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批判與歌頌

06-04

　　「我們可以看電影，我們可以聽音樂，我們可以欣賞美術，我們都可以得到審美的愉悅，但這些愉悅代替不了我們閱讀優美的文章時的那種愉悅。」

　　「批判是文學重要功能，但對真善美也要歌頌」

　　——專訪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

　　《環球》雜誌記者/王海鷹（發自高密）

　　得知自己獲得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消息的時候，莫言正在他的故鄉山東高密。這似乎完成了一個隱喻：這個從高密「東北鄉」走出來的中國作家，在講述了一個又一個關於「東北鄉」的故事之後，終於在這片沃土上迎來了自己收穫的秋天。

　　在莫言獲獎的第一時間，從10月11日晚的媒體見面會到10月12日的專訪，《環球》雜誌記者先後兩次前往山東高密對話莫言。他獲獎之後有怎樣的感受，他如何看待諾貝爾文學獎，他如何看待文學本身，他的文學創作之路有哪些難忘的經歷……莫言對這些問題一一作答。

　　「寫人是文學最根本的任務」

　　《環球》雜誌：你是從什麼渠道獲知得獎消息的？

　　莫言：向媒體公開前20分鐘，瑞典文學院的常務秘書給我打了個電話，通知我得獎的消息。

　　《環球》雜誌：你之前對這個獎有沒有期待？因為你的呼聲一直比較高。

　　莫言：期待應該是沒有太多的期待，因為我覺得這是很渺茫的一件事情。全世界有這麼多優秀的作家，中國也有很多優秀的作家，一年只頒一次獎，只頒給一個人，我覺得好像排了一個漫長的隊伍一樣。

　　《環球》雜誌：你怎麼看諾貝爾獎？

　　莫言：它（諾貝爾獎）是一個重要獎項，但絕對不能說是最高獎項，諾貝爾文學獎只是代表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看法，如果換了另一個評委小組、評委群體，可能得獎的未必是我。

　　《環球》雜誌：很多人都說，你這次獲獎證明了「最鄉土的才是最國際的」，你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莫言：我覺得這話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把它當做一個絕對真理來理解，可能是不對的。文學藝術必須具有地區的特色，必須具有自己民族的風格，必須具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符號和表徵方式。但是僅有特色還不行，還要有共性。這個共性就是文學藝術所包含的世所公認的價值。

　　這種價值，實際上就是人的共同性，人性當中的共同的部分。比如我們讀托爾斯泰的書，會為裡面人物的命運而痛苦、而喜悅。中國和俄羅斯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民族，風俗、習慣、語言都不一樣，但是毫無疑問，他們的情感我們是能理解的。

　　能夠把這樣一種被全人類都能夠理解的情感表達出來，這個作品就具有了這種公認的價值。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是這兩方面的結合，既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另外又具有非常強烈的共性價值。

　　《環球》雜誌：可不可以這樣理解，你認為寫人才是連接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紐帶？

　　莫言：寫人實際上是文學最根本的任務。當然我們也可以說，文學是寫故事的，是寫情感的，是寫事件的，或者有人說是寫政治的，這些說法都沒錯，因為文學寫作過程當中，勢必要涉及這些內容。但是文學的最根本目的還是寫人，寫風土人情，描寫風景，寫這樣那樣的一些故事、事件，最終目的還是要用這些作手段，塑造出典型的、讓人難以忘記的人物形象來。

　　我們自己的閱讀經驗也可以證明，我們之所以被哪部小說打動，絕對不是因為它裡邊的哪一段風景描寫，也絕對不是因為它裡邊描寫了一個什麼事件，而是因為這裡邊有讓我們難以忘記的、跟我們的心產生共鳴的人物形象，以至於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會把人物與自己混為一人。很多年輕人讀《紅樓夢》，就幻想自己成了林黛玉或者賈寶玉。好的文學作品，就是把寫人當作第一任務，只有寫出人來，這個小說才算是好的，才算是完成了。

