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培養出大疆創始人 為何科技創新仍是人財兩空

香港傳統優勢中的離岸製造業、碼頭、港口、金融、娛樂業、創新科技等，都危機重重。製造業步步退守，貨櫃碼頭旺景不再，地產業走火入魔，金融業末路狂歡，流行文化霸權旁落，創新科技只為他人做嫁衣？香港整體競爭力岌岌可危，跟不上中國大陸的步伐，在全球經濟秩序範式轉移的新時代茫然不知所措，無可奈何困守圍城。

香港本土製造業衰落，已成定局，而30多年前進入廣東等地發展的離岸製造業，也同樣難逃衰落命運。

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大陸，亟需外來的技術、資金，以解決財政收入、人口就業等燃眉之急，香港近水樓台先得月，紛紛移入廣東設廠，尤其集中在珠三角東岸一帶，既能盡享廣東的低地價、低稅收、低人工之便利，大賺特賺，同時又得以繼續使用香港快捷高效的接單、融資、付運等後勤服務。

這種前廠後店模式，一方面帶動廣東先行一步，也把中國大陸帶入國際貿易分工體系，為日後的世界工廠奠定根基，另一方面也成為香港中產階層增長的催化劑，但是香港產業結構升級換代卻被擱置。

2005年3月廣東省政府出台《關於廣東省山區及東西兩翼與珠江三角洲連手推進產業轉移的意見（試行）》，這一被稱為「騰籠換鳥」的產業轉移戰略，過去10年對香港離岸製造業影響至深。廣東產業升級，汽車、石化、設備製造等重工業在珠三角冒起，而過去輕工業的工業用地逐步轉為商業用地開發，港資勞動密集型產業包括成衣、玩具等等被迫轉向珠三角周邊地區，如清遠、梅州、河源等地。

在「騰籠換鳥」政策推行10年之際，香港貿發局廣州辦事處曾對廣東的港資企業進行調研，發現情勢頗為嚴峻。根據這一調研報告，從2009年至今，東莞、深圳等地的港資玩具廠倒閉了一半以上。轉入山區的港資企業，局面毫不樂觀，雖然用工成本節省約20%，但是由於當地工人素質不高，效率比珠三角低20%，加上物流成本增加，山區設廠並無顯著成本優勢。

即使在山區，港資企業依舊面對勞動力短缺的難題，而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歐美訂單日漸凋零，港商已不能再靠傳統的出口市場，但是要轉為內銷，港企對於內地的市場管道、營銷模式等通通比較陌生，面對過去10年野蠻生長的內地民營企業更是連聲勢都輸掉。更堪憂的是，珠三角周邊地區也將面對產業升級。腹背受敵之下，香港離岸製造業未來何去何從？

貨櫃港歸於平淡

2013年3月28日，和黃集團旗下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爆發大規模工人罷工。這一工潮持續長達40天，成為香港戰後最長的一次工人運動。在這場工潮中，令人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工人包圍長江大廈，高舉畫著李嘉誠頭像的巨幅海報，上書「奸商」二字。參與罷工的工人們可能並不知道，在李嘉誠企業王國的碼頭業務中，葵涌碼頭的收益早已落後於深圳鹽田港。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世界第一貨櫃港的桂冠，只是香港與新加坡雙城記里的一個插曲。後來上海追上來，再後來深圳也趕上來。2013年，香港首次跌出三甲。根據香港港口發展局今年1月初發布的貨櫃吞吐量資料，香港連續第三年下跌，而且是十大貨櫃港中唯一再次出現負增長的，而寧波－舟山港超過連續多年排行第五的韓國釜山，對香港形成擠壓之勢。

香港離岸製造業的衰落，是香港貨櫃碼頭貨量減少的原因之一。而鄰近香港的深圳鹽田港、廣州港等則以低成本優勢，搶走香港的生意。根據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公布的《香港港口發展策略2030研究》，香港港口占華南地區貨源的份額，2001年接近80%，2011年竟跌至不足40%。10年間，蛋糕不見了一半！

福布斯香港富豪榜是香港經濟的風向標。從2008年至今的榜單可見，前10名的富豪幾乎皆為地產大亨，而前三甲來來去去都是香港三大地產財閥:長和、新地、恆基（2014年呂志和因澳門博彩股急升而身家水漲船高躋身老二、2015年新地三兄弟分家令長期排行第四的地產商鄭裕彤得以進入三甲之外）。

更耐人尋味的是，地產財閥的下一代，儘管曾經負笈歐美頂尖學府，回港後卻鮮見開拓新行業，而是依舊在父輩的地產行業打轉。剛剛逝去的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多年前曾頗為輕蔑地批評說：「香港商界除了物業發展商和市場炒家，什麼都沒有。」

