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幣制
唐朝國力強盛，疆域空前遼闊，「前王不辭之土，悉清衣冠；前史不載之鄉，並為州縣」（《唐大詔令集》）。以安史之亂為界，唐朝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政局穩定，均田制及租庸調製的實行和推廣，使得農業興旺，手工業發達，更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及交通運輸的發展。出現了杜甫《憶昔》詩中所描述的「公私倉廩俱豐實，男耕女織不相失」的繁榮景象。後期則因戰亂不斷，人口大量南遷，帶動南方開發，並使全國經濟重心開始南移。這一時期因均田制的破壞，賦稅制度由租庸調製變更為兩稅法。貨幣稅的興起，既是銅錢地位提高的表現，同時也消弱了絹帛的貨幣地位，促進了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因此，唐代的貨幣制度也明顯地分為兩個階段，前期的特點是錢帛兼行，絹帛所佔比重似乎更大；後期銅錢開始居於主要地位，因錢荒而增強了白銀的貨幣屬性並出現了飛錢櫃坊。總體上講，唐代是我國古代貨幣經濟復興和實物貨幣衰落的過渡時期。自東漢末年一直衰弊的商品貨幣經濟，至此才又以新的面貌發展起來。唐代貨幣的流通，最廣的是錢，其次是絹，銀與金則又次之。
（一）前期：高祖到玄宗（618-756）
歷經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武后、玄宗7朝，歷時138年，是唐朝由建立到鼎盛的時期。政治上結束了自漢末以來長達四百多年的分裂戰亂，實現了統一；經濟上推行均田制及租庸調製，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並帶來了文化事業的繁榮。唐朝前期的幣制特點是錢帛兼行，但是絹帛似乎發揮了比銅錢更重要的貨幣職能，地位更為重要。絹帛自漢以來，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曾長期發揮了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作用，幾乎已成為十足的貨幣。唐初沿襲這一傳統，特別是與均田制配套的租庸調製徵收實物稅，政府每年徵收大量的絹帛，用以發放官員的俸祿、賞賜以及支付政府的大型活動開支，使絹帛發揮了支付手段或流通手段等貨幣職能，補充了流通中金屬鑄幣的不足以及大額的支付。唐初使用絹帛比使用銅錢數量多且範圍廣，後來銅錢所佔比重逐漸加大。玄宗曾下詔要求不得專用銅錢，甚至規定銅錢使用限額，超過限額必須使用絹帛。如開元二十二年（734）十月詔曰「自今以後，所有庄宅口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羅絲綿等，其餘市買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課罪」（《命錢物兼用敕》）。說明開元年間銅錢在流通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地位日益上升。前期物價穩定，沒有大幅度的跌宕起伏，其中，開元通寶保持了穩定的幣值及較強的購買力，應是成就開元盛世的重要條件之一。這一時期困擾唐政府的貨幣難題是私鑄的泛濫，高宗、武后、玄宗3朝都曾採取嚴峻刑法，予以懲治，但並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唐朝前期只鑄造了開元通寶與乾封泉寶兩種貨幣，但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1.開元通寶
（1）鑄行背景
唐高祖李淵618年稱帝，改元武德。武德四年（621）七月，甫定關中便廢除了行用700多年的五銖錢，鑄造了新式的開元通寶錢（圖1）。唐朝建立之初，在統一全國之前便鑄行開元通寶錢有其重要的原因。首先，隋末的喪亂使得五銖錢制敗壞已極。朝野對五銖錢均已徹底喪失信心，急需鑄新錢以代之；其次，王朝更替後需進行制度變革。自南北朝以來，帝王立極，便改制鑄錢的新風氣已基本形成。向以正統自居的唐朝，鑄幣遂成為其宣示改朝換代的重要手段；最後，經過長期的實踐、探索，新鑄貨幣擺脫了以往五銖錢的束縛，創立了使用四字錢文的新體例。最早的方孔圓錢四字錢文應是王莽的「六泉」，曇花一現後又回歸了五銖錢體例。但是，自三國時期的直百五銖、太平百錢、大泉五百以來的400多年間，無論南朝，還是北朝，先後鑄造的太貨六銖、大夏真興、太和五銖、永安五銖、常平五銖、五行大布、永通萬國等錢幣，都是以四字為錢文，使四字文錢漸成新的風氣，為開元通寶錢的應運而生奠定了基礎。
