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次冷戰和中美關係的未來

作者：美國卡特中心-西安交通大學國際和平與發展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作者按】

　　本研究成果是應美國卡特中心-西安交通大學國際和平與發展研究所(簡介附文後)共同所長劉亞偉先生之約，對美國頭號中國問題專家藍普頓(簡介附文後)最近有關中美關係演講的系統回應，全面闡述了當代國際關係的總體特徵和趨勢以及中美問題的性質與走向。全文和藍普頓先生的演講稿一起刊登於該所《研究報告》創刊號。

　　冷戰後的國際秩序在約二十年時間裡基本保持了穩定。美國作為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不僅是國際關係的塑造者，也是全球和平與繁榮的重要保證。但隨著新興大國崛起，它們倡導國際關係民主化和多極化，質疑和挑戰單極國際關係體制，美國的領導地位不再穩若泰山。

　　世界權力重心在向亞太轉移。中國晉級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依平價計算，中國GDP已超過了美國。經濟力量壯大的中國開始不滿足於現狀，歷史記憶驅動下的民族主義高漲，大力推動軍事現代化和非對稱軍事優勢，外交、安全和軍事戰略更富於雄心，在東海、南海等周邊爭議海域，勇於展示軍事實力，大規模填海造島，修建軍事設施，頻繁舉行軍事演習，將西方定義的國際規則棄置一邊。中國要幹什麼?新興大國和現有的國際霸權是否必然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國朝野和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問題。

　　美國頭號中國問題專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戴維·藍普頓有關中美關係的演說，就是在這一背景之下進行的。在5月6日美國亞特蘭大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和卡特中心共同主辦的世界中國學論壇首屆美國分論壇上，他對中美關係作出悲觀預期，認為「打破平衡的臨界點越來越近」，北京和華盛頓需要某種類似「第四個聯合公報」這樣的文件來規劃兩國關係。

　　不過，事實可能是，中美關係已經跨過了「臨界點」，進入一個危險的狀態。兩國關係的某些部分可能將繼續得到維繫並加強，但矛盾和衝突也將擴大和激化，甚至無法克服，導致彼此以遏制和敵對而非友好與合作的方式，處理兩國關係中的複雜問題，以維護各自至關重要的利益，尋求安全感。這將給兩國整體關係帶來不確定性。

　　一、藍普頓的憂慮和中美關係之「質變」

　　藍普頓是諸多對中美關係感到焦慮的學者之一，他們對中美關係現狀和走向的分析與研判，已經並將繼續對美國政府的決策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從而成為改變中美關係的重要因素之一。

　　1、中美關係的各種觀點及其缺陷

　　作為美國現實主義對華政策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藍普頓在世界中國學論壇上說，「希望」和「擔憂」所維持的積極平衡使兩國關係保持了剋制和耐心，但不幸自2010年以來兩國關係戲劇性地發生了改變，打破平衡的臨界點越來越近，彼此的「擔憂」將多於「希望」。

　　藍普頓呼籲，美國必須重新思考稱霸目標，中國也必須考量自身實力，衡量自身行為，在處理兩國關係中注重「調節」和「妥協」，在系統強化中美相互依存關係的同時，必須建立安全和經濟的連帶機制，使其適應世界和亞太地區新的權力分布。中美需要像「第四個聯合公報」這樣的文件來提出這樣的願景，即世界已經改變、權力分布已經改變，均勢和穩定是中美共同的目標，而讓任何一個國家來主導都不足以達到均勢的穩定;兩國要通力合作，並與別國合作，共同建立和調整當前的經濟和安全機制，以反映新的現狀，並建立基辛格所謂的「太平洋共同體」。

　　藍普頓提醒人們，應當居安思危，回想一下冷戰的代價，並且警告，不管是世界還是中美兩國，都承受不起互相為敵所要付出的代價。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出席第七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前夕發表於《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中美「兩國利益的融合程度已經超過許多人的想像，任何一方都承受不起不合作或者對抗的代價。」

　　對華政策的另一派，正如藍普頓所言，他們認為，與中國近幾十年的接觸給華盛頓帶來了一個危險的敵人，而不是合作夥伴。持這種觀點者對中國的失望之情溢於言表。美國的亞洲問題專家白邦瑞在其新書《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的秘密戰略》中寫道，中國「幾乎讓我們所有美好的期待都落空了」。

　　強硬派指出，與中國接觸就是在加強競爭對手的實力。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小布希政府駐印度大使羅伯特·布萊克威爾和小布希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阿什利·特利斯在近來一篇智庫報告中提出，是時候提出一項新戰略：減少接觸，增加「平衡」以確保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核心目標」。更為極端的例子是約翰·米爾斯海默。他將中國視為美國的第一戰略競爭對手，並認為中美最終可能走上戰爭之路。

　　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原院長崔立如看來，奧巴馬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中國崛起對地區、國際和中美雙邊帶來的潛在挑戰。但美國作為世界主要穩定性力量已達數十年之久，現在已無法單獨維持，而必須尋求與其他大國的合作。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邁克爾·D·斯溫跟藍普頓則主張美國應該放棄在東亞的主導地位，將東亞變為一個由達到平衡的眾多力量(包括日本)管理的緩衝區。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是中美關係的樂觀派。他說，眾所周知，中美關係一直在矛盾中上升發展。如果中美髮生衝突，那麼不會是因為兩國意識形態的不同，也不會是因為現實利益的交鋒，而是互相的猜疑、誤判，由於誤判、猜疑產生的對彼此的恐懼，這是很危險的。普林斯頓大學長期研究國際秩序問題的約翰·艾肯貝里教授在概括總結眼下美國正在參與中美關係討論中的樂觀派時指出，他們認為，「中國要成為金融大國，就必須進行一些基礎的建設，創建更多的法治。中國就這樣發生改變。」

　　事實上，從尼克松到柯林頓，都是這種觀點的擁躉者。尼克松期待與中國的交往可以促成中國的自由化，而柯林頓在1990年代力主接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一個重要動機是，通過將中國引入國際體系，從而促成中國的變革，使中國逐步擺脫一黨專制獨裁，變成一個更為正常的國家。

　　也許人們都還記得，幾年前「中美共治論」曾經也很流行，但由於在目前語境下頗顯荒誕不經，因此不值一提。

　　有關中美關係的各種觀點基本上可以歸為兩類。一類對中美關係現狀和前景感到悲觀，其中，布萊克威爾、特利斯、米爾斯海默等人主張對中國進行冷戰式全面遏制，或者為戰爭做準備;藍普頓、布朗、斯溫、崔立如等人則認為冷戰式對抗不是出路，雙方都承受不起敵對所要付出的代價，他們或者認為必須從實力出發，相互妥協，中美都不追求國際事務主導權，在系統強化中美相互依存關係的同時，建立包容性的安全和經濟機制，適應世界和亞太地區新的權力分布;或者認為，美國已無力單獨維持霸權，必須尋求與其他大國的合作。一類對中美關係總體樂觀。他們中有的繼續期待通過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倒逼中國改革，從而促使中國成為西方式的國家;有的則認為，中美矛盾不是主要方面，兩國利益廣泛交融，只要克服相互誤判和猜疑，就能繼續保持中美關係上升勢頭。

