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武革命：孔孟隱匿的分歧

一.引子

今人早已經習慣將「孔孟」並稱，不過這類約定俗成符號的形象往往是學術的大忌，無可動搖的論說遮蔽了原本孔孟的思想分歧。前些年政治儒學在輿論界引起幾場論戰。自由派攻擊儒家為專制統治的緣飾者，而儒家則提出《孟子》中對湯武革命的肯定來辯駁。實話實說，兩派論戰的參與者都是在做相當膚淺的討論，一笑置之即可。但是關於儒家對待「革命」的態度，這倒是一個可以說說的學術問題。

二.儒家道統與「孔孟」之由來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韓愈《原道》

退之從其兄會謫居韶州，雖年頗幼小，又歷時不甚久，然其所居之處為新禪宗之發祥地，復值此新學說宣傳極盛之時，以退之之幼年穎悟，斷不能於此新禪宗學說濃厚之環境氣氛中無所接受感發，然則退之道統之說表面上雖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啟發，實際上乃因禪宗教外別傳之說所造成，禪學於退之之影響亦大矣哉！——陳寅恪《論韓愈》

陳寅恪先生指出韓愈深受佛教禪宗的影響，所以根據佛教的「法統」觀建構了儒家的「道統」的概念，但「道統」這個詞則至理學集大成者朱熹這裡才被正式提出來，鑒於朱熹在儒學史的宗師地位，這種說法一直延續至今。而回顧儒學史，其實孟子在儒門裡的地位及道統繼承人地位，並非一以貫之。

在漢代，原本是「周孔」並稱，從儒門自己的角度來說，周公是儒家禮法創製之人，是上古的「聖王」，而孔子只是對周制的傳承者，也就是被稱為「先師」。從現代的思想史的角度來說，周公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個道統譜系裡最後一個「君師合一」的「聖王」，怎麼理解呢，就是說他們本身除了政治領袖的身份之外，還有一層思想領袖的身份，按照人類學的看法，這都是由「巫王」演變過來。用朱熹的話來說，就是「上古神聖，繼天立極」。而之後的「孔子—孟子」都已經和政治最高權力分離，成為了純粹的思想領袖。所以，孔子只能被稱為「素王」，就是無冕之王的意思。

不過孔子也絕非是吃乾飯，浪得虛名之人，孔子為周製做了一個合理性論證，也就是說周制存在的合理性，不僅是靠外在的德性支撐或者武力威懾，而是通過倫理角度進行了證成，將外在的周制秩序內化為人的情感倫理秩序。但是要說偉大，在西漢時期的觀念里，周公絕對比孔子偉大，畢竟周公是創製的聖王，孔子只是緣飾的素王。

但是問題也出來了，我們知道周公是一個攝政王，擁有比周天子還大的權力，如果樹立這樣一個典範，那麼後世的大臣都要做周公，皇權豈不是將要面臨嚴重的威脅。王莽就是典型，白居易的詩就把二人相提並論：「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恭謙未篡時」。我個人是完全相信王莽是個有德性的聖人，甚至可以說是儒家最後一個「聖王」，要知道，當時王莽稱帝是有兩個曠世大儒背書的，一個揚雄，一個是劉歆。當時揚雄的地位大概相當於「漢朝杜維明」，甚至更高，還有一個是皇室宗親，相當於「漢代孔子」的劉歆。如果這兩個蓋世大儒都出來背書，那麼王莽改朝換代，當然是符合儒家理論正當性的。只不過王莽是個理想主義的書生，一心恢復周制，結果搞的一塌糊塗。後世的儒家就不幹了，急忙和王莽這樣的負資產做切割，其實這是非常令人齒冷的，因為當年鼓吹孺子嬰禪讓的不就是這幫儒生嗎？東漢建立之後就不適合再鼓吹周公了，也不能鼓吹禪讓，因為皇帝不喜歡。於是，儒家的學術典範轉為了「孔顏之道」，如果讀一點《論語》的人都知道，顏回是孔子最喜愛的學生。顏回的歷史形象，看起來就是一個乖寶寶，這次學術轉換的用意，就是讓大家別折騰了，好好當你們的臣子吧。儒家這種自我的馴化，就如在做愛時，女人翻身來了一個騎乘體位，令統治者非常滿意。所以這樣的一個思想的建構，是儒家一次非常不要臉的賣身行為，為的是更適應統治者的需要，連自己的聖王都不要了。到了北宋的時候，儒家因為缺乏一套本體論，在吸粉上難以對抗佛道。所以北宋諸子重新發現《孟子》，藉助孟子的心性之學，構建了一套宇宙本體想像，最後在朱子那裡大功告成，從此「孔孟」並稱。

