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解析胡錦濤訪美：兩國必須重新審視對方

專家解析胡錦濤訪美：兩國必須重新審視對方http://www.sina.com.cn2011年01月20日12:00中國新聞周刊

中國新聞周刊2011年第4期封面

　　中美關係新思維

　　胡錦濤的腳步踏上美國土地之前，對於他的這次國事訪問的評論就日益熱絡。美國著名的國際政治學者、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熱津斯基在《紐約時報》上撰文「如何和中國繼續做朋友」，高調評價此次外交活動是「繼鄧小平30多年前的歷史性訪美以來中美最重要的高層會晤」，他還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再發布一份「中美聯合聲明」，構建未來中美交流與合作模式。

　　在過去幾年裡，美國遭受金融危機的重創至今未愈；在過去一年裡，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力量的消長，使得這兩個「非敵非友」、既合作又競爭的大國內部對彼此的心態變得微妙起來。美國「重返亞洲」步伐加快，中國也在相關利益領域堅持自己的主張。中美兩國之間出現近年來少有的複雜局面。布熱津斯基由此憂慮，「兩國進入一種不斷升級的互相妖魔化的狀態」。

　　另一位美國外交大佬基辛格也坦言，「我不期盼美中之間的衝突，因為衝突是災難」。為避免出現災難，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的多位中國權威國際問題專家——張蘊嶺、王逸舟、時殷弘、倪峰等一致認為，中美兩國必須重新審視對方，在遵循「和則兩利，斗則兩傷」的前提下，直面現實，相互調試出一種新型的合作關係來。

　　具體到中國的外交方針上，王逸舟建議應與時俱進，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韜光養晦」戰略，走出一條既有別中國傳統又有別於西方實力至上的新路來，以應對已經變化了的世界格局，提升中國軟實力和國家形象。

　　權威專家解析胡錦濤訪美與中美關係

　　時值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應邀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之際，《中國新聞周刊》邀請數位權威國際問題專家解析這一重大外交活動的意義，預測中美關係走向

　　文/李靜睿 本刊記者/趙傑 易小荷

　　中國社科院國際研究學部主任張蘊嶺：

　　美國需重新定位一個崛起的中國

　　胡錦濤本次訪美的時間點選擇很重要。去年以來，中美關係出現了很多不好的跡象，除了傳統的貿易摩擦之外，中美在戰略上的分歧更加明顯，特別是在朝鮮半島局勢緊張之後，美國加強了日美聯盟，並且藉助這樣的同盟「重返亞洲」，把航空母艦開到黃海演習，希拉里又在東盟地區論壇上表態南海問題涉及美國利益，「美國有責任和有關國家解決這一問題」等等。

　　奧巴馬上台的時候，大家普遍認為中美關係會進一步改善，因為他在競選期間提倡「改變」，承諾要建立一個合作的世界，但是隨著美國戰略重點轉移，美國加深了對中國迅速崛起的戰略擔心，調整後的美國對外戰略，加強了對中國的戰略防備和遏制。而在中國國內，有關美國進逼中國的討論也是大大升溫，有人甚至建議，不惜與美國一戰。在這樣的局勢下，儘管去年胡錦濤和奧巴馬在各種會議上多次見面，但是在這個時間點、即新的一年初始進行單獨私密的磋商，以達成一些共識是必要的。

　　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在前幾天說： 「這是自鄧小平訪美以來，最重要的一次中國領導人訪美。」我認為從一定意義上來說的確如此，當時鄧小平訪美，背景是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需要美國的幫助與理解。但是這一次則發生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繼續維持了一個很高的增長率，經濟總量也首次成為世界第二，中國對世界的發展具有影響力已經是一種普遍共識，在這樣的前提下，美國如何重新定位一個崛起的中國，是本次訪美可能要解決的問題。

　　很多人關心這次訪美會有什麼成果，但我想最大的成果是對一些大的問題形成共識，而不在於具體的協議。尋求共識將在三個層面進行：第一是國際層面，比如世界經濟的調整和穩定發展，國際市場的開放等等。第二是區域層面，包括亞太地區的合作與安全，中美如何把握當前如此複雜的朝鮮局勢，以促進恢復六方會談等等。第三是在雙邊關係層面，貿易關係是一個老話題，肯定會存在很大分歧，不會有突破性的進展，比如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美國不會放鬆它的壓力，但中國不可能承諾放開匯率，只是會重申堅持改革，人民幣會更加靈活等等，會有一些政策取向，但是不會有太大讓步。

　　中美關係存在三個死結：一是政治，二是經濟，三是戰略。有的是長期以來的舊死結，有的是新結的，要解開這些死結不容易，也不是短期內可以做到的，但使其松一松，是很必要的，對我們也有好處。