　　這些觀點的提出者，都是國際關係或中國問題的資深觀察者、研究者，對中美關係都有獨到的認識和見解，成一家之言，有的還引起了輿論的廣泛共鳴。但仔細分析後，它們仍然分別存在一些缺陷，無助於客觀描述當前的中美關係，無助於提出解決中美問題的方案，甚至會誤導公眾和政策制定者。因此有必要一一加以辨析。藍普頓教授被中國有關機構評為美國首席中國問題專家，功力深厚自不待說，洋洋數千言的演講也充滿真知灼見，但有幾點需要商榷：第一，他對中美關係現狀的評估可能趨於保守，中美關係不是越來越接近臨界點，而是已經跨越了臨界點(後文將詳論);第二，他過於強調實力和基於實力的國家選擇，對中美關係解決方案的設計過於理想化，他說中美都需考量自身實力進行妥協，放棄追求主導權，根據新的權力分布重構「包容性」的全球和區域經濟與安全機制，甚至要建立類似於「太平洋共同體」這樣一種體制，對兩國政府來說，都是遙不可及的目標。對於鼓吹對中國進行冷戰式的全面遏制或者戰爭的人來說，又忽略了中美經濟高度依存性、兩國人民密切交往以及兩國在諸多國際事務中存在合作的現實，以不切實際的絕對思維來考慮中美關係，卻沒顧及到它的後果，無疑也失之於片面，沒有準確反映中美關係現實。那種以美國霸權為前提，主張美中合作，增加中國在現存國際體系中的分量的觀點，顯然是「馬後炮」式思維。他們沒有看到，在美國拒絕中國改革現有國際體系、增加自身表決權的建議後，中國領導人已從自行其是中嘗到了甜頭，誘發了其勃勃雄心，不可能再走回頭路，因此也難以實現。更無須說盲目的樂觀主義者依然認為倒逼改革可以促使中國自然生變的認知早已落伍，即令是誤判論、猜疑論者，也低估了中美矛盾的深刻性，在評估中美關係時捨本逐末。

　　2、評估國家間關係發展的要素

　　那麼，究竟該以什麼樣的框架和標準來分析、評估中美關係的現狀，並據此預測其未來?決定一個國家選擇何種外交政策和對外交往方式的要素有四個，即實力、責任、抱負和時機，四者缺一不可。

　　實力是基礎，是條件，但不是絕對的唯一的因素。比如，朝鮮的經濟實力很薄弱，但卻實行先軍政治，對外奉行強硬政策，它的實力主要體現在軍備和人的數量及某些非對稱殺傷力上。這是因為，維護政權穩定和領土完整，被朝鮮政權視為最重要的「責任」。放在中美之間也是這樣，雖然在中國實力上升的情況下，美國相對實力下降，按照實力主義的原則，美國似乎就應該處處讓著中國，對其單方面改變南海現狀、侵犯人權等問題視而不見。但現實中卻不是這樣。它不吝於發揮領導力，在南海維護航道安全，並通過各種方式批評中國人權問題，這就是責任感在起作用，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和普世價值的代表，負有這樣的國際責任。按照實力主義原則，二戰時期的日本就不應該妄圖實現大東亞共榮圈，重建亞洲秩序，更不應該自不量力，侵犯美國，攻擊珍珠港，但盲目自信的國際抱負決定了彼時日本的戰略選擇。時機因素，在吳越爭霸中體現無遺，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抓住時機，消滅了當時比越國強大得多的吳國。分析和研判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和對外交往方式，只有同時從這四個因素出發，才能看得透，說得通，揭示本質。

　　3、從防範到遏制：中美臨界點的跨越

　　在人們尚未覺察的情形下，中美就已經跨越了藍普頓所說的臨界點，超過了建設性合作關係的限度。

　　中共建政後，中美一度在朝鮮戰場上發生一場面對面的「熱戰」，對兩國關係影響深遠：它造成了朝鮮半島的分裂局面，迄至今日仍是全球僅存的冷戰殘餘，並成為中美衝突的潛在焦點之一;通過戰爭，美國認識到中國是一個有資格向其挑戰的國家，是一個比蘇聯更危險的敵人;殘酷的戰爭後，兩國再也不輕易言戰，並迴避直接的武力衝突，這對中美關係的發展意味深長。

　　在冷戰的前二十來年，中美關係是冷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兩國全面對抗。但很快出於共同對抗蘇聯的需要，中美走近，兩國關係「解凍」，在後者的默許下，中國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從西方進口57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和技術，成為此後改革開放的先聲。由此開啟的中美蜜月期為鄧小平推進改革開放創造了外部條件。在冷戰的後二十年時間裡，不是同盟實則超過同盟，用基辛格的話說，「中美兩國是心照不宣的同盟」，維持了世界的均勢，也加速了冷戰的終結。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後，共產主義在世界上變得聲名狼藉，美國領導的西方贏得了冷戰的全面勝利。中美之間也因為失去蘇聯這個共同敵人而結束蜜月期，在共產主義全球萎縮的背景下，中國既無實力也無雄心挑戰美國，不足以成為美國的對手。除了發生極少數可控的危機外，美方也無意將中國視為敵人或潛在敵人，而是繼續推行和中國的建設性接觸政策，柯林頓政府甚至將中美關係定位為戰略夥伴關係。美國積極將中國納入包括世貿組織在內的國際體系中，寄希望於通過中國深化改革開放，從內部自主實現民主化。

　　但從2010年前後開始，出現了一系列事態，對亞洲地緣政治產生了深刻複雜的影響。首先是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次是東亞島嶼和海洋主權爭議表面化、衝突化，第三是日本在被中國趕超了第二大經濟體位置後，在心理不適應的同時，從各方面積極與中國展開競爭，第四是中國對外部刺激的反應變得強硬。亞洲諸強並立且紛擾不休，原有的秩序受到挑戰，有陷入動蕩的危險，同時，美國認識到世界權力正在向亞洲轉移，先後公開提出「重返亞太」、「亞洲再平衡」戰略。

　　實際情況是，美國不僅是全球霸權，而且一直是東亞秩序的主導者，它從未離開過亞洲。美國所謂的「重返」、「再平衡」是要將權力中心從歐洲轉移到亞洲，以符合全球權力格局改變的客觀現實，並協調陷入失序的亞洲各國的關係，避免激烈衝突乃至武力對抗，維護區域及世界的穩定、和平和繁榮的大局。由於美國在全球面臨很多棘手問題，尤其是中東問題突出，反恐也在持續，因此它起初對「重返」和「再平衡」，並不積極，言多於行，為了安撫亞洲恐懼不安的盟友和夥伴，才逐步加大了重返的力度。這個時期，美國「重返亞太」、「亞洲再平衡」對中國來說的性質是防範，沒有遏制意味。用中國的話說，美國仍把中國問題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而非「敵我矛盾」。

　　一些材料可以對此予以佐證。2009年下半年，奧巴馬罕見地在就任總統的頭一年對中國進行了訪問。他在中國期間說，美國不尋求遏制中國的崛起，一個國家的成功不應該以另外一個國家的犧牲作為代價。「我們歡迎中國成為一個國際社會的強大的、繁榮的、成功的成員。」「世界上除非美中兩國一致，不然能夠解決全球的挑戰是極少的。」他在澳洲訪問時也說，美國致力於奉行與中國建設性的雙邊關係，不論從國家規模還是令人讚歎的經濟增長速度上來看，中國都將無可避免地在亞太地區扮演重要角色。在他的兩個任期的大多數時間，它們都是他和他的重要閣員們希拉里、克里等對華政策和態度的主要基調。

　　直到2014年11月美國國務卿克里訪華前夕，他在華盛頓發表的對華政策演講中，仍然強調美中兩個世界最大國家建立合作關係至關重要，雙方關係是「當今世界最為根本的基石」。他重申，美國「亞洲再平衡」目標不是策略性影響或排擠某些國家，稱加強美中關係是這一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他強調很久以來，中國就不是美國的對手而只是一個競爭夥伴，並祝賀中國的實力不斷增強。但在此同時，美國在某些領域立場趨於強硬。他說，在人權問題上，美國一定不會置之不理;對網路安全，美國也不能坐視不管;對東海和南海的領土糾紛，美國「深切」關注。