　　一個作家應該立足於寫人，但作家是生活在社會當中的，它描述的社會生活里包含了政治，包含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對於一個關心社會、關心民眾疾苦的作家，他的描寫自然會帶有批判性。我覺得批判是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功能，但是對真善美也要歌頌。一個作家在選取創作題材的時候，必須有一個東西激發了他強烈的共鳴，才可能產生靈感，才可能使他運筆如飛，才可能讓他寫出既讓自己感動，又能感動人的作品。

　　幼時讀書，踏凹門檻

　　《環球》雜誌：聽說你小時候能背新華字典？

　　莫言：那時候書非常少，一個村子裡有幾本書了如指掌，為了看書，也想盡了一切的辦法，提前拿著自己僅有的幾本書去跟人家交換，人家不感興趣就幫人家幹活，幫人家推磨、割麥子，換來閱讀人家家裡藏書的權利。後來，附近十幾個村莊的書都看完了。不要以為十幾個村莊有多少書，頂多也就是二三十本。我當時覺得自己已經是世界上學問最大的了，把周圍一個「東北鄉」的書全看光了。

　　後來實在沒書看了，就看新華字典，也蠻有意思的。至於說倒背如流，那是太誇張了，就是讀得很熟，有時候甚至可以把新華字典里的錯誤找出來。

　　《環球》雜誌：那個時候你幾歲？

　　莫言：應該十來歲吧，因為我12歲輟學以後就沒有書可看了，天天就在家裡勞動。下雨的時候，陰天的時候，不能下地勞動的時候，就躲到我們家的一個磨房裡看這些書，翻來覆去地看。

　　《環球》雜誌：你對書的痴迷是來自哪裡？

　　莫言：當時就是沒有文化生活，就覺得這個東西能把你抓住，能吸引住你。我們家實際上都愛看書，我二哥也是個書迷。當時農村沒有電，只有一盞小煤油燈。每天晚上這個煤油燈的火苗真是像一個黃豆那麼小，我母親在鍋灶上做飯，我們就利用這點機會，我就一腳踏在門檻上看書。踏了幾年之後，那個門檻竟然被我們弟兄兩個踏得明顯凹下去一塊。

　　文學如果特別熱鬧，就不是特別正常

　　《環球》雜誌：在你的成長曆程中，什麼人對你的創作影響最大？

　　莫言：我當年在這個地方做人民公社的社員，天天面朝黃土背朝天，勞動的時候，確實是厭煩透了。這個地方這麼貧困、落後，就夢想著有一天逃離，到外邊去看看世界，到外邊去過更好的生活。但當真的出去以後，過了幾年，就馬上開始懷念這個地方，尤其是當拿起筆開始寫作的時候，更感覺到這個地方跟自己是血脈相連。我早期的作品裡邊，故事、人物，有的是自己的親身經歷，有的是鄰居、親戚朋友的經歷，有的是聽老人們講過的故事，這是一批最原始、最寶貴的素材。

　　我的這些父老鄉親，他們雖然有的不識字，但我從他們那裡學到的都是用耳朵聽來的，是一種用耳朵進行的閱讀，這對我的創作影響非常大。民間故事應該是我小說里的重要元素，口述講故事這樣一種風格，對我的小說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當然了，繼續寫下去的話，故鄉也不斷地擴展，寫作的資源也不斷地補充、豐富。這就需要閱讀，需要到更多的地方去了解更大的世界，了解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事情。

　　《環球》雜誌：有不少評論說你的獲獎是中國當代文學進入世界主流社會視野的一個重大的文化事件，也是一個巨大的奇蹟。你對這樣的評論怎麼看？

　　莫言：現在網上的評價肯定是五花八門，我最近也沒有看。我覺著我肯定是一個中國作家，我的文學是我們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個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我覺得我沒有權力代表中國文學。可能我獲得這個諾貝爾獎會在一段時間內讓世界的目光更多地關注中國當代文學，但這個作用也不可高估，因為文學在世界範圍內也是一個相對落寞的領域，不可能像電影那樣能夠吸引那麼廣大的觀眾。

