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入土為安」史 - 參考文摘 - 華聲論壇

　　陳獨秀墓園　　通常我們說一個人死了，蓋棺論定，墓地便成了他的歸宿和終點。但對一個頗受爭議的人物就並非如此了。他的墓似乎關涉時間對他的淘洗與評價，因而關涉一種重要史實的書寫，也關涉他所置身的這片大陸的政治氛圍和意識形態氣候。如果一個人的墓冢經過遷葬、埋沒、多次修葺和重建，形成了我稱之為「墓史」的東西，那麼，這時墓冢已成為死者的替身，墓史便有點像逝者的另一種歷史，它從終點那兒被強迫著重新長出枝葉，充滿了死者生前備受爭議的足跡和思想與後來者及時代之間的緊張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樣的死者並沒有死掉，也無法安眠，他不斷被活著的人驚醒，吵醒，弄醒。他們不是呼著口號、戴著紅袖章，就是捧著鮮花、攜著修墓工具，甚至帶著放大鏡和禿筆來盜掘緋聞大發死人財。總之他們必須弄醒這個沉睡在泥土深處的死者，以便清算他的罪行或者表達內心的崇敬，以及嗅嗅有沒有金銅的氣味。這樣一來，死者就不得不醒來，不得不坐起來傾聽墳頂上的時代喧囂。例如陳獨秀，不論生前還是死後都歷經大毀大譽，當年有一副輓聯是這樣寫的：「喋喋毀譽難憑！大道莫容，論定尚須十世後。哀哀蜀洛誰悟？慧星既隕，再生已是百年遲！」這個輓聯的預見得到了歷史的證實，並曲曲折折地呈示在他的墓史中。陳獨秀作為一個無法繞過的歷史文化符號，其墓地也成了這個符號最物質的載體之一。人們否定他或肯定他，利用他或敬仰他，都試圖通過這個泥土載體來表達什麼。這似乎也決定了他的墓屢經動遷和衰榮，蜿蜒而行的墓史簡直就像他生前歷史的倒影：以1942年辭世為臨界，兩邊陰影濃如暗夜連成一體，並分別向1999年和1919年瀰漫擴展，歷經了1967年和1927年的血與火，相互印證著這片古老大陸不斷惡性循環的歷史圖像和政治怪圈，因而它成了折射20世紀中國政治史和精神史的一面微暗的鏡子。 　　1942：孤絕之渡 　　A 必死之地 　　四川江津成了陳獨秀的必死之地。這是當年激揚凌厲的陳獨秀所無法設想的，也是他的追隨者和敵人所不可逆料的。陳獨秀當年第一次被捕曾有一句名言：「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陳獨秀是一個不怕殺頭的鐵血漢子！劊子手多少都忌憚殺這位在中國極具影響的人物，以免引起天怨人怒。陳獨秀五次被捕，五次被關進監獄，抓他的有軍閥政府，也有外國巡捕房，更有蔣介石政府。陳獨秀選擇的死地是監獄，但監獄卻沒有成為陳獨秀的必死之地。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被免去中共總書記職務，鮑羅廷代表共產國際多次要求陳獨秀去蘇聯訓練和學習，均遭到他的堅決拒絕：「我是中國人，我要研究中國問題，為什麼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據記載，與中國大革命有關的聯共、共產國際工作人員有164名被處決。「蒼溟何遼闊，龍性豈易馴」，蘇聯當然不是陳獨秀的必死之地，這是由陳獨秀倔強的反抗性格所決定的。 　　1937年9月，陳獨秀被國民黨釋放出獄，蔣介石竭盡拉攏之能事，以高官利誘之，邀陳獨秀擔任政府的勞工部長，被陳獨秀嚴詞拒絕。這時，老友胡適從美國寫信來力邀他去美國，說一家圖書公司請他寫自傳，也被他婉言謝絕了。如果換另一個趨利之人，處於困境中也許正求之不得：眼見大勢已去，且飽受冤屈和排擠，何不退而求其次，逃離這個是非之地，盡享安逸、清靜的書齋生活？！然而，對於陳獨秀這樣的猛士，在此國難當頭之際，跑到美國去寫自傳賺錢，拿共產黨人鮮血染紅的旗幟炫耀自己，那無異於褻瀆和背叛！因此，重慶和美國不可能是他的必死之地！ 　　當時上海的托派也派人來聯絡，勸說陳獨秀前往上海重整托派。此時的陳獨秀對托派組織已完全失望，投機鑽營者、變節者、告密者太多，內部爭吵無休無止，說得多做得少，其政治綱領也不能隨抗戰而變化，因此陳獨秀拒絕去淪陷區上海，那兒不是他重振雄風、為抗日搖旗吶喊的地方。