三.朱元璋的《孟子節文》

一直以來，我其實都挺喜歡孟子這個人，孟子堪稱儒俠，有蕭峰的大俠氣場——「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對待統治者，往往詞辭嚴厲色的訓斥挖苦，齊宣王就好幾次被孟子訓斥的下不來台。有一次，齊宣王向孟子請教，孟子沒好氣的訓斥齊宣王，如果王室馬棚里的馬被餵養的很膘，而百姓餓的面黃肌瘦，那就等於統治者在率獸食人，這是要絕後的。還有一次孟子故意設了一個坑給齊宣王，問齊宣王，如果父母官治理地方怎麼辦？齊宣王說：「You"re fired！」接著，孟子接著又問，如果王治理不好呢？齊宣王尷尬的「呵呵」了一下，這就是「王顧左右而言他」這個成語的由來。由此可見，孟子這樣一個俠肝義膽的儒俠是令統治者非常討厭的。所以在《明史·錢唐傳》里記載了一件事：

帝嘗覽《孟子》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罷論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為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為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雲。

事情比較簡單，就是朱元璋讀孟子的時候，發現孟子有些話有不臣之論，所以在廷議時，動議要削去孟子配享孔廟的資格，這就好比「馬恩列斯毛」突然變成了「馬列斯毛」，這怎麼可以呢？於是一個叫錢唐的儒生死諫，朱元璋才罷了此議，不過讓一個叫劉三吾的詞臣，刪掉了孟子里那幾句刺眼刺耳的話，這就是《孟子節文》的由來。到了永樂年間，有一個叫孫芝的小官，上疏奏請恢復《孟子》全文，朱棣准奏。《孟子》被禁到恢復，前後歷十七載。

這是一段儒學史上的小插曲，不過這段故事就引出今天的正題，關於孔孟的思想分歧。

四.到底要不要革命？

近代以來，西方思想的傳入，非孔之論大興，主要的批評就是說孔子乃是「封建專制統治的維護者」。這話其實說起來，到也不能算是全錯，孔子到的確是「封建」的維護者，但未必是「專制」的維護者。「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從不掩飾自己對周代封建制度的服膺。但是孔子身處的春秋是一個禮壞樂崩，周德漸衰的時代，對於是否還要維持周朝的統治地位，孔子是持肯定態度的。所以進而影響了孔子對於「革命」的態度：「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無疑是強調的是君臣行為對等關係，但是孔子並沒有從形式邏輯上反過來推導出「君使臣以無禮，臣事君可不忠」，而是說了一句：「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用意非常明顯：君不君，臣不可不臣。如果「邦無道」，孔子就打算流亡海上。而不會去搞什麼抗爭。（此處必須對相反的史料做一個解釋，在《周易·革卦·彖傳》中，孔子說過：「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但是關於《易傳》是否是孔子親撰，歷來在學術界頗有爭議，現在基本上傾向於是孔門後人托偽。今人要理解孔子，必須意識到一點，即《論語》是最可靠的實錄。當《論語》之外的材料和《論語》中的材料發生對立時，應當採納《論語》中的觀點。）

後世蘇東坡就看出孔子不支持湯武革命的端倪，在《志林·一三條論古》中指出：

武王非聖人也，昔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謂：大哉巍巍乎堯舜禹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弒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

孔子作為殷商的後裔，周天下的臣子，不敢非議兩朝開國之君，但是孔子在褒揚堯舜禹文王這些聖王時，跳過了湯武，這就很說明問題。其實在《論語》里，孔子也是非常隱晦的直接批評過湯武的：「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孔子聽了舜時期的音樂《韶》讚歎道：盡善盡美。而聽了武王時期的音樂，則認為這曲子很好聽，但是未能盡善，其實就是隱含對於武王革命的批評。此外，孔子肯定伯夷叔齊兩個反對武王伐紂並且恥於食周祿而餓死的氣節。我們先來看一下《史記·伯夷列傳》中的記載：

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在《論語》中孔子對此評價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除了堯舜禹文王這些「聖人」之外，就屬伯夷叔齊的評價高，這是但是在孔子讚美伯夷叔齊的氣節的時候，儒門裡的二當家孟子是怎麼評價伯夷的呢，三個字：「伯夷隘」，原因是「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孟子的話說的難聽點，就是說伯夷叔齊不識抬舉。大當家和二當家出現這樣的價值觀偏差，其實對於儒門來說是件很尷尬的事。這得從兩個人說處時代的歷史背景不同說起，進而影響了兩個人對於「革命」的態度。

