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發叛變事件真相

◆向忠發

一，一度風光無限的國民黨婦女部部長，竟是中共地下黨員/周恩來要黃慕蘭留在上海/巡捕房捉到一個兩手九指，鑲金牙的湖北人/向忠發擔任中共總書記，實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顧順章又撲了一個空/向忠發把同周恩來的約定拋到了九霄雲外

1931年6月22日下午，有一男一女，正坐在霞飛路霞飛坊（今上海淮海中路淮海坊）附近巴黎電影院邊上的東海咖啡館內，一邊喝著咖啡，一邊閑聊著什麼。

那男士，是年輕有為的上海灘著名大律師陳志皋。陳志皋畢業於上海法學院，是著名律師沈鈞儒的學生，年紀輕輕就被恭稱為「大律師」。那女士，是大革命時期駐武漢的國民黨婦女部部長黃彰定（字淑儀），那時的她儀態萬方、風光無限。除了這段不凡經歷，陳志皋還知道黃彰定身世也不尋常。其父黃秉章（字穎初）與「瀏陽二傑」譚嗣同、唐才常都是碩儒歐陽中鵠的得意門生，三人關係甚篤。譚嗣同在戊戌變法時慷慨赴死，唐才常策動自立軍起義失敗蒙難，都是流芳千古的人物。

實際上，黃彰定當時在中共地下黨內使用的名字是黃慕蘭。黃慕蘭曾是中共著名才子、中共中央機關報漢口《民國日報》主編宛希儼的夫人。而宛希儼曾將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易名《湖南農村鬥爭內容之分析》，最早發表於他主編的《民國日報》。

1928年4月4日，時為中共贛南特委書記的宛希儼在江西贛州衛府里英勇就義，黃慕蘭隨後與中共「脫鉤」，到上海來尋找工作。表面上她是一個「孀居在家」的獨身美貌女子，實則為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機要秘書，中央特科成員。

◆30年代的黃慕蘭。

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期間，她遇見了在武漢工作時就認識的賀昌。在緊張的工作和賀昌勸慰下，黃慕蘭漸漸從丈夫犧牲的悲痛中解脫出來，並與賀昌的感情日漸深厚。在徵求了周恩來的意見、得到組織同意後，黃慕蘭與賀昌結為夫婦。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賀昌被指為執行「立三路線」，遭到王明等人的無情打擊，被開除出中共中央委員會。賀昌在檢討了自己的錯誤後，提出去井岡山工作，黃慕蘭想到當年與宛希儼一別之後再沒能相見，遂執意與賀昌同行，但組織上考慮到旅途的安全及黃在上海的作用沒有同意。

正在這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嚮應在上海被捕，中央迅速展開營救，周恩來考慮到黃慕蘭的家庭背景和以往的工作經歷，使她有著較為廣泛的社會關係，加之她活動能力很強，人又長得漂亮，在社交場合上很有人緣，於是便任命她為「互濟會」特別營救部部長。

黃慕蘭與大律師陳志皋周旋，是受周恩來的委派。當時的上海有個名為「世界與中國」的進步團體，成員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其中部分成員還秘密加入了共產黨，例如孫曉村。這個團體背後也確實有中共地下黨在活動，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幹部周康文就與該組織有聯繫。陳志皋就是這個團體的重要成員，該團體出版的刊物《世界與中國》的編輯部，就設在陳志皋的家中，但陳志皋本人與中共並沒有關係。

通過當時「世界與中國」團體內的秘密黨員孫曉村，黃慕蘭認識了陳志皋。托請陳志皋為被關押在英租界巡捕房的關嚮應辯護，正是考慮到陳志皋是進步團體成員、同情革命這些因素。

關嚮應被捕時用的是化名李世珍，因此身份沒有暴露，如果能請到好律師辯護，就有望從輕量刑，日後就有營救他出獄的機會。

這天黃慕蘭與陳志皋在咖啡館見面，原本是要向陳志皋了解關嚮應案子的情況。然而他們還沒談幾句，陳志皋的老同學曹炳生忽然走進咖啡館。曹炳生和陳志皋在徐匯工學讀書時，住在同一個寢室，兩人關係極好。曹炳生後來攻讀法文，故而得以在法租界盧灣捕房謀了個翻譯的差事。

看見老同學，陳志皋便招呼他一起喝咖啡。寒暄幾語後，陳志皋順嘴問曹炳生：「這幾天你那裡有什麼新聞嗎？」

曹炳生啜了口咖啡，低聲說道：「今天巡捕房裡出了一樁大事情，早上嵩山的巡捕房捉到了一個共產黨的大頭目，押送到盧灣來了。這人50多歲的樣子，湖北人，一雙手九個指頭，鑲著金牙齒。」黃慕蘭聽聞有中共領導人被捕，便有些坐不住了，推說身體有點不大舒服，要回家休息。