　　《環球》雜誌：長期以來，受各種因素影響，中國人已遠離了文學，文學從上個世紀80年代的舞台中心撤到了邊緣，純文學的讀者越來越少，你如何看中國社會對文學的疏離？

　　莫言：我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很令人痛心的現象，但是如果你冷靜地想一下，就會發現這是非常正常的，沒有什麼好痛心的。我記得20年前我讀過前輩作家汪曾祺先生寫的一篇文章。上世紀30年代，好萊塢電影大舉引進中國，人們的業餘時間幾乎都泡在電影院里。這個時候，汪先生就對這個現象發表了一些很悲觀的議論，說這樣下去，將來小說就沒人讀了。我發現過了幾十年，我們依然還是持這種悲觀的論調。我們現在的這種感覺，跟汪先生當年面對著好萊塢電影對小說的壓迫是一樣的。現在更多了，又有電視，又有網路。但是我覺得嚴肅的文學作品，它不可能是熱鬧的，如果它特別熱鬧，那麼它就不是特別正常。

　　很多人說小說會消亡，而我覺得它永遠不會消亡。我的理由是，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而語言的審美功能是別的藝術作品的審美功能所不能代替的。我們可以看電影，我們可以聽音樂，我們可以欣賞美術，我們都可以得到審美的愉悅，但這些愉悅代替不了我們閱讀優美的文章時的那種愉悅。我們讀大師們的經典作品，可以翻來覆去地讀。一個故事你已經讀了好幾遍了，但是當你某一天把你讀過的這本書拿出來再讀，依然會被裡邊的語言之美所打動，依然會為裡邊描寫的人物的命運所牽動、所感動。這就是語言的魅力，是永遠不會消亡的。

　　莫言熱，一個月就會過去

　　《環球》雜誌：目前社會的浮躁風，無論是閱讀上的浮躁，還是寫作上的浮躁，都對文學構成了傷害，你如何評價這一現象？

　　莫言：一個人的業餘時間是一個常數，音樂聽多了，看書的時間必然就少，在網上聊天的時間多了，干別的活的時間必然就少了。現在，各種娛樂、休閑方式特別多，肯定會擠壓很多文學閱讀的時間。而像我們小時候，剛才我講我那種閱讀是如醉如狂的，就是因為沒有別的。那會兒假如有一個電視機，我也不去讀小說，我天天也抱著電視機看。但是，我相信當大家玩了一圈之後回來，也許有一天會重新抱起一本書來讀，體驗一下這種古典讀書的樂趣。這樣一種樂趣可能會給大家一種特別溫馨的感受。

　　《環球》雜誌：我覺得，你的獲獎已經帶動了一些人回歸閱讀。

　　莫言：我估計有一個月就過去了吧，甚至更短，然後一切又回歸正常。

　　《環球》雜誌：你的不少作品都拍成了電影，很多大家都比較熟悉。這些電影對於你的個人創作有什麼幫助，或者說你覺得電影對文學消費有沒有促進作用？

　　莫言：電影和文學，實際上是一對互相依賴的關係。好的小說、好的文學肯定是一切藝術的基礎。上世紀80年代開始，很多有名的電影也都是改編自小說作品，這是必須承認的。但反過來，如果一部小說改編成電影改編得很成功，也會擴大這部小說的影響，也會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像我的《紅高粱》，當年被張藝謀改編，第一次獲得了國際A級電影節的大獎，反過來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也擴大了《紅高粱》這個小說的影響力。後來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這樣。

　　「連高密都沒想要離開」

　　《環球》雜誌：你如何評價此次呼聲同樣很高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

　　莫言：我與村上沒有直接交往，但互相也通過信息。我想，他也創造了他獨特的文體，他也描述他所熟悉的生活，他的作品也是非常優秀的，完全具備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資格。

　　《環球》雜誌：有沒有考慮出國定居？

　　莫言：我連高密這個地方都沒想離開，這裡有我喜歡的食物，有我的親朋好友。出國的作家並不代表不愛國，不出國也並不代表愛國，各人有各人的選擇。孔子有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是「己之所欲，強加於人」，那就不好了。

