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今年的諾獎 每年的諾獎，不管多麼熱鬧，我只冷眼關注兩個與世道人心有關的獎項。我固執地以為，科學技術當然好，路子不正，對人類來說只能是災難。諾貝爾自己的炸藥，就是一例。 聽到這兩個獎項的消息，我很高興，又很平靜。 10月7日秘魯（西班牙）人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獲文學獎時，我正在很遠的鄉下，看一個古鎮的老街。這條叫河壩街的老街保存如此完好，出乎我的意料。但政府已經動過折遷的念頭，因為這塊地很值錢。只要有得錢賺，爹娘也可以不認。據說也曾改造過，繞街而過的那條小河溝，污濁得不忍卒看，就有了向上面打報告要錢的名目，幾千萬投入進去，埋了幾根水管，就沒有了下文。我很憤怒，又很無奈，只對那些善良然而無助的鄉民說，你們可千萬別搬，可得守住它，幾百上千年的老街，是你們的命根，拆了可惜！臨行前再去做訣別的一瞥，就錯過了早上略薩獲獎的電視新聞。車搖搖晃晃開上進城回家的路，在到處開腸破肚塵土飛揚時不我待向現代化進軍的熱烈場面中，同行的友伴告訴了我略薩獲獎的消息。我想，今年國人倒少動獲此獎項的念頭，就不會酸溜溜地又說瑞典那幫人如何如何了。略薩也實至名歸，人家可是提名了十幾年的主兒！ 終於一身征塵進得城來，在城裡的書店，居然發現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略薩精典文叢」三件套之《綠房子》和《胡利婭姨媽與作家》，靜靜地躺在書架上。我頓時眼睛發綠，欣喜若狂，立即買下，生怕別人搶了去。國人還沒有從長假的疲憊中回過神來，這幾種包裝花梢觸目是女人大腿的略薩作品，才落入我輩手中。細想起來，我已收藏有十數種略薩的作品，其中包括這兩種，但在略薩獲諾獎的第二天買下他的書，畢竟是一件極為快意的事！可惜缺了《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雖然我早在1989年即已買下北京十月文藝版的是書，還看過同名電影（似乎只叫《勞軍女郎》），收藏了碟片。 回家細檢我的藏書，讓我再高興一回。1981年外國文學版《城市與狗》，1982年雲南人民版《青樓》，1983年外國文學版《綠房子》，1986年北京十月文藝版《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1988年雲南人民版《狂人瑪依塔》，1993年時代文藝版「略薩全集」（共18種）之《酒吧長談》、《胡利婭姨媽與作家》、《水中魚》（其時囊中羞澀，只買得第一輯9種中數種，第二輯9種尚不知出版與否），1996年時代文藝版《城市與狗》（收入「世界禁書文庫」），1997年雲南人民版《謊言中的真實》，1999年百花文藝版《情愛筆記》。這雖然不是略薩作品中譯的全部，循此軌跡，大致可以看出，當代外國作家中，略薩漸次向中國讀者走來，當是我們最為熟悉的世界文學大師之一。但據我所知，至少「略薩全集」並不怎麼熱銷，《酒吧長談》標價34元，恐為其時單冊長篇小說標價之最高者，讓我輩望而卻步，後來以3折買得，才算可以接受。 其實細究起來，略薩也不是個好鳥。1994年他偷偷摸摸來中國旅遊，我們人民的政府的出版社用那麼多紙張為他印行全集選集，他不但不感謝我們的政府，反而哪壺不開提哪壺，只向人民中的一些人張了耳朵胡打聽：「政治方面的改革怎麼樣？新聞的自由度是不是在增加？」讓人家一臉尷尬。他在《致中國讀者》中，不去開導中國讀者和作家們做順民低眉順眼過小家日子把文學當案頭清供，反而教唆使壞：「我一向認為，一個作家不能僅僅局限於藝術創作之中，他在道義上有責任關心周圍的環境，有責任關心他所處的時代，有責任關心社會上重大的政治和文化問題。我認為，我的寫作就是這一信念的最好反映，因為儘管我特別喜愛文學並且自認為是個小說家，我卻從少年時期就參加了國事公民辯論，後來又以批評的態度參加重大社會問題的討論，目的就是努力從作家和知識分子的立場上為解決當代重大社會問題作出自己的貢獻。」這不成心把人往刀口下送么？ 