黃慕蘭回到家中，立即給負責情報和營救工作的潘漢年打了電話。因電話中不能談細節，潘漢年放下電話便匆匆趕來黃慕蘭家。

潘漢年聽了黃慕蘭的描述後，不覺一驚：「難道是中共中央的總書記向忠發？」這是他擔任特科領導工作以來，第一次遇到如此緊急、重大的情況，必須馬上向中共在上海的實際負責人周恩來報告，潘漢年不敢多耽擱，就匆忙離去。

潘漢年首先找到了康生，向他說出了自己的猜疑。康生一聽也不敢遲疑，隨即直奔小沙渡路周恩來的棲身之所。

周恩來聽了康生的敘述，感到事態嚴重。已經決定撤離上海的向忠發，這些天始終和周恩來住在一起，可昨天向忠發執意要和與他同居的楊秀貞見面，周恩來無力阻止，就要求他入夜前一定返回。

向忠發應允得很好，可直至今天仍未回來。此刻，潘漢年得到這樣的消息，基本上可以肯定向忠發已被捕了。

向忠發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實在有著比較多的偶然因素：

向忠發是湖北漢川人，1921年中共成立初期，他參加了由共產黨員林育南、許白昊等領導的武漢工團聯合會。1922年8月擔任了漢陽鋼鐵廠工會副委員長。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共產黨武漢區執行委員會委員，他參加了中共「四大」，並出任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

中共「五大」召開，由於應對蔣、汪叛變革命不利，使中共蒙受巨大損失，陳獨秀這位建黨領袖，受到猛烈批判。在此次會議上，向忠發成為新當選的31個中央委員中的一員。1927年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成立。陳獨秀離開最高領導崗位，書生政治家瞿秋白嶄露頭角。不久，共產國際新代表羅明納茲來華，帶來了莫斯科的新指令：提出在革命中，無論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來擔當領導。儘管羅明納茲本人更欣賞瞿秋白這樣的知識分子，但他帶來的指令卻對中共領導層的構成產生了影響。工人出身的領袖，受到重視，向忠發的地位從此持續上升。

瞿秋白主持中央後，所組織發動的武漢暴動、長沙暴動、廣州暴動、上海暴動等無一不遭失敗，他的威信隨之下降，陷入困境，更換領袖又勢成必然。恰在此時，向忠發等前往莫斯科祝賀十月革命，正好這時共產國際也在物色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級幹部，以擔任中共的領袖。

辦事與用心皆稟賦過人的向忠發靈敏地察覺了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的這一傾向，他連寫兩封信給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談中共幾任知識分子領袖的問題。兩封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視，他們於2月21日，專門聽取了向忠發的有關陳述。向忠發言談與分析，給斯大林和布哈林留下了頗為不錯的印象，認為他是塊當領袖的好材料。

陳獨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識分子，一個右，一個「左」，被視為知識分子不易更改的動搖性的有力證據。因此斯大林批評此時的中共還是瞿秋白、張國燾等幾個「大知識分子」起領導作用，應當更多選拔工人到中央。結果在此後不久召開的中共「六大」上，36人的中央委員會，工人佔了21人，向忠發則繼陳獨秀、瞿秋白之後成了中共的新領袖。

但隨著國民黨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一些中共領袖遇害，顧順章等人的叛變，向忠發變得消沉起來，把日常工作推給周恩來，自己與一個叫楊秀貞的女子同居。他的被捕，就緣於他與楊秀貞的纏綿悱惻。

顧順章叛變情報被錢壯飛截獲後，周恩來立即安排向忠發等中共領導遷往新居，使顧順章一網打盡中共首腦的計劃落空。但熟知向忠發習性的顧順章覺得，他還有把握捉住向忠發。向忠發與楊秀貞同居時，顧順章曾為之雇了一個女傭，只要找到那女傭，就能順藤摸瓜找到向忠發。

功夫不負有心人，顧順章找到了已和向、楊分離的女傭。在顧順章的威逼利誘下，女傭供出楊秀貞可能於數日後到一裁縫鋪取衣服。顧順章遂逼她尾隨楊秀貞，探明楊的新住址。

數日後，楊秀貞果然到裁縫鋪取衣服，女傭便尾隨其後跟蹤。巧的是這一切被躲在楊秀貞住所的向忠發看見了……顧順章又撲了個空。

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出於對黨的最高領導的負責，硬拉著向忠發和自己同住在小沙渡路的住所，楊秀貞則暫時借住在任弼時夫人陳琮英那裡。中央出於對向忠發的安全考慮，決定向忠發立即轉移到根據地。