對托洛茨基本人，他的看法也很尖銳：「直至獨裁這把利刃傷害到他自己，才想到黨、工會和各級蘇維埃要民主，要選舉自由，然而太晚了。」與此同時，中共也希望與陳獨秀進行某種程度的合作，或者讓他直接去延安，將他養起來，但前提是陳獨秀公開承認錯誤，這是陳獨秀無法接受的：「我不知過從何來，奚有悔。」「現在亂鬨哄的時代，誰有過誰無過還在未定之天，不寫，有什麼過可悔？」在陳獨秀倒霉時，當時的政治勢力都曾以悔過要挾過陳獨秀。而王明、康生之流不斷在延安《解放》周刊施放暗箭，造謠中傷陳獨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從日本人那裡拿三百元津貼。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貧病交加中客死於此，享年62歲。有意味的是，當時他正在著述《小學識字教本》，寫到「拋」字時撒手人寰。他為中國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拋灑了畢生的精力和熱血，在晚年更是拋棄了四面八方的誘惑和召喚，也終被當時中國主要政治勢力所拋，這註定了陳獨秀必須困守在鶴山坪這個孤絕之地因而也是必死之地。一副輓聯寫道：「言皆斷制，行絕詭隨。橫覽九州，公真健者！謗積丘山，志吞江海。下開百劫，世負斯人！」此言甚確也。陳獨秀之死被當時主要的政治勢力所有意忽略，他們幾乎沒有發表任何悼念性的言論。因為陳活著，他們把他當作可以利用的工具，而陳死了，便如乾柴燒成灰燼沒有什麼價值了。在我看來，陳獨秀死在必死之地———江津，是有其象徵意義的。江津之「津」是關津或要津，也含迷津之意，而且二者處於互含互否的關聯中。但關津和迷津都是道路所連帶的，或者它們本身就是一種道路。陳獨秀身陷於困頓的此岸以及歷史和思想的雙重迷津，他拼盡最後的餘力要做最後之渡，以找尋走出那自以為看到了光明而其實不過陷入了更深的迷津。 　　B 葬於民間 　　一般認為陳獨秀的喪葬及建墓立碑在1942年6月1日便告完成。事實並非如此。它一直延續到1943年元月。何之瑜撰《獨秀先生病逝始末記》也是分兩次跨年度記述了喪葬過程，後一次這樣寫道：「墓道之修築，先生入葬後，芟蕪剔穢，豎碑砌道，蒔花草，藝果樹，敷布景物，差強人意。」縱觀整個喪儀葬式，可以說是民間力量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陳的葬禮得到了當地社會賢達的大力支持，如鄧鶴年、鄧燮康等。在國難當頭的年代，他們為陳的喪事奔走鄉野並最終得到一副楠木棺。稀貴的楠木棺同樣是民間性的，與官方性的水晶棺形成強烈對比。陳的棺木內置石膏、木炭（按四川習俗不用石灰），入殮時身穿青絲棉衣棉褲，裹著白綢，「舉體柔弱，面目如生」，「默然觀遺容，愴然者久之」（葛康素語）。這是典型的民間的、鄉村的葬儀：沒有花圈，沒有書寫輓聯，也沒有人致悼辭，一切均在平曠高遠的露天進行。棺木上扎了很大的一朵白綢花，連著兩條白綢帶，由童男童女牽執開路。 　　其間發生了一個小插曲：送葬隊伍正在肅穆中緩緩而行時，來了兩個陌生人找到鄧燮康加以盤問：「在這國難之秋，你帶頭為中共之父送葬，是什麼意思？」鄧燮康反擊道：「我不管他是啥子黨，啥子派，一個愛國者客死於此，我敬仰他的人格和道德文章，身為本地士紳，不忍看他陳屍於室！」陌生人厲聲質問道：「你們組織了這麼多人，放鞭放炮，大張旗鼓，是不是想再來一次小小的『五四』運動？」鄧燮康冷嘲道：「這麼說來，你是害怕『五四』運動吧？」想想看，那一刻，「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就躺在棺材裡，他死了。他再也不能吶喊了。而被「五四」運動啟蒙的中國竟然感覺不到他的死，沒有人高喊「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了。