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飲酒這事兒是這麼看的？|孔子| 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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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對飲酒這事兒是這麼看的？

來源：鳳凰網酒業作者：萬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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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前551 -前479），是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儒家學說的創始人。他的思想體系以仁、禮各為兩翼，具有各自地位、價值，而且相互關係。仁是禮的內在根據，仁心外化而成禮，依禮而行而成仁，這兩個方面相輔相成。孔子將其仁禮思想應用於酒道，豐富和發展了西周「酒德"、「酒禮"的規範，從而形成了以酒德、酒禮為核心的儒家倫理道德型酒道，酒德是以「仁"為準則，而酒禮以「禮"為原則的。孔子酒道是儒家酒道的奠基者，是中華日神酒道（王者酒道）的奠定者，它自成中國特色的體系，立於世界酒道之林，也毫無愧色。

一、以倫理道德為原則的酒德觀

仁的思想，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居於核心地位，決定、影響了其它方面的思想。孔子從宗法制的「親親"原則出發，指出「愛人是仁本質，從而建立了對後世影晌極為深遠的仁的思想體系。「孝弟"所規範的是家庭關係，它規定了男性在與父母及兄長的相互關係中的地位，從而確定了家庭內部最為重要最為核心的秩序，即以男性為中心的尊卑之別、長幼之序。由於受到儒家倫理中心論的影響，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方式之一，就是以倫理為中心的「直觀外推」的橫向類比方式，一切歸之於倫理，又從倫理上外推。孔子的酒德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以「仁」為核心的仁理道德觀念向酒事規範延伸的產物。所以，孔子論酒就體現了倫理中心。《論語·為政第二》載：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意思是說：盡孝，必須和悅竭誠，有事情由子女代勞；有酒肉先敬長養老。這種觀念來自於《尚書，酒誥》羞惟君，爾乃飲食醉飽"，可見孔子對周禮的繼承。在他的弟子及其後代中，「曾子養曾晰，必有酒肉……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孟子．離婁章句上》) ；與夫子教導分不開。禮以倫理為中心，以維護秩序為目的，這種倫理秩序也隨著內推外引的思維方式，從家庭推廣到國家、天下，酒禮的政治功能也離不開這種思維模式，所謂「家國同構"，比如鄉飲酒，子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論語·鄉黨》）,按酒德精神提倡尊老尚賢，體現了酒禮「明長幼之序"的功能。在《禮記·鄉飲酒義》中，孔子闡述了鄉飲酒禮上的獻酬辭讓、升降坐立等各種關於酒的禮儀規範，得出結論：只要按照這些規範，體現「貴淺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 ，則「足以正身安國" ，「故曰：吾觀於鄉，曲知王道之易易也。」由小見大，從一個鄉飲酒禮的實施正確與否，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政治清明與否，這正是孔子重視「禮」以包括飲酒之禮的原因。

酒德是儒家酒文化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修身養性、經邦濟世的政教觀念的延伸。可見這個酒德，不但是個人道德修養的需要（即下文的「不及亂" ），不但是維護家庭、家族的需要，更是治國平天下的需要。所以，圍繞酒禮與酒德，孔子作過一些直接論述，說：「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屍。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屍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禮記·坊記》）。孔子所最注重的「喪祭"酒禮中，從上到下也貫穿著微言大義與教化精神，特彆強調它對維繫家庭、家族關係的組織與教化功能。在治國平天下的問題上，他則反對「酗酒廢政"。他晚年整理六經，魯哀公向其問政，他總結三代興亡，就將酒德精神與邦國興亡的政治教化聯繫起來，高度豐富了酒德的歷史內涵。當然，孔子知道，酒是一種雙重物質，「本為祭祀，亦為亂行"，雖可「起造吉凶"，但「德昏政亂"的根本原因還在於人事。所以他又說：「所謂失政者：疆蔞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絪；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優以繼讖，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大戴禮記．少閑第七十六》）失政的原因在於上下相爭，「政出自家門"、「非天是反人自反"，這裡既含有對酒的諫

誡，也含有對人不當飲酒的指責，這樣使得孔子的酒德觀念既堅持了原則（反對「酗酒廢政"），又更加富有靈活性與針對性，不至於過分誇大酒的作用。

二、以維護秩序為原則的酒禮

以禮論酒，是孔子飲酒的重要理念。他沒有專門論酒的文字，往往把飲酒放在談禮的場合中進行歸納和總結。在他看來，禮具有神秘性、等級性與實踐性。而飲酒，也被他納人到禮的文化系統中進行文化闡釋，形成了他的酒禮觀，具有以下幾個特徵：