　　實質性的改變發生在2015年後，有幾件事觸動了美國。第一件事是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功吸引了包括西方主要國家在內的57個涵蓋亞非歐大洋洲的國家成為意向創始成員國，在可見的未來也將順利運營。美國和日本是堅定的反對者，無意加入其中，竭力規勸盟友同它們保持一致步調，並對此抱有信心，因此對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構想及亞投行不以為意。但英、德、法等盟友的「背叛」和冷戰後首次將美國排除在外的多邊經濟組織在中國主導下快速進入操作進程，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富有戰略意義的變化。這是中國試圖主導國際規則制訂和秩序安排的明顯徵兆。第二件事是中國快馬加鞭地在南海敏感海域「填海造島」，面積在短短的時間裡由500英畝擴大到2000英畝，並積極修築軍事設施，較大地改變了南海「現狀」。這也超過了美國的預料。第三件事是，在美國、西方和烏克蘭集體抵制俄羅斯衛國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式的時候，中國最高領導人決然參加。中國現任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全面接班後的首訪國家也是俄羅斯。不僅如此，中國對西方對俄制裁也視若無睹，反其道而行之，給予俄羅斯經濟上的堅定支持，這同樣令美國吃驚。相當多的人認為，崛起的中國藉助其龐大的經濟力量和迅速增長的軍事力量，似乎是在多方面挑戰美國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導地位，和美國分庭抗禮，試圖建立另一套世界秩序。

　　從美國方面看，近年來它致力於推動同樣將中國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意在掌握亞太經濟主導權，雖然美國國會曾否決相關議案，但在中國強勢創建包括金磚國家銀行、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等多個多邊金融組織的刺激下，最終為它開了綠燈，從而掃清了奧巴馬政府同中國開展經濟主導權競爭的關鍵障礙。美國的另外一個舉措就是全方位強化與日本的軍政同盟，深化與其亞太盟友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等國的軍事聯繫，加強與其親密夥伴印度、蒙古、新加坡等區域重要國家的軍事合作，並積極拓展與越南、緬甸等和中國具有特殊淵源國家的關係，在拉美，它緩和了與獨裁政體古巴的關係，這些都反映了美國正在極力應對中國，逐步從防範轉向遏制。美國的第三個舉措是，通過鮮明地表明態度，以及具體的軍事活動，強烈暗示美國為南中國海的航行自由和盟友利益不惜一戰的決心。美國國防部長卡特譴責「中國在南中國的舉措，使它同奠定亞太區域安全架構的國際規範，以及通過非脅迫性方式應對這個爭端及其他長期糾紛的區域共識格格不入。」他要求中國立即停止在南中國海填海造地，並誓言美軍將繼續在國際海域和空域執行任務。他強調，「未來數十年，我們將繼續是亞太區域的主要安全力量。」在他的下令下，美軍反潛偵察機無視中國軍隊前往中國填海造島區域進行空中偵察。

　　令中國感到恐懼的除了美國的這些遏制跡象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被中國政府看作攸關自身政治安全和政權穩定，攸關執政黨的核心利益的重要事態。那就是在亞非歐的邊緣地帶風起雲湧的「顏色革命」風潮，得到了美國及西方的鼓勵。中國認為，這是美國遏制中國新的重要手段。正是這個關鍵因素，使得中國選擇與同期深受顏色革命困擾的俄羅斯建立緊密的政治和軍事關係，以合作遏制西方特別是美國在政治上顛覆本國政權的圖謀。

　　美日和中俄兩大對立陣營的逐步形成，美國和中國的遏制和反遏制的逐步強化，都在改變中美關係的性質。克里在新近舉行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時隔幾年呼應前國務卿希拉里對美國在南海利益的定位，明確指出南海航行自由涉及到美國的國家利益，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美國在南海從安撫盟友進展到捍衛自身國家利益，將隨著形勢的發展需要，不斷採取措施從防範向遏制轉變。但就如同多年來美國政要的老生常談所指出的那樣，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關係，兩國關係的重要性體現在經濟合作十分密切、利益交匯點不斷增多、兩國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雖然雙方都小心翼翼地處理彼此關係，竭力避免衝突，但仍無可避免地走上這個軌道。儘管諸多因素限制了新的對抗的層級和範圍，然而確定無誤的是，中美遏制和反遏制已成為一個既定事實。中美關係的這一新狀態，我們將它命名為「次冷戰」。

　　二、次冷戰：兩個陣營的形成和國際關係總趨勢

　　近70年前，英國卸任首相丘吉爾在美國時任總統杜魯門的陪同下到美國密蘇里州的富爾頓發表了題為《和平砥柱》的「鐵幕演說」。他的演說據認為是杜魯門借他人之口發表「冷戰宣言」。這次演說受到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的強硬回擊，由此成為長達44年冷戰的前奏曲。

　　在演說中，丘吉爾警告，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蘇聯對「鐵幕」以東的中歐、東歐國家進行日益增強的高壓控制。許多國家由包羅萬象的警察政府對民眾強加控制，毫無節制地行使著國家的大權，達到了壓倒和違背一切民主原則的程度。他說，對蘇聯的擴張，不能採取「綏靖政策」。美國正高踞於世界權力的頂峰，應擔負起未來的責任。主張英、美結成同盟，英語民族聯合起來，制止蘇聯的「侵略」。他提出，在這多難的歲月……我們絕不能放棄以大無畏的聲調宣揚自由的偉大原則和基本人權。「兄弟般的聯合……要求雙方軍事顧問繼續保持密切的聯繫，以便共同研究潛在的危險……作出解決問題的安排。」

　　在那次演說後，世界局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冷戰開啟到結束，從美國獲得單極霸權到新興國家崛起，從多極化全球癥候的勃興到國際秩序的重組，與其相向而行的是，一些地區的不平衡、不穩定有增無已。在冷戰前夕相似的時代背景下，應邀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4月28日在美國國會發表了一場意味深長的演說。跟當年英國的國際地位一樣，日本在實力、地位上是當今僅次於美國的民主國家。而且，如同丘吉爾是在杜魯門的秘密「授意」下發表演說，安倍晉三的演說也和美國總統奧巴馬達成了高度的默契。

　　安倍晉三的演說針對中國的意味十分濃厚，他含蓄地指出，中國在亞洲相關海域的領土主權聲索違反國際法，違反航行自由原則，採取武力脅迫或其他強迫手段方式推動自身要求;中國縱容血汗工廠、環境污染和在知識產權方面搭便車;他隱晦地批評中國存在的自由和人權問題。他強調，必須在TPP框架下發揮美國和日本的領導作用，建立一個公正、有活力、可持續的、不受任何國家專斷意圖影響的市場;讓從太平洋至印度洋廣泛的海域成為自由和自由之海，所有國家都遵守法治原則;在世界各地傳播共同的價值觀，即法治、民主和自由，讓它們生根發芽。

