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禮義道德之基礎

這是一個缺乏社會道德的時代，卻是一個不乏道德訴求的時代。

每當見死不救、見義不為，不敬不教，乃至毆打父母成為媒體的焦點，中國的各路道德家們馬上興奮了起來，血脈賁張--義憤填膺者有之，口誅筆伐者有之，痛哭流涕者有之。

自謂的儒家（幾乎沒有見過他們行「為己」之學，注重修行）和他們千百年前的同輩一樣感嘆人心不古，禮崩樂壞，國人數千年守望相助的傳統盡失。事實是，早在四百多年前的利瑪竇（1552年~1610年）時代，中國儒家鼓吹的諸道德條目已經演化為褪色的「美德袋」，需要時就拿出來用之教訓別人，而這些美德的邏輯基礎卻沒有知道了。人們生硬地把諸德目劃分成美德和惡德兩類，如誠實「自然」是美德，欺騙「自然」是惡德，並且認為它們之為美惡皆由其自身所決定。利瑪竇寫道：「中國所熟習的唯一較高深的哲理科學就是道德哲學，但在這方面他們由於引入了錯誤似乎非但沒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塗了。他們沒有邏輯規則的概念，因而處理倫理學的某些教誡時毫不考慮這一課題各個分支相互的內在聯繫。在他們那裡，倫理學這門科學只是他們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達到的一系列混亂的格言和推論。中國哲學家中最有名的叫做孔子。這位博學的偉大人物誕生於基督紀元前五百五十一年，享年七十餘歲。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來激勵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節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斷言他遠比世界各國過去所有被認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為神聖。」（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第31頁）

所謂「現代」的法學家（實際上就是全盤西化的法學家，一百年來他們的主要貢獻是以法治的名義將一個守法的族群變成了一個人治社會）則舞起了自由平等的大旗，反對「貿然」將見死不救入罪。好個「貿然」！他們不知道，「以法生德」的法學原則中國人已經實踐了數千年。孔子就講仁德有時也是靠刑罰強制推行的，他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語出《禮記·表記第三十二》，意為：真正的仁人，不論在什麼情況下都安於行仁；自以為是的人，看到有利可圖才去行仁；害怕犯罪受罰的人，是迫不得已而勉強行仁。）再說，西方的自由、平等根本就不適用於中國實際，結果近一百年來西方這些口號被叫得震天響，而新的社會道德倫理就是建立不起來。五四運動以來的「道德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消滅了傳統的禮義道德，但中國一向眼高手低的知識分子卻沒有建立起新的道德倫理體系。

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張豈之先生寫道：「五四前期的這場新倫理學反對舊倫理的『倫理革命』，是中國倫理思想發展史上一次重大變革，涉及政治倫理、社會倫理（包括家族倫理）等諸多方面的變革，延續數千年的傳統倫理道德又一次面臨嚴重的挑戰。不過，這個時期，民族危亡仍然是主要問題，先驅者還來不及對中國傳統道德倫理進行細緻分析和取捨。如何建立新的道德倫理觀，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張豈之等：《近代倫理思想的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序第8頁。）奇怪的是，在中國鼓吹西方近代倫理思想的有些代表人物自己都知道西方倫理概念在中國沒有宗教土壤的環境中只是空殼子，所以他們到晚年又回歸了中國傳統舊道德。張豈之先生接著寫道：「當我們談論歷史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感到遺憾。近代有些代表人物不能準確地區別中國傳統道德中的濁流和清澈、精華與糟粕。而且，他們對西方某些倫理思想學派的理解比較膚淺，理論不夠堅實，論證也不夠犀利有力。因此，我們就從中國近代歷史中看到這種狀況：早年宣傳西方近代倫理思想學說，晚年又轉回到中國固有的禮教體系之中。可以說，在近代中國始終沒有產生真正的倫理學大師，始終沒有建立起來兼采中西倫理道德精華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倫理思想體系。」（張豈之等：《近代倫理思想的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序第9~10頁。）

歷史給我們的重要啟示是，社會倫理和價值取向在時間上具有傳承性，當代新道德倫理的重建一定是在中國舊道德規範的基礎上因革損益的結果，我們不可能通過打倒舊道德的方式憑空建立起新道德體系。所以，我們有必要去除長期以來學術上的膚淺和浮躁，考察一下數千年來是什麼維繫了中國人的社會倫理？進一步說，中華禮義道德之基礎是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是弄清楚禮是如何產生的？

