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構為什麼要罷免岳飛、韓世忠

岳飛性格中的不寬恕、少容忍，以及輕脫、浮躁，統統都在盛怒中隨著熱血衝上了腦門。

如果他能夠保持一種成熟的冷靜，他就應該知道，高宗的三道詔書，還有今天張浚找他談話，都已經清楚地意味著，那次卧室里的許諾已經不算數了。一切都已經無法挽回。他最應該做的，是立刻對張浚的提議表示贊同。因為整個朝廷都在看著他，高宗更在仔細地看著他，他們都希望聽到岳飛能夠對張浚說：「是啊，我完全同意。」那樣，包括高宗在內的整個朝廷，都會大大地松下一口氣。岳飛的命運，也能夠大大地松下一口氣。

可惜他沒有說那句大家都希望聽到的話。

他告訴張浚，他不同意讓呂祉和王德去接收劉家軍。因為王德和其他劉家軍將領素來不和，別人不會服從他；而呂祉是個只會紙上談兵的軍事理論家，卻不會帶兵。他們去接收，一定會出亂子，所以，「必擇諸大將之可任者付之，然後可定」。

張浚問：「那麼張宣撫（張俊）如何？」

岳飛說：「張宣撫是老將，也是我的老領導。但為人暴而寡謀，不能讓劉家軍的將領們信服，恐怕不行。」

張浚再問：「楊沂中應該可以吧？」

岳飛說：「楊沂中與王德是一個檔次的，怎統帥得了一支大軍！」

因為上一次的軍事會議，張浚對岳飛本來就沒多少好感。話談到這裡，他的火氣也上來了，怒道：「除了太尉你，其他人都不行！」

岳飛也不示弱，憤然回擊道：「都督既然詢問我，我就不敢不說實話、盡愚忠。我豈是為了得到淮西的軍隊！」

事情正朝著高宗最擔心的方向發展。

在岳飛的一生里，很容易看到許多彼此呼應的事情。譬如他誅殺舅父時的那句「今日不殺舅，他日必為舅殺」，和日後臨安監獄裡獄卒路人甲的那句「少保若不死，出獄，則復疑於君，安得不反！」

許多年以前，無名小輩岳飛，因為不贊同大名鼎鼎的八字軍領袖王彥的戰術方針，而置軍法於不顧，冒著被處斬的風險，怒而脫離部隊。以至於王彥終生不願再和他共事。

許多年以後，聲威赫赫的岳太尉，再次將類似的衝動複製了一遍。從張浚的都督府出來，他立即就給高宗寫了一封辭職信，沒等高宗批准，就冒著「擅離職守者斬」的風險，連駐地都沒回，就跑到江州廬山的東林寺，為老母「持余服」，掃墓守孝去了。

衝突繼續升級。張浚得知岳飛根本沒回駐地，怒不可遏，接二連三地上奏宋高宗，說「岳飛積慮，專在並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簡直是赤裸裸的在要挾朝廷，建議朝廷乾脆將岳飛的兵權也一起收掉。高宗也很懊惱，屢次對著大臣嚴厲指責岳飛驕橫跋扈。

儘管高宗最終仍然不得不派人去敦促岳飛復出，但他心裡那扇一度對岳飛敞開到了極限的大門，卻從此悄無聲息地完全關上了。當岳飛終於被勸下廬山，前往建康府請罪時，高宗說了一番似軟實硬的話：「卿家前些日子的奏章很輕率，但朕並不惱怒。若是惱怒了，怎麼會沒有譴責卿家呢？太祖皇帝說過，誰犯了我的法度，我用來招呼他的，就惟有刀劍。如今讓卿家繼續執掌軍隊，寄託恢復的重任，可見朕確實沒有怪罪卿家的意思。」

事情如果到此為止，君臣彼此都把這層隔膜深深地埋在心裡，彼此都不再折騰，也許，最後的結局還不會那麼壞。可是，岳飛性格中的缺乏寬恕，像一條毒蛇般糾纏著他的命運。回到鄂州後，他馬上又給高宗上了一道摺子，依然不依不饒地在摺子里說什麼「陛下比者寢閤之命，聖斷已堅；咸謂恢復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所謂的「寢閤之命」，就是他們君臣當日在卧室里的那番賞識與承諾。

岳飛不斷地提醒著高宗曾有過的那個「寢閤之命」，其實就等同於在不斷地提醒高宗，他從未釋懷這件事情，也就等同於不斷地將自己脖子上命運的吊索越拉越緊。

果然和岳飛所預料的絲毫不差。劉家軍大將酈瓊發動兵變，殺死呂祉，率軍四萬餘人北投。王德只能守著本部的幾千人，眼睜睜地看著酈瓊揚長而去。劉家軍從此不復存在，淮上前線的防禦也頓時全線崩潰。

張浚成了導致這場叛亂的罪人。繼張浚出任宰相的趙鼎，從酈瓊的叛變中，再次體味到了一支值得信任的軍隊，對這個國家的重要性。

高宗也將自己的住處從靠近前線的建康，悄悄地轉移到了後方的杭州。剛撤掉劉光世，5萬多人的大軍立刻就全部叛逃他國，皇帝對家軍的忠誠度，已經完全失去了信心。

皇帝和宰相們再度達成共識：整頓出一支完全隸屬於皇帝的強大中央軍，仍然是目前最亟需完成的政治作業。

有鑒於直接摘掉家軍領袖的教訓，趙鼎採取了更為隱蔽的手段：獎掖家軍當中的偏將們，以方便他們從家軍中獨立出來，進而使整個家軍解體。這有點類似於漢武帝當年所推行的「推恩令」：讓每個大諸侯國里產生無數個小諸侯國，從而瓦解掉大諸侯國。

