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紅利拐點效應被誇大
中國勞動人口比重的下降將非常平緩,經濟增長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不會受此困擾。以市場為導向的產業遷移、集聚和人口相應再流動的過程,勢必產生新的投資和新的增長極,並推動經濟增長。此外,中國人口的更大優勢還在於勞動力的勤勞稟賦。
2011年,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為74.4%,比2010年微降0.1個百分點,這是自2002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由此引發了人們對人口紅利即將消失的擔憂。所謂人口紅利拐點,目前沒有明確的定義。一般意義上理解,是指一個社會人口結構中,當勞動人口增長率持續低於非勞動人口(特別是退休人口)增長率時,人口紅利的拐點便可以確認了。那麼,這個拐點的到來是否真的要讓中國經濟增長步入下降通道呢?
勞動人口比重的下降將非常平緩
「人口紅利期」的總人口「中間大,兩頭小」結構,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年齡結構的這一變化將帶來勞動力增加、儲蓄和投資增長,以及人力投資增加。但不少人口研究者認為,2015年前後中國人口紅利將盡,這似乎有點危言聳聽。因為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在到達峰值後,將會經歷一個非常緩慢、溫和的下降過程,即拐點將是一個圓弧頂。即便到了2020年,勞動年齡人口較2015年的峰值僅下降0.75%左右,而且比2010年仍會增加近1900萬人(圖1)。
不過,2005年以來不斷出現的民工荒,以及目前中國沿海地區存在的用工短缺現象,似乎與人口紅利將盡的擔憂非常吻合。若仔細分析用工短缺的原因,實際上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有很大關係。從人口普查及抽樣調查數據看,2000-2010年中國25-34歲的人口凈減少近4680萬,即平均每年減少460多萬(圖2)。在大部分中國人的觀念中,這一年齡段應該是職業生涯的黃金(1692.10,1.30,0.08%)年齡,也符合多數招工對年齡的要求。根據人保部披露的2011年勞動力供求狀況數據,16-24歲、25-34歲、35-44歲、45歲以上各年齡組的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分別為1、1.18、1.06和0.77,可見25-34歲年齡段的勞動力最供不應求,而超過45歲的勞動力,則嚴重供過於求。
在中國勞動力的年齡結構已經發生明顯變化的情況下,大部分用工單位卻依然承襲過去的招工標準來招聘勞動力,自然加劇了25-34歲年齡段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現象。如果能夠參照西方國家人力資源理念,放寬用工的適齡範圍,民工荒或許就不會頻頻出現。
導致勞動力供不應求假象的另一個原因,是低端勞動力存在短缺,而中高端勞動力總體供過於求。根據人保部的數據,2001-2011年間,初中及以下、高中文化程度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之間,出現崗位多而就職人員不足的現象;大專以上學歷者在用工上的供求關係,則從10年前的供不應求到如今的供過於求,2011年供需比為1:0.9,明顯是供大於求。
此外,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速度的減慢,也促使短期勞動力供給緊張。但農村勞動力的潛在供給能力還是很強,根據人保部的數據,2011年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力為2.659億,這顯然還是太多了(美國只有200萬左右)。故未來10年,其中至少有1億人可以轉移到城鎮從事第二、第三產業工作。此外,農村常住人口目前為6.566億,統計局公布的2011年農村就業人口為4.05億,則農村尚有2.52億人口無就業,占農村常住人口的38%,這一比重顯然也偏高,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口可以轉為勞動就業人口。
再看整個中國,儘管2011年15-64歲的勞動力人口規模達10.02億,但總就業人口也只有7.64億(國家統計局2011年數據),除去目前在讀的接受高中、中專和高等教育的0.759億人口,尚有1.62億勞動年齡人口沒有就業。2010年末,60-64歲年齡段的人口規模為0.587億,假如將退休年齡延長至65歲,則又可以釋放出很多勞動力。
因此,從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看,中國經濟增長應該不會受到勞動人口佔比下降的困擾。如果我國的職業教育和培訓投入能夠進一步增加,則勞動力的現實供給能力還能夠大大提高。
人口年齡結構反映的是可參加經濟活動人口的比重,說明人口結構對促進經濟增長的潛力,而人口的流動性則反映人口活動助推經濟增長的現實能力。人口的流動性大致可以用每年城市化率的提升速度來表示。過去30年來,中國的城市化率每年都以超過1個百分點的速度在增長,目前中國正處在城市化水平提升的加速階段,2011年城市化率上升了1.6%。反觀印度,雖然國民的平均年齡還非常年輕,預示著未來可以長期享用人口紅利,但其人口流動性卻不大,也就是人口潛在優勢還不能充分發揮出來。
人口的良好流動性,帶來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行業的高速發展,這些年來,中國的高速公路、高鐵等新增的總里程,高居全球第一。此外,城市化過程中,新移民的到來,會帶動房地產、教育、醫療衛生等多個產業的發展。有人估算,每增加一個城市的新移民,大約可以帶動該城市增加投資10萬元左右。而目前,中國城市化率水平僅51.3%,應該還有近20年的增長,才會使得城市化程度達到相對均衡水平。此外,中國目前人口的分布還很不合理,人口集聚度不高。如大城市人口(100萬以上人口為大城市)佔中國所有城市人口的比重為47%,遠低於全球72%的平均水平,這意味著今後中國的人口流動依然會非常活躍。