陳曾無奈地說：「我奔走社會運動，奔走革命運動，三十餘年，竟未能給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擊，說起來實在慚愧而又忿怒。」這正是陳獨秀一生的悲劇和憂思所在。 　　陳的墓址選在鼎山麓康莊桔園之中，用白條石砌成圓形的墓體，佔地近120平方米，墓寬5米，長7米，墓周水泥過道寬1米，墓前有石梯，左右有條石凳，墓後有條石堡坎，墓前矗立峽石碑，上鐫「獨秀陳先生之墓（1879-1942）」，其書寫者並非台靜農，也非歐陽竟無，而是名不見經傳的葛康素的五堂兄葛康瑜手書，並親自鏨刻。這個碑文別出一格，突出了「獨秀」又增添了親切平易的民間色彩。陳獨秀葬於民間幾乎是必然的。可以說，葬於民間便意味著葬在民心之中，並復活在大地的、草民的或異端的季節輪換之中。 　　1947：漂流返鄉 　　A 漂泊於巨河的亡靈　　「白骨可曾歸閩海」，陳獨秀早年悼何梅士的詩，幾十年後完全適合他自己。1947年6月，三兒子陳松年遵父親遺囑將他的靈柩從江津遷回安慶。人們不會忘記，民國初年徐錫麟的遺骸遷葬時，浙江都督是派兵艦和督府要員來安慶迎接靈柩的。而遷葬陳獨秀的靈柩，照例無人過問，只是陳松年租了一條小小的民船（一說為福建商人的木筏）來運載。當我的筆尖觸及到這一史實時，內心就被一幅極為黯淡極為悲愴的泅渡圖景所打動：一條載著靈柩的小小民船，張著風帆，在兇險詭譎如鬼門關的三峽中浮沉，奔突，旋進，那彷彿就是陳獨秀一生曲折勇進、不知暗礁為何物的倒影：巫峽、瞿塘峽和西陵峽如同他在重歷人生探求的三個階段。而那木船，遠看就像船形墓或冥河之筏，載著20世紀中國偉大的亡靈在一條日漸衰老的巨河上漂流。 　　「秋風衰勁草，天地何不仁。駕言陟陰嶺，川原低暮曛。臨空奮遠響，寒飆逐雁群。」這是1909年，陳獨秀聞長兄孟吉病逝東北而千里奔喪，在扶棺南歸中吟成的長詩《述哀》中的句子。令我震驚的是，詩中似乎預設了命運的玄機，其描敘的悲楚之景竟與38年後的場景暗合，讀來如漂流中的亡靈在低訴：「扁舟浮滄海，去住隨風波。浩淼不可測，起伏驚蛟黿……坎坷復踽踽，慷慨懷汨羅。孤篷豈足惜，狂瀾滿江河。區區百年內，力命相劙磨……感此百念結，巨浪如嵯峨。噰噰鶺鴒鳥，雙飛掠舷過。」不堪回首呵。當年與兄「雙飛」不可能，後來愛妻君曼也如黃鶴飛去。當一個亡靈苦思另一個亡靈時，會在船頭激濺起星星般凄美的浪花嗎？ 　　B 歸葬故土 　　陳獨秀自1913年遭通緝逃離安慶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過。1937年秋乘船去武漢途經安慶時，不知為什麼他卻沒有順便回故鄉看看。這一直是個謎。這無論對他還是對故鄉，都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可是，船載著靈柩到達安慶時，社會各界名流竟顯出冷漠面孔，無人去江邊迎接，更談不上舉行江津那樣的葬儀了。與陳獨秀同行的孫中山葬在巍峨的中山陵，作為他學生的毛澤東安眠在雄偉的紀念堂，而這個鼓吹民主和科學的偉大先驅者則靜靜地躺在鄉間的大地上！這是陳獨秀的福分抑或不幸？ 　　凍鳥西北來，下啄枯枝食。 　　感爾饑寒心，四顧天地窄。 　　（陳獨秀：《雪中偕友人登吳山》·1914年） 　　當年陳獨秀以凍鳥自比竟成讖語，並且江津應在安慶偏西北。陳的棺木先暫置於安慶西門太平寺，然後才安葬在城北十里鋪鄉葉家沖，與原配夫人高曉嵐合冢安葬。應該說，將他與原配夫人高曉嵐合葬是違反陳獨秀本人意願的。陳與高曉嵐的結合基本屬於包辦婚姻，由父母選擇和定奪。更重要的是陳與高氏在志趣、文化和思想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他後來攜妻妹高君曼（與高曉嵐同父異母）離家出走，並與之同居、結婚，遭到了家庭的強烈反對和社會非議，成為別人的笑柄。1930年高氏臨終前在葉家沖購置了一塊墓地，並囑咐陳松年，死後要與陳獨秀葬在一起。誰也分不清這是報復還是眷戀：我與你生不同屋，但求死後同穴！按當地慣例，合冢應男左女右，可是陳的靈柩卻葬在高氏的右邊，因為高氏靈柩左邊緊靠陳家墓地的邊緣，右側尚能容得下一口棺材，再說高氏靈柩已年久難移了，因此陳的棺只能葬於原配的右側了。