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教授:"中國道路"之於"全球價值"

俞可平教授:"中國道路"之於"全球價值"本報記者 王世玲北京報道2008-1-18 16:36:00

毛澤東曾說,"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這一預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即將一個甲子時,得以展現。

2008年是共和國建國60周年,亦是改革開放30年。經過60年的曲折探索,中國憑藉經濟騰飛的奇蹟,迎來了國際輿論對於"中國道路"的關注。中國的改革探索從開始的不被外界看好,到上世紀90年代被"妖魔化",再到進入21世紀後獲得肯定,時間給了中國公平的評判。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帶著"各種矛盾的集合",在全球化背景下走出了一條有別於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路徑的道路。

就此,本報專訪了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教授,他同時擔任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課題總負責人,此前他撰文的<民主是個好東西>被海內外媒體廣泛傳播,影響頗大。

在俞可平看來,"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實質上就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戰略選擇。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否將自身優勢與全球化趨勢有機結合。

關於"中國道路"對於"全球價值"的貢獻,俞可平將其總結為拓寬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豐富了人類對社會發展規律和道路的認識,促進了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發展。

俞可平還說,民主與民生,是共和國騰飛和中華民族振興的兩翼,不可偏頗。

"中國道路"促進文明多樣性

<21世紀>:有些專家認為,從中國近30年的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騰飛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是一條有別於西方的"中國道路"。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俞可平:可以概括說,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個"一":一面旗幟、一條道路、一個體系。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如果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可以稱作"中國道路"、"中國經驗"或"中國模式",不過我不太同意用"北京共識"的概念。

近年來關於"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中國道路"、"北京共識"的討論受到了國外輿論界和學術界的格外關注。關於中國的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的討論之所以成為海外中國研究的一個熱點,我想主要原因有四個方面。

其一,20世紀晚期,拉美的經濟危機、東亞的金融危機和俄羅斯休克療法的失敗,都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直接相關,而新自由主義正是"華盛頓共識"的基礎,它們表明了建立在"華盛頓共識"基礎上的"拉美模式"、"東亞模式"的局限。

其二,與此形成鮮明的對照,中國奉行自己獨特的現代化戰略和改革開放政策,國民生產總值在近30年時間內的年均增長率一直在9%以上,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蹟。中國成功的發展戰略必然會引起人們的關注,也必然會有人從理論上加以概括和總結。

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現代化,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其實是一個新課題,它們都在努力探索新的發展模式。而所謂的"東亞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使它們加倍關注中國的成功經驗,希望從中找到適合它們自己的東西。

其四,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其強大和崛起,勢必會對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甚至對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產生深刻的影響,因而中國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也必然會引起西方發達國家的深切關注。

<21世紀>:如果有"中國道路"存在,那麼其與西方道路又有什麼不同?"中國道路"將為"全球價值"帶來什麼影響?

俞可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或"中國道路",既不同於改革開放前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也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發展模式。

與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區別,不用我多講。與西方社會發展模式的區別也是極其明顯的。在所有制方面,中國不實行全面私有化,而實行以公有經濟為主導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經濟仍然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而且土地和森林、礦山等資源也不實行私有化;在資源配置上,雖然我們也引入了市場經濟制度,但政府調節和干預的程度比西方國家要強大得多。政治上的區別就更明顯,中國沒有推行多黨制和議會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在意識形態上,中國已經允許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主導地位。這些都是與西方發展模式的基本區別。

但這並不是說在社會發展戰略方面,中國與其他國家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中國模式"的成功之處,恰恰就在於它是立足於中國的具體國情,充分學習和借鑒人類文明優秀成份的結果。

我曾經從成功的經驗和鑒戒的教訓兩個方面,來概括"中國模式"的基本要素:將對國內的改革與對外部世界的開放有機地結合;根據自己的國情,主動積極地參與全球化進程,同時始終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堅持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同時輔之以強有力的政府調控;推行增量的經濟與政治改革,以漸進改革為主要的發展策略,同時進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以經濟發展為核心,追求社會和自然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與人、地區與地區、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平衡發展;在全面推行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的同時,適時進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為目標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

