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樂頌：脆弱的中國「中產階級」，他們代表不了任何人

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甚至沒能發揮它唯一的長處，其社會存在僅僅顯示為某種從對個人奢侈消費的炫耀中獲得的脆弱的社會優越感。一句話，他們代表不了任何人，只能代表他們自己。——程巍

近日，熱播劇《歡樂頌》備受關注，有人說這部片子鼓吹階級論，也有人這就是反映的現實，也有人說這部電視劇是「中產階級」的自我意淫等等。而其中「中產階級」一詞，在關於該劇各種評說中不斷被提及。

那何謂「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和中間階級是什麼關係？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和西方的中產階級有何不同？中產階級的定義的依據是什麼？中產階級是怎樣的一群人？

模糊的「中產階級」肖像

by 程巍

一些社會評論家開始把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視為某種新的政治和經濟結構的基礎，而且這種觀點得到了那些自以為屬於這一社會階層的人士以及某些天真的西方觀察家的贊同。

另一方面，那些不屬於這一階層的人則以一種既羨慕又憤慨的複雜心理看待這一階層。

從何種意義上這一階層可以被稱為「中產階級」，而從何種意義上它又不能被稱為「中產階級」？此外，或許更關鍵的是，這個「中產階級」在多大程度上代表這個詞本身所暗示的大多數？它具有怎樣的政治意義和道德意義？

「中產階級」是英語「mid-class」或「middle class」的中譯，原意是「中間階級」或「中間等級」，詞義本身並不包含「財產」。

與其說它最初是對財產的社會分配狀況的劃分，還不如說是對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這樣才能理解後來出現的作為「第四等級」的記者和文人）。

十七、八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的發展，使一類從事工業和商業的人（其中既有雄心勃勃的自耕農，又有自由主義的貴族）形成了一個城市平民階層，其經濟和輿論力量的日漸強大和自身階級意識的逐漸覺醒使它最終崛起，在古老的貴族階層（上層階級）和龐大的貧民階層（下層階級）之間成為一個「中間階層」。

但這一階層在道德上的可疑和修養上的欠缺使它最初經常成為貴族階層茶餘飯後的笑料及文學中被譏笑的角色，而當它獲得政治權力時，又最終成為它曾經的同盟者無產階級反抗的對象。

實際上，十九世紀以前的英國「mid-class」等同於法國的「bourgeoisie」和德國的「Bürgertum」，後兩個概念具有特定的地理分布意義（城鎮居民，其詞根「bourg」、「Bürg」為「城鎮」），指城市中的有產者或「資產階級」，而貴族和貧民一般生活在鄉村。隨著貴族權力的衰落和工商業發展帶來的城市化，社會日益分化為兩個階級，即「資產階級」和與之對立的城市「無產階級」。

哲學家卡萊爾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曾預言的「兩個階級之間的生死較量」指的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整個十九世紀的政治社會史也可以被視為這兩個階級之間潮起潮落、此消彼長的鬥爭史，同時也是社會財富和權力日漸從鄉村向城市集中的經濟史。

不管怎樣，直到十九世紀上半葉，無論是歐洲大陸國家還是英國，都還算不上「中間階級」社會，因為這個階層只佔社會人口的極少部分，是城市平民中的一部分（商人、工業家、金融家和殖民者）。英國中產階級獲得選舉權是在1832年《改革法案》頒布之後，而代表其政治和經濟利益的輝格黨也直到這個時候才開始作為一種強大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即使到這個時候，這些歐洲國家仍是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

「中產階級」（或許更應稱為「資產階級」）已經取代貴族階級，成為這個金字塔塔尖上的階級。莫拉茨在《中產階級的勝利》一書中將1900年視為中產階級史的一個歷史轉折點，到這一年，中產階級已經取得全面勝利，但「在其勝利的頂峰，其肌體內部卻開始出現裂痕，這些裂痕最終導致了中產階級的衰落」。我想，就其最初的理論出發點和「善良願望」而言，那些社會評論家對中國「中產階級」的定義，不是來源於英國或歐洲大陸國家的中產階級歷史經驗，因為在這種經驗里，我們目睹了財富和權力向少數城市的轉移和集中，這一過程在城市內部表現為財富和權力向少數人階層（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轉移和集中，而這不是民主社會的標誌。