這個合冢墓坐北朝南，跟一般村民的墓冢沒有任何區別，不過是個黃土包而已，墓碑高不足1米，寬不過半米，上刻「先考陳公乾生字仲甫之墓」，下書「子：延、喬、松、鶴年泣立」。「陳乾生」是陳獨秀參加科考時的用名，世人很少知道他這個名字。陳松年這樣寫顯然是有用意的：一則迴避陳獨秀這個舉世皆曉的名字，可以減少來自社會和政治的糾纏和麻煩；二則回歸到他與高氏離異前的狀態，更符合母親高氏的願望，似乎這樣更容易在陰間相處。在這個墓冢上，我們不無悲哀地看到陳獨秀一生的反抗又宿命般地回到最初的起點：他必須與原配高氏繼續著同床異夢般的幽昧生活，必須回到反清之前參加科考的那個名字，這意味著他必須從枯朽昏昧之處重新走上反抗之途，彷彿陰間的時光是陽間的倒流。在我看來，陳獨秀的亡靈返歸故土，但仍不可能逃離那關津和迷津的重合之地：安慶自古被稱為盛唐灣渡口和兵家必爭的要津，如今它的對岸就是一個叫大渡口的地方。 　　1966-1978：湮沒的荒冢 　　「文革」前，每年清明陳松年都要帶兒女去父親墳頭掃墓祭祀。但「文革」爆發後，他就不敢帶家人去上墳了。當時極左猖獗，全民瘋狂，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喊得震天響，上查三代，下連九族，剖棺鞭屍是常有的事，連封建時代的海瑞墳墓也未能倖免。不說死者，看看死者後代的遭遇就可略知一二了。居於廣州的陳獨秀女兒陳子美（與高君曼所生），在「文革」期間慘遭造反派的辱罵和毒打，僅僅因為她是陳獨秀的女兒。在走投無路時，性格剛烈的陳子美帶著兩個兒子偷渡香港。一生漂泊的陳獨秀一定想不到，他的後代竟會陷入如此悲凄的絕境：56歲的女兒身上只綁著幾隻醬油桶漂流！在極左辭典里，陳獨秀可稱得上牛鬼蛇神的老祖宗了：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等大帽子集於一身。他的墳墓當然成為造反派找尋的目標。倘若陳獨秀的靈柩不從江津遷回安慶，以江津那樣顯眼的墓冢肯定難逃一劫，造反派不會放過它的。 　　「文革」期間陳松年在一家偏僻的磚窯廠工作，老實本分的他看透政治，世事洞明，只是埋頭幹活，從不參與任何社會性活動。這是他保全家人躲過那場浩劫的主要原因之一。長達十餘年無人照管墓冢，無人添土修剪，一代偉人陳獨秀的墓幾近無人問津的野墳，連墓碑也被人當作石頭搬走。這表明人們對陳獨秀陷入更深的遺忘和無知，儘管他作為一個反面符號仍深刻地烙在歷史中。歷經十年雨雪的不斷沖刷，墳包平緩得近乎坡地，遮沒在一片荒荊野草之中，真是「冢中傲骨成枯骨」，「東風吹淚落孤墳」了（借用陳獨秀《存歿六絕句》中的兩句詩）。 　　後來陳松年找到當年抬棺的村民仔細辨認，加上他記憶中的方位，才在荒草叢中找到墳塋的位置，周圍已生長著不少杉樹。為了下次不再找錯，陳松年悄悄在杉樹上留下一個刻痕。他問村民：可知道墓碑弄哪兒去了？村民回答說：不太清楚，可能是拿去鋪路了。這個村民的回答是真實可信的。墓碑不會用來砌房，或者砌豬圈，這不吉利，只能用來鋪路。比起斯大林死後遭鞭屍之辱來說，陳算是幸運的了。對於斯大林的結局以及後來的蘇聯解體，陳獨秀若地下有知一定不會感到驚訝，因為他在晚年作過痛苦反思和驚人預見：「蘇聯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後十年的苦經驗，應該使我們反省，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斯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在十月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製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產生獨裁製。」（《給西流的信》·1940年）當然，陳獨秀肯定會原諒村民們，他們通常被當作政治家或政客撬動歷史的工具；而陳生前死後都呼吸在他們中間，他更樂意做生前未竟之途的鋪路石，哪怕是用一方小小的墓碑。　　