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國家」中的「國民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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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0)錢理群/演講魯迅為什麼終生關注國民性？魯迅在1902年就和許壽裳先生討論過什麼是理性的人性，中國國民性的弱點是什麼，為什麼有這麼多病根，病根何在？這個問題是貫穿了魯迅一生的思考的，魯迅終生都在考慮中國人和中國國民性問題。為什麼他這麼重視中國人和中國國民性的問題呢？因為這跟他對中國問題的一個基本認識有關。1905年他就提出，中國要立國，關鍵是要「立人」。他所講的「立人」主要指向個體的、精神自由的人。他是這樣提出問題的，就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怎樣的近代文明（相當於我們今天說的現代文明）。他說，僅僅只有物質豐富，僅僅只有科技發達，甚至僅僅只有議會民主，那還不叫現代文明，關鍵是要「立人」，要個體的精神自由。也就是說，在魯迅看來，即使物質豐富了，科技發達了，有了議會民主，如果中國人沒有個體的精神自由，那麼中國還不能說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所以他把「立人」，把個體精神自由，作為他的一個基本的追求目標。可以說，對人的關注，特別是對人的精神現象的關注就成了魯迅思想的核心。學術界有朋友認為，魯迅思想是以改變人類精神為宗旨的精神哲學和精神詩學，我覺得這樣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面，魯迅作為一名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實踐性的思想家，他並沒有抽象地討論人的精神問題，而是更具體地關注中國人的生命存在的困境，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精神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改造國民性的問題被魯迅提出來了。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太多，我只講其中的三點。第一，中國國民性當中的奴性問題。魯迅對中國的歷史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就是他說的所謂中國的歷史是一個「一治一亂」的歷史。所謂「一治」就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所謂「一亂」就是想做奴隸也做不得的時代。因此，他說中國的歷史就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的一個循環。第二，魯迅對中國歷史以及中國近代史有一個判斷。他說：「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我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這是魯迅對中國歷史和中國近代史的一個判斷。在我看來，他的這個判斷並沒有過時。一個接近魯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回憶說，魯迅的生活、著作中用得最頻繁的詞就是奴隸，也就是說奴隸是直接觸動他內心的一個現實，是纏繞他的一切思考的，而且魯迅發現了中國人有三重奴隸狀態：首先，中國人是中國傳統統治者和傳統文化的奴隸。其次，中國人是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和西方文明的奴隸。他對這兩種傳統的和西方的文明失望以後，曾經寄希望於第三種文化。他認為第三種文化是一個什麼樣的文化呢？是一種使幾萬萬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的文化，但他很快就在中國的社會實踐中發現了新的奴隸，發現了革命工頭，發現了奴隸總管。他發現，雖然目標好像是消滅一切人壓迫人的現象，而實際的後果卻是產生了新的奴隸關係。因此在魯迅看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實際上不斷地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奴隸關係，是一個奴隸關係不斷再生產的關係。中國傳統社會如此，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如此，以後的社會也依然如此，始終有一個奴隸制度、奴隸關係的不斷再生產。