可向忠發卻鬧著非要和楊秀貞見一面，說不見楊秀貞就不離開上海。周恩來無奈，只好同意他去和楊秀貞見最後一面，但約定見了面就走，不得在外過夜。

然而，向忠發一見楊秀貞，便把和周恩來的約定拋至九霄雲外，當晚在楊秀貞那裡留宿。第二天他租車返回時，在計程車行被人指認隨即遭到逮捕。

關於中共是如何獲知和判定向忠發被捕叛變一事，眼下史學界和親歷者回憶還有與以上敘述不盡相同的幾種分析和說法，不妨羅列於下，作為有心者進一步勾稽研判的線索：

一說是由孫曉村輾轉通知周恩來的。孫曉村本人回憶說是陳志皋父親陳介卿首先從巡捕房獲得向忠發被捕消息，準備告訴兒子陳志皋讓黃慕蘭找孫曉村報信，而孫曉村當時恰與陳志皋在一起，直接得知了此消息。

一說是周恩來發現向忠發私自外出未歸，立即警覺到可能出問題，按照當時的秘密工作規定而未雨綢繆，當機立斷，決定搬家並通知相關人員紛紛轉移。與此同時指派吳德峰、譚忠余等人尋查，證實了向忠發被捕繼而叛變。

一說是富有正義感的法租界特級督察長薛耕莘首先察覺向忠發被捕叛變。他看見王朝槐(上海軍統行動隊隊長)、楊鳳歧(軍統行動隊督察長)和向忠發鬼鬼祟祟地嘀咕著什麼，預感到他們要有抓捕共產黨人的行動，遂立即找到巡捕房翻譯曹炳生，讓曹將向忠發被捕叛變的消息傳出去，曹繼而將消息告知陳志皋。

二，周恩來指示潘漢年，設法阻止法租界當局將向忠發引渡給國民黨當局/華人探長趙子柏的名字，被列入鎮壓名單/法租界巡捕房未能阻撓引渡向忠發/向忠發是否叛變，突然變得撲朔迷離

雖說向忠發是個很不稱職的總書記，但得知他被捕，周恩來心情十分沉重。此事必會給處於革命低潮的中國共產黨帶來重大影響，黨中央會暫時失去重心，反動當局也會藉此大作文章。

按照通常遇到如此緊急情況的作法，周恩來首先布置好有關部門和人員轉移；隨後指示潘漢年，設法在法租界展開營救工作。他考慮到國民黨當局此次逮捕向忠發，沒有事先會同租界巡捕房緝捕，違反了在租界逮捕人的慣例，要潘漢年設法、甚至不惜出重金賄賂法租界巡捕房，使之拒絕將向忠發引渡給國民黨政府。

潘漢年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立即行動。他又通過黃慕蘭，聘請陳志皋出面。陳志皋遂以向忠發代表人的資格，找到法租界有關當局，從法律的角度進行合法活動，阻止國民黨當局引渡向忠發。

◆黃慕蘭、陳志皋的結婚照。

與此同時，潘漢年又通過爭取過來的華人探長趙子柏向法租界巡捕房暗中打通關節，阻擾引渡。經組織同意，他送給趙子柏一筆可觀的見面禮，並許諾事成之後還有重金酬謝。

但事情的發展並不像想像的那麼簡單。知曉向忠發在中共黨內地位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得到向忠發被法租界方面拘捕的訊息，便以國民黨政府的名義與法租界最高當局交涉，法方見國民黨當局如此重視，馬上就下令將向忠發移交淞滬警備司令部。

向忠發被解送到淞滬警備司令部後，未等特務動重刑，就屈膝變節了，還供出和楊秀貞住在一起的任弼時夫人陳琮英。特務們隨即逮捕了楊秀貞和陳琮英。

這其間的細節，中共當時還沒有掌握，營救向忠發的工作還在全力進行中。然而不久，有關渠道就傳來向忠發叛變的消息。周恩來對此將信將疑，但具有高度警惕性的他還是與李富春一道，迅速躲入四馬路由外國人開的都城飯店。

周恩來清楚向忠發知道自己在小沙渡路的寓所，且有鑰匙，如若他被捕變節，必會帶領特務們前來搜捕。他親自布置特科三科的負責人譚忠余，帶人在自己寓所附近，化裝監視。

譚忠余帶領了幾位紅隊隊員，在周恩來居住的小沙渡路擺了個餛飩攤。半夜時分，他們發現有一群特務模樣的人來到周恩來原寓所，用鑰匙打開後門。但這夥人離去時，並未逮捕什麼人。