還是回到《改革法案》頒布的1832年。對政治社會史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因為這一年，法國的托克維爾訪問了美國，在那兒發現了一個真正的「中產階級」社會。

我想正是托克維爾賦予了「中產階級」或「中間階級」最確切的含義，因為它意味著處於中間狀態的階級占社會人口的大多數，或最富有者和最貧窮者只佔這個社會的少數，整個社會結構呈上下狹窄、中間寬大的菱形。

這個社會之所以是民主的，是因為其權力的來源、維護的對象是「大多數」。托克維爾並沒有以一定的財產指標來對「中間階級」進行定義，因為財富指標是一個相對的歷史概念，而且就1832年美國經濟來說，美國「中間階級」更像是英國的城市平民。

……

「「中產階級」在中國社會人口中都是極少數，因而不是「中等階級」或「中間階級」。

我在前面說過，「中間階級」並不是一個期待中的階級，因為任何處於和平時期的社會都一定有一個占其人口大多數的中間階級（他們既不特別富有，也不特別貧困），關鍵在於，這個社會的大多數財富和權力是否存在於這個中間階級之中。

此外，若以個人財富作為衡量「中間階級」的標準，那麼這個標準也是浮動的，在一定經濟發展條件下意味著不同的東西：在1832年，一個有起碼生活來源的美國人可以被視為一個「中間階級」，而在1932年，一個擁有私人小汽車和家庭住宅的美國人同樣也被視為一個「中間階級」。

因而界定一個人是否屬於「中間階級」的唯一財富標準，是看他的個人財富是否處於中間水平。當然，一個中間階級社會應該是一個免於貧困的社會，或者說一個有產者的社會，因為普遍的貧困會導致社會的動蕩。

我想，賦予中國當代新興「中產階級」定義的社會評論家肯定不是從托克維爾或美國社會獲得其理論來源的，因為在托克維爾那兒或美國社會，「中產階級」意味著「中間階級」或「中等階級」，是個人財富處於中間水平的大多數。

顯然，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而言，「中間階級」一直就存在，而且占人口的大多數，是工人、農民、普通城市市民和普通國家公務員，是那些既不特別富有、但也免於相對貧困的中等收入的人。我不知道那些社會評論家所說的「中產階級」確切地是指什麼。

有時，它似乎是一個地域概念，指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城市和類似北京這樣的內地大城市；有時，它似乎又是一個社會分層概念，指這些城市中那些擁有私人住宅、私人小汽車、俱樂部會員證等物品的高收入階層；有時，又似乎是一個職業概念，指那些在公司、金融機構和大眾媒體工作的人。從這種意義上說，它更像是英國和歐洲大陸國家十九世紀的中間階級或資產階級。

不管怎樣，這個「中產階級」在中國社會人口中都是極少數，因而不是「中等階級」或「中間階級」。

如果說少數人的富有就構成「中產階級」社會的話，那中國社會向來就是「中產階級」社會。或許，對中國「中產階級」的表述不是描繪性的，而是預言性的，即預言當大多數中國人在個人財富上處於與當今「中產階級」狀況相似的歷史時刻時，「中產階級」社會就降臨了。

這是以未來的個人財富（一個預先確定的財富標準）來劃分中產階級。可是，這會帶來另一個問題：當今的「中產階級」在「那個歷史時刻」又是什麼階級？此外，即使日後大多數中國人都擁有了當今中國「中產階級」的個人財富，「中產階級」社會仍然可能還在期待中，因為到那個時刻，「中產階級」的財富標準可能已經改變了，指向了更高的標準。

以某種固定的個人財富標準來定義未來的中產階級，實際上是以某種靜態標準來衡量動態的社會經濟狀況的變化，這在理論上可能會遇到麻煩。如果大部分權力和財富在「那個歷史時刻」仍流向於社會的少數人階層，那麼即使大多數中國人擁有了私人住宅和私人小汽車，這個社會仍不是「中產階級」的，因為民主沒有建立在多數人階層的基礎上。

此外，中國「中產階級」理論還會遇到現實麻煩，因為它不是對中國當代社會階層的分析，或者說，這個概念還缺乏歷史社會學基礎，它暗示「中產階級」出現之時中國社會在財富分配上業已存在一個「上層階級」和一個龐大的「下層階級」。考慮到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基本上沒有過多的私人財富，甚至連權勢人物都沒有太多的個人財產，那麼，可以說，它基本上是一個絕對平均的貧窮社會。