　　為此，必須強化美日同盟，「為地區和平提供可信威懾」。他指出，美日同盟「由自由世界最大和第二大的民主國家，美國和日本組成」，是「希望的聯盟」。日本與美國結盟是一個正確的抉擇，日本認同TPP在政治、經濟和安全上的戰略價值，並強調在美日共同領導下推動TPP;日本始終支持美國的「再平衡」，以加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鑒於關島基地的戰略重要性在未來更加突出，日本也將提供專款幫助改善美國駐關島基地。安倍晉三尤其指出，美日同盟是亞太和平與穩定的中心支柱。日本同時深化與澳大利亞和印度的戰略關係，加強與東盟國家和韓國在許多領域的合作——安倍第三度擔任首相伊始就公開對外宣稱，要在強化日美同盟的同時，深化與東盟各國的合作，並呼籲澳大利亞、印度、日本、美國夏威夷共同組成「民主安全菱形」，與實力漸強的中國抗衡。由此可見，日本的外交態勢沿著安倍的外交戰略初具雛形，而美國對日本的這一戰略不僅高度認同，也在行動上給予了積極的支持和配合。美國新任國防部長卡特繼4月訪問日韓後，又在6月初先後在出席香格里拉安全會議期間與日澳國防部長(防衛大臣)舉行三方會談，共同討論中國在南海的填海造島、導致區域局勢緊張的「挑釁」行為，隨後又接踵訪問了越南、印度，所經之地和安倍所主張的「民主安全菱形」和新外交戰略重點完全重合。安倍晉三訪美不同尋常的深厚背景，正是中國對海洋維權、重構亞太乃至全球經濟、安全規則和秩序變得雄心勃勃，並與正與西方對抗的俄羅斯加深戰略關係。

　　與這次訪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安倍晉三在2013年再度擔任首相後主動要求將美國作為首訪國家，但美國政府以奧巴馬太忙為由予以婉拒。在接下來的訪問中，奧巴馬為安倍提供的也僅是工作訪問的標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美關係、美日關係都在正常軌道內運行，對日同盟關係雖然更親密，但對華建設性接觸關係也沒那麼壞，在此情況下美國政府自然不必「破格」接待安倍晉三。正因如此，美國政府還公開在東亞三國斡旋，敦促日本改善與中國和韓國的雙邊關係。從中可以看出彼時美國平衡中日的戰略考量。不過短短兩年後，情況就發生了根本變化，安倍2015年展開了對美國令人目眩的訪問：國事訪問、國宴招待的規格，多個城市的巡訪，簽署具有歷史性的安保新協議，在美國國會上發表演說。它們凸顯了日本對美國重要性的戰略性轉變，凸顯了美日同盟的戰略價值，凸顯了中國作為美日安保體制的主要針對對象分量的加重。

　　安倍晉三並不孤立。早在2010年，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就以冷戰口吻指責中國干涉互聯網自由，稱「一個屏蔽信息的大幕正在徐徐落下」。這無疑暗示出，在華盛頓的政治圈子裡，對中國進行冷戰式遏制始終都是一個潛在的話題和選項，當所有條件都具備時，它就會轉化為實際的行動。

　　歷史或將追憶，安倍晉三發表的這場演說隱喻的特殊含義，貫穿其通篇的靈魂，就像近七十年前丘吉爾所說的那樣，安倍晉三將美日同盟以及與西方特別是亞太盟友形成的命運共同體視為當代世界自由、穩定與繁榮的「和平砥柱」。儘管雙方對抗的綱領、舉措還沒有全部呈現，但人們依然能夠強烈地感受到寒意襲身。在安倍晉三訪美之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日及西方驚異的目光中，和被孤立的俄羅斯總統普京並肩站在一起，檢閱莫斯科紅場閱兵式上的中俄軍隊，強調中國要與俄羅斯一起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和國際公平正義，並與俄羅斯簽署了高達250億美元的巨額經貿合同，抗衡西方對俄制裁。此後不久，中俄海軍又共同在被看作美國勢力範圍的地中海舉行聯合戰略軍事演習。和中俄彼此惺惺相惜一樣醒目的是，經多年努力、急欲改善與俄羅斯關係的日本，卻在最後時刻選擇站在美國一邊抵制俄羅斯。它們極具象徵意涵：中俄「心照不宣的同盟」和美日公開強化的同盟為著完全不同的目標，逐漸形成了兩個對立色彩愈見分明的陣營，在亞洲和歐洲拉開兩個戰線，將國際局勢推向了一個和冷戰類似的方向。這就是「次冷戰」。

　　1、什麼是次冷戰

　　冷戰一般是指1947年至1991年間，美國、北約為主的資本主義陣營，與蘇聯、華約為主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政治、軍事鬥爭。在這段時期，雖然分歧和衝突嚴重，但雙方都儘力避免世界範圍內的大規模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其對抗通常通過局部代理戰爭、科技和軍備競賽、太空競爭、外交競爭等「冷」方式進行，即相互遏制，卻又不訴諸武力，因此稱之為「冷戰」。

　　正在進行中的當代國際關係及其演變，具備了冷戰的一般性特徵，但在雙方實力，聯盟的性質、穩定性，鬥爭的範圍、層級和限度，以及持續的時間及結果等方面，都不能和冷戰相提並論。

　　次冷戰首先和冷戰一樣，也是兩大陣營(美日為核心的西方陣營和中俄為核心的東方陣營)之間進行的政治、軍事鬥爭，在此過程中，雙方雖然彼此存在分歧和衝突，但都儘力避免世界性戰爭，避免在中、美、俄這一層級發生直接軍事對抗甚至戰爭，其對抗主要是相互進行科技和軍備競賽、經濟競爭、文化和意識形態競爭、太空競爭、網路競爭、外交和地緣政治競爭，以及非核局部戰爭等「冷」方式進行，它們在這些領域相互遏制，但不訴諸全面和不可控的戰爭。美國國務院常務副國務卿托尼·布林肯最近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個研討會上將中國和俄羅斯相提並論，指出烏克蘭東部和中國南海都發生了單邊、武力改變現狀的行為，並首次同時提出要在南海維護航海自由、和平穩定和國際法三大目標。美國對中俄在烏克蘭東部地區和南海行為的定性，說明其已將中俄的作為同歷史上蘇聯在戰後試圖改變世界現狀、奉行擴張主義進行類比。

　　次冷戰的「次」，主要體現在：

　　實力。中俄現在的實力如同冷戰初期的蘇聯一樣，和美國的實力不在一個等量級上，儘管中國的GDP超過10萬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俄羅斯在能源經濟帶動下走出了經濟危機，但從諸多指標看中俄還不能與美國相提並論。有人從名義GDP、人均GDP、衛生和環境、教育、社會保險、投資、科技實力、美元優勢、軍事實力、外交等十個角度對中美差距進行了分析。概括來說，中國現有經濟發展總量和質量、人民生活質量水平、社會發展水平和人力資源等方面，均不如美國。托尼·布林肯在同一個研討會上也說，雖然中美兩國都已經非常富有，但衡量國家財力的真正尺度是人力資源，尤其是人民的創新、思考、交流與批評的能力，這方面我們還沒看到他們(中國)的潛力。中國的實力很難在中短期內得到實質改變，大多數差距將是長期的，不過中美次冷戰的時間卻不一定會那麼久，因此可以說，中美的「次冷戰」將會始終在實力不對等的情況下進行。

　　聯盟的性質和穩定性。次冷戰和冷戰一樣，都是意識形態對抗和地緣利益衝突的雙料產物。但同中有異，美國領銜的一方聯盟意識形態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它們基於自由、民主、人權等共同價值觀和社會制度，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都是其成員，以美日同盟為核心，以美國在亞太的盟國澳大利亞、韓國、菲律賓為重要戰略支點，以其亞太夥伴印度、新加坡、印尼、越南、蒙古等為支撐，以歐洲的盟友為側翼，強強聯手，形成了一個當今世界最有力量、最穩固的聯盟體系。這一聯盟體系的核心成員，不僅理念、價值觀、社會制度相同，而且在意識形態和地緣利益訴求方面也是高度一致。其他一些關鍵成員的態度具有某種二元性，它們和美國價值觀、社會制度一樣，但在地緣利益方面的訴求不像美日那麼強烈，在經濟領域也渴望與中俄合作，甚至認為中俄在戰略上牽制美國對己有利，這些國家主要是美國的跨大西洋盟友。對印度、新加坡、蒙古、越南等國來說，他們主要是在地緣利益上與美國具有相同目標。其中一些與中國存在領土主權爭端的國家渴望和美國結盟，對抗中國。在這個聯盟體系里，其主要成員同聲共氣，絕大多數國家在面臨最後抉擇的時候，傾向於和美國保持同一步調，就像它們在對俄制裁中所表現出的那樣。

