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是一個複雜現象

美籍學者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被部分評論稱為關於「五四運動」研究領域極難被超越的著作。這部著作史料詳實，在書寫意圖上也力求客觀公允，據傳還曾使得當初堅持出版該書的嶽麓書社遭遇「整頓」。

每一年的五月四日，作為青年節的分量似乎正在逐步降低，不過同時作為北京大學校慶的日子，這個日期以及97年前的那起事件依然在以北大為中心的高校以及學術界引發多人議論，同樣刷屏的還有不少今日的北大人在想像中建構起來的一個「應該是這個樣子才對」的理想化北大。去年的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同樣不溫不火，似乎在反對新文化、「五四」對傳統文化近乎無情的「割裂」、「拋棄」的聲音愈來愈大之後，從官方到民間都開始對這一系列激進的歷史事件採取降溫態度。

不過，周策縱此書卻沒有從特定立場出發而聲援或喝倒彩，正如標題所說，周氏書中將「五四運動」定義為一個「複雜現象」，稱：

「它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運動，以及新知識分子所提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改革。」

不僅如此，書中將「五四運動」和1919年發生的「五四事件」區分開來，並且在「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分期及關係上也不作細分的強求，周策縱強調兩者如果分開來說那就難以說明很多問題。本人在閱讀此書時，對其中的學生干政、新文化運動以來知識分子的合作與分裂以及海外各國對「五四運動」的影響有著較大興趣，不妨簡單分開闡述一下周氏所論述的觀點。

學生干政

按照周策縱的論述，中國自古以來就具備學生干政，或說群體干政的傳統。他分別引了這麼些例子：春秋戰國時期鄭國執政者子產在施政時虛心接納人民意見並獲得包括孔子在內多人的稱道；西漢末年哀帝時期，一千多名太學生在博士弟子王咸帶領下抗議朝廷對一位「剛正」的官員鮑宣的懲罰；東漢的太學生郭泰聯合朝廷大臣和思想領袖們批評朝廷與宦官，造成「黨錮」事件；北宋末年的太學生陳東衰數百太學生「伏闕」上書，要求改變內外國策。此後有宋一朝還出現不少類似的學生運動，明朝同樣有類似的事件，甚至到清末的公車上書也是如此。

周策縱分析學生干政在中國經常出現的原因時表示，正是由於集權的君主政體下缺乏真正的立法機構或群眾代議制度，因此「少數受過教育的人」無可避免地會去帶著對政局的關懷設法表達自己的意見。他還補充到，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危難時期通常由「官辦學校」的教職員和學術團體承擔「公意代言人」的角色。

如此說來，「五四運動」，包括新文化運動在內，以及運動最為高峰的「五四事件」，正是由於民國初年政治不穩定，民意缺乏有效的表達渠道，才最終在內外危機的刺激下才轟轟烈烈地登上歷史舞台。從《新青年》、《新潮》到《學衡》，從自由、民權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再到經驗主義、社會主義，通過學生這個極具活力的群體，西方思想，或說現代思想得以更加快捷地傳入中國。

書中還提到了國共兩黨各自對「五四」和青年節的不同認識。受益於「五四」旋風，中國共產黨最終尋覓到了成立的歷史條件，在相當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他們不論執政與否，都會格外重視「五四運動」。1939年3月，中共所支持的中國青年聯合會就將五月四日定為青年節，這也是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在1938年所採納的。但是1944年重慶國民政府卻將五月四日定為「文藝節」，而將黃花崗紀念日的三月二十九日定為「青年節」。建國後，「五四」作為青年節再一次被明確。時至今日，海峽兩岸似乎仍對「五四」有著不同的定位與理解。

來自海外的影響

「五四事件」的爆發源於中國在一戰後的不公待遇，「不作為」的軍閥政府更被認為具有賣國行徑。學生們的矛頭也指向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火燒趙家樓」一事的細節也在周策縱此書中描述得很詳細。早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來，中國與海外各國的來往日漸頻密，這種來往，不論是被迫還是主動，官方或是私人，不少細節都在推動著國家和民族向「現代化」車水馬龍的岔路口前行。

促成「五四運動」的因素就包括海外留學生對改革的熱忱。周氏在書中指出，美國是近代中國正式派遣留學生前往學習的第一個國家，早在1872年30個中國男生便被派到美國受教育。「二十一條」一事激怒國人後，人數較之前激增的美國留學生們發生了激烈的討論。其中以胡適為代表，主張「清醒的愛國主義」，這無疑為日後其與陳獨秀及其他新文化左派人士分道揚鑣埋下伏筆。胡適對文學革命的主張，以及他對包括新文化運動在內的「五四運動」的描述，讓不少外國人都將這一系列事件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只不過，胡適的要求留美學生冷靜看待祖國變局的主張被不少同學所反對，他們稱胡適是「賣國賊」，是「不愛國的胡說八道」。無可否認的是，冷靜的或激烈的愛國主張都照應著後來更為直接的五四事件，而胡適的文學革命主張更是在他所提倡的層面有著更加深遠的影響。