當然這個結論的得出是非常沉重的，而且魯迅還發現中國知識分子有不斷被奴化的危險。對此，他提出有三大陷阱：第一，中國知識分子很可能成為官的「幫忙」和「幫閑」；第二，中國知識分子很可能成為商人、商業的「幫忙」和「幫閑」；第三，中國知識分子很可能成為大眾的「幫忙」和「幫閑」。而在我看來，我們至今沒有走出這三大陷阱來。這樣的一種不斷再生產的奴隸關係就造成了中國人的奴化、中國人的奴性。魯迅要揭露的是中國特有的奴性，所以我也只能概括地說一說。首先中國特有的奴性是什麼呢？他說中國的奴性實際上不是單獨的奴性，它是跟主人性結合在一起的，叫「主奴互換」。什麼意思呢？他說中國人生活在一個等級制度結構當中，對上是奴才，對下就是主人，所以他說，「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中國人有權的時候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這就是主奴互換。還有幾個特色，簡單地說：第一，不悟自己之為奴，就是明明自己是奴隸，但是不感覺；第二，容易變成奴隸，但是變成奴隸以後還萬分歡喜；第三，縱然是奴隸，還處之泰然；第四，當奴隸還要面子；第五，精神勝利法；……這都是中國特有的奴性。第三，魯迅對中國社會有兩個非常嚴峻的判斷：第一個判斷，他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食人」的民族，就是吃人的民族，中國到處擺著吃人的宴席。這裡講吃人（食人）有三個含義：一個是真的吃人，真的殺人，譬如在大饑荒的年代出現過人吃人的現象。還有一種是為革命而殺人，為革命而吃人。魯迅有一個形象的概括，他說，「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這就是中國的歷史，這就是中國的現代史。第三種就是精神的吃人，實際上就是魯迅說的剝奪人的個體的精神自由。他說了一句非常沉重的話，說中國人實在太多了，因此就不把生命當回事了。我認為，這種對人的生命的漠視，恐怕是中國國民性的一個最基本的弱點。魯迅對中國還有一個很嚴酷的判斷，說中國是一個「文字的遊戲國」，中國人「大都是會做戲的虛無黨」，「民眾總是戲劇的看客」。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中國是一個「文字的遊戲國」。魯迅有這樣一段話，他說：「但我們日日所見的文章，卻不能這麼簡單。有明說要做，其實不做的；有明說不做，其實要做的；有明說做這樣，其實做那樣的；有其實自己要這麼做，倒說別人要這麼做的；有一聲不響，而其實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說這樣，竟這樣的。難就在這地方。」我覺得這話非常深刻，在這樣一個語境下面，如果你真的相信別人說的話，那就是笨，那就是不合時宜。問題是誰都知道在說謊，誰都知道是假的，但是所有人都願意相信，願意做出相信謊言的樣子。我們每天都在說謊，時時刻刻在欺騙，我也知道你騙我，但是我說對對對，相信你。這就是遊戲規則。如果有人破壞遊戲規則，說句真話，大家會覺得這個人不懂規矩，這個人太不成熟了，太幼稚了，然後大家一起把他滅掉。這樣一種心照不宣的說謊就會導致兩個結果：一是瞞和騙，不敢正視現實生活的問題，於是無不滿、無不平、無思考、無反抗，於是天下太平。另一個就是不認真，一切都以遊戲態度處之，最後變成哈哈一笑。而魯迅說，中國恐怕就要亡在這個哈哈一笑上。這就是瞞和騙與不認真，是中國國民性的另外兩個大弱點。我們總結起來看，魯迅在這裡揭示了，第一是中國人的奴性；第二是中國人對生命的漠視；第三是中國人的瞞和騙；第四是中國人的不認真。這些都構成中國國民性的基本弱點，而且在我看來於今為烈。首先要啟知識分子之蒙但是我們注意到魯迅在批判國民性時有兩個特點：一個特點，他不僅批判國民性，他更嚴肅地批判知識分子。在他看來，如果要啟蒙的話，首先要啟知識分子之蒙，這一點跟很多以啟蒙者自居的知識分子大不一樣。我還要補充的是，魯迅不但批判國民性，不但批判知識分子，他更把自己放進去，更無情地批判自己。大家讀過《狂人日記》，肯定還記得，他說幾千年的吃人社會最後發現我也在其中，我也未嘗沒有吃過人，所以最後他都歸於自己的一種反省，一種對自己的批判。用魯迅的話說，就是要打掉自己靈魂深處的「鬼氣」。我們批判國民性，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就是打鬼，但是在魯迅看來，這個打鬼首先是打自己靈魂的鬼。在這點上，魯迅跟胡適可能有點區別。胡適也是打鬼英雄，但他打的是別人的鬼，是國民性的鬼，而魯迅打得更多的是自己靈魂的鬼。因此，對魯迅來說，批判國民性——「打鬼」不僅僅是一個學理的討論，更是靈魂的搏鬥。中國國民性的內在力量另外，魯迅不僅批判國民性的弱點，更發覺中國人靈魂中可貴的精神。