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志：從國際移民流向談國家競爭力
06-04
摘要：當前，中國面臨百年戰略發展機遇期，綜合國力也在三十多年間獲得了空前發展，不過，中國大陸在當前階段卻迎來了新一輪的海外移民熱潮，並同時面臨了外籍移民非法內遷的新問題。本文對國際移民的作用和規律進行了研究，關注重點是民眾個體的生活質量、生命尊嚴和發展空間。本文的基本觀點是：國家間的競爭根本上來說是人口和人才的競爭，國家競爭力的強弱決定了一國人口的國際遷徙流向，國際間外遷和移入移民都有可以成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戰略性力量。中國政府應該支持更多國人移民海外，同時創造條件鼓勵各國外籍人才移居、移民中國大陸。
關鍵詞：人口 國際移民 國家競爭力 移民潮 一、從歷史上看，中國人口的國際遷移流向是國家競爭力消長的一個風向標 中國向境外輸送移民的歷史源遠流長。有學者推斷，商朝末年，周滅商，曾有大批商朝軍民東渡大海逃亡，遠至美洲大陸。秦朝時期，史書曾有秦人移民日本創國的文獻記載。漢朝時期，則打開了絲綢之路的通道，建立起一條歐亞各國進行商貿、文化和人口交流的紐帶；而在海上，也開闢了通向南海諸國及印度半島的水上交通線，最遠抵達印度半島南端。此後的南北朝、唐、宋、元、明各個時期，均有中外人員往來和海外移民的記載，其中以東南亞等地為主。而始於明代永樂年間（1405年)）的鄭和七次下西洋，使得中國的海外移民人數達到了中國封建時期的第一個高峰，大量中國人隨著船隊遍布沿途經商、定居，此為東南亞華裔繁衍的緣起。 整體而言，19世紀40年代以前的中國海外移民人數仍然相當有限。內斂的儒家文明特徵以及守成的民族特性，使得中國的先民雖然有悠久的海外謀生傳統，但卻幾乎沒有海外殖民的歷史。中國的封建王朝越是到了近代，越是趨於保守和封閉，人口跨國交往也受到了阻遏，尤其以明朝海禁和清朝閉關鎖國政策最為典型。 隨著近代鴉片戰爭的到來，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善於學習和變革，其國力開始變得強大，人口也在不斷膨脹，但由於該島國各種資源極為有限，於是日本以「大東亞共榮」為藉口，試圖以武力改寫亞洲秩序，並通過侵略戰爭來推行其帝國意志，並向亞洲多個佔領國家大舉殖民。中國由於大部國土淪陷，導致大批人員逃難至東南亞及西方國家。 1949年建國至改革開放前，由於意識形態、政治陣營等原因，中國與韓國、日本的民間往來及交流曾長期處於中止狀態，兩國戰後曾通過廢除漢字、更改漢字地名等方式進一步去中國化；而在東南亞大部分國家，受意識形態及民粹主義等因素影響，二戰後相當長時期內與中國外交關係極端不穩定，並發生了一系列大規模排華、屠華事件，海外華人移民為此承受了空前苦難。 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環境的巨大變化以及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國與亞洲各國的交往逐漸步入正軌，中國大陸隨之掀起數次向全世界各地外遷移民的熱潮，其中以歐、美、加、澳等發達國家為主，此外還出現了境外人口成規模移居大陸的現象。 不過，雖然中國當今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是除了新加坡華人佔比75.2%、漢語為其四種官方語言之一之外，世界上還沒有其它任何國家以華人為主體、以漢語為其官方語言，這一點與當今西方文明成為世界主流文明、英裔人口全球廣布以及英語全世界通用形成了鮮明對照。通過考察中國海外移民史，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基本判斷： （一）盛唐之時的中國，是世界各國人口遷移最佳目的地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耀眼的一個朝代，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先進的國家。唐朝人口估計8500萬左右，超過西漢達到中國人口史上新的高峰。長安作為唐朝首都，市轄區人口多達200萬，吸引和容納了海內外各地的士民、商賈、僧道、使節，由此成為了當時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一大都市。唐朝的政治和文化包容性極強，信仰多元、遷徙自由，國際間的人口交流異常頻繁，吸引了周邊及世界範圍內諸多民族和國家人口前來定居和發展。由於國力強盛、政治開明，唐朝聲譽遠及海外，一直到明清時期海外多稱中國人為「唐人」，華人海外集居的街道至今仍被稱為「唐人街」，這一古稱成為了僅存的遺迹任由後世子孫對一個曾經如此輝煌的帝國憑弔。 （二）由於近現代國力衰落，中國海外移民體現出了謀生性和逃難性特徵 中國的海外移民熱潮始於清朝，道光時期中國人口達到了4.3億的歷史最高記錄，然而，由於中晚期的清政府腐朽和昏庸，農民抗爭此起彼伏，中西文明板塊碰撞加劇，這些因素導致了清朝龐大的人口基數並未帶來相對應的生產力。而這一時期，西方殖民體系則基本完成全球布局，殖民地缺乏大量勞動力，中國沿海地區破產的手工業者和農民或被迫、或自願由此得以大規模謀生海外。這一階段大規模移民輸出大致經歷了以下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初，以華人勞工為主體的苦力貿易階段；第二階段，從20世紀初到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內陸戰火連綿，從而形成了下南洋的新一波移民高潮。僅1922年至1939年間，從廈門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過了500萬。 二、二戰後至二十世紀末，從東南亞排華浪潮分析中國的國家競爭力勢態 在國際層面上，國家競爭力的強弱敏感地體現在該國海外移民及其後裔在各國的地位和遭遇上。我們不應忽略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數千年海外移民歷史上，幾乎沒有哪個時期像20世紀下半葉這樣，在東南亞諸國出現如此高頻度、大規模的排華事件，華人華僑（下文簡稱華人）大範圍遭受了的嚴的重種族歧視和政治迫害。 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出於政治和外交需要，主動放棄了雙重國籍原則，東南亞華人遭遇到有史以來劇烈甚至是痛苦的一次心理認同及身份歸屬的轉化。同時，二戰後長期的兩大陣營對峙、國共之爭、極左革命思潮輸出等政治活動波及整個東南亞地區，海外華人群體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牽連。這一期間，東南亞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高漲，他們對本國人口採用「土著與非土著」二分法，將華人族群當作「外來移民」加以打壓。由於失去了母國有力聲援和支持，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菲律賓等國家肆無忌憚地掀起了多次大規模排華、屠華浪潮，導致了遍布東南亞各國的大量華人失去財產和生命，倖存者中很多逃難至周邊溫和國家、歐美西方國家，少數回遷大陸。這是二戰後在中國大陸家門口發生的一場種族迫害狂潮，是中華民族海外發展史上無比黑暗的一頁。 20世紀後半葉東南亞的大規模驅遣、迫害以及同化華人移民的行為，一方面規制和壓縮了華人在東南亞的生存空間，削弱了中國大陸與些國家和地區的社會和政治關聯；另一方面，排華行為也因華人再次逃亡而使得這些國家的人力資源和國民財富遭受重創，並後續產生了經濟倒退、社會秩序混亂等一系列問題。隨著21世紀初中國國力的增強、外交政策的調整，並隨著東南亞各國政治、經濟制度的理性恢復，排華現象得到了有力遏制。尤其是2010年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正式建立，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面臨新的發展契機，東南亞海外華人的政治經濟地位全面回升，華人再次出現了東南亞回遷和新移民現象。 三、從中國當代雙向移民浪潮看國家競爭力走向 2010年以來，中國不僅興起了新一輪的外遷移民熱潮，而且也 迎來的非洲、亞洲周邊國家向中國大陸的移民熱潮，出現了一種雙向移民格局。這種格局，從一個側面大致勾勒出了中國的國家競爭力在世界範圍內的等級和梯次。 （一）從軟實力差距，看中國21世紀初的新一輪外遷移民浪潮 2012年底，《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顯示，中國個人資產超過億元的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47%在考慮移民；個人資產超過千萬元的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這一現象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其背後的邏輯和規律。 改革開發以來，隨著移民政策逐步放鬆，中國大陸人口成批量外遷。2007年，中國社科院《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輸出國。2010年6月16日，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許又聲表示，中國海外僑胞超4500萬，絕對數量穩居世界第一。