「中產階級」並不是以「中間階級」的身份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結構的，而是以工、商、股票、高科技和金融投資等行業的財富積累者的身份進入的，與其說他們是「中產階級」，還不如說是「工商階級」，或者說是個人財富意義上的「上層階級」，它終於從財富絕對平均的大多數人中脫離開來，成為社會財富金字塔的塔尖，是「少數先富起來的人」。

社會評論家沒有對中國「中產階級」進行定義，但關於中國「中產階級」還是有某種不言而喻的財富標準，即獨立的私家住宅（「花園別墅」）、私人小汽車、健身和美容俱樂部會員證等等。

對當代中國社會的普遍個人財富狀況來說，這是「中間階級」嗎？

毋寧說這是當代西方的中間階級。我之所以說這種意義上的「中國中產階級」是一個偽概念，是因為它不是中國的，不是對中國社會實際存在的占人口大多數的「中間階級」的描繪，而是對西方中產階級的描繪，或以西方社會的中產階級財富標準來定義中國的中產階級。

如果說1832年的美國是一個中產階級社會的話，那麼，中國當代的大多數人已經或早已超越1832年美國中產階級的個人財富（至少，電視機、冰箱已成為普通家庭的日用品），為什麼還要等待一個中產階級社會的來臨呢？顯然，中國的「中產階級」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間階級」，而是社會財富集中的少數人階層。

據一項統計數字，整個國家的大多數個人財富（80%）主要集中在大約20%的人口中。如果進一步細分，那麼，這20%的人口中的20%可能佔有80%個人財富中的80%。如果說中產階級社會意味著個人財富的大致平均狀態，那麼我們目睹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個人財富之間差距的日益擴大或社會的個人財富向少數人的轉移和集中。

有意思的是，「中國中產階級」恰恰出現在個人財富差距拉大的時期，並且這個新興階級還在理論上獲得了表達，即「新自由主義」，以此宣布它在政治上的作為。這與英國和歐洲大陸的「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成長史非常接近，而與美國「中產階級」或「中間階級」不同。

在多大程度上，這個新興「中產階級」及其「新自由主義」能夠代表占人口大部分的「中間階級」的利益？此外，在一個信息時代，個人財富主要來源於對知識或信息的掌握，因而個人財富越來越向城市受過高等教育的階層流動，集中在電訊、股票、房地產、高科技和金融投資等職業的人群。這些職業所具有的抽象性或神秘性使一般僅僅受過普通教育的大眾望而卻步。

「「中國中產階級」是轉型時期的獨特經濟和政治狀況的既得利益者

應該說，中國「中產階級」是這個轉型時期的獨特經濟和政治狀況的既得利益者，其政治作為僅僅限於對其經濟前景的某種拓展。它對「自由」的熱愛遠甚於對「平等」的熱愛，甚至（如果我們把一個人的個人消費方式作為衡量這個人社會態度的最個人化的指標的話），以自己的消費方式來區別於大眾，或與大眾消費拉開距離。

換言之，它對「社會公正」缺乏必要的熱情，尤其是當「社會公正」可能妨礙「中產階級」在經濟上的前景的時候。從這種意義上說，新興的「中國中產階級」對民主的籲求的性質令人懷疑。

它是否只是城市富有階層的利益的表達？而城市政策制訂者在多大程度上應和了這種表達？也許對隨便一個日常事例的分析有助於揭示城市政策制訂者與城市「中產階級」之間的這種應和關係，它隱約顯示了政策的最新方向，即向城市富有階層的偏移。

某大城市交通部門去年年末出台了一項政策，即為緩解交通壓力、保持道路暢通，取締小公共汽車。這是繼幾年前取締小麵包計程車（「蝗蟲」）之後的另一個相同政策舉措。表面看來，這種政策針對每一個人，但我們通過分析很快就會發現：誰是這項政策的受益者，誰是這項政策的受損者。