魯迅曾經寫過《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他說，中國人不只有自信力，還有他信力。問題是，中國人怎麼才能有自信力，我們自信力應該建築在哪裡？他說，如果你眼睛裡只看見中國那些為帝王將相做家譜的正史，你是看不到中國的希望的。現在也這樣，如果你只看到當官的，只看到某些知識分子，你會非常絕望。但是魯迅說，我們的眼睛要看地底下，往下看，在地底下就有中國的脊樑。他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樑。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了呢？他們有自信、不自欺；他們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我以為魯迅這裡說的「埋頭苦幹、拚命硬幹、為民請命、捨身求法、有自信、不自欺」就是中國國民性的內在力量，尤其是我們今天要討論重新建立國民真精神的一個精神的資源。我還補充一點的是，魯迅自己不僅繼承了中國國民性的精神傳統，而且在這個基礎上他創造出了新的精神，這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魯迅精神。而在我看來，魯迅精神是我們今天重建中國國民性，重新創造中華民族的真精神的非常寶貴的資源。什麼是魯迅精神呢？我曾經概括三點：第一點，硬骨頭精神；第二點，韌性精神；第三點，泥土精神。這三大精神我過去都講過，今天時間來不及，我就講到這。謝謝大家。何懷宏/演講剛才聽了錢老師的發言很受啟發。我突然想起，今年是特別值得紀念的一年：一百年前，1914年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次戰爭開啟了一系列的戰爭，二戰、冷戰等等，而且很多舊的國家消失了，新的國家誕生了，同時還引發了一系列的革命，十月革命、中國革命等等，到20世紀末才塵埃落定。20世紀可以說是由一戰開始的，真正的20世紀，霍布斯鮑姆所說的短的20世紀，作為中乾的20世紀，就是1914年開始的。其實我們現在討論的話題應該都是跟這個有關的，我們雖然走出了20世紀，但是很多東西還仍然在我們的社會中、生活中發生著巨大的作用。兩種「國民性」：傳統的國民性與新的國民性今天我先談一下國民性。我認為有兩種國民性，不是一種。一種是中國人的國民性是什麼，這是描述性的。還有一種，當然跟這個有關，也是中國人經常論述的，即希望達到的新國家的國民性。比較典型的像梁啟超的《新民說》，還有剛才錢老師所說的魯迅的「立人」，這都是試圖探討一種新的國民性。那麼描述性的（主要是傳統社會而來的）國民性，我列舉了五點：勤勞、節儉、忍耐、隨和、實際（實用），最後一點最重要，實際或者實用。那麼，新的國民性是什麼呢？我也列舉五點：獨立、合群、權利意識、公德心、責任感。這也不是我的發明，是參考了梁啟超等人的意見來列舉的。傳統的國民性我們首先談傳統的國民性，就是事實的、反省的、描述的，甚至是批判的，和世界其他民族比較而言，這個應該是在近代中國談的最多的。第一點，勤勞。好像最近有一個評比，說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勞的民族，這可能是中國人當仁不讓的。但是也可能過勞，甚至有時候會被批評為「經濟動物」。我記得前些年有個法國女總理批評日本人像經濟動物，禮拜天也不休息，從早忙到晚，而像巴黎全部到海邊、到外地去了，很多商店也都關門了。第二點，節儉、節省。但是這不僅僅是單純的節儉，包括置業、購房，甚至中國大媽買黃金，她也不是去奢侈浪費亂揮霍，而是作為一種投資，或者說是置業的意思。到了國外，華人置業的意識、產權的意識、產業的意識是相當強烈的。所以中國人走遍世界，到處落地、生根、開花，只要有一點縫隙，有一點有利可謀的地方，都會發現中國人在那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地做事。第三點，忍耐。中國人堅韌頑強，尤其是為了生存非常忍耐，會想方設法活下去，不那麼敏感、脆弱。美國打一場越戰，回去好多老兵都精神出問題，中國人可能不那麼在乎，不那麼脆弱。當然也可能是對生命看得不那麼重，但是確實很頑強，很堅韌。比如看莫言的小說，你發現他們非常艱難，但是也非常堅韌地活著，無論是好活賴活，要活下去。中國人活命也很不容易，但是活了幾千年。當然，缺點可能就是有點麻木不仁、順從、不勇敢，甚至被批評為奴性、奴才。第四點，隨和。其實大多數人還是比較隨和，比較中道。當然不是像西方那種同時擴展到兩個極端甚至多個極端。相對而言，中國人，尤其傳統中國人，比較溫和、妥協，也比較寬容、寬厚，不走極端，但也可能就是說不夠維護自己的尊嚴，或者做事不認真，就像過去有一篇文章說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就好了。還有就是像散漫，不夠關注公共事務，明哲保身，得過且過，也許跟這個又有一些關係，好處是包容，甚至寬容，也能同化，但是壞處是有點像漿糊，甚至像柏楊所說的醬缸，不是很在乎是非，不那麼堅持原則。