　　相比較而言，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雖然在兩國政府換屆後進行了戰略升級，升級版的中俄關係成為「心照不宣的同盟」，但跟基辛格所說的中美「不是同盟勝似同盟」還是有所不同。中俄兩國都具有威權主義特徵，前者除了威權主義色彩濃厚外，繼續奉行共產主義制度和意識形態;後者因普京執政而顯得突出，但它在本質上還是民主國家，一旦領導者發生變化，其威權主義特徵也會隨之變淡甚至消失，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共同基礎將會削弱。中俄關係是互有需求、高度互利的產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兩國保持「心照不宣的同盟」關係的前提是，普京及其中意的接班人繼續掌權，而中共繼續執政，使其威權主義路線得到延續;他們面對共同的對手美國。一旦失去了這些前提條件，中俄「心照不宣的同盟」就會解體——就像中美關係曾走過的路一樣。這和冷戰時期的華約集團不可同日而語。

　　鬥爭的範圍、層級和限度。在次冷戰狀態下，兩大陣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競爭和遏制並存，具有冷戰緩和時期的某些特點。

　　次冷戰雙方的鬥爭不是那麼全面，在競爭和遏制大行其道的同時，相互依存性、合作性也很強。隨著冷戰結束以後全球化的發展，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孤立於世界而獲得發展，凡是閉關鎖國者莫不是經濟和民生陷入困頓，比如朝鮮。中國得益於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對外經貿幾乎遍及所有國家，特別是和所有大國都建立了緊密的經濟依存關係。比如，2014年中美雙邊貿易額達5551億美元，雙向投資存量超過120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而且雙方同意以「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為基礎就雙邊投資協定舉行實質性談判，此舉將進一步提升兩國經貿合作水平。美國雖然目前仍是無可取代的超級大國，但它在處理國際問題的過程中離不開中國的支持、配合和參與，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沒有中國就無法達到目標。比如朝核、伊核、氣候變化、網路安全等等重要區域和全球性問題，都需要國際社會一起攜手解決。

　　作為次冷戰的重要特點之一，美國更多地扮演領導者、保護者角色，而不是事必躬親。在歐洲，它依靠北約遏制俄羅斯，必要時舉起制裁大棒;在亞太，它依靠聯盟的核心日本和更廣泛的聯盟與夥伴體系制衡中國，不排除支持日本和中國打一場局部戰爭。這跟冷戰有很大不同。冷戰的情況是，兩個強大的軍政集團鮮明對立，價值觀和社會制度根本不同，且各有一個無可爭議的領導者。但現在的情況是，美國分別在歐洲和亞太擁有自己的聯盟體系，不過卻並未形成統一的軍政集團，而是針對不同的鬥爭目標，「各自為戰」;中俄各有優勢，幾乎勢均力敵，沒有哪一方擁有領導另一方的能力和需求，它們是平等的，且其主要關注的是分別在亞太和歐洲的地緣利益，和西方聯盟體系相比，這一東方聯盟組合相對弱勢;東西方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並不是絕對不同，中俄的契合點是兩者都是高度的民族主義信奉者和威權主義施行者，它們都反對西方支持的顏色革命。除此之外，俄羅斯與西方的基本社會制度相同，在一定的條件下，仍會向西方政治模式轉化。而在多年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開放性水平也顯著提高，儘管近期出現了明顯的收縮趨勢，但跟冷戰時代的界限分明相比，不可同日而語。還有一個關鍵因素是，整個西方難以「抱團」共同應對中俄，歐盟出於自身利益，傾向於加強與中國的關係;日本在不觸犯美國的情況下，也更願意與俄羅斯保持合作。所有這些，都決定了次冷戰的層級將是冷戰的「壓縮版」，在很大程度上它的發展走向也與此緊密相關。

　　鑒於當今世界大國相互保持核威懾，激烈衝突和戰爭的災難性結果令所有國家都慎言戰爭，特別是有核國家一旦直接參与武力衝突，更有可能導致人類毀滅或者巨大的破壞性，因此，新的兩大陣營都會掌握鬥爭的「火候」，將鬥爭限定在可控的限度內。在歐洲和亞太地緣博弈衝突激化的背景下，西方聯盟擴大了在俄羅斯毗鄰地區和環中國地帶的軍力部署，按照計劃，美國將在2020年前，將海軍的60%兵力轉移到亞太，其主要所針對的就是中國周邊地帶。這說明，美國領導下的西方聯盟加緊實施對中俄的軍事防範措施。而遏制是相互的，中俄也在雄心勃勃地發展軍事力量，提升外交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從各方面進行反遏制。但在現時代，即令形勢惡化到必須兵刃相見的程度，一般也不會發展成為世界性戰爭，戰爭的主要形式將是局部無核戰爭，如何避免核武進入實戰，將是有核國家間衝突和戰爭的重要現實威脅和挑戰。舉例來說，在歐洲，如俄羅斯侵犯它的北約鄰國，北約軍隊和北約支持下的俄鄰國將會與俄羅斯對抗，但北約中的核大國直接以本國名義參與實際戰爭的可能性很小，而會選擇提供後勤支援、武器供應以及情報分享等支持性措施;在亞太，美國會避免與中國直接進行戰爭，但可能會在必要情況下，支持區域無核國家與中國進行常規的局部的戰爭，這些國家可能是日本、菲律賓、越南等。中俄也會相向而行，控制戰爭的限度，但不排除在無力對抗或自身面臨絕境時，祭起核威懾大棒。

　　次冷戰既不同於美蘇冷戰，也不同於美日曾出現的經濟競爭關係，潛在的戰爭是可控的。次冷戰在其進行的過程中，可能會引起武力衝突直至局部戰爭，但不大可能會變成冷戰或者世界大戰。次冷戰引發戰爭的可能性是源於，在歐洲，俄羅斯的大國抱負日益顯露，和北約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衛星國進行了日趨激烈的地緣競爭;在亞太，中國和周邊有關國家的領土主權爭議，走向極端化，並演化為局部戰爭的可能性在增大。但由於中俄實力遠遜於美國在亞太和歐洲的同盟;全球化經濟和開放性社會的發展，使得任何大國都無法閉關鎖國;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在經濟增長、氣候變化、複雜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強，彼此加強合作的意願強烈，那種全面的、完全敵對的冷戰不可能再次發生。

　　同時，民主國家陣營和威權國家陣營、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基於共同利益的各地區之間形成了相對均勢，特別是大國彼此擁有足夠的核威懾能力，都將阻止任何一種武力衝突或局部戰爭發展成為世界性大戰。次冷戰跟美日經濟競爭的區別在於，中(俄)美(歐)除了爭奪亞太經濟主導權或國際經濟話語權外，雙方在政治、外交、軍事各領域都展開了競爭。自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以來，隨著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儘管美日不可避免地在經濟領域展開了競爭，但《美日安全保障條約》規定了兩國遵行相同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日本在軍事和安全上接受美國保護，在政治和外交上受制於美國，因此直到條約終止，不可能在這些領域產生競爭或對抗關係。