與上世紀70年代末第一波偷渡的底層勞工、90年代初期第二撥國門初啟時的洋插隊不同，新世紀的第三波移民潮以高端群體、數量龐大為特點，其主力由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組成。繼2003年前後出現的一輪國內富人移民潮後，新一輪國內富人移民潮在2009年快速升溫，並在2010年開始形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潮流。 經媒體調查，中國人移民海外的前三個理由分別是子女教育、財富安全及新的生活方式。而2013年中國驟然加劇的霧霾空氣污染以及水污染等生態危機，進一步加深了不少國人的移民決心。那麼如何看待中國大陸的移民熱呢？從個體角度來說，國際移民體現和尊重了個人的生存意願和選擇自由；從社會角度看，隨著高端人才的離境，中國一時間可能會流失大量財富和失去最富有競爭力的一個群體。不過，歸根結底，從更長遠戰略角度看，應該說移民海外的中國人是勇敢的時代開拓者，因為歷史一再證明，一個走不出去的民族和文明不會擁有未來。 （二）從中國大陸國力增強，看外籍人口在中國大陸的居留及偷渡現象 中國社會的三十年巨變，使得外國人的入境人數今非昔比。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在華常住外籍人口59萬。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統計，2012年，外國人出入境共計5435.15萬人次。不過，許多外籍人有意成為中國公民，但卻一直沒有合法的途徑，這相當嚴重打擊了他們的在華歸屬感，並限制了他們進一步在大陸創業和發展的意願。2004年8月15日，公安部正式實施《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該辦法第一次為外國人移民中國提供了機會，一年後，僅有649人獲得「中國綠卡」，2011年， 「中國綠卡」持有者為4752人。當前，很多國家早已開始通過修改移民政策和法規，使其成為一項國家競爭戰略，並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到了爭奪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的行列中。中國當前的出入境和居留管理法規，顯然無法跟上國際上「優質」移民爭奪戰的步伐。 中國移民管理法規的落伍以及外籍移民的監管困難，給中國有關管理部門出了難題。據中國官方統計，2003年以後，在中非貿易熱潮的帶動下，赴廣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遞增。廣州常住的外國人數已達5萬，但這個數據不包括數量不詳的「隱居」非洲人，非官方統計版本中，這個數字已經高達20多萬，其中以奈及利亞人最多。廣州市在其國際化進程中，需要面對外籍人口偷渡、居留、入籍等種種挑戰。 （三）以美國為例，看移民意願與國家競爭力的正相關性 蓋洛普調查公司2009年11月公布，世界上16%的人口（大約7億人）希望有機會移民到國外，在世界各國總共7億有移民傾向的人群中，有24%（1.65億）都把美國列為他們最渴望移民的國家。根據中國社科院《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2011-2012）》，在全球最具競爭力城市前100名中，美國仍然高居37個席位。從中可以看出，在世界範圍內，移民意願和國家及城市競爭力具有正相關性，這也解釋了美國作為移民國家強盛至今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中國正處於「移民峰」區間，海外移民熱潮具有客觀必然性 2006年，時任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發布了一份《國際移徙與發展》研究報告，報告指出，遷徙並不是一個「零和」遊戲，「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它可以使接受國、原籍國和移徙者本人都得到好處。向外移徙與許多人最終回歸一樣，對於振興國家經濟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一個國家在經歷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的過渡中，都會像駝峰起伏一樣經歷一個由低到高再轉低的曲折移民出國潮，學界稱之為「移民峰」。根據IMF數據，2012年，中國人均GDP為6076美元，低於世界平均水平10100美元，恰恰處於「移民峰」的中段。由此可以推斷，中國當前的大規模人口外遷移民現象是不可避免，這也是中國發展到現階段必然產生的一種客觀趨勢。 