第五點，實際。這是最重要的。中國不像西方或者伊斯蘭國家、俄羅斯，甚至日本，它有一個比較超越的崇拜的對象，中國文化是人文的文化，人間的、現世的文化，不管是老百姓還是傳統的上層君子、士大夫，更注重人間、現世，很實際。由此也許我們就可以下一個初步判斷，就是中華民族其實是最適合於現代化的民族，當然更確切的說，是最適合於後發現代化的民族。它不一定是首創，比如說經濟，但我們現在走得最快，後發第一，山寨第一。我覺得中國崛起的秘密，很多人討論中國模式，從這裡找原因、那裡找原因，其實還應該從國民性找原因。國民性的原因當然不是唯一的，但中國近三十年經濟突飛猛進的一個奧秘就在這裡，來自我們的國民性；而且如果展望未來的話，我們可以說現代化將越來越打上中國的印記。當然這可能讓很多西方人很擔心，因為中國的印記就是很實際、很實用，現在也可能被批評為很經濟，很動物，就是很經濟動物。所以，中國的國民性在我看來不是那麼糟糕的，我們現在還在得它的所賜。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但最怕的是什麼呢？就是在這一百多年，可能我們有些好的東西消失了，而新的好東西卻沒有產生。你就比如說中西，我有一個朋友，他的孩子一會兒在美國待，一會兒在中國待，但這個朋友最後很苦惱地說，他的孩子沒把兩方面的優點學到，卻把兩方面的缺點集於一身了：不像中國孩子那麼勤快、刻苦，但是像美國孩子一樣堅持他的權利，絕不放棄，絕不尊重父母的權威。你看中國這一百多年，我們很多東西丟掉了，比如親情、同情、隨和、忍耐，甚至勤勞、節儉，我們這些年也變得相當奢侈、鋪張，像暴發戶一樣。而像新的東西，比如我們現在就經常講為什麼這個社會上的暴戾之氣那麼濃厚，因為一點小事在公共汽車上就會把人給打死，為什麼？現代國家的國民性接下來我談談現代國家或者說新國家的國民性。這是目標性的。我這裡講五條：第一，獨立。剛才錢老師也說到了，用胡適的話說就是健全的個人主義，當然，健全的個人主義隱含著對制度的要求，制度、倫理和社會理想也要落實到個人，不光是個人要自信、自立、自強、自尊，也要爭取制度來保證每個人的自信、自立、自尊、自強。第二，合群。為什麼中國人一盤散沙？梁啟超和孫中山對此一直耿耿於懷。其實這個和獨立有關係，不獨立往往也不合群，獨立和合群應該是同時要有的。這個合群，包括政治社會的合群，也包括社會組織的合群，乃至平時的合作精神。我覺得首先還是要有一定的國家思想，不一定是國家主義，這是梁啟超和嚴復都經常講到的，反對浪漫的無政府主義。當然，這裡的合群不是從眾，不是抱團，不是站邊，不是拉幫結派，強調的是一種協作精神、合作態度，是一種共存，乃至共贏。第三，權利意識。這實際上是對自由的熱愛。我們以前說中華民族勤勞勇敢，酷愛自由，但我覺得這不是我們已經擁有的品行，而是需要遵循的品行。就是說，你要去爭取自由，維護自由，珍惜自由；但同時也包含著邊界的意識，就是同時你也要尊重別人的同等權利，也就是寬容。第四，公德心。這個和權利相對。我們過去說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治國」「平天下」是對士大夫而言的，一般老百姓就是「修身」「齊家」，對「治國」「平天下」是不關心的。但在一個平等社會，一個走向平等的社會，哪怕是觀念平等的社會，大家還是都應該要有一種公德心，關心公共領域的事務。這是需要培養的，就像孟德斯鳩所說的，共和體制最重要的就是德性，指的就是公德心。第五，責任感。這是我在《新綱常》里所說的，具體就是私德對個人、對家庭、對朋友的責任，對社會的責任，對國家的責任，乃至對天下的責任，對眾生的責任，對地球家園的責任，這是最廣義的。以上五點是我所說的作為現代國家希望達到的國民性。就像我前面所說的，其實中國人很適應現代化，至少在經濟上已經證明了，那能不能證明自己也適合政治上的現代化呢？看來也是可行的，其實也已經有證明，所以這是一個需要努力的方向。胡適和魯迅與國民性的關係最後，我想簡單說一下胡適和魯迅與國民性的關係。我覺得魯迅可能更多的是對第一種國民性的反省和批判，而且是非常徹底地批判，甚至到了完全否定的程度。而胡適雖然也有批判，但更多的是在倡導後一種國民性，就是符合現代化尤其現代政治的國民性，因此應該說更具建設性。魯迅對中國的國民性有深刻地認識，比如他的小說《葯》、《阿Q正傳》等很多作品，但這種批判我覺得有誇大的地方，更重要的，我認為沒有指出應當怎樣建設，甚至方向有誤。魯迅是有思想的文學家，而胡適是有思想的學問家，相較而言，學者更重視理性。雖然魯迅的才華是超過胡適的，但是這有點像法國的薩特的才華超過阿隆甚至加繆一樣，按照我的判斷，就是薩特不如阿隆、加繆那麼正確。（本版演講辭來自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新民說」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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