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死亡，是為了活得高貴——讀《人間草木》

06-04

「活，還是不活？這是個問題。」讀完《人間草木》，越發感到哈姆雷特王子問的是一個普世的問題。

對古代人或者宗教而言，活著是為了死去；活著和如何活著不重要，重要的是死去和如何死去。對死亡有了一種積極的態度，有了一種選擇，死亡便不再是一個自然事件了，成為一種文化應對。對現代學者來講，同樣的問題依舊存在，經歷過「祛魅化」的現代人，應該如何生活，如何認真、高貴地生活？

周寧所著的《人間草木》通過四組人物的死亡，反觀其生命，正如書中說的「面對死亡的態度，決定一個人面對生命的態度」。

從生命的起點來面對生命，是一個動物式的自然過程；從生命的終點來反觀生命，則是人類的文化態度。為了死去而活著，還是為了活著而死去，不僅是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之一，同時也是宗教和非宗教的區別之一。

最近，耶魯大學雪萊·卡根教授的死亡課程在網上受到追捧，卡根教授秉承了西方自柏拉圖以來對待死亡的邏輯和科學傳統，即圍繞著肉體論和靈魂論（或二元論）而展開討論。與西方對待死亡的理性態度不同，我們在對死亡這一問題的認識上，常常不關注來自大腦的理性和科學，只重視發自內心的關注和悟解。非此即彼的西方理性和彼此彼此的東方悟解，決定了東西方文化中對待死亡和生命的不同態度。

《人間草木》第一組人物馬禮遜和伯格理都是傳教士，都是為了傳播上帝福音來到中國。然而基督教能給中國帶來幸福嗎？在這個問題上，馬禮遜的絕望和伯格理的期望同樣徹底，不過不同的看法並不影響兩人作為上帝僕人完成自己的使命。在宗教觀念中，生死是對信仰的實踐方式，死是有意義的，甚至是誘人的。書中的弘一法師視生如死，雖存猶歿，死亡不過是「去去就來」。哲學上的二元統一認識，決定了中國文化對待死亡和生命之間的圓融態度，所謂聖人貴一也。不惟生死，而所有的對立與二分也不復存在。看看蘇曼殊，一生都是遊走在出家與住家、放縱與持戒、大愛與決絕、覓死與尋歡之間。

卡根的死亡課程僅僅是把死亡當做一個客觀對象來加以科學認識，這種死亡放在動物和人類的身上沒有區別。西方的死亡學說中，無論是肉體論還是靈魂論，都不能囊括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待死亡的態度：生即死，死亦生。生有何歡，死亦何憾？莊子說：「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宗教聖人畢竟是少數，芸芸眾生依然逃脫不出生離死別的凡俗。

作者關注的前兩組人物雖然都是宗教人物，但對死亡的認識，完全反映出東西文化的本質與區別；後兩組人物都是非宗教人士，在他們充滿個性的生命中卻有著對死亡的共同認知：死亡不是自然發生的事件，而是文化的選擇結果。

「在生命失去意義的時候，活，還是不活？不是個問題。」第三組人物中的韋伯躺在空寂的床上終於想清楚了，但在風雨交加夜晚中的托爾斯泰並沒想清楚，在清冷的湖水中的梁濟和王國維也沒想清楚。韋伯是理性的，他用生命思考死亡，生與死都是沒有意義的；而後三者考慮的是生，卻用死亡來應對生命，死亡是生命的答案。對於死亡和生命的態度，「祛魅」後的韋伯如同大徹大悟的弘一法師一樣，陰陽無別，生死兩由之。而托爾斯泰、梁濟和王國維的問題，是不知道該怎麼活著和為什麼還要繼續活著。靈魂轉向很痛苦，不轉向更痛苦，死亡成為惟一的出路。

為什麼活著？怎麼活著？宗教中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現成的，不用思考；但對於非宗教世界的凡夫俗子怎麼辦？如果不得到解決，基本的倫理道德秩序如何建立？其實我們目前面臨著同托爾斯泰、韋伯、梁濟以及王國維同樣的問題。一般人可以不去考慮這個問題，像動物一樣活著也不是什麼於心不安的事。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不也挺好嗎？然而，祛魅化後的現代知識分子怎麼辦？我們是否已經麻木到意識不到這居然會成為一個問題？蘇格拉底曾經質問「雅典的公民們」：你們一門心思貪婪地積累財富，追求名位和聲譽，卻從不思考和關心如何追求真理、智慧，如何讓自己的靈魂升華；難道你們不覺得羞恥嗎？

我們的靈魂已經開始囚伏在物質之中，我們的精神正不可逆轉地物態化。如果不意識到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我們將陷入一個如蘇格拉底的雅典一樣沒有宗教、沒有信仰的世界。

作為自然和動物屬性的我們可以沒有靈魂；作為人類屬性的我們則不能沒有靈魂。在祛魅化過程中，如何保證我們被祛除的只是禁錮和咒語，而保留人類屬性的精神和靈魂，以至不被還原成動物？祛魅之後人類的生存狀況是否會更好一些？誰能幫我們從黑暗中找回丟失的靈魂，幫助我們治癒精神病？梁濟的死雖然並未能使這個世界變好一些，韋伯的死雖然也未能使我們看到祛魅之後人類生存狀況的好轉，然而，他們畢竟使我們「穿越內心的迷霧，看到光亮」，我們知道畢竟有人在用生命思考和尋找。

周寧說他花了近兩年的時間來寫這部小冊子，而事實上他對書中人物的思考已經20多年。上世紀80年代在遙遠的青海，大家雖年輕，卻常在一起談論生與死這種惆悵話題。李叔同和蘇曼殊的驚艷人生，便是經常被援引的例證。不過，那時周寧更多是從生的角度審視二人，靠近和體驗二者的心靈。多年以後，當周寧將二人一起放在死亡的論題下加以辨析時，才多少懂了二人的驚艷人生。物質帶來的幸福「只是一種動物性的幸福，出現的時候不可靠，持續到永遠又不可能。人只有在嚮往神性中才能獲得終極的幸福」；只有在精神世界裡，我們的靈魂才能安享。

至情至性加上刀鋒一般犀利的思想，由此思考生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即便是廈門溫暖的海風也吹散不了來自韋伯靈魂的陰冷，《人間草木》這本書對周寧來說應該是個必然。靈性生活是一種責任，或許是為了擔當，也許是為了推卸，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與讀者分擔與分享，因為這是我們整個人類的問題，是我們整個社會的問題。我們不是宗教社會，但我們也希望有靈魂；我們不是聖人，但我們同樣希望把靈魂留在高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