首先，乘坐小公共汽車和小麵包計程車的人是沒有私人小汽車的人（中間階級或「工薪階層」）；其次，造成交通擁堵的是近幾年來大量出現的私人小汽車（「中產階級」象徵標誌之一），而不是小麵包計程車和小公共汽車，因為該市的車輛總數大約為一百萬左右，各類計程車和小公共車只佔總數的10%，而私人小汽車佔總數一半以上。

若以家庭平均人口為3來計算，那麼該市的「中產階級」或擁有私人小汽車的階層只有150萬左右，僅佔全市總人口的10%。這項政策因而產生這麼一個結果：以減少公共交通工具的數目來為擁有私人小汽車的「中產階級」空出道路，或者說以損害「中間階級」或工薪階層的出行方便來提高擁有私人小汽車的「中產階級」的出行效率。

這甚至體現在城市交通幹線（高架公路、全封閉高速公路和快車道）的大量建設上，儘管這些道路的建設費用來自全市納稅人的錢，但它們的真正使用者卻不是全體納稅人，而主要是少數「有車族」，因為這類道路經常禁止公共汽車駛入。此外，考慮到大部分新建道路通向遙遠的郊區「花園別墅小區」，那麼可以說，這些道路正是為居住在這些小區並擁有私人小汽車的「中產階級」所建（居住在城區且不得不依託城市公共交通的廣大工薪階層或「中間階級」決不是這些道路的真正使用者，與這些道路沒有日常生活聯繫，儘管建設這些道路的費用部分地來自他們的納稅）。

而同一時期，作為中間階級日常使用的地鐵在過去二十多年裡只延長了十幾公里。如果交通政策以占人口大部分的「中間階級」為其歸依，那麼，顯然，建設更多的地鐵線路和增開更多的公共交通工具是最合理的選擇，為此還應當限制私人小汽車的數量。看來，當社會評論家感嘆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太少以致不能成為民主的有效基礎時，他們沒有看到，這少數人的身影已經進入政策的制訂中，我們已經能感到他們在政策中的分量。如果說他們人數太少以致不能成為民主的有效基礎，那麼，他們已經足夠富有以致能夠成為一個特權階層。

「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的定義依據是什麼？

如果說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的定義不是依據英國或美國經典的「middleclass」，那麼它依據什麼？

對這一定義的進一步分析，使我們發現它來源於美國的「新中產階級」（newmiddleclass），而其理論上的表達（「新自由主義」）似乎也隱含了這種相關性。「新中產階級」是1940—1950年代以後的西方現象，指傳統的製造業和小商業衰落後崛起的公司階層。對這一群體的最初的集中描繪見於社會學家大衛·里斯曼1950年發表的《孤獨的人群》和C.W.米爾斯1951年發表的《白領》。

實際上，「新中產階級」是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等人稍後描述的「後工業社會」的伴隨物，它具有職業上的可辨性，即「辦公室的人」。就裡斯曼和米爾斯進行寫作的時代而言，美國農業人口只佔美國總人口的8%左右（現在這一比例已降至3%），而70%以上人口是各種各樣的公司僱員階層（經理、分析師、律師、廣告從業人員、商業銷售人員、教師、政府官員等）或「服務部門」、「第三產業」階層。

社會的財富和權力仍集中在這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中，但使它成為「新中產階級」的歷史特殊性在於其職業上的非傳統性。「新中產階級」首先是大城市人，受過高等教育，從事管理、金融、法律、軟體、股票、旅遊、房地產開發等行業性的職業，但一般居住在城市的郊區，擁有自己的職業裝、多種信用卡、私家住宅、各種會員證、遊艇和私人小汽車。

中國的「中產階級」正是以這種「新中產階級」為其衡量標準的，似乎全球化使中國一夜間由一個基本上屬於工業化甚至前現代化的社會進入了後工業化或後現代化社會狀態，但實際進入這種狀態的只是少數沿海城市和更少的內陸大城市，而進入這種意義上的「新中產階級」行列的又只是這些城市的總人口中的極少數。直到目前為止，從事農業的人口仍佔全國人口的70%，而若再進一步地統計，在餘下的30%的城鎮人口中，可能只有5%屬於「中產階級」或「新中產階級」，即佔全國總人口2%左右。