首先是神秘性。孔子認為，以飲食享神，再伴以相應的儀式，祭祀也就產生了，中國文化的基柱——禮也就產生了。《禮記·禮運》中引孔子說：「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祭祀從原來的水發展到酒敬鬼神，從鑿地盛水發展到陶制酒器乃至青銅尊彝盛酒，從手掬發展到酌獻儀式，從土塊、土鼓發展到金石革木等敲擊樂器作樂娛神，再進一步的發展就是從酒器獻神到敬賓、從作樂娛神到娛人，禮樂的形態更加趨於成熟和完善。他不僅注意到酒肉祭祀過程中「禮」的起源、產生，而且非常強調祭祀過程中，各種儀式的合禮、器物的陳列。《禮記·禮運》引孔子談到酒和酒器的陳列時說：「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享以炙，以為醴酪，……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醴盞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祭祀中的禮樂，包括酒類、酒器的擺設，各個細節都要求規範，而「玄酒」之設，正體現他的反本求出的文化觀念，這是孔子以禮論酒的一個特點。由神及人，酒在禮樂活動中也自然而然地被賦予了莊嚴而神秘的色彩。

其次是等級性。這種貴族等級秩序在禮樂文化中，主要表現在禮儀和禮器兩個方面。孔子非常重視禮儀，已為世所知；其實他對禮器也是非常重視的。他說「器以藏禮」（《左傳》成公二年），就非常強調禮器的載體作用和表現身份、地位的功能，一旦發現禮器（包含酒器）使用不合規矩而引起等級秩序混亂時，就要不遺餘力地予以譴責，如《論語·雍也》中的「觚不觚，觚哉！觚哉！」在孔子看來，周禮規定的一切都是完美無缺、神聖不可犯的，作為禮器的觚不合古制，說明禮有變化，因為慨嘆起來；《論語·八佾》：「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這裡，反坫是築於廳堂上的土檯子，飲宴後放回酒器的地方，按周禮只有國君與外國君王建立關係時才有，而臣子也有，所以說管仲不知禮，這是對管仲用器違禮的嚴厲批評。《禮記· 禮運》引孔子曰「盞斝及屍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夏曰盞，殷曰斝，都是先王之爵，只有周與魯郊天時用之，而後來的諸侯也使用了，都是「僭越行為"。

酒禮的禮儀、席位、起坐等都能反映上下尊卑的差別。「席則有上下"，「立則有序，古之義也"，若「席則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禮記，仲尼燕居》），可以說，等級森嚴的觀念滲透到宴禮的每一個細節中，這就是孔子所要強調的一個內容。《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可見孔子從小就非常熱衷於禮儀，中華酒道的禮儀化精神，與孔子分不開。

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燕饗（又做宴享）賦詩之風成為諸侯、卿大夫間社會交往、傳情達意的一種通用文化語言符號。由於軍功貴族力量的上升，導致社會結構的變化，原有的西周酒禮以周王為中心，就不能再適應新的形勢的變化需要，因此在實際國家政治、軍事、外交生活中，傳統的燕饗就產生了新的變化，這種變化從一方面來說，是舊禮的破壞；從另一方面來說又是新禮的重構。這種變化表現在：一是宴饗規格的變化，出現了低等貴族宴饗高級貴族的現象，如「鄭伯享王於闕，樂備" （《左傳》庄公二十一年）的新情況；二是宴用詩歌、樂舞等級的混亂。如魯公享衛寧武子，晉侯享穆叔（分別見《左傳》文公四年、襄公四年）的時候，都用了只能是天子宴諸候時用的音樂，在當時孔子看來，簡直同季孫使用「八佾」一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三是獻酒之禮的破壞。在西周盛時，一般的場合只能行一獻之禮，這一獻之禮包括一次獻《酢、酬，只有天子的饗禮時才能用「九獻之禮"。可是，春秋時代，楚成王享晉公子重耳（《國語·晉語》），鄭伯享楚子（《左傳》僖公二十二年），都用了九獻之禮，顯系僭越行為；四是祭祀、宴飲場合中酒器（屬於禮器的一部分）使用等級的混亂。這些都是由於宗法制度的瓦解，導致禮樂制度的崩壞，在宴禮上的反映。而孔子的批判，恰恰流露出他履行周禮的一貫主張，反映了他的保守性。