（2）形制特點
開元通寶錢，形制上繼承了北魏錢幣及隋五銖的風格，面背皆有郭，文字為隸書，大小仿漢五銖。直徑25毫米，重4克左右。輪廓規整，銅質純凈，鑄工精緻。錢文是由大書法家歐陽詢制詞並書寫的，體作八分書，清麗遒健，獨步古今。背無文，輪廓較面部略微粗壯。「開元」一詞，並非唐代首創，漢代班固已有使用，如「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曆紀開元，皇天降非才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漢書·李尋傳》）；「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東都賦》）。開元本義當指新世紀階段開始之意，引申為開創新紀元。「通寶」一詞，唐以前未見使用，應是歐陽詢所創造。「通」有流布無礙之意，北周已鑄永通萬國，即取此意。「寶」字古代指珍寶，如先秦青銅器多鑄「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辭，即此意。貨幣亦屬寶物，故可稱為寶。如《漢書》記周景王所鑄大錢，文曰「寶貨」，王莽亦實行所謂「寶貨制」。歐陽詢制幣文用寶字，應當就是沿襲於此。以寶名錢，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說明貨幣影響力的增大和加強。「通寶」即表示通行之寶貨。
開元通寶錢文，有兩種讀法，一種是對讀為開元通寶；另一種是順讀為開通元寶，無意中卻新創了一個名詞----元寶。元寶雖然有時也使用於銅錢，後來卻更多用於銀錠並最終成為銀錠的專稱。由開元通寶錢文而引申出通寶、元寶兩個錢幣專有名詞，足可看出開元通寶錢幣的重要地位及其影響。
（3）月紋的解讀
開元通寶錢幣有的背面鑄有月紋，有仰月、俯月之別（圖2），雖然數量不多，但影響較大。錢幣背面出現月紋，最早見於西漢的四銖半兩，形狀為新月的寫真，後來的五銖錢也有，但形狀已有圖案的意味。三國兩晉的錢上，也發現有陰刻的月形圖案。開元通寶錢的月紋，應即沿襲此傳統而來，實無任何特殊之意，但後世卻傳是所謂皇后的甲痕，並指是文德皇后、竇皇后或楊貴妃三位。金朝李俊民有詩曰：「金釵墜後無因見，藏得開元一捻痕」；陳其年也有詩曰：「有似開元錢樣，一縷嬌痕巧印」。說的就是唐玄宗懷念楊貴妃，睹錢思人的情景。這本屬無稽之談，早在北宋時司馬光便考證指出，鑄開元通寶錢時，竇皇后已死，文德未立，玉環尚未出生。但是以訛傳訛，民間至今仍有此傳說。彭信威認為這與中國鑄錢傳統不符，可能是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台灣的蔡養吾先生則認為可能是一種紀范的符號。另外，開元錢出土數量巨大，但卻從未見有錢範出土，亦未見有傳世。說明中國古代鑄錢工藝在唐代已有變革，已不用硬型範或失蠟法鑄造，而是用母錢印砂成范，即用翻砂法鑄造的。
（4）斷代分期
開元通寶錢終唐一世鼓鑄不斷，數額巨大，版別眾多。但是對開元錢的斷代分期，直至清代仍停留在翁樹培所謂「自會昌一種外，莫能辨為某期物」的水平上。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錢幣學者藉助考古學的成果，依據對有絕對年代標尺的開元錢實物的分析，大致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
早期（高宗之前）特點是形制規範，製作精美。背多無記號，少數有斜月文或直劃月痕。數量較少，版別單純，風格統一；中期（高宗至武后間）特點是背部多有半月形隆起，形似甲痕，故又稱月痕開元。鑄造工整，銅質尚好。數量巨大，版式極多。除月紋外，還有星紋、星月紋等；晚期（武宗之後）特點是體型較小，製作粗陋。錢文多漫漶模糊，背多無記號，少數鑄月痕，有雙月紋或孕月紋。除會昌開元尚屬工整外，其餘多製作低劣，數量雖不大，但版別卻極為龐雜。開元通寶錢作為歷史的見證，其早、中、晚期型制上的演變軌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唐朝早、中、晚期的政治經濟狀況。