四、政策建議 通過本文所述可以看出，中國越是強大的朝代，各民族間、各國間的相互交流融合就越多，國際間的雙向流動就越均衡，頻次也越高，疆域和地緣實力也會隨之不斷擴大；而單向度的大量人口持續外遷，則反映了該時代嚴重的政治危機和民生困境，並成為了一個政權或朝代滅亡的徵兆和先聲。除了漢唐等特定時期中國吸引了世界各國來中國移民定居之外，數百年來中國的國際人口遷移一直呈現單向外流態勢。這也說明，整體而言，中國龐大的人口群體在歷史上很少有機會高水準、主動地參與世界性資源分配和市場競爭。 近年來，中國國際移民趨勢才出現了外籍人口流入現象，我們能夠發現非洲、東北亞、東南亞等地一些人口悄然進入大陸打工和定居的事例。中國進一步走向世界，世界也必然進一步走進我們，這是我們必須正視和妥善解決的一個發展中問題。 通過對唐朝和美國這兩個歷史不同時期曾經最強大國家的成功經驗進行考察，就會發現他們在移民政策上驚人的相似，這就是——「廣納百川，有容乃大」。國際間人口的流動增強是時代的大趨勢，這種交流的結果可以實現遷移個體和遷入、遷出國三方共贏。時代要求中國政府必須採取更加包容和更加開放的移民政策，具體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鼓勵和支持中國國民的海外遷移 中國政府要支持並擴大國民的海外經商、勞務、留學、旅行、定居、移民等國際間人口自由遷移，支持鼓勵民間以個體或群體方式自發性外遷，拓寬並提供國民更多的外遷機遇和渠道，進一步簡化國人和海外華人的出入境流程，爭取中國公民更多免簽國待遇，減少國人跨境人口遷移的社會成本；與此同時，也要通過官方和民間多種方式加強海外華人行為的規範和引導，嚴厲打擊中國公民外逃、偷渡、販毒、人口販賣、暴力活動等國際犯罪行為。從長遠來看，人口遷移的雙向自由流動，對個體和國家雙方都是更優的選擇。與此同時，在更大幅度打開國內人口向外流動的大門之後，為了實現國內人口均衡增長並對人口外流做出對沖，中國應快速結束非常態的「一胎化」生育政策，並通過政策支持有效提高下一代國民的整體教育水平和綜合素質。 （二）歡迎和爭取外籍優秀人才來華定居和移民 中國政府要提升中國對高素質外籍人口的吸引力，尊重外籍人口在華定居和移民的意願，方便外籍人口在華求學、就業、定居，並為其長期移居和移民中國提供法律支持和政策便利。外籍居民數量是反映一個城市國際開放程度的重要指標，當前，按國際城市外籍居民需達到最低標準5%計算，目前中國內地仍無任何一所城市能達到國際化大都市的標準。比如，2000年，紐約市800萬人口中，國外出生者佔35.9%；倫敦750萬總人口中，30%以上人口為外籍人口。作為對照，根據中國2010年「六普」數據，中國全境外籍人士（包括港澳台）為102萬人，其中上海常住外籍人口為14.32萬，占上海常住人口比重的0.6%；北京常住外籍人口為10.74萬，佔北京常住人口比重的0.5%。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城市的國際開放度指標與西方全球城市相比還相距甚遠，需要加大國際人口間雙向開放的力度。 （三）中國政府為海外華人、華僑提供切實外交保護 中國政府要保護境外公民以及華人的利益，建立起國際僑民保護的常規協調機制以及危機情景下的快速反應機制，必要時需要採取軍事手段並調動多種政治外交資源。一國的國際威望和聲譽，突出表現在對自己國外公民生命、財產的保護力度上，並反映在對僑胞的利益保護上。在信息化社會的今天，世界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中國的內政和外交將發生更密切的關聯，中國政府的行政管理範疇正在發生跨境的外向延伸。在緊急狀態下，海外華人的不公和不幸遭遇可以即時性廣泛散播境內，對這一問題的任何怠慢和處理偏差，將很容易削弱政府的執政合法性和民眾支持度。中國政府的一個正面案例是，2011年2月利比亞出現政變和內亂，中國政府迅速從海陸空三路開展大撤僑行動，甚至為此出動了軍艦和軍機，從而彰顯了國力，極大增加了國民的安全感和向心力。 結語：毫無疑問，評判一國的競爭實力強弱與否，國際間的移民意願將是其中最為敏銳和精確的一個信號；而國家競爭力是否真正強大，最終國民會「用腳投票」來評判。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筆者期待著國人能夠更加自由、便捷地進行國際遷移，而中國一旦能夠解決好發展中的各種問題，最終也必將能夠實現國際人口遷出、遷入數量的動態均衡，並保持國家競爭力的持續提升。 作者單位：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 把文章分享到： 複製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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