更有甚者，他的《謊言中的真實》，利用談說小說影射吾國，指桑罵槐，讓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封閉的社會裡，掌權者不僅擅自使用控制人們行動（言論和行動）的特權；而且要求管制人們的想像、夢幻，當然還有人們的記憶力。在封閉的社會裡，昔日的時光遲早會成為證明現實的操縱工具。官方的歷史，唯一許可的歷史，成為那變魔術的舞台，使得那個政權的大百科全書揚名；主角們不留蹤跡地出場或退場，根據免除權力或被清洗的情況而定；往日的英雄和鄉下人的故事情節，按照現時統治集團梳妝打扮的節拍，變換著版本、標誌、價格和主旨。這就是現代極權主義改進了但沒有什麼發明的實驗，這次實驗正消失在各種文明的曙光里；這些文明就在不久以前，還一直是僵硬的和專制的。 組織起集體的記憶力；把歷史變成政府的工具，以便擔負起使統治者合法的任務，還擔負起為統治者的暴行提供殺人不在現場的證明，這兩項對於任何政權都是天生具有的慾望。但是極權統治的國家能把這一慾望變成現實。歷史上，無數的文明中都曾經付諸實行。我的古代同胞們，比如，印加王族就是如此。他們以果敢而戲劇性的方式加以施行。當老皇帝去世的時候，不僅他的妻妾要陪葬，他的智囊團（他們稱之為阿瑪烏達）也要殉葬。智囊們的聰明才智主要用在弄虛作假上，即：把虛構變成歷史。新的印加皇帝登基，帶著一個簇新的阿瑪烏達的班子上朝；這個班子的任務是再造官方的記憶力，篡改歷史，或者可以說讓歷史為現代服務，以至於從前歸功於老皇帝的豐功偉業，從現在起轉讓到新皇帝的履歷上。他的前輩們就逐漸被遺忘吞沒了。印加王族很會利用自己的歷史，把歷史變成文學，以便讓現時靜止不動，這是一切獨裁政權的最高理想。他們禁止個人講真話，因為它與官方一貫的、不可改動的真話總是悖逆的（其結果是印加帝國成了一個沒有歷史的社會，至少是沒有逸事的歷史，因為沒有人能夠以確鑿無疑的方式重建那如此系統地脫掉、穿上、猶如職業脫衣舞女般的歷史）。 在一個封閉的社會裡，歷史充滿了虛構，進而變成了虛構，因為它按照宗教的正統觀念或者當代政治的職能進行編造和再編造，或者是更為粗鄙地根據掌權者的反覆無常進行編造和再編造。 與此同時，常常建立起一套嚴格的書刊檢查制度，為的是讓文學的想像力也納入嚴格的渠道，這樣文學的主觀真實就不會悖逆官方歷史，就不會給官方歷史抹黑，反之，會傳播和闡明官方歷史。歷史真實和文學真實的區別會消失，會溶化在一個混雜物中，它充滿非現實性的歷史並排除神秘、主動、與既定規則不妥協的虛構。 譴責歷史撒謊和譴責文學傳播由權力製作的真理並不構成對一個國家的科技發展的障礙，也不妨礙建立社會正義的某些基礎形式。印加帝國——對於他們那個時代和我們這個時代來說都是不尋常的成就——消滅了飢餓，成功地讓庶民們過上溫飽的生活，就是一個證明。現代獨裁統治的社會也極大地推動了教育、衛生、體育和就業方面的發展，讓大部分人得以享受發展的成果；這一點，就是開放的社會，儘管很繁榮，也還沒有做到；因為人們享受自由的代價往往要以貧富的巨大不均來支付——更糟糕的是——以社會成員的機會不等來支付。 但是，當一個國家為控制和決定—切而剝奪人們編造和相信所喜歡的謊言的權利時，國家佔有了這一權利，通過御用的歷史學家和書報檢查官壟斷使用這一權利——就像印加王族通過阿瑪烏達所做的那樣——，那麼社會生活的一個偉大的神經中樞就被廢除了。男女老幼儘管基本需求得到了滿足，卻經受了一次使自己生活貧瘠的閹割。 這些寫於1989年6月2日的文字，雖然只是偶然的巧合，其刻毒之指，卻太不應該忽視，太應該嚴肅對待了。可惜我們對略薩相當缺乏政治敏感性。我們只注意到2009年獲得諾獎的前社會主義羅馬尼亞作家赫塔·米勤對社會主義式專制的控訴與批判，因此她的更多作品中譯的難產，遠勝大齡青年許多。我們還只注意到今年另一個諾獎的政治含義，而較多忽略了略薩的頒獎詞：「他對權力結構進行了細緻的描繪，對個人的抵抗、反抗和失敗給予了犀利的敘述。」略薩終其一生，都是棵叛逆的歪脖子樹。 我們對略薩缺乏政治敏感，並非自今日始。出版於1981年的略薩的第一部作品《城市與狗》，封底的簡介說： 《城市與狗》寫的是秘魯一所軍事學校的學生生活。它的學生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包括不同的種族，懷著各自不同的動機，但在學校當局嚴格的紀律和嚴格的訓練的束縛下，都要被培養成合乎軍事當局要求的軍人。