接著，潘漢年從法租界巡捕房得到消息：向忠發在引渡之前已供出陳琮英所住的旅館和戈登路（今江寧路）恆吉里中央秘書處機關，導致陳琮英及看守機關秘書處的張紀恩、張越霞夫婦先後被捕；他還供出了周恩來、瞿秋白、博古等人住處。

當特務們闖入周恩來的另一處住所時，看守這裡的鄧穎超母親楊振德和趙世炎岳母夏娘娘，曾受到特務們仔細盤問。兩位經驗豐富的老人，跟特務們裝糊塗，特務們以為這兩位老人毫不知情，便放過了她們。根據這一系列情況，中共中央判斷向忠發可能已經叛變。

在核實向忠發是否叛變的日子裡，周恩來和鄧穎超暫時分開了一段，他躲避到譚忠余新建立的小家庭中。據幾十年後採訪譚忠余妻子周惠年的回憶：周恩來來後，和譚忠余同在大床歇息，她則搬出小床睡到另一處。

由於風聲很緊，那些日子周恩來只能晝伏夜行，等天色昏暗後才化裝外出活動。周惠年說：「周恩來化裝後像個日本人。有一次，周恩來因事急匆忙更衣，結果把兩隻腳伸進一個褲腿里了，逗得在場的人直樂。」

可就在向忠發被捕後的第三天，潘漢年通過黃慕蘭得到了向忠發已經在警備司令部被槍殺的確切消息。他立即把這一消息報告了黨中央和周恩來。

向忠發被處決的消息來得太突然了，再加上國民黨方面對向忠發的死散布了大量的謊言，使中共對向忠發是否叛變又生疑竇。

抓住中共最高領袖這樣有價值的人，在其叛變後居然不加以利用，就立即處死，這太不符合常理了。於是，中共暫且擱置了向忠發叛變的判斷，甚至還準備動員各地方黨組織，舉行紀念向忠發的追悼會和抗議國民黨當局暴行的飛行集會示威。

一時間，準確掌握向忠發被捕後的真實情況，成了非常關鍵的問題。周恩來再次向潘漢年布置任務：務必查清向忠發被捕後的表現，最好拿到最有力的證據審訊記錄。

三，潘漢年、歐陽新都熟悉的一個人/吳漢祺的胃口被吊起來了/「再拿不到有價值的情報，失去信用，就不好交待了。」/中共曾準備以追悼會和飛行集會等方式悼念向忠發「遇害」/周恩來親自審閱了向忠發的供詞/潘漢年解開了又一個謎團

聽了周恩來的親自布置，潘漢年感到完成這一任務難度很大，必須動用他近期剛剛發展的一個關係。

自從思考將獲取敵方情報的方式，從打進去為主轉為以拉出來為主後，潘漢年就想到了一個叫吳漢祺的人。

吳漢祺在大革命時期，是北伐軍中的政工人員，潘漢年認識他，他也知道潘漢年的中共黨員的背景。潘漢年接手情報工作時，吳漢祺投靠在國民黨上海市社會局局長吳醒亞手下做情報工作。潘漢年不便直接試探吳有無可能為中共所用，但巧的是當他同助手歐陽新談及吳漢祺時，歐陽新說他同吳漢祺也不陌生。

◆20世紀30年代的潘漢年。

在大革命時期，歐陽新曾在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手下從事翻譯工作，同吳漢祺打過一些交道，相互間都有印象，但國共分裂後就一直沒有來往了。歐陽新1929年到特科從事情報工作後，一直以新聞記者身份為掩護，因此他提議由他出面與吳漢祺接觸，潘漢年認為可以一試，隨即和他擬定了相關方案。

當時的陳友仁已經與國民政府脫鉤，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宋慶齡、鄧演達等一道，是反對蔣介石反共獨裁政策的積極活動家；並同被蔣介石視為異己的19路軍將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及桂系將領李濟深等多有來往。當時社會上風傳陳友仁是中國社會民主黨人，潘漢年讓歐陽新就打著社會民主黨幹部的旗號，同吳漢祺接觸。

其實當時並沒有社會民主黨這麼個黨派，所謂社會民主黨，是陳立夫的CC系捕風捉影捏造出來的，但社會上，甚至連國民黨及其特務體系也不知底細。吳漢祺得知歐陽新是社會民主黨幹部，很想通過歐陽新，打探有關社會民主黨的情報。