　　2、世界進入次冷戰的表現

　　冷戰主要表現為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軍政集團的對峙和相互之間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意識形態、科學技術等各領域進行全面競爭與對抗。之所以說當今世界正在進入次冷戰，是因為它具有了跟歷史上的冷戰相似的某些具體表現，但對抗性在某些方面有所減弱，而合作性因素有所增強，人類社會彼此依存的強烈需求制約了次冷戰的擴大化和破壞性，但仍不免對人類生存的世界以及相關各國帶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東方國傢具搖擺性的民主化和西方世界成熟的民主體制的裂痕加深，並迎來終極較量，是次冷戰的本質表現。以中俄威權主義體制的強化為例。俄羅斯在經歷蘇聯解體初期的痛苦動蕩期後，以普京的強人政治為顯著特徵，在向民主主義深入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威權主義過渡期。而中國則在多年改革開放、民主化要求伴隨著經濟繁榮越來越高漲之際，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採取了一系列明顯收縮的舉措，順應中國轉型自然而生的民主化進程受阻，威權主義體制全面加強。在整個東方，專制主義仍是基本的社會形態之一，民主主義的發展也不順遂，不少國家的民主體制都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其中尤以中俄為其代表性國家。它們與西方成熟民主體制產生本質歧異或者階段性歧異，而一旦和大國的歷史情結以及國家抱負結合起來，就會深刻影響其對外政策選擇，並成為現存國際體系的挑戰力量。

　　冷戰後，威權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繼續存活並發展，以事實說明了歷史尚未終結，不同性質、不同追求的國家之間仍將繼續發生競爭、對抗和衝突，戰爭的風險仍未徹底解除。但隨著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推進，威權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地盤日漸萎縮，並受到覺醒了的普通民眾的憎惡，在使其產生巨大危機感的同時，也激發了其頑固者更積極地捍衛其統治所依憑的基本制度。在自由民主制度和威權主義、共產主義制度之間，將進行一場終極較量，從而決定將在何種程度上實現人類的自由、安全與幸福，創建國際間的永久和平。

　　中俄「心照不宣」的鬆散同盟和以美歐、美日關係為基礎的西方同盟所分別代表的兩大陣營已然成型，圍繞全球經濟政治體系、地緣秩序主導權和基本政治制度、價值觀的競爭正在展開，這是次冷戰的主要表現，也是核心目標。就像當年中美都和蘇聯對立、從而謀求在戰略上進行合作共同對抗後者一樣，今天，中俄結成「心照不宣」的鬆散同盟的目的，就是與美國及其所領導的西方體系進行競爭和對抗，從而維護和實現自身安全與利益。這是中俄鬆散同盟的基本動力。毋寧說，中俄戰略上走近並彼此倚靠，都源於其深切感受到來自西方的「威脅」。於俄羅斯，是西方對其偏離民主主義、走向威權主義體制指責、鼓勵顏色革命，並在地緣上壓制俄羅斯;於中國，則是西方對其堅守共產主義不滿、鼓勵其內部生變和顏色革命，並在地緣秩序以及中國和周邊國家領土主權爭議中約束和規範其行為。兩者在現有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都不舒暢，主張對其進行根本變革，以孚自身期望。中俄的這種同盟，在前者與美日在東海和南海的矛盾以及後者與美歐在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地緣博弈激化後，得到了明確和加強。

　　中俄同盟的主要內容是，在雙方彼此看重的核心事務上，兩國以互利和對等的方式在戰略上相互予以支持;為了使對方增強與「西方」競爭並進而對抗的資本和實力，雙方在政治、外交、防務、安全、軍備、文化、科學技術以及經濟等領域進行密切合作與協作。為了更有效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它們都對建立將西方排除在外並有自身參與主導的多邊國際組織具有濃厚興趣，在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及其開發銀行、中國新近倡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機制中進行了廣泛的合作。它們對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原有的多邊國際組織進行改革，保持相似的立場。總而言之，它們都強烈希望改造現存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強化角色，並在地緣秩序中維護自身利益，它們也希望本國內部所選擇的道路不受外界干預。為此，它們與「西方」展開競爭，對抗色彩日益增強。這就是次冷戰。

　　從國家安全、軍事戰略轉型到競爭和衝突常態化，次冷戰已成為國際關係現實，對抗、戰爭與和平的糾葛與轉換，將在一定的歷史時期里深深困擾相關國家及其人民。次冷戰的雙方國家彼此都將對方視為自身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的執政黨擔憂西方圖謀顛覆其政權，危害其政治安全，因此在新的國家安全學說中將政治安全作為根本，對美國及其亞太盟友對中國的遏制意圖十分警惕;俄羅斯重新將原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和衛星國，視為拱衛自身戰略安全的地緣屏障，強行吞併克里米亞，在烏克蘭東部地區製造事端，除了將有關地區直接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外，還對周邊有關國家形成震懾效應，這也是因為其將美國及北約視為自身的最現實威脅。同樣地，共產主義體制下的中國和威權主義體制下的俄羅斯的崛起以及其擴張自身國際影響力，重構國際和地緣秩序的努力，也引起了西方特別是和這兩個國家直接相鄰的東亞部分國家和歐洲的疑慮。它們彼此猜忌，相互競爭、遏制，並整兵經武，修訂軍事戰略，為可能的戰爭未雨綢繆。

　　中國制訂了新的軍事戰略，將近海防禦戰略升級為近海防禦和遠海護衛相結合。美國在7月初發表了新版《國家軍事戰略》，突出強調俄羅斯、伊朗、朝鮮等「國家行為體」對地區安全甚至其本土安全的威脅，指出中國在亞太製造了緊張局勢，並將強化全球聯盟夥伴網路作為其三大戰略目標之一，將「全球經濟體系的安全」「盟友的安全、信心和可靠性」以及「維護並擴展普世價值觀」列入其國家安全利益。為了因應全球權力的轉移，確保實現奧巴馬所稱的維持美國領導地位一百年的目標，美國啟動了軍力大轉移的計劃，到2020年將其全球軍力的三分之二部署到亞太。在新的國家安全和軍事戰略指導下，美國和日本密切協作，修訂了《美日安全防衛指南》，進一步強化了美日安保同盟。與此相配合，日本國內也極力推動國會通過安保相關法案，全面解禁集體自衛權，擴大自衛隊活動許可權和範圍，預應同中國可能的軍事衝突。美國和盟國或者准盟國一起在東海、南海、印度洋等區域進行頻密的軍事演習，其主要矛頭所向即是中國。

　　次冷戰雙方主要國家行為體從各個方面展開了競爭，並在一些領域產生衝突與對抗。為打破國際體系由西方主導的局面，中國倡議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等多個多邊金融機構，並推動擴大和加強中國參與主導下的上海合作組織、亞信組織、金磚國家組織等多邊國際機構的職能，增強其對國際事務的調節作用。中國還積極推動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擴展自身的政治、外交、經濟以及潛在的軍事影響力，旨在打破西方對現存國際體系壟斷性的領導格局，擴大自身話語權和國際事務參與權。

　　美日對中國的這些所作所為採取了排斥性對策，拒不加入其中，並在亞太另行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同樣也將中國排除在外。美國還在亞太構築以其為核心的安全聯盟和夥伴體系，事實上對中國形成了包圍和遏制態勢。依託強大後盾，美國的亞太盟友和夥伴與中國進行了日益公開化和衝突化的地緣競爭和領土主權聲索。日本是亞太與中國爭鋒最積極的國家，它配合美國對華形成遏制圈，並與中國的周邊國家中強烈聲索主權的越南、菲律賓等國家聯動，共同對抗中國。

　　中國也不甘示弱，近年來加強了在東海和南海的主權聲索和維權行動。圍繞局部戰爭展開的軍備擴張計劃以及在南海填海造地建造軍事設施、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日常海事和軍事巡邏等一系列舉措。這成為加劇地區緊張，導致美國公開宣示武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派出軍機到中國填海造島區域抵近偵察，就是在這一背景下進行的。日本、菲律賓、南海和美國，與中國在東海、南海以及印度洋的對抗性色彩與日俱增，產生摩擦乃至衝突直至戰爭的風險也在增加。

