事說來話長，還是從長計議，且聽下回分解吧！刊載於2011年7月11日《南方周末》，責任編輯戴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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