1979：重立墓碑 　　1979年10月，是陳獨秀誕辰一百周年，陳氏後人想對荒冢作一次修葺，可是這得經省政府的指示和批准，哪怕是動一塊石頭。事實上，此次修葺也不過是給幾近平地的墳塋隆起了土包，然後重新立了塊石頭：石碑高0.85米，寬0.6米，碑文由安徽省書法家葛介屏書寫，右邊一行小字：「公元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中間隸書大寫「陳公仲甫字獨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左邊下角寫：「子延年、喬年、松年、鶴年泣立」，延年、喬年的名字還加了黑框。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碑文將高氏與陳獨秀並列在一起，顯得更加世俗化和家族化了，政治性色彩被降低到近乎零度，用家族化來為它塗上保護色。對陳松年來說，這個墓冢只涉及作為父親的陳仲甫，而不關涉他的其他角色，如此而已。但陳獨秀畢竟是一代巨人，試圖迴避他高踞歷史之巔的猛士角色是不可能的。就這一點說，將他與高氏並置是不妥當的。可見這個碑顯然不如前面那一塊。它折射了「文革」剛剛結束後的政治氣候，似乎有些解凍但仍寒潮不斷，而陳氏後人對此不能不心有餘悸，如履薄冰。誰知道造反派會不會捲土重來呢？陳松年刻寫這個碑文是深思熟慮的。 　　但這個墓碑卻會惹老先生髮脾氣的。沒出息！粘粘糊糊，拖泥帶水，哪像我陳仲甫的墓碑？當年陳松年第一次在南京老虎橋監獄見到父親時，眼淚汪汪的，被父親厲聲斥道：「沒出息！」墓碑若陳獨秀自己撰寫，當疾書「陳獨秀在此耳」，這才合乎他的脾氣：「我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我絕對不怕孤立。」這就是陳獨秀的風格：生當獨行者，死為秀峰石。問題的關鍵在於，陳獨秀不知道他死後還在行走（類似毛澤東的名言：走資派還在走），飛牆走壁，如鳥似蟻，在大字報中走，在反面教材中走，在牛鬼蛇神中走，因而也背負著或連帶著他的墓碑在行走。但走著走著就有點像喜劇和荒誕劇了，墓地竟成了小戲台。到如今，立塊碑還得有人開恩，寫個碑文還如此戰戰兢兢。哦，墳頂上的泥土呀，野草呀，只有你們還有點像我———一個徘徊在蒼茫大地上的幽靈！ 　　1983：重修墓地 　　上個世紀末，筆者第一次去拜謁陳獨秀墓。剛剛下過一陣微雨，給我印象深刻的是，碑前擺放著幾束沾帶雨水的新鮮野花。原來1981年5月，陳氏後人就「歷史遺留問題」上書中共中央，7月份中共中央辦公廳批轉此來信，認為陳獨秀墓「可作為歷史文物，立一石碑，加以保護」。安慶市政府撥款兩萬元，對陳獨秀墓地進行了較大規模的重修，於1983年完工。 　　此次重修傳達或體現了活人的願望和政治轉型的微妙氣息，是陳獨秀墓史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墓台佔地185平方米，呈T形，墓台前的墓道是平緩而上的階石，長30米，寬4米，四周為微紅的花崗岩護欄，與墓主的狂狷剛烈的性格相符；墓冢高1.5米，直徑約3米，墓冢四圍用白色塊石砌成，重新書寫的墓碑高2米，由安徽省黃山畫院院長張建中手書「陳獨秀之墓」，背面刻有「陳獨秀一八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於安慶，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於江津，一九四七年遷安慶與高夫人合冢於此」。正面碑文中沒有了高曉嵐和子嗣們的名字，第一次突出了墓主陳獨秀，彰示了這不是一般的私人墓地，而是屬於歷史、大地和未來的，但又看不出任何官方的色彩。這一重修之墓基本能顯示墓主的精神品格和悲涼一生，同時又保持了一定的民間色彩以及與大地的聯繫，它定格在20世紀80年代特定的歷史圖表中。 　　1989：復原與毀滅 　　有專家學者認為，安葬陳獨秀的史實源於江津，因此江津的陳墓原址遠比安慶的陳墓歷史文化內涵豐富，文物價值要高。