大將們中間，老練的張俊看透了朝廷的圖謀，並及時採取了應對措施，使朝廷「終不能得其柄」。但岳飛卻沒能看清這場政治的濃霧。紹興八年，他還在向高宗請求增兵。高宗的意思是，現有的部隊，已經尾大不掉，整合不了他們，也拆分不了他們。與其讓他們繼續增加兵力，還不如另外設立新部隊。而這些新部隊，自然都要直接服從皇帝的指揮。

高宗已經對依靠家軍們取得戰事的勝利失去了信心。他曾這樣對心腹謀臣王庶說：「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須朕親往！」高宗的目標很明確，一定要建立一支完全屬於自己的中央軍，來取代這些家軍。

整頓家軍的工作同時進行的，是與金人的和談。許多個世紀過去了，主流史學家不斷強調達成和談正是南宋政府整頓家軍的目的所在。據此進而推論，岳飛的命運也是這場和談的結果——為了成功向金人妥協，他們殺害了堅決抗金的將領岳飛。

這是典型的以道德強姦真相。紹興八年，具體負責整頓家軍的樞密副使王庶，已經把這個問題說得再明白不過了：「敵之強弱，吾無與也，顧在我者何如耳。」也就是說，和談不是整頓軍隊的目的，相反，整頓軍隊，才是和談的目的。高宗也說過，他對家軍諸將早已完全喪失了信心，若要恢復疆宇，「他日須朕親往」。王船山日後在《宋論》里評價這段歷史，也說得很明白：收兵權是目的，和議只是手段。

顧及到可能對家軍大將們所產生的刺激，朝廷並不能把這一真實意圖對外宣布。和談是整頓家軍的前提，只有來自外界的軍事壓力大幅度削弱，南宋政府才能騰出手來整頓家軍。這一秘密的目的只流傳在有限的幾個最高決策核心中間，包括了高宗、趙鼎、秦檜，以及王庶。對外，朝廷則是另一套說辭。紹興八年和紹興十一年的兩次和議，高宗始終都在不斷強調自己的「孝道」，他當著整個國家痛哭流涕，希望大家理解他的苦衷，他需要和議，需要從冰天雪地的五國城，把自己的生母和其他皇室迎回來。

從紹興八年到紹興十一年，決策核心發生了許多人事變動，宰相趙鼎也被秦檜所取代，但通過和議來為整頓家軍開路這一基本路線，卻始終沒有發生變化。高宗已經狠下心來，一定要徹底解散家軍

岳飛們在軍事上所取得一切勝利，其實都是在挖自己命運的牆腳。他們對金人的軍事壓力越大，金人就越容易同意和議，大將們自己最終的命運，也就來得越快。明顯的跡象，可以從兩次和議的對比中看到。紹興八年的和議，朝廷中的士大夫們分裂為贊同和反對兩大派，彼此對抗；而到了紹興十一年，卻幾乎沒有士大夫出來反對和議。南宋學者呂中後來感慨說：「向者之和，賢士大夫並起爭之。今則無一人言之。」會變成這樣，呂中認為是「諸將奏捷」的緣故——確實如此，紹興八年朝廷還沒有從淮西兵變中恢復過來，而紹興十一年的拓皋之戰，卻已經徹底打消了金軍渡過長江的念頭。

當岳飛在郾城大捷後極力請求繼續擴大戰果時，高宗卻用十多道金牌把他招了回來。這裡面起著決定性因素的，不是什麼「投降派」之類的道德命題，而是南宋政府終於到了可以舉行成人禮的時候了。

隨後發生的事情耳熟能詳。朝廷再次「杯酒釋兵權」，用中央最高軍事長官 的空頭銜，取消了張俊、韓世忠和岳飛的統軍大權。

當張俊和韓世忠廣置田宅，開始他們後半生「醉生夢死」的「糜爛」生涯時，岳飛卻被投進了臨安府的國家最高監獄。這個結局其實早在紹興七年就已經註定了。當高宗一手將岳飛推上信任與權力的巔峰，又一手把他從這個巔峰上面踹下來，岳飛又因為自己性格上面的缺陷，從來都沒有表示過對高宗的諒解……

紹興十二年，世間已無岳少保。高宗對著大臣們興奮地說：「今兵權歸朝廷，朕要易將帥，承命、奉行，與差文官無異也。」

還有一件一直被忽略掉了的事情。在解體了家軍之後，朝廷的國庫也同時接收了家軍所經營的各項財源——家軍長期盤踞地方，形成了就地養軍的體制。從韓家軍的財庫里，國庫接收到：現錢100多萬貫、米90多萬石、鎮江、揚州等地大酒庫15處；岳家軍的財庫則計有：每年可以收160多萬貫錢的14個酒庫；每年可收錢41萬多貫的博易場等，以及每年可收稻穀18萬石的田產。在高宗統治早期，每年的財政收入還不到1000萬貫，而到了統治末年，財政收入急驟膨脹，達到了6400多萬貫。最主要的兩筆收入，一是秦檜的「開源」，另一個就是對家軍財政的接收。

王朝完成成人禮的兩個必要條件，軍隊和財政，都必須在解體家軍之後才能達成。岳飛的命運則在這種歷史的必然趨勢里隨波逐流。如果沒有紹興七年的曲折，他可以和韓世忠們一起終老於燈紅酒綠；而有了那場曲折，他人生的終點，就只能是那造型古板的風波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