（5）錢文的道教寓意
開元通寶錢不是年號錢，選用開元及通寶為名稱，與南北朝時期以至隋唐之際盛行的道教文化有重要關係。道教是本土宗教，萌發於西漢，東漢時形成原始道教，魏晉南北朝時期為道教的成熟階段。隋文帝崇信道教，其年號「開皇」制詞即來自道教文化。唐高祖李淵更是與老聃李耳攀為宗親，史稱「國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崇道教」（《封氏聞見記校注》）。武德三年曾為老子立廟，高宗時更尊老子為玄元皇帝，玄宗曾親注《道德經》，令學者習之，道教文化風靡於唐初的朝堂之上。在道教經典《太上老君開天經》中，認為遠古創世經歷了五個劫號，「開皇」即其中之一。道教辭彙中，「開」為開劫度人之意，「元」指「洪元」，為道教創世紀的第一大世紀。「開元」兩字合稱則有開劫創始，超度眾生的寓意；「通寶」兩字中，「通」與「洞」，「寶」與「真」相通，「通寶」即「洞真」，謂通向真仙之道，亦即溝通於三寶神君之意。因此，開元通寶錢文除了我們通常所理解的通行寶貨之意外，還隱含有濃厚的道教思想文化在內。歐陽詢當初受命為新幣制詞時，正是為迎合朝野崇尚道教的風尚，而採用了寓有道經術語及經義的「開元通寶」一詞為錢文，將錢幣文化與道教思想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
（6）鑄行開元通寶錢的意義及其影響
開元通寶錢幣的鑄造是我國古代幣制的一大進步，符合貨幣演進由實物到金屬稱量貨幣，再到金屬鑄幣；貨幣名稱由單純標重到逐漸抽象符號化的一般規律，具有重要意義。不僅在我國貨幣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地位，對周邊國家及地區也曾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是創立了通寶錢體制。唐朝鑄造開元通寶錢，雖然保留了五銖錢的重量標準，但擺脫了五銖錢的紀重束縛，從此錢幣不再以重量命名，而稱通寶（元寶），至唐朝中期進一步發展成為年號通寶，並隨年號的變更而鑄造相應的年號錢。這標誌著我國貨幣史上稱量貨幣時代的結束，開創了被後世稱為「通寶錢」的新的貨幣體系，並延續使用一千三百多年，直到民國以後才逐漸廢棄，在我國古代貨幣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二是規定了貨幣的法定重量。通寶錢雖然不再冠以標重名稱，卻有標準的重量規定，「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舊唐書·食貨志》），這實際上已規定了法定重量標準。因五銖錢通行700多年，貨幣的重量標準已約定俗成，低於4克左右即為減重劣錢，歷史上無數次減重後恢復標準重量的作法，已使此一重量標準被社會普遍接受。因此，錢文名稱中無需再冠以法定重量單位。
三是規定了銅錢的金屬成分、配劑比例。此前實行的是即山鑄錢，對材質沒有具體比例要求。天寶年間規定開元通寶錢的成分比例是：銅佔83.32%、白鑞佔14.56%、黑錫佔2.12%，從此結束了我國古代鑄錢沒有成色標準的歷史。
四是對我國古代衡法制度產生重要影響。開元通寶錢幣直接影響了度量衡單位及十進位的實行，唐以前的衡制，兩以下用銖，24銖為1兩，為24進位。開元通寶1枚「重二銖四絫」，10枚重24銖，即「積十文重一兩」。一枚開元通寶又稱一錢，恰為兩的十分之一，這就是重量單位「錢」的由來。這是衡量單位的一次重要改進，從此重量單位不再稱銖、絫，而稱錢、兩，這是我國衡法改為十進位的開始。從唐朝開始，貨幣不但不再以重量為名稱，反而使中國的重量以貨幣（錢）為名稱。
五是對周邊國家及地區產生重要影響。西域地區突騎施汗國的突騎施錢、回鶻汗國的回鶻錢及日月光金錢、昭武九姓的各式粟特文錢，以及日本最早鑄造的合同開珍錢，無論形制、文字、輪廓布局以及輕重大小，都是仿照開元通寶錢鑄造的。開元通寶錢幣幾乎成為整個東方貨幣文化體系內各國鑄錢的標準。
2.乾封泉寶
乾封泉寶（圖3）是唐朝鑄行的第二種錢幣，卻是唐朝的第一種年號錢。鑄於高宗乾封元年（666）去泰山封禪之後，文字隸書，環讀，輪廓周正，銅質純凈，鑄工良好，在唐代錢幣中屬於上品。寶文用「泉寶」，在中國貨幣史上極為少見。乾封泉寶的錢文是由年號加寶文組成，真正意義上的年號錢實際是從乾封泉寶開始的。此種錢文體例一直沿襲使用到近代的機制銅元、銀圓，影響可謂深遠。