1、禮之源

如果說中華文明最明顯地迥異於其他文明之處，就是他早就擺脫了宗教神學地影響，將文明牢牢地建立在人本的基礎之上--在這個人本基礎之上的文明體系，就是禮。

也就是說，中國人的倫理原則不是如同《聖經》所述一樣來自神的旨意，而是與社會日常生活高度相關，這在《禮記·禮運第九》中講得十分清楚。孔子通過對夏商兩朝禮的研究發現：「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這段話是說：上古禮的產生，是從飲食開始的，那時的人們尚未發明陶器，他們把穀物、小豬放在燒熱的石頭上焙烤，挖個小坑當酒杯，雙手捧起來喝，用土摶成鼓槌，壘個小土檯子就當鼓，在他們看來，用自己的這種生活方式來表達對於鬼神的敬意，好像也是可以的。這便有了最原始的祭禮。

而祭禮的主要功能還是現實社會秩序的維護，所說孔子接著說，通過祭祀中的種種禮儀，或規範君臣的關係，或加深父子的感情，或和睦兄弟，或使上下均可得到神惠，或使夫婦各有自己應處的地位。（《禮記·禮運第九》原文：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

現代考古學證實，中華文化在周代禮義文明成熟以前，的確存在著一個相當漫長的古禮時期。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卜工先生指出，這種古禮發端於一萬年前的農業革命，是以農耕方式的經濟形態為基礎的。因此，這時的禮多以祈求風調雨順、人壽年豐為目的。

據卜工先生的研究，中國古禮主要分兩大系統，一是以長江中下游為軸心的東南地區醞釀的儺禮系統，二是以黃河中游為重心的西北地區發育的古代薩滿系統。中國古禮的兩個目系統都有自己的標識、在進行祭祀活動時，都有殺牲、燔燒、掩埋等儀式，都要唱歌、跳舞，有固定的禮儀主持人。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西北區的古禮流行寫實的人物與動物徽號，儀仗和指揮工具不發達，不特別追求形式，往往利用自然地形地貌作祭壇。東南地區的古禮盛行抽象徽號，儀仗和指揮工具非常發達，追求服飾、道具的神秘與華麗，且花極大的民力修築大型祭壇。

從時間上說，從古禮到周禮是一個持續的發展進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是古禮期，包括前仰韶（距今10000年至7000年前後）的陶質祭器和仰韶（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陶禮器兩個階段，標誌是以祭天祈年活動為主體的禮儀制度的發生和發展。

二是中國禮制的酒禮期，包括龍山時期（距今5000年至4000年）的陶質酒禮器和夏商兩代銅酒禮器為代表的兩個階段，其特點是等級制度的發展和成熟。

三是周禮時期，這是中國禮制的成熟期，是西周以青銅盛食器作為禮器的階段。如周代的鼎簋青銅禮器制度，核心是宗法制。（卜工：《歷史選擇中國模式》，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24~25頁。）

卜工先生總結說，禮制的發生和發展、完善和成熟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獨特經歷，是中華文明的核心特色，也是中國文明起源的基本脈絡。「古禮是一種社會聯繫方式、是一種社會管理體制，是一種社會運行機制，是當時社會制度的主要內容，是古代社會最大的政治。（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國模式》，科學出版社，2007年，前言第5頁。）

歷史學家錢穆先生則從文化史的角度論述了周以後禮的演進過程，他這樣寫道：「『禮』本是指宗教上一種祭神的儀文，但我們在上文述說過，中國古代的宗教，很早便為政治意義所融化，成為政治性的宗教了。因此宗教上的禮，亦漸變而為政治上的禮。但我們在上文也已述說過，中國古代的政治，也很早便為倫理意義所融化，成為倫理性的政治。因此政治上的禮，又漸變而為倫理上的，即普及於一般社會與人生而附帶有道德性的禮了。我們現在為『禮』字下一簡括的定義，則禮即是『當時貴族階級的一種生活習慣或生活方式』。這一種習慣與方式里，包括有『宗教的、政治的、倫理的』三部門的意義，其愈後起的部門，則愈占重要。這正恰好指示出中國古代文化進展之三階級。」（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6年，72頁。）

從以宗教政治為重心，轉向以倫理為重心，代表了從古禮到周禮、再到秦漢以後中華禮文化演進的基本路徑，它是萬年來中國人安身立命的道德基礎。我們無法忽略這個發端於一萬年前的基礎而憑空建造中國的新倫理。那麼，是什麼力量使禮延續萬年而不衰呢？

整體而言，禮可分為禮儀和禮義兩方面內容，前者包括禮器、禮制等物的方面，後者則是禮的精神實質，更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所以古人重禮義，《禮記·效特牲第十一》上說：「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禮記·大傳第十六》提到了禮中的變與不變，其中諸禮儀制度可以隨時代的遷移而變革，上下、夫婦諸禮義不可以隨時代的遷移而變革。上面說：「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由上可知，讓禮在中國文化中不朽的是禮之義--它是禮的靈魂！

中華禮義道德之基礎（二）

2、禮之義

中華文化是一以貫之的有機體，諸子百家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的。先秦儒家禮學即以道家為哲學基礎，以名學的邏輯框架，而諸德目只是禮的精神旨歸。