比起更加註重文化教育層面的美國留學生，距離更近的在日留學生們則對軍事、文學和革命有著更高的熱情，他們中不少人更是在日後成為運動的領袖人物。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留日學生向國內傳輸的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這是1919年在「中國青年中十分流行」的兩種思想。二十世紀最初十年，保皇黨和革命黨人都曾經宣傳過社會主義，這一思想主張尤其在「五四事件」時期更加得到青年們的肯定，這也是對軍閥政府統治感到不滿而產生的一大反應。也正得益於此，馬克思及其思想在中國開始生根發芽，最終經過「五四事件」的抬高之後使得中共具備登場的時機。相比於留美學生，日本的中國青年對中日關係的敏感使得他們在「二十一條」一事之後反應更加激烈，竟有四千名學生在聽聞此事後意欲集體回國。民族主義作為「五四運動」最主要的思想大旗，也將這批學生中的佼佼者和政治形勢更緊密地聯繫起來。

最後是法國，較之於前兩個例子中的學生群體，留法的中國青年除了學生外還有為數不少的海外華工。他們當中不少人接受了拉馬克的進化論觀點，同樣還有「烏托邦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不少日後成為中國教育界頂尖人物的青年人在法國幫助中國工人們接受這些現代思想，其中就有蔡元培和吳玉章。當然，種種「主義」之外，能夠激發這批留法青年最終歸國參與到「五四運動」中去的，依然是近現代中國最重要的民族主義思想，不論自由主義、經驗主義、達爾文主義還是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無不是為了「救國救民」這一家國情懷的終極目的，而這一切，在內外危機共同來臨時，也被民族主義的熱情有機地整合在一起。

合作與分歧：知識分子在「五四運動」之後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周策縱在書中埋了不少伏筆，這當然本就是歷史的伏筆。如今讓一位中學生說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大概都少不了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錢玄同等人。只不過，這批一起扛起新文化大旗的知識分子，卻又在「五四」之後走向了分歧，這恰恰是「五四」作為一個「複雜現象」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周策縱在書中提到「五四運動」對「舊中國」的攻擊時如是說：

「這些攻擊的動力多是從西洋的自由主義、實驗主義、功利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而來的。」

不同的「主義」由不同的人物、派別、群體所主張，他們在內外危機以及矛盾最為激化的時候，得以在民族主義、救國圖存的宏大敘事下被整合到一起，而一旦運動的高潮過去，這些原本其實就趨向於鬆散聯盟的意見領袖們很容易在一個更加平和的環境下走入不同的方向。佐證「五四」是一個「複雜現象」的當然包括「五四運動」所引發的影響：

「它促使學生運動和勞工運動抬頭，國民黨改組，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政治、社會集團誕生。反軍閥主義和反帝國主義得到發展。新的白話文學從此建立，而群眾的普及教育也大為推廣。中國的出版業和民眾輿論的力量都大有進展。此外，這運動還加強了舊家庭制度的沒落和女權運動的興起。而『五四運動』的至巨影響還是：儒教的無上權威和傳統的倫理觀念遭受基本致命的打擊，而輸入的西方思想則大受推崇。」

在上述提到的「五四」的風雲人物之中，以陳獨秀和胡適為例，二者的分別其實從一開始就體現得很明顯，胡適自己也提到過，相比於熱衷對政治發表意見的陳獨秀，包括自己在內的不少人都更加希望能夠在文化、教育或思想領域有所建樹。在運動後期，熱衷政治者愈發激進，熱衷文學、教育者則愈發保守。最終，陳獨秀的共產黨生涯草草結束；李大釗則宣揚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胡適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和領軍人物與國民政府走得更近；魯迅則是左翼文人的領袖，但並未「左」到延安去。

「五四運動」在周策縱以及不少研究者的論述下變成涵蓋新文化運動在內的宏大事件，其複雜性在現階段的不少討論中也可見一斑。秦暉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就分析了「五四」的「救亡」與「啟蒙」兩大任務或說目的之間的關係，幾個困局是：「救亡」所依託的民族主義其本身也是清末以來的「啟蒙」思想；而如果要認為「救亡」壓倒「啟蒙」，那民族主義與當時排斥民族主義的列寧主義卻又得以兼容。當然，秦暉老師在其著作中給出了自己的觀點，在此不作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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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寫這篇文章，儘管很大程度上也在複述周策縱先生的觀點，但在這樣一個紀念意義明顯的日子裡，我們還是有必要老生常談地把「五四運動」的現實意義擺到檯面上來——但似乎也無法說得太「上檯面」。不過最起碼，作為北大學生，依然持有與不少同學一樣的建構一個理想中的北大的心愿，但這個心愿實實在在地在不斷消減，這倒是可以拿那句常被引用的「北大是常為新的」作為解釋，只不過這句話原語境下的「新」更多是褒義，而非今天這樣的不明不白。

北京大學是一所這樣的學校，它的校史能夠牽引出近代史諸多重大事件，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知識分子、官僚等階層在近現代乃至當代中國所起的作用，這一切在魏定熙的《權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學、知識分子與中國政治文化，1898~1929》一書中也有所論述。

現如今，內外環境無疑較1919年前後強得多，但關於「啟蒙」的爭論，關於中西文化的較量，關於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定義，間或仍有莫名其妙的「極端保守」式的翻案。北大常說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也引發了同樣的「西化論」爭議，大家也對中西文化之間的「中心論」之爭，以及各種定義概念的現實化運用所引發的「名實之辯」更感興趣。然而，少有人對走向現代化這樣一個常喊而未竟的「口號」有過更切實的關懷。可惜的是，由於上述種種糾纏，「現代化」在現階段也更像是一個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