　　總的來說，中美關係是一種很複雜的關係，會伴隨中國崛起的整個過程，打打鬧鬧，磕磕碰碰，都不能避免，但是我相信不會惡化，總體上會趨緩。鄧小平當年說中美關係，「壞也壞不到哪去，好也好不到哪去」，這句話很有穿透力，如今看來仍然適用。因為兩國心裡都很清楚，中美關係是不能破裂的，彼此都承受不起這樣的代價。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倪峰：

　　中美關係應有新的管理方式

　　去年中國在周邊地區受到了多年未有的軍事壓力，身旁的軍事演習一個接一個幾乎沒斷，航空母艦都開了過來，美日韓三國似乎都要結成軍事同盟了。今年年初，我們的殲20開始試飛，剛好時間點是在胡錦濤訪美之前，所以很多人會問，這是不是一種反擊，在這次訪美中，軍事會不會成為核心議題？

　　但我認為這(指殲20試飛)是一種巧合，應該說這是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必然結果。如果從軍事關係的角度來說，蓋茨已經訪華，並不需要再有一個這樣高層的對話來專門解決。當然中國關係始終是「競合」關係，競爭與合作並存，我們不能一味服軟，在軍事高壓的氛圍之下，的確需要有某種方式來表現我們也不懼怕壓力的態度。

　　中美已經有很多各種層面的交流機制，軍方有軍方的途徑，貿易有貿易的途徑，所以這次訪華可能主要還是營造一個總體的政治氣氛。我們都知道，去年中美氣氛總體來說是悲觀的，大家都寄望在本次訪美之後這樣的悲觀氣氛會淡一點，出現一些樂觀的空氣。

　　在具體議題上，延坪島炮擊之後朝鮮半島的局勢一觸即發，肯定是需要得到某種方式的解決，這當然會是比較重要的議題。人民幣匯率問題是美方長期關注的傳統議題。此外，中國方面也有相應的關注點，比如放鬆技術出口管制，確立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消除一些歧視性的規定等等。

　　本次訪美的日程安排也有一些亮點，比如除了華盛頓以外的首站是芝加哥，我們知道這是奧巴馬的故鄉，一方面這是拉近和總統個人的關係，另一方面芝加哥是一個製造業城市，在經濟危機中受到了比較大的打擊，我估計將會安排胡錦濤去一些工廠進行訪問，以顯示我們也願意了解美國的問題，對金融危機感同身受，所以應該坐下來解決問題。另外，國家形象宣傳片也選擇在此期間播放，還有人指出這剛好是乒乓外交四十周年，這些都是中國政府精心設計的公關行為。

　　從去年的情況來看，中美關係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以前兩國實力相差比較遠，但是現在中美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一方面美國對中國的疑慮增加，另一方面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更加自信，中美關係中長期「斗而不破」的局面不會發生改變，但是需要尋找一種新的管理方式，各方都期待在本次訪美中將這樣的管理方式探索並確定下來，因為這是只有首腦層面的互訪才能解決的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雙方只能形成模糊籠統共識

　　胡錦濤訪美的主要議題有兩個：一個是討論朝鮮半島問題，另一個是改變去年以來雙邊關係的基調，我們都知道，去年中美關係太糟糕，在這樣的背景下，怎樣消解戰略互疑，實現戰略互信，是最重要議題。

　　在朝鮮半島方面，危機已經過了最高峰，目前的前景還很模糊。當前最重要的分歧是，中國和朝鮮的大致立場是要求無條件進行對話，可以重啟六方會談，但必須是無條件的。而美日韓的主要立場也很明確，要有條件對話，即朝鮮要為去年發生的事件承擔一些責任，朝鮮承諾不進行任何新的挑釁，做出令人信服的行動，特別是要按照非核化原則進行談判等等。可以看出來，雙方立場分歧很大，我個人認為難以實現突破性的進展，但是有可能達成某種非常模糊而籠統的原則性共識。更為具體的共識，還有待於在本次會面之後，中美分別和自己的盟國進行對話以及施加影響。

　　很多人認為，奧巴馬現在的對華政策與他此前的承諾有很大區別，這是導致目前中美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我認為在上台初始，奧巴馬可能把中美關係想得太簡單，加之當時美國深陷金融危機，他可能認為說一點漂亮話，中國就可以大體按照美國的要求進行讓步，而且當時美國的確很需要中國在經濟領域進行幫助。但是從哥本哈根會議開始，雙方的分歧已經尖銳明確化，此後又是一系列的事件：谷歌退出中國、伊朗核問題、對台軍售、朝鮮問題，一直到希拉里在河內表態將干預南海問題，應該說雙方已經進入了比較嚴重的戰略對立階段。但是我個人認為，從實質上來看，這其實是美國一貫的對華政策，美國從來如此：經濟上希望中國的支持，政治上又不承認中國的戰略大國地位，朝鮮問題、匯率問題、貿易爭端，都是沒有新意的老問題，只是在去年的大背景下顯得更突出而已。