人性本靜，這是儒釋道三家聖賢苦心求證大道的理論總結，也是中華禮義文明的哲學基礎。需要特彆強調的是，這裡的道不是當代知識分子所說的道理、規律之類，而是儒釋道三家聖賢真修實證之宇宙人生境界。

佛教禪宗六祖大師說：「何其自性本自清凈；何其自性本不生滅；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無動搖；何其自性能生萬法。」迦葉佛傳法偈亦云：「一切眾生性清凈，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金朝末年全真道著名道士丘處機（1148~1227年）也說：「本來真性，靜如止水。眼悅乎色，耳好乎聲，舌嗜乎味，意著乎事，此數者續來而疊舉，若飄風之鼓浪也。道人治心之初甚難，歲久功深，損之又損，至於無為。」（趙衛東輯校：《丘處機集》，齊魯書社，2005年，第140頁。）

雖然人性本靜，但人受外物的影響，會激起無窮的情慾，如果不加以節制，則會離本性越來越遠，所以先賢制禮以節之。因人情節人慾是制禮的基礎，也是禮義的基本原則。所以《禮記·坊記第三十》上說：「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1993年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出土的戰國楚簡《語叢一》中也有：「禮，因為之情而為之節度者也。」

《禮記·樂記第十九》在論述人性本靜的時候，就是從制禮的基本原則「因人情節人慾」談起，「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其哲學基礎也是人性本靜。上面說：「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惑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這段話大意是說，禮儀和樂理都懂，就叫做有德，德的意思就是得到。所以音樂的隆盛，並不是好聽到極點的音樂。合祭祖先的禮儀，不一定要用味道極其鮮美的祭品。宗廟中彈奏的瑟，用音色沉濁的朱弦和底部有稀疏孔眼的，一個人唱歌，三個人應和，聲音沒有達到豐富多彩的完美境界。合祭的禮儀，崇尚玄酒，盤中盛的是生魚，肉汁也不調味，食物的味道也沒有達到完美。所以，先王制禮作樂，目的不是為了盡量滿足人們口腹耳目的慾望，而是用禮樂來教導民眾，使好惡之情得到節制，從而回歸到人生正途上來。人的本性本是清靜的，這是人的天性。受到外物的影響而產生各種衝動，這是由人性產生的欲求。外物的各種影響使人產生了不同的感覺，人們的喜好和厭惡的情緒就反應出來了。人們對好的事物總是不會主動拒絕，外界的美好事物持續存在，不斷誘惑人，如是人們不能反省自己，就會沉溺其中，難以自拔，這樣就會喪失人的天性。外物對人的影響誘惑種類繁多無窮無盡的，如是人的好噁心情沒有節制，那麼在外物的影響下，人就會被某一外物所誘惑而深陷其中，成為外在事物的俘虜，而失去人的自然本性。人變成某種外在事物的俘虜，就會失去人的天性，而執著於某一個慾望，這樣就會有悖逆之心，虛偽之心，出現虛假敷衍的心態，就會發生縱慾放蕩，為非作歹的事情。於是強暴的人就會脅迫弱小的人，多數人就會欺凌少數人，聰明人就會欺騙愚笨的人，勇敢的人欺侮怯懦的人，生病的沒有人照顧，老幼孤獨者無依無靠，這就是天下大亂的原因呀。

中華禮義文明內聖外王的的關鍵在此，不為物慾所動，格物致知--格除私慾，得大智慧，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用功的著力點。黃老經典《淮南子·原道訓》中有一段話與上面引文多相合，上面說：「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讀者在此當再三參究，不可一讀而過。

朱熹以後諸多儒者將「格物」理解為對外物的探究，《禮記·大學》中講的「格物致知」成了「實踐出真知」，簡直是心外求法。這種解釋與中華禮義文明的大道基礎是相違背的。

人性本靜，因人情節人慾，回歸本性，回歸虛靜的大道，是中華禮義之道的核心內容。這也是傳統中國文化與當代西方文明「因人情，縱人慾」的生活方式的分野所在。在西方文明整體範式已經遭遇嚴重挑戰的今天，建立在大道基礎之上的中華禮義文明將會為人類提供寶貴的思想資源和可供替代的生活方式--這當是我們炎黃子孫的無上光榮。

因人情節人慾的中華禮義之道不僅直接影響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還影響了中國古典政治理念--諸子百家皆將與人類本性相一致的清靜無為而治作為最高政治理想。

