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德治的思想內涵，歷史價值與現代意義
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其基本特點可以概括為道德政治。從政治層面上講，即強調政治國家以人為本，以德為先。儒家德治主張體現了懷柔精神與開明思想，因而被譽為王道政治。作為傳統，儒家的德治主張不僅因其主導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運作而具有歷史價值；而且依賴於文化承傳影響現實生活而不乏現代意義，值得我們去關注。
一、儒家德治思想的內涵與特點
中國歷史上的德治概念及其傳統是由儒家創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來的，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1]均認為治國馭民要以德為核心。
德，甲骨文中從直從行。容庚先生釋為與循相近。聞一多先生認為是示行而視之之意。《莊子·大宗師》云：「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丘也。」《說文》曰：「德，升也。」從上引諸說可見，德之本義為循行較為可信。德，作為思想觀念並且具有豐富的社會內涵則始於周代。周革殷命，「監於有殷」，認識到「天命靡常」。周人對天命的態度是「敬德保民」、「以德配天」。這說明，周人已初步認識到天命離不開人事，人事繫於統治者的德行。統治者品德端正，體恤百姓成為德的內涵。
孔子崇尚周代文明，曾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2]他繼承並發展了周人的重德思想，這主要表現為：首先，周人的「明德慎罰」是孔子德政的思想淵源，兩者的承傳關係一目了然。其次，周人強調「以德配天」，不乏神道設教的意味。孔子則賦予天以自然的屬性，他說：「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3]並把德與人的作為直接聯繫在一起，不但強調統治者個體的道德修養，而且要求把道德擴展到社會政治層面，成為治國馭民的指導思想，因而具有人本主義的特點。這一變化既是時代進步使然，亦反映了孔子思想開明與進取的一面。
孔子推行德治特別注重道德教化，他說過一句非常典型的話：「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4]政與德、刑與禮的對立是春秋末期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集中反映，也是早期法家與儒家不同政治主張的具體體現。在孔子及儒家看來，在施政方針上統治者如果只依賴於政令驅使與刑罰強制，其結果只能使老百姓免於刑戮而無羞恥之心，這是治表不治本。反之，若實行道德教化與禮制規範，則能使老百姓心有廉恥而行中規矩，這是治本之道，國家可以長治久安，這是孔子所追求的德治的理想境界。孔子主張道德教化其內涵主要表現為：
其一，強調為政與教化不二。《論語·顏淵》：「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於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常，草上之風，必偃。』」認為君子的道德追求具有強烈的感化力量，為政治國不外以德化民。
其二，認為統治者個體的道德修養是實現社會道德教化的前提。《論語·子路》：「樊遲問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問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以為統治者應該注重自身道德修養，不必去學習稼、圃之事，此所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5]，若做到了這一點，治國馭民也就在其中了。
其三，提倡以身教作為道德教化的基本方式。《論語·顏淵》：「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于帥以正，孰敢不正?」在孔子看來所謂為政不外乎正己以正人。「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6]「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7]統治者以身作則是道德教化能否取得成效的關鍵。
孔子一方面提倡君子加強道德自律，實行道德教化；另一方面要求統治者關注民生，實行惠民政策，具體而言：
其一，主張愛人惠民。《論語·學而》：「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孔子及儒家的德治主張是與春秋末期民本思想的興起有關，由於民心向背成為當時諸侯國家政治興衰的一個重要因素，有識見的思想家與有作為的政治家，都十分注重愛惜民力，爭取民心。孔子及儒家對此尤為重視，特別是孟子還提出了著名的民貴君輕說，可謂封建時代的民本宣言。
其二，贊成富而教之。《論語·子路》：「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注重道德教化，對國計民生亦不輕視，在孔子看來民富不但有利於國計民生，而且有助於道德教化。
其三，反對不教而殺。與經濟上的富民相聯繫，在政治上孔子反對暴虐，贊成德政。他說：「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而成謂之暴。」[8]又說：「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9]不教而殺與以德化民相悖，這是孔子最為反對的，盂子亦然，認為苛政猛於虎也。