就像美國新中產階級的出現意味著財富向城市的集中一樣，中國的中產階級也只意味著財富向城市少數人的集中。社會學家理查德·里夫斯在1979年曾沿托克維爾當年的足跡重遊了一番美國，發現在一百五十多年裡，鄉鎮在不停地衰落，城市在不斷地崛起，而人口出現一種由鄉鎮向城市大規模轉移的過程，實際上已使美國成為一個城市社會，人口、財富和權力集中於城市，被多數人所分散。

這一點顯然與中國的狀況不同，因為當財富和權力向城市集中時，城市人口仍只是全國總人口的少部分，而「中產階級」在城市人口中又是少部分。難道全球化在全球範圍內僅意味著少數發達國家的利益，而在一國範圍內僅意味著少數中產階級的利益？

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並不對應於西方（美國）傳統的「中產階級」，而對應於1950年代以後出現的「新中產階級」。也許再從「新中產階級」的政治傾向和道德傾向方面對其進行分析，會使我們對這一新興階層獲得更深入的理解。

「新老中產階級有哪些差異？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二十世紀初對美國老式中產階級的分析，顯然不適合於後工業時代的「新中產階級」，因為他強調一種禁欲主義的經濟倫理，實際上把中產階級的經濟驅動力詮釋為某種道德驅動力（新教倫理），它表現為對生產的過度熱情和對消費的過度克制。

如果說這種被染上宗教色彩的消費禁欲主義只是一個財富相對貧乏的時代的經濟學（積累的經濟學），那麼，可以說，一當財富過度增長起來，這種消費上的禁欲主義就會被消費上的享樂主義所取代，從中出現一種「消費的經濟學」（例如對「禁酒法案」的廢除、分期付款制度和信用證制度的施行等）。

由於中產階級傳統的禁欲主義的內在影響，由於以前的貴族和後來的社會主義左派對中產階級財富來源的揭示造成的中產階級對其個人財富的內疚感，更由於不利於個人財富積累的稅制導致個人財富的大量流失，老中產階級發現慈善事業、贊助科學研究和文學藝術（這等於把課稅的那部分個人財富轉移給了免稅的公益事業）是其部分個人財富的最好去處。此外，既然他們是「中產階級」社會的支柱，他們覺得對這個社會負有政治和道德義務。換言之，老中產階級並不追求過度消費，不以消費作為其社會地位和榮譽感的來源。

但老中產階級的孩子（「新中產階級」）卻更傾向於消費而不是生產（佔70%的服務部門並不生產什麼，而是對利潤的層層分享），甚至，1960年代西方中產階級大學生的造反運動（不管其顯示為何等激進的左派色彩）也是對老中產階級的禁欲主義的反抗，試圖以富裕社會的享樂主義來取代貧困社會的講究克制的倫理價值。

造反學生本指望成為「波希米亞人」或「嬉皮士」，但後來卻成為了「新中產階級」或「雅皮士」。「新中產階級」正是從這些在名牌大學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大學生中產生的，他們走出校門後，就走入了公司大門，成為了他們當初（還是政治激進派時）所鄙夷的「有產者」。1960年代學生運動的一個歷史悖論或「歷史的狡計」是：它以對既定的一切道德價值體系進行瓦解從而實際瓦解了一切價值評判的可能性基礎。

當這些造反者日後成為「新中產階級」後，他們已經擺脫他們的父輩（老中產階級）對個人財富的內疚感和道德上常有的顧慮。他們成為「安心消費」的一代，並奇特地以「雅皮士」的生活方式回歸到以前的貴族階層的消費方式，所不同的是他們不像貴族那樣強調數量和質量上的同等過度消費（對貴族的消費方式，社會學家桑巴特和梵勃倫已有很好的分析），而是側重於質量上的消費，或如另一個半吊子的社會學家保羅·福塞爾在1980年代所說的「品位」，其《品位》一書可以成為「新中產階級」的手冊，它不厭其煩地告訴你使用什麼樣的銀質刀叉、住什麼樣的房子、開什麼樣的車、穿什麼樣的衣服，囑咐你千萬別吃甜食、喝可口可樂，因為那是下等人的低劣趣味。從不誇張的意義上說，「新中產階級」致力於成為「新貴族」，以其消費而不是生產的顯赫來顯示自己的社會地位感或優越感。