　　3、次冷戰是不可逆轉的大勢

　　次冷戰日漸成為雙方的自覺目標，是一個不可逆的現實，而不是短暫現象或者權宜之計。因彼此在人類社會應實行何種社會制度、信奉何種價值觀、塑造何種國際秩序等方面存在根本歧異，並在很長時間裡無法取得一致，故相互對對方採取排斥性態度，通過競爭、對抗甚至更激烈的方式，謀求自身的相對優勢和主導權，維護自身利益不受侵害，直到從根本上改變對方，或至少不被對方改變，成為次冷戰參與國的戰略性選擇。

　　無論是蘇聯解體後建立民主制度，隨即在普京執政後走向威權主義的俄羅斯，還是歷經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在共產主義政治秩序下實行市場經濟的中國，它們發展的戰略方向和目標，顯然都偏離了西方的希望，並漸行漸遠，除非一方發生改變，否則這種根本歧異，將使次冷戰不可逆轉。普京治下的威權主義是與俄羅斯的歷史榮耀緊密關聯的，他從根本上認為只有實行威權主義，才能重振俄羅斯，恢復歷史榮光。中國也從摸著石頭過河到注重頂層設計，將國家發展的戰略意圖和目標清晰化、明確化，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守共產主義體制，堅持中共的絕對領導。這兩個國家以及它們的傳統夥伴們都無意改變自身，適應民主化浪潮，並將防止顏色革命作為戰略性任務。同時，西方始終都將在世界範圍內實現民主化作為一項長期的戰略。美國的新軍事戰略將維護並擴展普世價值觀當作國家安全利益。新世紀後在全球範圍內興起的新一波民主化浪潮，就是其戰略的後果之一。東西方在此問題上的矛盾和對立不可調和，雙方在次冷戰中尋求安全感，維繫和擴大自身利益，成為次冷戰不可逆轉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基於實力、責任、抱負、時機變化以及自身的安全訴求，中俄所欲構建的國際新秩序與美國當前主導的國際秩序根本不同，並對後者構成挑戰，美國和西方拒不放棄國際事務領導權與中俄倡導世界多極化，並極力建立自己主導的國際新秩序，形成不可調和的一對矛盾。這就使得建立適應世界和亞太地區的、包容性的全球和地區經濟與安全機制，以至於創建基辛格所謂的「太平洋共同體」(和中國提倡的命運共同體異曲同工)的不切實際。這也是次冷戰不可逆轉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中俄都有深厚的歷史情結和大國抱負，而且都擔負著維繫其國內政權穩定的「責任」，隨著實力漸長，它們必然尋求民族復興。中俄認為，隨著新興大國崛起，東西方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美國無力繼續維繫單一霸權，國際秩序必須反映這一現實，建立它們充分參與主導的國際新秩序。在這一訴求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它們開始另起爐灶，試圖在美國領導的現存體系之外建立新的國際體系。但美國總統奧巴馬公開宣稱，國際規則應該由美國來制訂，美國的領導地位要「再保持一百年」。中俄的宏圖大志與西方特別是美國對國際領導權的堅持，顯然背道而馳，因此次冷戰在所難免。

　　中俄在崛起的過程中，其國家利益也在不斷擴展，並延伸到海外，維持周邊穩定與和平，確保海外戰略通道安全，保護海外利益，成為其重要目標，這勢必將改變地緣政治的既有秩序，兩國周邊地帶的相關國家對大國擴張的恐懼心理以及現實中維持國家利益和領土主權利益的需要，都使地緣衝突的危險增加。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土主權爭端和地緣利益之爭和俄羅斯與北約及原蘇聯加盟共和國、衛星國的地緣鬥爭，在可預見的時期里都是不可改變的。這也是決定次冷戰不可逆轉的重要因素之一。

　　儘管鑒於歷史上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的戰爭及冷戰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和痛苦，對有關國家帶來的巨大損失和破壞，以及現實關係中各國的相互依存性顯著增強，當今世界的大國都在竭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防止重走歷史老路，積極探索大國關係的新模式，但在一些關鍵領域的根本分歧和矛盾在現有的國際機制下難以得到有效解決，因此大國之間的關係目前處在熱戰、冷戰與和平的邊緣。這就是次冷戰。

　　4、次冷戰的兩個戰線

　　歐洲和亞太分別是次冷戰的兩個戰線。歐洲戰線的主要角色是北約和俄羅斯，亞太戰線的主要角色是以美日為核心的亞太聯盟和中國，其中尤以日本最積極。雖然西方在普世價值上是一個整體，但在次冷戰進行的過程中，分處歐洲和亞太區域的歐盟國家和日本等國，並不互相加入對方與俄羅斯或中國的競爭與對抗，而是分別依託於和美國的聯盟，在各自區域里與俄羅斯或中國構成次冷戰的對立雙方。

　　這主要源於三個因素：第一是，西方並未建立囊括所有民主國家的統一聯盟，在歐洲歷史地形成了北約集團，它在冷戰結束後繼續存在並發揮作用，而在亞太則以冷戰時成立的美日安保同盟為核心，以美國在亞太的盟友和夥伴體系為支撐，成為中國的對手。第二是，儘管擴展普世價值是西方國家的共同戰略，但歐洲和亞太兩大區域的西方同盟卻擁有不同的利益，相對於地緣競爭，普世價值在全球的推廣並非緊迫的任務，因此，在俄羅斯與歐洲的毗鄰地帶，北約和俄羅斯通過介入烏克蘭危機進行對抗，而在東亞，中國與周邊有關國家及美國圍繞海上航行自由、領土主權爭議等問題而演變的衝突，正在挑戰區域和平與穩定。第三是，鑒於經濟、能源、國際合作對國家關係的限制以及某些國家的特殊需要，歐洲和日本都將目標指向直接對自身安全和利益構成潛在威脅的本區域國家，前者的目標是俄羅斯，後者的目標是中國，避免兩面對敵。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它的視野遍及全球，歐洲和亞太都關乎其國家利益，因此同時參與到歐洲和亞太的次冷戰中。另一方面，不管是中國，還是俄羅斯，也都不願意擴大敵對陣營，特別是前者利用自身的經濟增長引擎地位和龐大的市場，對歐洲實施「連橫」戰術，分化西方聯盟，打破大西洋兩岸鐵板一塊的格局，從而避免了兩面「作戰」。

　　三、次冷戰的走向

　　次冷戰以北約和俄羅斯圍繞烏克蘭危機衝突升級及安倍晉三在美國發表歷史性演說和美日安保同盟強化、日本強行通過安保相關法案為主要標誌。兩大事件發生的2014至2015年度是次冷戰的起始時間。冷戰長達44年。但次冷戰很可能不會像冷戰那麼持久。有兩個方面因素對次冷戰持續的時間以及結局產生關鍵影響。

　　第一是，次冷戰的雙方對抗的性質和程度，跟冷戰相比有很大差距、不同於西方牢固的民主體制，東方聯盟成員的威權主義和共產主義體制相對脆弱。冷戰是由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全面對抗和衝突，而次冷戰雙方國家的政權性質的對立沒有那麼嚴重。次冷戰的先決條件是，俄羅斯和中國分別實行不同於西方民主的威權主義和共產主義體制。但俄羅斯的威權主義政權具有過渡性質，遲早會向民主主義轉換。中國政治的大幅收縮，也只是進步過程中的一個短暫的停歇。歷史將會順從其自然流向發展，中國終將邁向民主主義。