在孔子看來，主要是通過內政、禮教的榜樣力量來達到一平天下的目的。具體得說，就是《大戴禮記·主言第三十九》中孔子所講的「內修七教，外行三至」，實現無為而治，天下太平。「七教」即「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大意：居高位的人尊敬老人，下面的人就格外的孝順；居高位的人尊重長幼之序，下面的人就格外的愛敬兄長；居高位的人喜歡施德於人，下面的人就格外的真誠信實；居高位的人親近賢者，下面的人就能夠選擇益友；居高位的人愛好有德行的人，下面的人就不會有隱逸的賢者；居高位的人厭惡貪婪，下面的人就羞於爭奪；居高位的人克制用權，下面的人就明廉知恥。）統治者作到了七教，人們皆能對此有所辨別，就人心堅定，則邪惡不為，做君王的也就不用費盡氣力，進而實現無為而治了。上面說：「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

所謂「三至」就是，「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孔子進一步解釋說：「以前賢明的君王要知道天下賢能人才的名字。既知道他們的姓名，又知道他們的人數；既知道他們的人數，又知道他們住在那裡。賢明的領袖憑著天下的爵位使天下賢能的人才尊貴，這就是說『禮到極處，不用謙讓，而天下就治理了』；憑藉著天下的俸祿，使天下賢能的人富裕，這就是『賞到極處，不用私人花費，而天下的人才就都喜悅了』；天下的人才既然喜悅，自然歌頌之聲大作，賢明的聲譽就興起來。這就是說『樂到極處，沒有聲音，而天下的人民都快樂了』。所以說，天下最仁愛的人，是能團結天下互相親愛的人。所謂天下最聰敏的人，是能夠使天下紛歧的意見相輔相成，成為最和諧的人。所謂天下最明察的人，是能夠選拔天下最賢能的人。這三件都做到了，然後可以從事於徵討了。所以仁者的作為，沒有比愛人再大了。智者的作為，沒有比知道賢能的人再大了。為政者的作為，沒有比任用賢能的人再大了。有土地的君王將這三件做好，那麼四海以內都能夠拱手而治了。然後就可以從事征討了。賢明的君王所征討的，一定是放棄正道的人，他們廢棄正道而不行，當誅殺他們的君王，引導他們走正道，安慰他們的人民，而不奪取他們的財物。所以說：賢明君王的征討，如適時的雨一樣，到哪裡哪裡的人民就喜悅。所以實施征討的範圍愈廣，得到擁護他的人民也愈眾多。這就叫做『輕鬆獲得勝利，班師而回。』」（《大戴禮記·主言第三十九》原文：孔子曰：「昔者明主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吊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徵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眾，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在中國古典政治傳統中，內政與處事沒有明顯的界線，但內政是外事的基礎。戰爭的目的不是掠奪資源和財富，而是為了弔民罰罪--再經過多少世紀，西方和中國西化的學界和政治精英才會理解這種偉大高深的政治經濟學呢？！現代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只會產生更多的戰爭和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不可能實現「衽席之上乎還師」。

另外，先賢還將禮作為人獸之別的標誌。因為禮規範著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人能節制自己的慾望，回歸清靜本性，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禮記》中屢屢提到這一點。比如《禮記·曲禮上第一》上面就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大意：道德仁義諸德目，沒有禮就落不到實處；教育訓導，整飭民俗，沒有禮就會顧此失彼；辨別爭訟的是非曲直，沒有禮就無法判斷；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的名分，沒有禮就無法確定。學習做官的本領和學習六藝，如果弟子侍奉老師無禮，師生之情就不會親密。百官在朝廷上的班位，將帥的治軍，官員的到任履行職務，沒有禮就無法體現威嚴；求福之禱，謝神之祠，以及常規的種種祭祀，供給鬼神的祭品都有規定，不按照禮數來做就顯得內心不誠，外貌不庄。所以，作為君子，就要用恭敬、抑制、退讓的精神來顯示禮。鸚鵡雖然能學人說話，但終究還是飛鳥；猩猩雖然也能說話，但終究還是禽獸。如果作為人而不知禮，雖然能說話，難道不也是禽獸之心嗎？正因為禽獸不知禮，才父子共妻。所以聖人制定了一套禮來教育人，使人人都有禮，知道自己有別於禽獸。）

事實上禽獸的慾望也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規律的節制，而人類卻可以無限制地膨脹自己的貪慾，從社會生活到經濟金融都是這樣。日本著名思想家梅原猛先生曾指出「慾望的無限解放」是近代文明的本質，其結果是現代人對外「破壞自然」，對內「破壞人性」。（參閱稻盛和夫、梅原猛：《拯救人類的哲學》，曹岫雲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10月。第41~44頁。）看看今天西方主流的生活方式，再看看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與上述中國先哲的觀念相比，究竟是野蠻還是先進呢？在這類關鍵問題上，中國的知識分子必須有明辨是非的基本能力！

讓我們結束西方政治上的霸權主義和生活上的享樂主義，回歸中華禮義之道吧！除此之外，在倫理和政治經濟危機重重二十一世紀，人類似乎沒有其他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