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儒家生態倫理思想及其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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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倫理思想，富有極其深厚的生態倫理底蘊。深入挖掘和梳理其生態倫理思想，對於進一步提高人類熱愛自然、尊重生命的道德自覺意識，增強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提高人們建設生態文明的積極性，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生態意識和理論支撐，具有極其重要的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一、儒家生態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在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中，蘊含的生態倫理思想十分豐富，富有極其深厚的生態倫理底蘊。(一)「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態倫理思想的哲學基礎，認為人與自然共為一體，應當和諧共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是現代生態倫理學的哲學基礎。然而，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關於「天人合一」，中國古代哲學家的表述有所不同，也有不同學科意義上的理解。從生態倫理學意義上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本質是「主客合一」，肯定人與自然界的統一，認為人是天地自然的產物，人是大自然和諧整體的一部分，強調「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儒家繼承了殷周以來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主張天人相感相通、天人合一觀念。孔子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但整體意義上的生態倫理觀念十分鮮明，以至於儒家的許多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源頭。「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論語·泰伯》)。孔子肯定了天之可則，即肯定了人與自然的可則，人與自然可以統一。孟子提出人要由「盡心」、「知性」而「知天」，以達到「上下與天地同流」。漢代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應」理論。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學發展到宋代更趨成熟。宋代張載說，「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正蒙·誠明》)，他認為天道的「誠」就是天德，「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稱》)，即儒者需要通過「明」來達到對「誠」之天德的把握，以實現天人合一。(二)「順應天常」是儒家生態倫理思想的根本要求，認為人應當尊重自然規律，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周易·大傳》有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道，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對為政者提出了順應自然、使其行為合乎自然本性的道德要求。儒家深刻地洞悉到萬物之間存在著內在的必然的本質聯繫，有其自身秩序和自身規律。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認識到了四季更替、萬物生長的客觀規律性。荀子指出：「天有行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荀子·天論》)不僅肯定了自然萬物運行規律的客觀性，而且強調人們只有認識規律，嚴格按客觀規律辦事才能避「凶」趨「吉」，由「亂」致「治」。儒家主張「制天命而用之」，就是要求人們掌握和利用自然規律，按照四時變化和生物生長規律組織生產和生活。孟子明確提出了取物以時、「不違農時」的思想，提出要尊重自然外物的生長規律,愛惜、保護、幫助促進其生長和發展。荀子主張「山林澤梁，以時禁發」，做到「謹其時禁」，就是要根據自然規律，把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緊密結合起來。這樣才能「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使百姓「有餘食」、「有餘用」、「有餘材」。(三)「仁民愛物」是儒家生態倫理思想的主題，認為人要愛惜生命，重視對動植物的保護。孔子主張以「仁」待人，也以「仁」待物，要求把「仁」、「愛人」、「義」、「禮」這些人際道德原則擴展到自然界萬事萬物之中去，以此來協調人與自然界的關係。孔子認為人對萬物應持一種同情的善待態度,否則就是不人道，所謂「啟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孔子家語·弟子行》)。這意味著對自然的態度與對人的態度不可分離,惜生與愛人憫人同為儒家思想題中應有之義。他指出：「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禮記·祭義》)孔子已經把人們對待生物的態度當作儒家道德規範之一——孝道來看待。孔子把對待動物的態度看作是道德問題，初步實現了由家庭倫理、社會倫理向生態倫理的拓展。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仁愛萬物」的思想，提出了「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寶貴思想，第一次明確提出並初步回答了生態道德與人際道德的關係問題。孟子要求世人對人、對物，都應該持有一份「不忍之心」。仁政之德不僅在於施恩於黎民百姓，使他們安居樂業、和諧自得，而且還應該擁有更為博大寬廣的、泛愛萬物的胸懷，「恩，足以及禽獸」(《孟子·梁惠王上》)，使萬物在共同的世界裡和悅共生、協調相處。董仲舒則直接把愛護鳥獸昆蟲等當作仁的基本內容。他說:「質於愛民，以下至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以謂仁?」