　　在俄羅斯，通過一場公平的選舉，就能輕而易舉地解決威權主義體制問題，自由派上台將會重歸民主主義。在中國要複雜些，共產主義體制的終結並非那麼輕而易舉，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不過，由於中國的共產主義體制的基礎並不牢靠，經過數十年改革開放，中國私有制經濟取得了重大進展，公民社會持續成長，同時，中國自由公民數量不斷增長。改變只是時間問題。其中一種可能是，兩國由於在次冷戰中實力消耗太大，外部壓力持續增強，觸發其國內危機，導致革命性變化或者「蘇東式」崩潰。

　　一旦失去這兩個先決條件，兩國邁入民主化軌道，並在地緣政治中奉行和平主義，次冷戰將無持續的必要，也無持續的可能。

　　第二是中俄「心照不宣的同盟」能維繫多久的問題。無論是中俄哪一方，在很長時間裡都不具備獨立對抗西方同盟的實力，中俄戰略關係的高度互利性限制了其發展潛能，在雙方失去共同戰略目標或者彼此利益產生重大衝突時，都會導致分裂，甚至走向敵對。

　　另一方面，如果俄羅斯經由選舉機制，更換了其威權主義體制，重建民主，並融入西方，也將會瓦解中俄「心照不宣」的同盟。沒有俄羅斯在歐洲牽制北約，和中國一起威懾超級大國，中國將獨木難支，也會加快次冷戰的結束。

　　從這些方面可以看出，決定次冷戰走向的核心因素是，威權主義和共產主義體制能夠堅持多久，以及對立陣營競爭所產生的消耗在何種程度上削弱各自國家的政權，進而促使其產生政權更迭。實力的比拼和政權的穩定性是對次冷戰具有關鍵影響的要素。

　　四、中美關係的前景

　　中美關係的根本問題是，中國認識到，無論是從領土、人口、經濟規模、軍事力量以及悠久的文明史和強盛國家的歷史記憶，還是從國家抱負、責任以及環境的改變來看，中國都是當今世界唯一具備挑戰美國能力的准超級大國。它再也不像在改革開放的大多數時候那樣，把美國當作學習和發展的榜樣，引進其技術、資金、管理理論和市場經濟經驗，同時，美國對中國的發展走向也表現出深深的失望。兩國利益趨同的領域和可能性的擴大跟不上分歧和對抗性因素的擴大，自覺不自覺中陷入了次冷戰。

　　美國先是愚蠢地喪失了將中國納入其主導的國際體系的機遇，繼而又笨拙地應對中國在脫離原有的國際體系、重建新的國際體系努力的過程中進退失據。在中國國力大增的情況下，美國原本應該充分考慮中國實力提升後的國際地位和國際事務表決權問題，在其主導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框架內發揮中國的作用，並促使中國繼續融入世界主流體系。在被拒絕提高國際待遇後，中國轉而利用充沛的外匯儲備和上升的外交影響力，建立自己主導的亞投行、絲路基金，並強化上海合作組織、亞信組織以及金磚國家組織等多邊機制，大張旗鼓地宣揚中國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命運共同體構想，倡導並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對抗美國夢、民主價值體系和民主價值觀同盟，和美國形成分庭抗禮之勢。在此過程中，中國的計劃受到歡迎，而美國長遠戰略、明智舉措的匱乏和非專業應對方式，也畢現無遺，從而促使中美關係跨越了臨界點，走向次冷戰。對此，美國要承擔很大一部分責任。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雖然美國對華政策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導致中美關係變遷的核心因素還是中美在社會制度、價值觀以及對國際秩序構想的根本歧異。中國「摸著石頭」發展了很多年，但從來都沒有任何東西比得上美國的民主攻勢和國際上聲勢浩大的顏色革命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觸動來得大，它們喚醒了沉睡的中共，使其意識到維繫自身執政的優先重要性，而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和「亞洲再平衡」進一步強化了其恐懼。在強烈的不安感和壯大的實力促動下，中國的對外戰略發生了醒目的變化。韜光養晦不再是不可逾越的禁區，中國雄心勃勃地進行「頂層設計」，重新定位國家戰略利益和戰略目標，對外交政策、國家安全學說和軍事戰略進行調整，構建外交、安全和軍事戰略體系，使其更符合自身外部需要和富有進攻性的策略。基於此，中國國家發展和對外交往的戰略意圖逐步明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核心價值觀和共產黨的領導三位一體的共產主義體制，以中國夢為引領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目標，通過一帶一路、人民幣國際化、重組國際組織等一系列戰略舉措，建立強大的、具有廣泛國際輻射力和影響力的國家。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中共新的頂層思維下，具備了確定的意涵：物豐民阜、德被天下、萬國來朝。中國既要堅持基本政治制度的穩定，又要實現國家富強，在國際上發揮領導作用。概言之，中國要復興到歷史上的極盛時期，重現「天朝上國」的光景。這就將動搖目前美國領導的國際體系，並挑戰民主價值同盟。這是次冷戰的核心驅動力。

　　和俄羅斯「心照不宣」的結盟，是中國國家戰略的外交基石。在中俄戰略協作的情況下，中國在次冷戰中擁有自己的優勢。中俄作為國家實體，綜合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位居全球前列，兩者形成合力，足以制衡西方。儘管西方整體實力和價值觀更為強大，但中俄在某些領域具有分非對稱優勢，可以突破西方防線或者造成致命打擊。比如中國仍上升的經濟，中俄的核威懾能力，以及在區域防禦性作戰中的特殊優勢等。

　　但與此相比，西方的優勢，或者說中國的劣勢，更為明顯。它們是，自由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仍在發展而不是衰落，雖然在新興國家崛起的背景下，西方實力相對下降，但在中長期時間裡，西方制度和體制將繼續發展;西方擁有牢固的聯盟，而中俄之間存在諸多矛盾以及不同的價值體系和利益追求，因此其同盟關係也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正如它們不敢公開聲稱彼此結盟所顯示的那樣;對於中國來說，它無法如同西方或俄羅斯那樣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鮮有周邊國家願意聽從中國號令，相反它們忌憚中國看上去野心勃勃的國際目標;無論是俄羅斯的單一經濟結構和威權主義體制，還是中國的共產主義體制和混合式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都將面臨時間和實踐的檢驗，這是和西方相對成熟的發展模式和政治體制不能相提並論的。

　　國與國關係不光是取決於實力，也是受責任、抱負等因素綜合影響的。在強大的內驅力作用下，中國好似坐上了一頭狂奔的野馬，除非更換強有力的馭手，否則不可能中途停歇下來。藍普頓說的一句話具有實質意義，他說，(中美問題)真正的解決之道：就像37年前卡特總統和鄧小平副總理那樣確定了種種不確定和危險，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那樣，突破當前困境的根本還是依靠遠見、勇氣和領導力。舍此，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突破中美次冷戰的格局。這也就意味著它們將不得不面對其必然導致的結果。

　　美國卡特中心-西安交通大學國際和平與發展研究所簡介

　　該所由美國卡特中心和西安交通大學共同發起，在2014年中美建交35周年之際成立於西安。主要研究方向為中美關係的發展，特別是中美在應對全球挑戰方面的協調與合作及在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互動和博弈;宗旨是通過研究中美在區域和全球事務內作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怎樣化解轉型與脆弱的國家的內部衝突和如何協調對這些國家的各種援助促進兩國增加互信，為維護和增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藍普頓簡介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海曼教授兼中國研究系主任。曾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亞洲基金會主席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院長，是美國首席「知華派」學者。

　　附藍普頓在2015年5月6日美國卡特中心和上海社會科學院在亞特蘭大共同主辦的「世界中國學論壇首屆美國分論壇」上所作的主旨演講鏈接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4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