香江第一健筆、《信報》創辦人林行止2007年在其專欄中發表《揭開地產商獲厚利之謎》一文，他指出，香港地產商之所以能夠獲得全球地產投資的最高利潤，除了香港地價過去幾十年大幅升值外，另一原因是法例允許他們在實用面積和建築面積之間「取巧」，結果建成許多「發水樓」而大發其財。

「發水樓」捅破了香港超級富豪的致富秘訣，虛增利潤高達30%。香港地產商的形象也從昔日成功的商業領袖極速淪為唯利是圖的奸商，「地產霸權」一詞不脛而走，其影響之深以至於直到去年，李嘉誠在接受內地財經媒體專訪時仍試圖回擊這一說法。

地產業的畸形繁榮，不僅扭曲香港的經濟結構，削弱香港商品和服務的國際競爭力，工業遠遷內地，創新產業舉步維艱，更嚴重惡化港人的生活質量。房價步步高漲，升斗市民不僅買不起樓，甚至也租不起樓，以至於把一間房隔成數間的「劏房」近年大行其道。這種進門即上床的劏房，毫無生活質量可言，常常不足10平米，租金卻動輒三五千元，還年年攀升。

相比之下，曾經以港為師的內地地產商，卻早在經營理念上超越香港。當香港地產商還在玩虛增銷售面積的發水把戲，還在那些「蚊型」單位耍令人瞠目結舌的圖則貓膩時，內地地產商卻已邁入智能小區時代，踐行低碳、節能、智慧的生活理念。在內地近年積極推行光網城市、智慧城市、物聯網、智慧電網等戰略的背景下，「城市改變生活」早已成為內地民眾實實在在的生活，香港與內地差距又豈止是人均居住面積大小的落差？

2007年8月，國家外管局公布《開展境內個人直接投資境外證券市場試點方案》，被視為北京開通「港股直通車」，引發港股狂潮，恒生指數在3個月內飆升1萬點，幾乎日日成交額逾千億。當年10月30日，港股創下歷史高位31958點。

隨著「港股直通車」被叫停，加上爆發全球金融海嘯，港股迅速被打回原型，一年後竟然跌至10000多點的低位。時隔近8年之後，北水再次南下，4月初港股再起狂潮，日成交額一度逼近3千億。渣打銀行香港及大中華區主管梁振輝甚至認為，即使港股大市衝上3萬點仍不算誇張。

但是，即便港股超越歷史高位，卻也難掩香港金融業過去十餘年空轉的窘態。相對製造業的且戰且退、貨櫃港的不斷衰落，地產業的沉淪入魔，傳統優勢行業中，金融業可說是碩果僅存的一枝獨秀。

世界經濟論壇2012年金融發展報告顯示，香港的金融發展指數為5.31分（滿分為7分），連續兩年蟬聯世界第一。2008年美國《時代》雜誌更曾創造「紐倫港」（Ny－lon－kong）一詞，恭維香港為與紐約、倫敦平起平坐的國際金融中心。可惜，光鮮華麗的外衣遮不住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日漸削弱的困境。

身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金融產品其實極為單一，幾乎就是依靠股票和相關衍生產品打天下，因此被稱為單引擎金融中心。有識之士早就呼籲發展債市，如今依舊只聞樓梯響；商品交易市場同樣未成氣候，好不容易設立一家交易所，最終卻以清盤收場。

香港過去10年一直是全球五大IPO市場之一，2009年至2011年更是全球第一，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對香港這方面的表現讚譽有加。但是2014年馬雲旗下的阿里巴巴最終放棄在港上市，因為其合伙人制涉及同股不同權，不容於香港監管機構和上市規則。失之交臂的遺憾背後，香港坊間激議的是香港不願為未來而改變。

從2006年開始，香港聯交所的股票市值已低於上海、深圳兩個內地證交所之和。從1997年開始，香港的持牌銀行總數持續下降。1996年獲認可的金融機構共336家，其中持牌銀行182家，到2012年僅有200家認可機構，155家持牌銀行。

人才青黃不接更是香港的隱患，惠理集團有限公司創始人謝清海曾在亞洲金融論壇上公開指出，香港金融產業很多職位是為外國人和內地人佔據，而香港本土的年輕人大多只能從事服務行業中一些低收入的工作，比如說酒店服務員、商店售貨員等等，令香港金融產業「存在空心化的風險」。

正如香港諸多產業一樣，香港金融中心的繁榮是建立在大陸金融業落後的基礎上，但是當中國大陸開始撼動國際金融舊秩序，金磚銀行、亞投行接踵問世，香港金融精英們似乎仍在舊夢中酣睡。

4月1日愚人節下午，港府正式宣布，不予亞洲電視續牌。此前一天，亞視曾經宣布，控股權將轉讓給擁有香港電視的王維基，而就在政府宣布不再續牌的幾個小時前，亞視的清盤人還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有「白武士」將注資入主亞視。事後證明，這一切都是幻影，不獲續牌意味著亞視將在明年愚人節正式走入歷史。