要說"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的"全球價值",我想主要體現在它拓寬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豐富了人類對社會發展規律和道路的認識,促進了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發展。

我認為,不能簡單地把"中國道路"的"全球價值",看作是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供選擇的發展道路。中國的國情太特殊了,建立在這種特殊國情基礎上的"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國家都不能簡單地效仿的。

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

<21世紀>:您剛才也說,從改革開放實踐看,遵循增量改革或漸進式改革是成功的經驗。與經濟發展一樣,政治發展也將走這種道路。但凡是推進改革,都要有突破口。未來在哪些重要方面,政治領域會有突破性改革?

俞可平:十七大報告首次明確將發展基層民主當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性工程",並且決定要"重點推進"。報告用整整一節的篇幅對此作了專門論述,表明基層民主仍將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重點領域之一。基層民主直接關係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政治權利,是全部民主政治的基礎,意義尤其重大。此外,優先發展基層民主,從基層民主逐漸向上推進,也有利於社會政治的穩定,積累民主政治經驗。

在發展基層民主方面,如何以法律和制度形式鞏固和推行基層民主的創新實踐;如何處理基層社會的黨政關係、政府管理與群眾自治的關係、民間組織與政府的關係、公民權利與公民義務的關係;如何有效遏制基層選舉中的賄選和宗族勢力影響等消極現象蔓延;如何增強公民的民主與法治意識,將是基層政治改革急需解決的問題。鄉鎮機構的改革、鄉鎮黨政領導公推直選範圍的擴大、社區自治和職業自治制度的完善、公民參與形式的豐富、城鄉治理結構和治理方式的轉變,都將是基層政治改革的重點內容。

<21世紀>:中國政治改革的具體實現路徑會是怎樣?

俞可平:由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是發展中國民主的現實道路。

但同時必須清醒地看到,"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命題,本身就意味著黨內民主不是中國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標,人民民主才是最終目標。

中共十六大就確立了發展黨內民主,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的中國民主政治發展路線。中共十七大再次確認了這一民主發展戰略。黨內民主是除基層民主之外,中國推進民主政治的又一重點。如果說基層民主是由下至上推進民主的話,那麼,黨內民主則是由核心向外圍推進民主。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政治權力核心,幾乎掌握著全部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此外,作為擁有7000多萬黨員的大黨,中國共產黨聚集了中國社會廣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沒有黨內的民主,就意味沒有核心權力層的民主。

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目標,是"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因此,從根本上說,發展黨內民主,是推進人民民主的途徑和條件。

<21世紀>:有觀點認為,在民生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政治改革必然會導致社會承受能力和風險問題。因此,先要解決民生問題,以此促進經濟、政治、文化的進一步改革。您如何評價這一判斷?

俞可平:十七大再次重申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四位一體的戰略目標,即經濟發展、政治文明、文化先進、社會和諧。必須從這個整體性的戰略目標中去深入理解和把握髮展民主與改善民生的關係。

民主與民生,是共和國騰飛和中華民族振興的兩翼,不可偏頗。民主與民生相輔相成,互為促進,決不能將兩者割裂開來,更不能將它們對立起來。不能認為重視民主就勢必忽視民生,或相反,強調民生就勢必輕視民主。

胡錦濤同志提出,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擔當起帶領中國人民創造幸福生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改善民生也好,發展民主也好,繁榮文化也好,建設和諧社會也好,歸根結底,是為了最終勝利地履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

政府改革重點推進五領域

<21世紀>:您如何看待近30年來中國政府的改革與創新?