在孔子去世一百年左右的時間，孟子出生，師從孔子孫子子思的門人。算起來大概是孔子的三傳弟子到五傳弟子之間。從歷史分期來說，孔子處於春秋時代，而孟子處於戰國時代。戰國時，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進一步下降，諸侯們也早已目無天子了，周室基本上相當於一座破廟，周天子就相當於破廟裡的泥菩薩，已經毫無號召力了。孟子不可能還像孔子一樣做著匡扶周室的春秋大夢，而呼喚改朝換代了：「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用最簡單的話來概括，就是周朝氣數已盡。此外必須指出一點，封建制不可克服的最大問題，就是在不斷的封建傳承中，血統的紐帶會淡化稀釋，所以到了戰國時，士大夫崛起。他們不會為故地的宗族血統所羈絆，而願意用所學去尋找一個能將天下定於一的明君，建立一種投效——任用的契約關係，相當於現在的職業經理人，我們可以把這種士大夫稱為游士，孟子就是游士。（關於孟子的太老師子思，其實就已經表現出遊士性格。孟子顯然是繼承了子思的觀念，很遺憾我家那本《子思子》的書多年前被我看完後壓箱底了，實在不願意花那個力氣翻出來查對原文。）

因為這層類似於現代職業經理人的游士身份，所以孟子在對待君臣關係時，以一種契約觀為原則，表現的遠比孔子來的激進：「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心腹，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在談到革命的合法性依據時，孟子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本思想在孟子這裡被抬高到舉足輕重，甚至是唯一政治正當性的地位。所以在評價湯武推翻舊主桀紂時的性質時孟子給予了絕對性的辯護：「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視君也。」

蘇東坡就此評價孟子：「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其實，不唯孟子對革命的態度迥異孔子，就是對孟子有非議的荀子的態度也和孟子如出一轍：「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當然，必須指出，蘇東坡敢於說孟子是孔學的罪人，很大程度是因為「孔孟」尚未並論，孟子也沒有被封為「亞聖」，朱熹以後孟子的地位基本就相當於宋江上了梁山，名義上的二把手，其實影響力已不下於孔子了。

五.孔孟一場跨越時空的辯論

再介紹了孔孟的思想分歧之後，我想諸位一定很期待看到孔孟面對面來一場辯論，歷史沒有給我們這個機會，但又彌補了缺憾。

讓我們把歷史的鏡頭拉到漢景帝時期，當時漢景帝召開了一次學術會議，一個黃老學派的的博士首先闡明自己的觀點：「湯武非受命，乃弒也。」一個治《詩經》的博士轅固生反駁道：「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老博士駁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一看學理上的路進被封死，馬上打著使出「政治正確」的大殺招：「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整個對話是關於湯武革命的合法性的辯論，黃老學派的博士認為上下等級不能換，不管湯武是否是聖人，不能匡正天子的過失，犯上作亂就是「弒」。儒家博士的觀點是既然是人心已經歸到湯武這邊，所以不算是算「弒」。最重要的是，如果說湯武革命是作亂，那麼本朝太祖爺劉邦當年推翻秦朝算什麼？漢景帝一看，這再說下去，沒法收場了，於是出來制止了這場學術辯論。

雖然這場辯論中，黃生是一個黃老學派的博士，但是出言的立場基本是按照孔子的思路來，或者說二者的思路完全一致。正如黃生說的那樣：「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意思就是，不管君主如何，他始終是君主，臣下沒有犯上的資格。而孔子的態度是：「邦無道，乘桴浮於海。」走人，不革命。此外孔子是讚賞文王的行為的：「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就是說，即使天下的諸侯三分之二都已經效忠文王，文王依然忠於殷商，這是最高的德性。而轅固生的觀點則完全承襲孟子。

對於統治者而言，在打天下的時候，需要打出孟子的旗號，到了坐天下的時候，就要打出孔子的旗號。朱元璋在當上皇帝之後，要刪掉孟子的革命言論，也就順理成章了。

六.結論

本文當然不會只完全糾結於這樣一個儒家思想問題，而是通過儒家的思想分歧，指出一個事實，即儒家經過三千年的發展，層累式的構成一套整全性的學說，有足夠的張力去涵蓋各種問題解釋。今儒在援引儒家思想資源做解釋時，猶如三千江水，我只取一瓢想要的水。所以到了今天有各種奇形怪狀的儒家：毛儒，孫儒，蔣儒，鄧儒，耶儒，自由主義儒，三通儒。其實這些儒們都只是在儒家裡各取所需，六經注我。正如我在《自由主義的靈魂》中指出的，一種學說發展到什麼都是，那麼就什麼都不是。我反感別人反儒的原因在此，反感別人捧儒的理由也在此。經過二十世紀一場徹底的思想革命，儒家已經完全退回到私人領域，以後也不可能成為公共領域的指導原則，無論儒生是否願意承認這一點，這都是一個事實。我的觀點就是，儒家未來的出路還不如做心性修身的學說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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