其四，提倡有教無類。教育在春秋以前是貴族階段的特權，所謂「學在官府」。孔子提倡有教無類，他說：「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10]因而，開創私學，擴大社會受教育面。在教學內容上以學習古代典籍，掌握禮樂制度為主，並且強調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他說：「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勿畔矣夫。」[11]又說：「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12]
孔子的德治主張不僅開創了儒家的德治傳統，而且奠定了此後二千餘年封建王道政治之模式，誠如宋代趙普所言，半部《論語》治天下。其特點可以概括為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
其一，強調倫理道德在為政治國中的主導作用。《論語·為政》：「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認為君子個體的道德追求與政治統治是融為一體的，而且，這種道德追求還維繫著國家的安危與社會風氣的好壞。《論語·憲問》：「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矣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矣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所以，孔子及儒家道德教化的重點不在教化民眾，而在於統治者加強自身的道德自律。換言之，孔子主張以儒家所創導的道德規範去約束統治者的所作所為。《論語·為政》：「季康於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庄，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認為這是為政的前提，亦是治國的關鍵。
其二，倫理道德可以直接轉化為政治統治原則。《論語·陽貨》：「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統治者對於仁的追求不但可以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而且有助於改良社會政治，維護統治秩序。正因為此，仁者愛人與為政以德一脈相承，倫理道德準則可以直接轉化為政治統治原則，使德治具有教化與惠民的特點。孟子繼承孔子的德治思想，大力推行仁政，他曾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癢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3]特彆強調改善民生的重要性，從而使具有倫理道德色彩的民本思想與富民主張成為儒家德治傳統中的亮點。
二、儒家德治傳統的歷史價值
在中國封建社會二千餘年的漫長歷史中，儒家作為主流學派在意識形態上處於主導地位，儒家的德治主張也一直被視為王道政治而加以提倡，它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從總體上講，中華文明在明代中葉以前處於世界前列，此後，由於閉關鎖國而逐步衰落。至近代，落後挨打，於是人心思變。歷史的變遷與中華文明之興衰，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對居於封建正統地位的儒家學說及其德治傳統的認識與評價中來。或許，從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來認識與評價儒家思想與德治傳統，更能貼近實際，也比較客觀公正一些。
應該說，孔子及儒家在春秋戰國社會變革之際，創立儒家學派提倡德治是順應時代潮流的。儒家以其注重道德，講求禮義為特色參與百家爭鳴，這本身就體現了開放意識與競爭精神。春秋戰國時期文化蔚為大觀，政治上變革求新，儒家雖不能獨佔鰲頭，但功不可沒。當然，儒家有其政治上相對保守的一面，孔子致力於「克己復禮為仁」，留戀周公之治，欲以道德之力濟政治之窮，為恢復周禮不遺餘力。然而，孔子這種保守的政治觀亦非只起消極作用，它同樣也蘊涵著某些求新圖變的因素。如孔子對德治的重視，一方面不能不依據時勢變化提出新的適應時代要求的道德規範與行為準則來約束統治者的所作所為，從而催生出反映時代要求的具有封建意識的道德觀念；另一方面要求統治者更多地關注民生，致使體現社會進步的民本思想與富民主張得到進一步發展。這恐怕亦是孔子自謂的損益吧。事實上，春秋戰國時期最能反映社會進步的民本思想、富民主張以及創辦私學等都與儒家息息相關。
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學說及其德治主張在政治無所作為，究其原因在於不合時宜。誠如大史學家司馬遷所說：「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14]崇尚功利的法家因此受到青睞而大展宏圖。儒家則相形見拙，德治主張被斥之為「迂遠而闊於事情」。這一評價並不過分，畢竟，在稱霸爭雄的春秋戰國時代，富國強兵，圖生存求發展是各諸侯國家的當務之急。同理，儒家學說及其德治主張也不會因為一時的冷落而煙消雲散。相反，隨著秦王朝暴政的覆滅與西漢大一統封建王朝的建立，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尊儒家、黜百家，儒家思想從此一躍而成為封建正統，德治主張亦被譽為王道政治。儘管漢武帝善於權變，王霸雜用以治國，但是，儒家德治主張的主導地位至少在形式上已不可動搖。同時，儒生的社會地位得到迅速提升，從而使儒家德治主張有可能成為封建政府的政策選擇而付諸實踐。從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儒家德治主張不絕如縷，它對於改良封建政治、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這主要表現為：
