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兩大政績

漢武帝有兩大「政績」對後世影響深遠：一件是「重農抑商」，另一件是「獨尊儒術」。前者使中國社會兩千多年缺乏商業氛圍，後者使儒家思想統治中國文化長達二千多年。

漢武帝開始執政時，高祖劉邦時代的老臣都已逝去，就連平定「七國之亂」的周亞夫也因他事牽連而自殺身亡；丞相一職已失去蕭何、曹參時代一言九鼎的份量，宮中惟一能牽制皇帝的是其祖母竇太后；對外，與匈奴依然實行「和親」政策，對內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思想信奉「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

漢武帝的「文治武功」首先從思想領域開始。

戰國中後期，道家學派中分化出一支假託黃帝為名，以道家之「道」為理論基礎，博採諸子百家的黃老學派。這個學派奉行黃老之中的文武並用、刑德並舉的治國方略，尊崇無為而治的政治原則。

指導秦代政治的理論是法家思想，這種崇尚耕戰、法治和集權的思想，既幫助秦統一了中國，又因為這種思想的極端發揮導致了秦朝滅亡。

西漢建立後，面對飽經戰亂、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社會生產和生活遭到極大破壞的局面，為了安定民心、恢復生產、鞏固統治，必須選擇一種有利於社會穩定的政治指導思想。但是要完成這一歷史任務，卻不是儒家思想、老莊思想和法家思想所能勝任的。這樣，使得既主張文武並舉，刑德並用，又主張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黃老思想適應了社會的需要，成為漢初以來的統治思想。文帝時，儒生賈誼向文帝提出了改變服色、封禪等恢復儒家禮儀的事情，但是遭到信奉黃老之學的大臣和竇太后的強烈反對。文帝本人也信奉黃老之學，就沒有批准賈誼的建議。

景帝時，黃老之學與儒學產生了正面衝突，雙方就一系列命題展開了激烈辯論，幸虧景帝出面調停，才未引起大的社會動蕩。

漢武帝即位後，這位從小就受到良好儒家教育的少年天子立即起用自己的老師、信奉儒學的衛綰為丞相，衛綰認為，各地征舉來的賢良，講論法家的商鞅、韓非和縱橫家蘇秦、張儀之學的很多，這樣容易擾亂國政，建議統統不用。漢武帝批准了這個建議，這便是「罷黜百家」的開始。同時武帝還詔令天下舉賢良對策。董仲舒在對策中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也被武帝採納。但由於竇太后以及部分大臣的阻撓，儒術曾一度陷入低谷。

公元前135年5月，即漢武帝執政的第6年，竇太后病逝。弘揚儒學的主要障礙消失，儒學開始活躍起來。

公元前128年，武帝下詔：命令各地考察孝子廉吏。兩年後，漢武帝任命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為御史大夫。又過了兩年，公孫弘被任命為丞相，登上了官僚的最高位。此舉在文人書生中引起了強烈震撼。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公孫弘的成功無疑刺激著更多的人模仿他的飛黃騰達之路，那就是學習儒學。

與察舉制度相關聯，武帝在建立完善五經博士的基礎上，制定了詳細的太學制度。這樣，獨尊儒術又在教育制度中得到了保證。因為太學規定：博士官一定是要儒家的五經博士（五經即儒家的《詩》、《書》、《禮》、《易》、《春秋》五部經典）才可以勝任，其他學派的學問不允許在太學中教授。

自漢武帝即開始的尊儒活動，至此贏得徹底勝利。儒術在中國封建政治中，一直居於官方地位，雖經道、佛衝擊而未改變，影響中國文化長達二千多年，其根子可以追溯至漢武帝時代一系列獨尊儒術的措施和活動。漢武帝的「文治」可見一斑。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