潘漢年、歐陽新見吳漢祺上鉤了，立即又製造了一些假象引誘吳。歐陽新將幾次接觸的情況彙報後，潘漢年認為爭取吳漢祺合作的時機已經成熟，可以加緊進行。

當他們再見面時，歐陽新很大方地又給了吳漢祺100元錢，但敲打他說：「這筆錢是預付的，若拿不到有價值的情報，失去了信譽，就不好交代了。」他暗示吳漢祺，可以設法通過專門對付中共的軍警系統打探情報。

聽到提示，吳漢祺一下想起自己有位姓徐的朋友，本人在法租界巡捕房作翻譯；他還有個哥哥，是淞滬警備司令部的總務長，這兩處都是可開掘的情報資源。歐陽新遂要求吳利用這兩個關係，套取情報。吳漢祺拿人錢財後便表示會竭盡全力。

也就在這個時候，向忠發被捕消息傳來。潘漢年在得到周恩來營救向忠發的指示後，先通過趙子柏的關係，要法巡捕房設法阻撓引渡；阻撓引渡失敗後，又試圖通過吳漢祺的關係，打探淞滬警備司令部往南京押解向忠發的時間，以便劫車救人。

可不久，吳漢祺便轉來他通過徐某得到的消息，向忠發已被槍決。潘漢年接受了周恩來務必得到向忠發審訊記錄的任務後，感到利用吳漢祺的關係，拿到向忠發的審訊筆錄是一條可行的渠道，只是通過這條渠道獲取筆錄，顯然要以付出重金為代價。

剛剛因通報向忠發之死得到一筆報酬的吳漢祺，又被告知向忠發的審訊記錄可以換得更大數額的報酬，即與在法租界巡捕房當翻譯的徐某四處活動，最終找到了警備司令部保管向忠發供詞的文書。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文書同意帶出向忠發供詞抄件，開價1000元。

向忠發的供詞終於到了中共領袖的手中。周恩來仔細審閱了這份供詞，發現其中敘說的有關中共中央的機密內容，是僅為主持中央工作的少數核心領導才掌握的。特別是中共特科領導改組的情況，更是只有向忠發、周恩來等幾個人知曉。這類內容，敵特方面也絕難偽造得出來，結論只能是向忠發叛變了。周恩來隨即指示各地黨組織，中止一切籌備中的悼念向忠發的活動。

既然向忠發已經變節，國民黨當局為何還要將他槍決呢？這其中的蹊蹺，最後也是由潘漢年查清的。他通過徐某的哥哥，淞滬警備司令部的總務處長得知：向忠發剛被捕，警備司令部即密電坐鎮江西「剿共」的蔣介石，請示如何處置。蔣介石絕想不到中共的總書記會變節，怕擱置久了生出意外，致使到手的中共最高領袖脫逃，便立即複電「就地秘密槍決」。

警備司令部拿到向忠發變節的口供後，沒有向蔣介石再行呈報，就依照蔣介石的複電，將向忠發槍決了。

這其中還有一個原因，上海警備司令部對陳立夫、陳果夫兄弟在蔣介石左右借威弄權素來不滿，故而對向忠發的審訊始終對CC系保密，甚至連向忠發口供筆錄事後也沒讓CC系特務看上一眼，結果蔣介石、陳氏兄弟根本不知向忠發變節之事。

關於向忠發叛變的最終判定，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所依據的是特科成員李強、劉鼎、柯麟等人的零星記憶。在向忠發被槍斃近一年後，潘漢年的同鄉鮑文蔚打入了上海警備司令部，是他將向忠發的全部口供偷錄了出來。

◆1984年，黃慕蘭(左二)和鄧穎超在中南海。

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陳雲傳》中有如下描述：「國民黨當局這時正準備接待歐洲某國的一位王子，要找會講法語的人當翻譯。陳雲和潘漢年便利用這一機會，派遣鮑文蔚去當法文秘書，由此結識同警備司令部有些聯繫的人士，進而又同警備司令部軍法處一個錄事建立聯繫，這一關係在了解向忠發被捕後確已叛變並被秘密處決的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對曾是總書記的向忠發是否叛變的判定是極其慎重的，直到拿到完整的、更確鑿的材料，才做出定論。當然，此事之所以會搞得如此複雜，與向忠發過早地被國民黨處決，致使敵特未能借向忠發變節大做文章，以及中共迅速得到情報做好了善後，黨的機構沒受什麼破壞有著很大的關係。

也是因為這個緣故，直至本世紀80年代，依然有人認為向忠發變節是不實之詞，以致當事人鄧穎超、陳琮英等頻頻撰寫專文予以澄清。

【黨史博採】系頭條號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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