其一，強調君德，以儒家道統來制約君權，改良封建專制統治。從秦始皇開始中國封建社會一直實行封建專制統治，家天下格局與封建專制統治制度，使封建帝王因權力失去必要的制衡而可以為所欲為，以致於國之興亡繫於君之明昏。與法家強化君權至上不同，儒家雖然主張明君臣之分，但是亦不忘以道統來約束君權。這種約束或體現在封建帝王幼年所受的儒學教育中；或反映在帝王繼位的選擇標準上；抑或體現在臣下以孔孟之道為由而呈上的諫議中；甚或象董仲舒以災異之變論說儒學之道以冀對封建帝王起到警示作用的。中國封建社會雖不乏明君賢相，由於受家天下皇位繼承製度的局限，昏庸之君比比皆是，社會政治因此少有清明之時。儒家憑藉其特殊的歷史地位，不時以倫理道德為由對歷代封建帝王的獨斷專行進行勸戒乃至於約束。這種強調君德，以道統約束君權的做法對於封建時代防止專制暴政的產生來說，不失為一種比較可行的方式。如西漢，「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尊皇后曰皇太后。癸巳，光奏王賀淫亂，請廢。」[15]即使象唐太宗這樣賢明的帝王，道德約束依然能夠發揮積極作用。相比之下，法家的尊君主張容易助長暴政，難以持久，秦之速亡便是明徵。可見，儒家強調君德，以道統約束君權對於改良封建專制統治與社會政治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其二，要求統治者關注民生，實行惠民政策，它有利於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不外農耕女織的小農自然經濟，由於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以及小農家庭經濟的脆弱，廣大勞動者的生產與生活異常艱辛。加之，封建統治者驕奢淫逸，賦役負擔十分沉重，鹽鐵等不時實行專賣，土地兼并現象十分嚴重，貧苦百姓的經濟利益幾乎被剝奪殆盡。這種狀況的長期存在不但破壞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會激化階級矛盾，危及封建國家的長治久安。歷代封建王朝的覆滅，其主要原因莫不於是。孔子及儒家對統治者的這種涸澤而漁的做法持否定態度，主張節用愛人，寬紓民力；輕徭薄賦，發展經濟。這些主張的提出與實施有助於抑制統治者的貪慾，節制財政支出，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亦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穩定封建統治秩序。中國封建社會治亂興衰的核心不外民生問題，如秦王朝政治上暴虐，經濟上重稅，民無生路揭竿而起是必然的。西漢初年，以亡秦為戒，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七十年民殷國富。雖然，西漢初年以黃老思想為指導，在經濟政策上與儒家富民思想是會通的。中國歷史上封建王朝建國之初大多實行儒家的富民政策，經濟得以復甦，社會亦較為穩定，其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從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歷史來看，儒家德治傳統所體現的懷柔精神不但為其贏得了王道政治的美譽，也有利於國計民生。儒家思想在封建社會中長盛不衰，其主要原因亦不外於此。
值得一提的是，現代社會由於法制觀念深入人心，因而不免有人望文生義，誤以為中國古代的法治與德治之爭是法治與人治的區別，於是對法家頗為認同。殊不知，中國古代的法治與德治其實都是人治，法家的法並非現代意義上的權力與義務關係，而是刑。因而，以法即以刑法去懲處違背封建帝王意志的人，法只是封建帝王實行專制統治，駕馭臣下統治百姓的工具而已。在中國封建社會法的地位之所以要低於德，之所以推崇王道而貶低霸道，是因為德治、王道體現了帝王的開明與政治之清明。相反，法治、霸道則難免暴戾之嫌。其實，儒家亦不否定法的作用，孔子曾說：「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16]寬為德治，猛為法治，寬猛相濟乃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當然，孔子及儒家的側重點放在德治上，即西漢董仲舒所謂的德主刑輔。可以說，這更貼近社會現實，也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儒家德治的實際。
當然，儒家思想及其德治傳統存在不少消極的地方，諸如，由於過分強調倫理道德的作用以致於把為政治國簡單化為修身治家。宋明以後，更有「存天理，滅人慾」的說教，違背人心，脫離生活實際，誤導知識分子群體。至於三綱五常的封建人倫之說把封建等級統治神聖化，則更為消極。致使儒家學說及其德治主張的認識價值與實踐意義逐漸流失，乃至於淪為空洞說教與精神枷鎖，所謂儒學誤國，而在近代新文化運動中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抨擊與無情批判。應該說.這種抨擊與批判反映了文化的新舊交替與社會發展的必然，而這正是歷史的辯證法。
三、儒家德治的現代意義
經過近代以來西學的衝擊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批判，儒家思想及其德治主張已經失去往日的輝煌。在許多中國人眼裡，儒家學說及其德治主張常常被視為中國的歷史問題抑或社會歷史病灶而加以反思。的確，落後的封建制度已經死亡，代表中國封建文化主流的儒學失去了正統地位。相對於資本主義文明與社會主義文化來說，儒家思想在近代以來所遭到的批判體現了不破不立的社會進化要求，這是應該讚賞的。以現代法治取代傳統德治同樣體現了社會進步與文明程度的提高，也是無庸置疑的。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儒家思想及其德治傳統已經不復存在，失去影響而無意義可言。事實上，人是文化的載體，只要有中國人在中國文化傳統及其影響就很難消失，改變的只是存在的方式與影響的途徑。儒家思想及其德治傳統今天仍然以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文化承傳與歷史演進，藉助文化積澱與民族心理自覺不自覺地，隱性或顯性地影響著當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乃至於社會實踐，具有不容忽視的現代意義。