第三實踐性。剋制自己，履行周禮，是孔子論道、實踐的一個重要出發點。不僅他的論酒，是以「禮」為核心的；而且他的酒禮實踐，也是以「禮」為核心的。《禮記·仲尼燕居》：「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龠，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可見，孔子論禮，主要的著眼點不是在它的禮儀規範上，而是在它的實踐上。像宴禮上的酌獻酬酢，屬於禮儀性的東西，有了這種禮儀，才能創造一種既嚴肅又活潑，既顯示等級又宴以合歡合好的氣氛。但「禮」，關鍵還是在於它的實踐中。

三、以中和適度為原則的節酒觀

中國「德」與「禮」都特彆強調「節」字，既肯定「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同時強調「節之以禮」。孔子論飲酒，就堅持了「以禮制欲」德觀念。他說：「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朱熹注云：「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說：「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這裡朱熹講的「醉」字與《詩經·大雅·既醉》的「醉」字同義。《說文》：「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正字通》進一步解釋：「醉必伐德喪儀，醉之從卒。卒，終也，與酒俱卒，危辭也，所以寓戒意也。」用現代化說，卒就是終止的意思，即微醉半酣、終止過量，寓有諷誡之意。張長《飲酒微醺》說：「就我的感覺和觀察而言，『微醺』之時，常常是思維敏捷，妙語如珠，飄飄然妙不可言之時。此時『獨酌無相親』也好，三五好友神侃也罷，便是大款間談生意，均是最佳境界。」正是這種境界。後人把飲酒過量釋為「醉」，失其本意。另外這段文字見於《論語·鄉黨》，而《鄉黨》談的都是孔子對衣食言行等日常禮僅生活的態度和觀點，不妨看作是《論語》中的《禮記》篇，可見孔子是站在「禮」的立場上論酒的，體現了儒家的「中和"的飲食觀：不反對飲酒，但反對過度縱酒。在對待後世所謂的「酒色財氣」上，孔子只反對色、財、氣，不反對飲酒：「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色、斗、得，其實相當於後世所謂的色、氣、財。孔學後人、亞聖孟子進一步補充了「酒」，把「博奕好飲酒"當作「五不孝」之一。這個」好"字，恐怕是貪多務得、飲酒及亂的意思。

《孔叢子》平原君引用當時諺語說：「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孔融《難曹公表制禁酒書》亦說：「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這些說法與孔子的「唯酒無量，不及亂"的思想相抵觸。《論衡·語增篇》按常情、常理早已駁之：「孔子百觚，聖人胸腹小大與人均等，若飲千鍾，宜食百牛；能飲百觚，則能食十羊。使文王身如防風，孔子身如長狄，文王孔子率禮之人，垂譽後世，豈千鍾百觚耶？」高允《酒訓》亦引古人之言加以駁斥：「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為不羈，縱長酣以為高達，調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為譬，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為妄也。」

總之，孔子論酒，具有相當的原則性，那就是：飲酒必須講求酒禮與酒德。酒禮是酒德的外化，酒德是酒禮的內質。這一點不僅貫穿了他的關於禮、德的學說，而且也貫穿到他的觀人學說中。《莊子．列禦寇》闡述他的觀人「九征」，其中之一就是「醉之以酒以觀其則」，此說與《大戴禮記·文王官人》「觀誠」中所謂「醉之，以觀其不失也；縱之，以觀其常」是一致的。所以，曾子所謂的"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第四十九》，皆申孔子之義。而「九征」中以酒觀人之說，雖見載於道家之書，但反映了儒家精神。

孔孑關於酒禮、酒德的思想，實際上仍然來源於西周初期的觀念。中國飲酒之禮、饗禮，至少在商代就已經形成，西周繼承並總結了飲酒之禮，而且提出了酒德的概念。周人最早提「德」的概念，而且「德」字最早出現在可以確信為周人的著作《尚書，酒誥》中，主要指的就是酒德：批判商紂酒德之失，提倡文王酒德。《大戴禮記·少閑》引孔子批評夏桀、商紂之「荒耽於酒"、「德昏政亂」，其觀念明顯來自於《酒誥》。《三禮》中引用他對鄉飲酒、饗禮的闡述，實際上代表了儒家對酒禮、酒德觀念的總結與創新。孔子將當時對「酒」的認識推上一個新的高度。所以，從對周禮的繼承、總結與創新，以及對後世的影響來說，孔子在當時是中國文化的集大成者、奠基者。

王逸《正部論》：「仲尼門人鋪道醇、飲道宗」，袁宏道《觴政·八之祭》說：「凡飲必祭所始，禮也。今祀宣父曰酒聖。『夫無量不能亂』，觴之祖也，是為飲宗。」孔子「惟酒無量不及亂」，以禮論酒，堪為飲流百代不易之法。而酒聖、觴祖、飲宗，正好奠定了孔子在酒史中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