「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集體肖像

其實，米爾斯在1951年的《白領》一書的開篇就為「新中產階級」描繪了一張集體肖像：「白領階層已悄悄進入了現代社會。不管他們各自擁有怎樣不同的歷史，他們的歷史都千篇一律地是沒有事件的歷史；不管他們之間具有怎樣共同的利益，這利益也沒有使他們團結起來；不管他們擁有怎樣的未來，這未來也不是他們自己所創造。

即或他們有些雄心壯志，那也不過在遵循一條中間路線，而當中間路線行不通時，他們就轉而遵循一條虛幻世界的虛幻路線。從內部看，他們處於分離和分散的狀態，從外部看，他們無一例外地依賴於更大的力量。即使他們偶爾有行動的意願，由於缺乏組織，他們的行動最終只會成為一堆彼此沒有聯繫的爭鬥，而不是一場運動。

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威脅不到任何人；作為個體，他們不能獨立生活。因而，在形成關於他們的確切看法前，他們已被自然而然地看作是城市大眾的這種熟悉角色。」米爾斯實際指出了「新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癱瘓，其癥狀表現為道德上的相對主義和政治上的冷淡主義。按另一個社會學家克里斯托夫·拉希的說法，它表現為某種「自戀的文化」，即對其自身需要的關注。

不管怎樣，這個階級仍佔美國人口的大多數，因而其對自身需要的關注仍可以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

但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呢？

毫無疑問，他們是一個注重奢侈消費的階級，甚至，中國「中產階級」最初引人注目之處就在於他們的高級消費，以致判斷一個人是否「中產階級」，主要是就其消費方式而言。

像美國的「新中產階級」一樣，他們已悄悄進入中國當代社會，不管他們各自之間擁有怎樣不同的歷史，他們的歷史都千篇一律地是沒有事件的歷史（從大學到公司）；不管他們之間具有怎樣共同的利益，這利益也沒有使他們團結起來（他們甚至沒有一種共同的階級意識）；不管他們擁有怎樣的未來，這未來也不是他們自己所創造（其未來依賴於公司或外部「更大的力量」的未來）。即或他們有些雄心壯志，那也不過在遵循一條中間路線（有限的政治參與），而當中間路線行不通時，他們就轉而遵循一條虛幻世界的虛幻路線（未來的「中產階級社會」云云）。

即使他們偶爾有行動的意願，由於缺乏組織和對自身階級的歷史意識，更由於他們是少數，他們的行動最終只會成為一堆彼此沒有聯繫的爭鬥，而不是一場運動。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威脅不到任何人；作為個體，他們不能獨立生活。

實際上，這種經濟上的依賴性和政治上的無力感使他們日漸信奉某種道德上的相對主義和政治上的冷淡主義，因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僅僅以一個奢侈消費的小群體出現，難以成為這個國家道德和政治的基礎，甚至不能給最貧窮者帶來多少好處，例如諸如「希望工程」和「援助災區」這些慈善事業的捐獻者主要是龐大的工薪階層，而不是「中產階級」，是城市的窮人幫助更窮的鄉下人；此外，中國「中產階級」也鮮能資助這個國家的文學、藝術和學術研究。

他們的雄心壯志往往在「利潤率為零」的事業中退縮回來。一句話，他們只看重自身財富的增長和自身消費的增長，並以某種自鳴得意的虛無主義來看待社會公正問題和文化問題。

因而，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甚至沒能發揮它唯一的長處，其社會存在僅僅顯示為某種從對個人奢侈消費的炫耀中獲得的脆弱的社會優越感。一句話，他們代表不了任何人，只能代表他們自己。

他們是20%或2%，而不是80%或98%，顯然，一個民主社會不能建立在一個壟斷了大部分社會個人財富的少數人階層基礎之上，而是緩慢而艱難地形成於類似「村社民主」（如鄉村選舉）和「社區民主」（街道選舉）的過程中，這不僅是一個大多數人日常參與的過程，而且是一個普及民主教育的過程，不僅代表多數人（中間階級）的利益，也是民主的真正基礎。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在這一過程中處於什麼位置？極有可能，它處於邊緣的位置；甚至，如果這個過程觸動了它的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它就處於對立的位置。

程巍，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否定性思維：馬爾庫塞思想研究》、《查爾斯河上的橋》等。

（本文選自《天涯》2002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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