乾封泉寶是一種當十大錢，是在特定的背景下鑄行的。武則天當政後，為打擊日益猖獗的私錢流通，曾明令取締私鑄，以五比一的兌率用官錢收換私錢。但民眾將私錢藏匿起來進行抵制，旬月之間，交易窒息，市場蕭條。武則天遂被迫取消禁令，准許私錢流通，並於乾封元年鑄乾封泉寶，以一枚抵開元通寶十枚行使。本想以此增加貨幣流通量，減緩錢荒的矛盾，使私鑄失去存在的條件而不禁自絕。但是，事與願違，乾封泉寶一上市，民眾便紛紛藏匿開元錢，市面只剩當十的乾封泉寶。繼而物價飛漲，大錢貶值，甚至低於當一的開元錢。私鑄者遂改鑄乾封泉寶，重量大減，有的竟不及官鑄之半。官鑄大錢空耗人力物力，而私鑄者卻坐收漁利。萬般無奈之下，武則天只得在乾封泉寶行用不及一年便下令停鑄，已流出的與開元錢一比一等值流通。經此一變，武則天在其專政的40多年間，再未鑄行過大錢。
（二）後期：肅宗到昭宣帝（756-907）
歷經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昭宣帝13朝，歷時約150年，是唐朝由中衰到消亡的時期。政治上經安史之亂的打擊，中央控制力減弱，藩鎮割據勢力形成。朝官與宦官之間的權力鬥爭以及朝官間的朋黨之爭愈演愈烈，政治日趨腐敗。黃巢起義更加速了崩潰的步伐；經濟上因戰亂的破壞，農業有所下降，但手工業及商業仍有發展。因均田制的破壞帶來賦稅制度的重大變革，由以徵收實物稅為主的租庸調製改為以徵收貨幣稅為主的兩稅法。在促進商品貨幣經濟繁榮發展的同時，更給貨幣流通及貨幣制度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後期的幣制特點是此前實行的錢帛兼行體制受到衝擊，絹帛逐漸退出了流通領域，銅錢開始居於主要地位。因社會上對銅錢有持續的大量需求，而鑄造量有限，遂出現了時間長達七八十年之久的錢重物輕的「錢荒」現象，給唐朝後期貨幣經濟帶來重大影響。白居易的《贈友詩》「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歲輸銅錢」，就表達了對賦稅征錢的不滿。為解決「錢荒」的難題，唐朝政府推行了開放銅山、禁鑄銅器、廣鑄銅錢、嚴禁毀錢為器、禁止私家蓄錢、限制銅錢外流、倡導兼用絹帛等措施，武宗時甚至採取了毀佛鑄錢的極端手段，但始終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卻因錢荒而刺激了白銀的使用以及飛錢櫃坊的出現，為後世進一步的貨幣變革預埋了伏筆。
唐朝後期曾有3次鑄錢，一是肅宗鑄造的乾元重寶大錢；二是武宗銷毀佛像鑄造的會昌開元錢；三是懿宗鑄造的咸通玄寶。其中，以前兩次較為重要。
1.乾元重寶
乾元重寶是唐朝鑄造的第三種錢幣，錢文隸書，對讀，書法精絕，莊嚴敦厚。肅宗先後鑄造了兩種乾元重寶錢：一種是乾元元年（758）七月鑄造的當十錢（圖4），直徑27毫米，重6.5克；另一種是乾元二年鑄造的當五十，直徑35毫米，重12克。因背面外郭是雙圈，又稱乾元重輪錢（圖5）。「重寶」一詞早有使用，如賈誼《過秦論》有「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東晉孝武帝太元三年詔書曰「錢，國之重寶」。但是，錢文用重寶，卻是從乾元重寶開始，後世鑄大錢都稱重寶，亦源於此。傳世乾元重寶錢品類極多，輕重、大小懸殊，有小平錢，甚至有輕小到1公分以下的。這是減重及私鑄的結果，說明當時曾發生過劇烈的減重現象。乾元重寶背面有光背、穿下仰月、雲朵、星點、瑞雀等不同版式，其中尤以瑞雀最為著名，與背龜太平百錢同為千古奇品。
乾元重寶錢是在第五琦主持下，為鎮壓安史之亂籌集軍餉，實行通貨貶值政策的產物。第五琦「少以吏干進，頗能言強國富民術」（《新唐書·第五琦傳》），為肅宗所悅，拜監察御史，負責江淮租庸事務。第五琦鑄造了乾元重寶錢，一枚當開元錢十枚，與之並行流通。當時安祿山已死，史思明稱帝，唐朝借回鶻之力收復兩京，答應每年購買10萬匹馬，每匹馬值絹40匹，導致貨幣貶值，遂又於第二年造當五十的乾元重寶，與乾元重寶當十錢、開元錢「三品並行」。因鑄行虛值大錢而使私鑄更趨猖獗，《舊唐書·食貨志》載「長安城中，競為盜鑄，寺觀鍾及銅像，多壞為錢。奸人豪族，犯禁者不絕」。乾元三年（760）便被迫改當五十的重輪乾元錢為一當三十。寶應元年（763）改乾元錢一當二，重輪錢一當三。尋又改為大小錢一律一當一。私鑄者遂改行私熔，銷錢鑄器牟利。錢幣流通日少，唐政府被迫實行限錢法。憲宗元和三年（808）下令私藏錢不得超過五千貫。文宗太和三年（829）復限私儲不得逾七千緡，私鑄私銷更趨泛濫。