軍人的漂亮制服，軍隊的規章條令，掩飾不住學校里的種種矛盾、衝突、鬥爭，學校當局的種種壓迫、欺騙、摧殘，戕害了這些正從少年成長為青年的學生的心靈。 這所萊昂西奧·普拉多軍事學校，實際上就是拉丁美洲軍人政權的縮影。小說的揭露如此入木三分，以致小說出版後，學校當局十分仇恨，把數千冊書堆在校園裡一舉燒毀。 在我們的思維模式中，拉丁美洲也是外國，也是西方，除了以前的紅色兄弟，批判誰也是批判敵人，批判反動派，我們會如炎夏里喝涼水般十分暢快。但要有人來寫今天的中國學校，寫那些讓人腦殘的奴化教育，寫師生通同造假，寫女大學生被大款小款包養，有誰敢發表出版？我們從西方解構主義很快學會解西方的構。《城市與狗》就有可能只類同於《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批判封建（反動）的教育制度。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樣的龍頭老大，也就讓女人的漂亮大腿或後背堂而皇之炫耀於《綠房子》、《胡利婭姨媽與作家》和《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艷紅的封面，從而把嚴肅的政治批判主題牽引向時尚的色情、亂倫與性。略薩也就不再是反對專制批判獨裁的民主鬥士，而成為一個娛樂大眾的通俗作家，一隻溫和的綿羊。 於是我們就可以對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心境平和，泰然處之，不會擔心中國的作家們從略薩那裡學到一丁半點魏延腦後的骨頭。 說過略薩之後，我該再來說點別的。 記得小時候過春節，老爸買來一幅年畫，叫《我們熱愛和平》，貼在大門上，襯著鮮紅的對聯和山裡的春雪，一片喜氣洋洋。兩個小孩子，懷抱潔白的鴿子，一臉純潔與幸福。後來才聽說，《我們熱愛和平》本是一幅攝影作品，於1952年6月1日刊登於《人民日報》頭版的顯著位置，後經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一時洛陽紙貴，不僅在中國大地廣為流傳，也在抗美援朝前線流傳。志願軍戰士看了這幅畫，激動地宣誓說：不惜犧牲生命，保衛祖國，保衛和平，保衛孩子們！1951年，我的不到18歲的大哥怎樣「被自願」到朝鮮去打美國鬼子，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大哥沒有等到懷揣《我們熱愛和平》心潮澎湃，熱淚盈眶，就血灑疆場，壯烈而去。我一直相信大哥的血流得很值，因為戰火已經燃燒到祖國的大門口，美國人又是那麼地可恨，大老遠跑來朝鮮攻城掠地。很久很久之後，我才知道朝鮮戰爭的真相。大哥為雜皮金正日的老頭金日成的冒失南進，白白地丟了性命。 我們當然需要和平。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少有所養，老有所終。我們一直嚮往陶淵明所描寫的「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的境界。我的老家，就有一處地方，據稱為當年的桃花源，有鼻子有眼。少小時讀書，進去遊玩，發現「山有小口，彷佛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的地方，做了石油倉庫，另一個出口，則成了軍隊住地，當年風光難再。後來我遠離家鄉，在外地一個小城討生活，雖然可以度日，卻空氣污濁，終年灰濛濛一片。隔三岔五，有客從故鄉來，述說他們的種種不幸，我繞屋半日，也想不起救助他們的良策，只慨然長嘆山坡羊，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有人還能看到還能記起他人的苦，有什麼不好？我們不是曾經聲援亞非拉說他們水深火熱並且還在這麼做么？一個國家，如果在自己的國土上也遍地雞飛狗跳無和平可言，怎能給世界以和平？ 我無解，也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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