以日本為例,東京經濟圈由東京都和周邊的琦玉縣、神奈川縣、千葉縣組成,人口3670萬,占日本總人口的28%,其GDP占日本全國的30%左右。東京人口遷移變動主要經歷了兩個比較完整的周期。第一個周期自1955年開始到1975年結束,大約持續了20年。這一時期是東京的經濟高速增長期和人口的急速膨脹期,一直表現為人口凈遷入,大致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期先後達到最大值。 第二個周期是70年代末期開始到90年代初期結束。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相當於日本上世紀60年代初的水平,如上海常住人口不足全國人口的2%,GDP僅為全國的4%左右,中西部地區的人口集聚度更低,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活動遠未結束。未來人口流動的方向大致有兩個,一是中西部人口繼續向東部沿海地區遷移;二是農村和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聚。
因此,中國經濟在經歷了政府主導的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和東北振興之後,如今各省各市遍地開花的開發區將逐步優勝劣汰。若干年之後,取而代之的,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產業遷移、集聚和人口相應再流動的過程。這一過程勢必產生新的投資和新的增長極,並推動經濟增長。如過去10年中,東部地區在全國的人口佔比上升了2.41個百分點,其中廣東人口在全國的比重提升了近1個百分點,這與珠江三角洲的GDP總額領先全國是一致的。而中西部和東北的人口佔比均出現下降。從未來10年看,以江蘇、浙江和上海為主體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人口比重上升將會較快。同時,中國一線大城市的人口增幅也將超過上一個10年。
勤勞也是一種人口紅利
2000-2010年,中國14歲及以下人口減少了約1500萬,而60歲及以上人口增加了約500萬,儘管老齡化程度提高很快,但目前兒童比老人還是多4485萬,而不少西方發達國家早在2000年初老年人口就超過兒童人口了。因此,估計中國之於發達國家人力資源的相對優勢依然可以維持15年以上。即當中國的人口紅利拐點臨近時,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相對人口紅利」的優勢。
中國人口的更大優勢還在於勞動力的勤勞度。比如截至2010年,中國的女性就業率為74%,遠高於53%的世界平均水平,在金磚四國中也最高。巴西的這一數字為64%,俄羅斯為69%,而印度只有35%。從周工作時間看,據有關統計,中國人每周平均工作時間是45個小時,相比之下,美國人平均約為40小時,而歐洲國家則平均只有37個小時。或許是這種勤勞的秉性,是因為人多地少、人均擁有的自然資源過少,才讓中國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
比較除美國之外的全球四個製造業大國特點,可以發現有一個共同的現象,就是人均耕地面積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如日本和韓國的人均耕地面積分別為0.51畝和0.49畝,但勞動者都十分勤勞,德國人更是在歐洲各國中最勤勞的。而中、日、韓三國則都是長期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國家,都有悠久的勤儉敬業的傳統。在這三國的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居民儲蓄率都名列全球前幾名。因為只有低消費、高儲蓄,才能保證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張,並帶動出口增長。如今,中國、日本和德國分列全球GDP排名的第2、3、4位,出口總額的排名也在全球前4的位置(附表)。
近年來,中國的勞動力薪酬有了明顯上升,商務部副部長鐘山在「2012中國外貿形勢報告會」上講到:「越南的製造業平均工資現在每個月大概是1000元,印度大概是600元,我國東部沿海大概在2500元到3000元。」 因此,中國部分人工成本佔比較高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如紡織服裝等,向東南亞地區轉移看來難以避免。但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中國產業的競爭力仍然具有優勢:工業基礎雄厚,產品的門類齊全、綜合配套能力強,在機械、電子、化工、輕工等行業具有較強的優勢競爭力。因此,產業配套程度和規模經濟特性決定了發生大規模的產業向國外轉移的可能性不大,東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區大規模轉移的可能性也不大。
而且,作為全球第一的製造業大國,中國的總體薪酬水平與其他製造業大國相比,還是非常有競爭力。隨著勞動力薪酬水平的提高,中國外貿依存度的不斷下降,中國製造業在內需和消費升級的帶動下,必然會不斷提升產業升級的水平。
當然,在看到人口紅利拐點對中國今後10年的經濟發展影響不大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大大高於發達國家。如《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長表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1.1811,其中「城市」為0.8821,「鎮」為1.1534,「鄉村」為1.43755,均大大低於國際公認維持人口正常更替需要的總和生育率2.1水平。據估算,中國的老齡化速度是美國的三倍,儘管2020年前勞動力佔總人口比重下降不明顯,但2020年中國即將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故在中國長期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必須儘早調整,做到未雨綢繆。
事實上,隨著城市化率水平的上升,即便城市允許生二胎,也未必會導致總和生育率的上升,因為韓國、日本及中國台灣地區都是在沒有任何生育限制的情況下,總和生育率持續下滑,導致總人口增速放緩甚至總人口減少。為此,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都採取了鼓勵生育政策。就中國而言,儘管目前或今後10年仍面臨人口的快速增長和城市人口湧入的壓力,但這並不影響生育政策的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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