第五琦鑄行乾元重寶是失敗的，不但未能達到籌措平亂經費的目的，更加劇了肅宗時期幣制的混亂及經濟的困難，本人亦因此招致非議而被貶為忠州長史。乾元重寶見證了平定安史之亂過程中唐朝財政的拮据以及私鑄的猖獗。
2.會昌開元
唐朝後期，「錢重物輕」的錢荒始終是困擾唐政府的一個貨幣難題。開成五年（840）正月武宗即位後，李德裕為相，為解決錢荒難題，想出一個絕妙的辦法，於會昌五年（845）採取了毀佛鑄錢的極端手段。沒收寺院財產，用佛像法器熔毀鑄錢，並聽各州自行起爐鑄錢。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起毀佛鑄錢事件。自會昌之前的一百多年間，各地錢監所鑄開元錢，背面均無文字。但是，會昌開元背面卻有文字，最早是由揚州節度使李紳在背面鑄一「昌」字，表示會昌年號，稱會昌開元（圖6）。進呈朝廷後，政府就叫各地所鑄開元錢在背面紀本州州名，記有：京、洛、益、藍、襄、荊、越、宣、潭、兗、潤、鄂、平、興、梁、廣、梓、福、丹、桂、昌、永等22處之多。同一地名，在錢上的位置亦有不同，說明並非一次鑄造，可能宣宗大中年間，仍有鼓鑄。因是各州自行鑄造，規格多有不同，製作較為粗糙。
武宗死於會昌六年三月，宣宗於靈柩前即位後，即下詔停止武宗毀佛鑄錢的做法，並將所鑄新錢銷毀重新改鑄為佛像。「會宣宗即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為像」（《新唐書·食貨志》）。會昌開元錢總共鑄行不過10個月，大部分又被銷毀，存留數量較少。據彭信威統計，在開元錢幣中，會昌開元約佔三十分之一。
3.咸通玄寶
咸通玄寶是唐朝鑄造的最後一種錢幣，重量大小與乾元重寶小平錢相近，錢文隸書，對讀。咸通（860-874）為懿宗年號，咸通玄寶錢（圖7）正史中未見記載，洪遵《泉志》有收錄，曰「咸通十一年（870）桂陽監鑄錢官王彤進新鑄錢，文曰咸通玄寶，尋有敕，停廢不行」。史載懿宗信佛，能登壇講經，常與眾僧誦唱。又喜布施僧尼，不吝錢財。桂陽監鑄錢官王彤鑄「玄寶」以進，本意可能是隨喜功德，但因錢名「玄寶」道教意味過濃，不被作為虔誠的佛教徒懿宗所認可，而被敕令停鑄亦未可知。這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武宗滅佛之後，道教與佛教尖銳對立的矛盾。
另外，唐朝還有兩種與安史之亂有關的鑄錢。一種是史思明在洛陽銷毀佛像鑄造的得壹元寶和順天元寶（圖8）。《新唐書·食貨志》載「史思明據東都，亦鑄得壹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壹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順天元寶是由得壹元寶原模改鑄，版式完全一樣。錢文均為八分體，環讀，背有無文及月文兩種，順天元寶另有背星月文的。都是當百大錢，明顯是為斂財。順天錢有減重現象，版式較複雜。得壹元寶鑄行時間短，傳世甚少，因此有「順天易得，得壹難求」之說。另一種是安史之亂爆發後，困守西域的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郭昕鑄造的大曆元寶、建中通寶及別品「元」字錢和「中」字錢（圖9）。錢文隸書，旋讀，背無文。元字錢、中字錢稍輕小，鑄工更粗劣。這些錢幣見證了安史亂後唐軍對西域的堅守，為研究上元元年（760）河隴失守到貞元八年（792）西州最後失陷的30多年間，安西守軍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堅守西域的這段歷史，提供了實物資料，補充了文獻記載中的空白
推薦閱讀：
※一世英雄薛仁貴對唐朝忠心耿耿，其孫卻為何做了漢奸背叛李唐？
※李世民為何一定要殺「飛將」單雄信？
※唐玄宗李隆基為何一日之內連殺自己的三個兒子？
※唐朝太監和大臣們的一次總決戰
※唐朝史上最狂之人 ,晚年專政獨權讓天下都知道皇帝第二他第一
TAG:唐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