俞可平:正像我們的經濟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一樣,我們的政府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基本事實。看看政府的執政理念、服務質量,依法行政的程度,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務公開的情況,你都會感受到改革開放以來政府行政管理所發生的巨大變化。

但毋庸諱言,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相比,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政治需求相比,與黨和政府的執政宗旨相比,我們在政府管理方面還存在著許多必須著力解決的問題。

現行政府管理中存在著一些突出問題,包括:公共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合法化"現象比較嚴重;決策過程不夠科學和民主,政策失誤過多;政府管理職能越位、缺位、錯位和政出多門同時並存;行政權力缺乏有效監督;政府管理機構設置不夠科學、機構臃腫和機構缺失現象同時存在;依法行政程度不高,"人治"現象嚴重;行政管理中"官本位"思想依然嚴重,重管制輕服務現象比較明顯;政府與公民在公共管理中的合作程度不高;鋪張浪費相當嚴重,行政成本過高而效率偏低;政府管理過程不夠透明;一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門缺乏誠信,弄虛作假、形式主義、欺上瞞下等現象較為普遍;政府管理中存在比較嚴重的"公共腐敗";"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還比較明顯地存在;權力界限不明確,尤其是中央與地方政府、黨委與政府之間的權力界限存在不少模糊之處。

這些年來中央一直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並且取得了許多成就。但這些問題的解決總有一個過程,這之中新的問題又會產生。因此,政府管理的改革創新,是一項持續的任務,也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不僅中國如此,西方發達國家也如此。

<21世紀>:從上述政府管理存在的諸多問題看,解決起來是一個系統工程。當前,改革這些弊端應從哪些方面開始著手解決?

俞可平:就目前而言,在政府改革創新方面,我覺得以下幾點尤其需要引起決策部門和社會公眾的高度重視。

第一,要採取堅決有力的改革措施,大力調整社會利益分配機制,努力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要使社會新增的利益更多地向在改革過程中相對受益較少的群體和地區傾斜,特別是向廣大城鄉普通民眾傾斜,逐步建立和發展起覆蓋包括廣大農民在內的全民社會保障體系。也就說,我們應當通過制度創新,使社會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最大限度地在社會各個群體和各個成員之間實現公平而合理的分配,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第二,要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從制度上遏制"公共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合法化"的傾向。我們現行的決策體制,基本上是一種部門的決策體制。部門領導和地方領導在決策時帶有部門和地方的利益傾向,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我甚至認為也無可厚非。關鍵是我們必須在制度上遏制這種利益偏向,從決策動議、方案形成、政策論證和政策制訂等多個環節著手,確立一套超越部門利益偏向的決策機制。

第三,要合理地設置政府機構。我們一直強調要轉變政府職能,其實,職能與機構是分不開的。合理的政府機構設置,是科學地劃分政府職能的前提。政府機構的設置應當以管理需要為主要依據,而不是更多地考慮上下級政府的對應或其他因素。要從機構設置入手,避免或減少政出多門與管理缺位並存的現象。

第四,要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之間、上下級政府之間、條條與塊塊之間,以及黨政領導部門之間的職權。尤其是中央與地方、黨委與政府之間的權力邊界,應當有一個比較清晰的界定。在我國現行政治體制下,各級地方黨委完全是一個公共權力機構,而且是核心權力機構,那就必須依照公共權力機構的要求,將各級地方黨委與政府的關係進行制度性的規範和協調,統籌規劃、合理配置它們之間的權力和職責,大膽裁併職能類似的黨政機構,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第五,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各級黨政幹部的選拔與考核評價機制。幹部制度是最核心的政治制度之一,直接關係到政府改革的成敗,應當從國家政治發展戰略的高度來研究、規劃和完善各級領導幹部的遴選制度。要從幹部的選拔、日常管理和考核評價等多個方面,用制度保證各級黨政幹部履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 *俞可平 浙江諸暨人,1959年出生。1981年畢業於浙江師範學院紹興分校(現為紹興文理學院)政史專業，1984年畢業於廈門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1985年獲中山大學哲學碩士學位，1988年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政治學專業畢業，獲政治學博士學位，成為我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代政治學博士。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並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基本觀點研究」課題首席專家、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課題總負責人，兼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等校教授，曾任聯合國政府創新諮詢專家、美國杜克大學和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等校訪問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當代中國政治、政治哲學、比較政治、全球化、治理與善冶、公民社會、政府創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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