從積極方面看，儒家德治思想作為傳統是我們在現代化建設中可資利用的文化資源。現代社會是法制社會，法律代表著社會的正義與公正，體現了人的平等與自由。同時，法律是調節人與人之間社會關係，規範政府、法人與個人行為的基本依據，以法治國具有普遍意義與權威地位。無庸諱言，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加強法制建設，由於缺乏良好的法制傳統，法制觀念淡薄，法律缺位和執法不嚴等問題還是相當普遍，這對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來說，負面影響不可小視。應當認識到，提高全社會法制化程度，培養公民自覺的法律意識不可能一蹴而就。由於法制建設滯後所帶來管理上的缺陷，較為突出的如腐敗問題的久治不愈，社會經濟秩序混亂等都嚴重地困擾著社會的文明進步。對此，除了加強加快法制建設外，有必要利用道德建設來彌補法律建設的不足。重提以德治國，這說明黨與政府已經明確認識到德治傳統這一文化資源的社會價值，有必要宏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加強道德建設，積極發揮道德的教育功能與資政作用。它對於建設一個清廉高效的政府，對於凈化社會經濟環境有著十分積極意義。當然，在法制尚不完備的情況下，強調加強道德建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並不等於說法制健全了道德建設可以束之高擱。道德建設永遠是人自我完善和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途徑，道德建設與法制建設也始終是相輔相成的。
今天重提以德治國，體現了弘揚民族優秀文化與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統一，道德建設與法制建設的結合，從中，我們看到了道德的教育功能與資政作用，體現了德治傳統的現代意義。同時，也必須清醒認識到傳統的以德治國與現在重提的以德治國，雖然有著思想文化上的淵源關係與形式上的相似性，而在本質上則是截然不同的。
傳統德治是以封建特權為基礎的人治，所謂君子治人，小人治於人。君子是有德行的統治者，小人乃普通勞動者，亦即盂子所說：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這種君子小人型的德治模式，反映的是封建剝削關係，君子與小人不但職業不同，社會地位更不平等。當然，德治比之暴政對於勞動者來說相對善慈一些，在歷史上也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對於以自由平等，民主法製為特徵的現代社會來說，這種君子小人型德治模式顯然是落後與不可取的。有必要指出的是，由於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至今仍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認識，其中較為典型的是以官民說來界定政府與民眾的社會關係，以清官說來解釋社會政治經濟狀況良好與否的緣由。這顯然是以君子小人模式來圖解現代社會的政治生活，顛倒了現代法制社會民眾的主體地位與法律的主導作用。顯然，如果現在仍以這種眼光來看待重提以德治國，那將是十分有害的。
傳統德治的另一個缺陷是將私德與公德混為一談。孔子曾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17]認為父子間的血緣倫理關係超然於社會道德是非之上。誠然，封建社會是家天下，家庭倫理可以高於社會道德，同樣，家庭倫理也可以擴展到社會層面，變成社會倫理道德標準，甚至於成為為政治國的原則，即儒家所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不能不說是過分誇大了倫理道德的作用，混淆了道德與政治，私德與公德的關係。如果說，封建社會家國一體，私德取代公德反映了傳統德治的歷史局限，需要進行深刻的反思，那麼，在今天重提以德治國就更應該正確認識公德與私德的關係，加強社會公德意識的培養。對於公職人員來說，從政不但需要有良好的個人道德修養，更重要的必須具備履行公職所必不可少的公德意識。我們今天重提以德治國是以現代社會的公德去取代傳統私德，因而，以德治國既不是回歸歷史，更不能取代法制，而是以現代精神去提煉歷史精華，是在現代法制的基礎上對中國傳統道德的重塑與發展，並發揮道德建設的應有作用。因而，它是前瞻的建設性的。
【注釋】
[1]《論語》卷二《為政第二》
[2]《論語》卷三《八佾第三》
[3]《論語》卷二十《陽貨第十七》
[4]《論語》卷二《為政第二》
[5]《論語》卷十七《憲問第十四》
[6]《論語》卷十六《子路第十三》
[7]《論語》卷十五《顏淵第十二》
[8]《論語》卷二十三《堯日第二十》
[9]《論語》卷十九《季氏第十六》
[10]《論語》卷八《述而第七》
[11]《孟子》卷一《梁惠王章句上》
[12]《論語》卷二十三《堯日第二十》
[13]《論語》卷十六《子路第十三》
[14]《史記》卷三十《平淮書第八》
[15]《漢書》卷八《宣帝紀第八》
[16]《左傳》昭公二十年
[17]《論語》卷十六《子路第十三》
原載《人文雜誌》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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