亞視之死，固然勾起不少港人的美好回憶，激起陣陣感懷，但是港府這一決定卻少有地未受社會輿論詬病。原因很簡單，節目乏善可陳，鬧劇日日新鮮，亞視過去數載幾乎讓所有港人煩透了。

比亞視之死更具標誌性的是，香港一代娛樂大亨邵逸夫在2014年辭世，標誌著香港流行文化一個大時代的結束。曾幾何時，港產歌曲、電視劇、電影於大江南北無處不在，港產影星、歌星幾乎舉國上下均為炙手可熱的大眾偶像，小小香港包辦全中國10億民眾的娛樂消費。曾幾何時，在流行文化產業的生產鏈上，得歐美日風氣之先的香港位居上游，不僅輻射東南亞、美加華人，更對大陸長期保持一種居高臨下的流行文化時差。

正如港幣對人民幣從昔日的1.2:1翻轉為今天的1:1.2一樣，陸港流行文化時差如今也為之逆轉。《中國好聲音》《我是歌手》《非誠勿擾》等內地娛樂節目反攻香港，讓香港市民津津樂道；香港歌手鄧紫棋參加《我是歌手》在大陸一炮走紅，香港媒體唯有酸溜溜地對她百般挑剔；遭遇「剪胸風波」的《武媚娘傳奇》在大陸熱播後被TVB買下香港版權，有誰還記得當年大陸民眾萬人空巷爭看射鵰的盛況？至於港產片，則幾乎成為爛片的代言詞，香港電影金像獎上星光熠熠的都是大陸的明星大腕，當內地電影《泰囧》以逾12億的票房直逼《阿凡達》，業已標誌著中國大陸電影業憑藉大陸市場的票房，具備了抗衡好萊塢的實力。

號稱「東方好萊塢」的香港，流行文化霸權早已旁落，淪為大陸娛樂市場邊緣地帶聊勝於無的裝飾品。

在香港創新科技圈內，近來最為熱門的話題是從事無人機業務的大疆創新。這家公司去年營業額約30億港元，佔全球無人機市場份額的七成，據說如果上市集資，其估值超過1000億。其創辦人汪滔曾經負笈香江，9年前自科大本科畢業後攻讀碩士課程，期間在深圳創辦這家企業。為何香港培養的科技人才，卻跑到深圳尋夢、圓夢？這不能不令香港政商精英深思、警醒。

香港為周邊地區的創新科技做嫁衣，這並非首例。科大十多年前曾研發微型電子顯示器，研發團隊遍尋生產合作夥伴而不獲，最後把技術轉讓給台灣企業，後者為Google生產Google Glass（谷歌眼鏡），於是香港研發成果變身為台灣品牌。

大疆創新不過是深圳創新科技的後起之秀，深圳創新科技巨頭林立，通訊設備供貨商中有華為、中興，互聯網企業中有騰訊，生物科技中有華大基因，深圳十多年間從低端加工製造業華麗轉身為全球知名高新科技產業基地。最令人扼腕的是，香港創新科技幾乎與深圳同時起步。

1999年，深圳始設「創新投資基金」，而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當時已倡議利用創新科技產業推動香港經濟第三次轉型，並設立創新科技委員會。後面的發展大家都已耳熟能詳：數碼港淪為披著科研基地外衣的地產項目；曾蔭權任內原工商科技局改名，乾脆拿走了科技二字；梁振英上任伊始試圖新設創新及科技局，卻卡在立法會，動彈不得。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2013-2014年度世界競爭力年報》，儘管香港在全球競爭指數整體排名第七，但在企業的創新科技投資及大學與產業科研合作的排名均在25名以外。說來令人愕然，香港整體研發投入佔GDP的比例低至0.73%，甚至低於非洲國家肯亞（0.98%），而深圳是超過4%。

斯人獨憔悴，並非無因。當今時代，創新科技是經濟體實力強弱、經濟盛衰的風向標，香港創新科技的滯後，令整體競爭力下滑，經濟前景警鐘響起。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2014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指出，香港在多項競爭力指數的排名已被多個內地城市超越，而香港在綜合增量競爭力指數的排名更只列第18位，較上一年大降10位。

香港GDP年增長率僅為2%左右，而內地主要中心城市的增長率則超過7%，廣州、深圳、天津等的經濟總量2017年前後勢必超越香港，重慶、成都、武漢、杭州等城市到2022年前後有望與香港相當。

此消彼長之下，在中國城市序列之中，香港從全球經濟、金融、航運、貿易中心淪為區域性中心城市，很大機會上成為香港未來的不歸路。政改紛擾不絕，社會的撕裂、族群的衝突不斷加劇，連昔日引以為傲的法治精神、開放包容的文化也不斷遭到破壞，香港的未來挑戰可能不僅僅是淪為二線城市，淪為二流城市的概率亦在不斷升高。（來源：《亞洲財經》，作者：安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