　　《環球》雜誌：你微博上有一句話，「網路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世態人情，也照出了自己。」請問，照出了什麼樣的人情，什麼樣的自己？

　　莫言：關於我的獲獎，網上的評論我沒有特別留意，但偶爾上網也看到了一些。有的是挺我的，都是站在文學的立場上，愛護我，希望我能獲獎；有些是藝術上的批評，當然是對我的幫助，讓我今後的創作提高警惕，避免錯誤，避免缺陷；有些完全就是謾罵，甚至人身攻擊，這些我都忽略不計。過去沒有這樣的機會，只有在互聯網、微博時代，我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人喜歡我，喜歡我的作品，有這麼多人對我咬牙切齒，還有這麼多人對我的作品有中肯、尖銳、合理的批評意見。

　　《環球》雜誌：最後還有個簡單的問題，巨額的獎金大家都很關心，你準備怎麼用？

　　莫言（笑）：我準備在北京買套房子，大房子，後來有人提醒我說也買不了多大的房子，5萬多一平米，750萬也就是120平米。

　　在諾貝爾文學獎18位終身評委中，瑞典漢學家馬悅然是其中唯一深諳中國文化並精通漢語的一位。他曾表示：「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諾貝爾獎能夠頒給一位中國作家。」此前，他還曾向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大力推薦中國作家沈從文。

　　對此次莫言獲獎，這位已到耄耋之年的白髮老人在接受《環球》雜誌專訪時感慨說，莫言完全是實至名歸，他的作品風格堪比中國古典名著《西遊記》和《聊齋志異》，他也將很快推出莫言作品的一系列譯著。

　　馬悅然：莫言小說堪比《西遊記》和《聊齋志異》

　　《環球》雜誌記者/劉一楠（發自斯德哥爾摩）

　　《環球》雜誌：在你看來，為什麼今年瑞典文學院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莫言？

　　馬悅然：莫言是一個非常好的作家，很會講故事。文學界需要像他這樣會講故事的人。他的想像力和幽默感非常強。

　　《環球》雜誌：你是瑞典文學院中唯一一個懂中文的評委，是不是你向評委會推薦了莫言？

　　馬悅然：我當然推薦了他，但莫言還受到了其他人的推薦。他的作品有很多法文、英文和日文版本，很多人都讀過。

　　在法國，一共有三位翻譯家都翻譯過他的書；日本的吉田富夫也翻譯了日文版；美國人高浩文翻譯過莫言小說的英文版。瑞典的陳安娜也翻譯了《生死疲勞》、《紅高粱》、《天堂蒜薹之歌》三本小說的瑞典語版本。

　　《環球》雜誌：莫言獲獎這個結果是評委會中統一的結果還是有分歧？

　　馬悅然：這個我可不能說……但結果就是他現在得了諾貝爾獎，這就行了。

　　《環球》雜誌：和其他中國作家的作品相比，莫言的作品有什麼特點？

　　馬悅然：我想第一個特點就是他的想像力。他的想像力堪比吳承恩的《西遊記》。我覺得莫言的作品也借鑒過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因為他創作的有些故事很像聊齋故事。

　　他的一篇叫《30年前的長途比賽》的小說，寫得實在太幽默了，我從沒讀過幽默感那麼強的作品。這個你一定要看（對記者說）……中國文學其實早就登上過世界文學的舞台了，但是莫言的著作會更進一步（邁）向世界文學的舞台中心。

　　《環球》雜誌：在宣布莫言獲獎之前，您和莫言有沒有過關於今年諾貝爾文學獎方面的交流？

　　馬悅然：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再過幾個月，我會出版自己翻譯的很多莫言的短篇和中篇作品，也許年底這個瑞典語版本就能出版面世了。

　　之前，我不敢發表這些譯作。因為如果我太早發表，人們就會說「啊，莫言要得獎了！」

　　來源：2012年11月1日出版的《環球》雜誌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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