(《春秋繁露·仁義法》)張載認為人類應該兼愛萬物。他說：「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正蒙·誠明》)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張載提出了「民胞物與」的著名命題：「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正蒙·西銘》)他們都主張人類要仁愛自然萬物，對自然實行「人道主義」。(四)儒家「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的準則，要求對大自然索取有度，對資源節約使用。儒家主張慎用資源，強調「取之有度」;要求人們珍惜資源，「用之有節」。崇尚勤儉節約，反對暴殄天物，歷來是中國重要的傳統道德規範，在儒家傳統生態倫理思想上則體現為一種對物質享受的節制和對自然資源的珍惜與愛護。《禮記·王制》載，古代天子狩獵時「不合圍」，諸侯狩獵時「不掩群」，即不把一群動物都殺死。據說商湯就曾「網開三面」，即便在捕獵時，也不能「一網打盡」，不能斬盡殺絕，要給野獸留下一條生路。孔子反對竭澤而漁、覆巢毀卵的行為，認為對生物的獲取要有度，「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只有愛護、珍惜大自然,使各種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會出現生機勃勃的繁榮景象，「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呂氏春秋·功名》)。這都是要求人類對自然資源在愛護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的使用，才能保持其持續存在和永續利用。正如朱熹所說：「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孟子集注》卷十三)。孔子提倡：「節用而愛人」。儒家在人的生活態度上並不反對求富，但是認為應該遵從一種「合於義」的節儉的生活方式。孔子強調，「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論語·述而》)。孔子很重視禮，但他並不看重禮的外在形式，他不主張使用高貴華美的禮器，穿戴許多製作複雜而且過於講究的服飾，他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荀子也認為，節儉順應天地的自然規律而且可以抵制自然所帶來的災害，他說：「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論》)。儒家寡慾節用的道德要求，對於合理利用自然資源、減少鋪張浪費，保護生態環境、約束世人的行為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二、儒家生態倫理思想的現實啟迪意義在人類為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所困擾的今天，儒家生態倫理思想的精華，對於人們從倫理學的角度，重新審視自己的價值觀念，正確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間的關係，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一)強化生態文明意識。現代生態倫理學認為，自然界是一個活的有機整體，人類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獨立於外的最高等級，地球上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命都是自然大家庭的成員，人類應當與自然和諧相處。自然界中每一物種的存在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既是自身的存在，也是其它物種存在的前提。生物之間只有相互制約、相互依賴、相互補償和相互協調，才能共生互利，才能共同生存和發展。這就要求人類充分尊重其它物種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實行尊重大自然的原則，應該設法跟自然和諧相處，而不是單純地讓自然只滿足人類的需要，更不是征服和破壞自然;應該尊重其他生命形式的價值和延續性，維護大自然的穩定性、完整性和多樣性，從開發利用自然轉變到保護、保存自然，在人和自然之間建立起協調關係和夥伴關係，從而使人與自然保持良性循環，最終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二)堅持按照自然規律辦事。儒家認為，大自然有其自身的秩序和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類應當順應天常，與天地合其道，與四時合其序，按照客觀規律行事。歷史證明，儒家順應天常的思想是正確無疑的，違背自然規律必然遭到自然的懲罰。人類試圖征服自然的每一次嘗試，都以自然的報復而宣告結束。恩格斯曾經尖銳地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383。)所以，人類必須考慮自己行為可能帶來的長期後果，自覺調整自己與自然的關係，不再尋求對自然的控制和征服，而是努力與自然和諧相處;要以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原則為依據來考量生態系統和社會系統的需求，在維護生態系統的平衡的基礎上，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在利用自然、發展經濟、從事建設的時候，都要尊重自然規律，在順應自然的基礎上對自然界進行適度變革，促進人與自然相互協調、共同進化發展。(三)倡導節用生態資源。取用有節、物盡其用，是儒家生態倫理思想的主流和內核，也仍然是現代社會解決資源短缺、合理利用資源、有效保護資源的一項合理而有效的對策和途徑。地球上的自然資源無論是可再生的還是不可再生的，都是有限的，而且地球對環境污染的吸收能力以及對資源枯竭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人類要想在未來的世紀里與大自然和睦共處，共生共榮，就必須積極主動地對大自然投以倫理關愛，珍惜資源，節約資源，取予有度，消費有節，並且要儘可能調動人類所特有的倫理智慧，利用科技手段，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利用率，開發可再生資源和非耗竭型資源，發展環保產業，維持人與自然生態的和諧統一。這是維持人類社會持久發展的必由之路，是保證人類與自然互利共生，協調發展的正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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