1989年江津縣政府在原墓址照原樣復建了陳獨秀墓，定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並且對外開放。有意味的是，當年的整塊墓碑已無處可尋，但有人曾在康莊拾到原墓碑的殘片，僅存獨字之偏旁「犭」。這似乎在暗示一個幽靈更加孤寞的情狀和踽踽獨行的跡象。 　　可是，萬萬沒想到的是，隨後建造江津長江公路大橋南引道時，竟將陳獨秀墓推倒、剷平。可笑的是，幾年後在被推平處又插上電線杆作為標記，據說是為了下一輪重建墓地，並打算立一尊陳獨秀雕像。這與其說是在表達對死者的尊敬，倒不如說是在迎合劇烈變遷的時代花臉。隨著全球化浪潮的深入，馬克思所預言的「世界市場」及其相應的意識形態正在改變這裡，並損毀那些有礙於它的有形無形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底座。 　　1999：陳獨秀墓園 　　陳獨秀死後註定得不到安寧。每一次大的變動都物質性地觸動陳墓的碑石和泥土，驚擾沉睡在這兒的一個傑出思想者的靈魂。陳獨秀墓園一期工程，於1999年底動工至2001年初結束，讓旁觀者再次目擊了一個喧囂時代如何降落到陳墓之上。這個新墓是耗資120萬才建成的。墓台由原來的185平方米擴展為1058.85平方米，耗資最大的是半球形墓冢用華貴的漢白玉貼面，其高度由原來1.5米提升到4米，直徑7米，並且完全封頂；墓台地面鑲嵌斧剁花崗岩，四周仍為富麗的漢白玉雕欄；新立的黑色花崗岩墓碑高2.4米，上刻一行鎦金大字：「陳獨秀先生之墓」，字體選自古代書法家歐陽詢的字跡加以拼湊，然後經電腦放大製作，顯得莫名其妙，不倫不類。如此奢華、浮躁、酸氣，與死者清貧、孤寂、悲愴的一生和品性相去甚遠。據當地飛行員說，有了這個閃閃發光之物，飛機返航簡直可以不用航標燈了。 　　據介紹，整個墓園規劃用地150畝，南北長380米，東西寬300米，沿南北中軸線設立墓台、紀念廣場、陳列館、塑像、碑廊等。難道物質等級真的可以與精神境界相對稱嗎？難道非如此便無以體現對死者的重新評價嗎？想想看，位於倫敦海格特公墓的馬克思墓冢（也埋葬著他的家人），與其他墓冢並無特別之處，一百多年來並沒有因馬克思死後影響日隆而重修或擴建，一切均保持當年的原樣。但這並不妨礙馬克思的精神高度和他的繼承者來拜謁。這是對歷史也是對死者最起碼的尊重。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有不少人叫囂要將列寧遺體從紅場遷出，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它表明列寧的歷史地位在俄國受到動搖。但遷墓最終沒有付諸實施，這並不妨礙後人對列寧及前蘇聯的反思與重新評價。陳獨秀晚年就反思：「如果能叫馬克思、列寧復生，肯定今日蘇聯所行的一切就是他倆的主張，那我也要說一聲：你們的學說，我不贊成！我寧要民主不要專政！」他尖銳批評列寧：「列寧當時也曾經警覺到民主是對於官僚制的抗毒素，而未曾認真使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許反對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自由等等。」這些見解都是一針見血的，超前的。 　　耐人尋味的是，一張陳獨秀與彭述之被捕後的雙人照：陳雙目炯炯，咧嘴在笑，彭雙目赤紅，眼疾頗重。可是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將陳誤認為彭，而彭被當成陳，傳訛至今：建黨70周年時，中央權威部門攝製的一部大型紀實紀錄片《中流砥柱》第6集，也把彭述之當作陳獨秀介紹給觀眾。這豈不是一個絕妙的暗示：後人還遠未真正認識陳獨秀鎖在迷霧中的真面。 　　摘自：《隨筆》2007年第4期 作者：蒼耳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