　　關於中美關係的未來，我認為現在看不清楚，外交辭令當然會說，中美「除了合作，別無選擇」，但是雙方畢竟還在很大層面上是競爭對立的關係，之後到底是合作為主，還是競爭為主？在話語層面，我們都可以說要消除戰略互疑，實現戰略互信，但是雙方有這麼多激烈的分歧，都不會讓步，所以都是基本無解的。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

　　中美或以聯合公報形式重新詮釋兩國關係

　　胡錦濤此次訪美是新時期中美關係的定位之旅。與2006年他訪美情況不同，因為這4年間中國舉辦了奧運會、世博會等盛事，同時也遭遇了汶川地震等一些大的自然災害。另外，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金融危機之後不斷上升的國家。加之周邊關係在過去一年中日益複雜，中美都需要再次全面衡量對方，對兩國關係重新定位。

　　中美雙方關切的議題排序一定不同。對於中國，台灣問題最敏感、最核心，代表著中國的核心利益，由此延伸的有西藏問題、對達賴的認識問題，這些都是關係中國基本生存狀態的問題；其次還有中國周邊形勢的考量，美國高調重返亞洲意在哪裡？中國也需要弄清楚。對於美國，他們擔心中國崛起是否要從亞洲趕走美國；伊朗、朝鮮核問題等等也希望與中國商討解決。兩國之間很有可能會以聯合公報的形式重新詮釋兩國關係，至於可能會簽貿易大單等只是這些主要議題框架下進行的活動。

　　我不贊同所謂Chimerica等類似G2這樣的提法，因為中國從來不希望稱霸，而是希望朝著全球均衡的方向發展。如果強調G2，會引起中國周邊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猜疑。與此相應的，我也不贊同「崛起論」，崛起的意義和中國的外交戰略並不相稱。中國外交風格不是鋒芒畢露、咄咄逼人，而是比較溫和、平衡。

　　我們看到中美關係對於全球影響在上升，在這種情況下，兩個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國家如何和諧相處？大家都定睛於此次會晤，等待看胡錦濤和奧巴馬兩人如何解釋未來5至10年甚至更長一段時期的兩國關係。我預測，中美或以聯合公報形式重新詮釋兩國關係。

智庫交鋒中的中美關係http://www.sina.com.cn2011年01月20日12:00中國新聞周刊

　　智庫交鋒中的中美關係

　　隨著國際形勢變化和中美力量對比變化，兩國之間的矛盾點在某段時間增加是正常的，出現激進的聲音也是正常的，但中美理性的分析家和外交家應該引導、重塑某些時候沸騰的民意

　　本刊特約撰稿/陳君

　　公眾了解孫哲是通過大眾媒體。媒體引用最多的是他就中美關係提出「鬥智斗勇不鬥氣」的說法，以及「包子和披薩」的比喻。孫哲說，「披薩餅」是美國人的表達方式，餡料都擺在明面上；而中國人喜歡吃「包子」，餡兒在皮兒裡面，用比較婉轉的方式來處理問題。這些文化差異可能會引發誤會、分歧，甚至爭執、爭端。

　　孫哲領銜的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很注重影響力的發揮。他和同事針對美國國內的戰略經濟評估報告就曾直達國務院，受到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的重視和表揚。

　　從1990年赴美留學，到2000年回國教書，孫哲在美國整整生活了10年。他經營過超市，也曾在大學和研究所任教。豐富的經歷使他對美國學界和社會生活有著切身的認識，也深知要用美國人能理解的方式闡釋中國問題。

　　去年，17名來自美國國防部、商務部、國土安全部、核管理委員會等部門的高級官員來華接受培訓，課程包括「中美關係中的中國戰略」「中國公共政策決策」等內容，孫哲是這個項目的總負責人。

　　第一堂課，孫哲就用迪士尼動畫片《美女與野獸》中的「雙面神」作比喻，向這些特殊的學生介紹中國和平發展的成就和挑戰。這些美國官員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其所管理部門未來的對華決策乃至美國國策的制定和執行。

　　孫哲說，現在隨便問10個學者，對中美關係的看法，恐怕會有三四種不同的觀點，積極論、悲觀論、現實論都有，體現了中美關係的複雜性。

　　布魯金斯的穩定派

　　去年秋天，在華盛頓，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聯合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舉辦「中美相互認識論壇」。清華請去了中國國內的美國問題專家，和布魯金斯學會、卡耐基中心等美國一流智庫的學者對話，討論戰略、人權、民主政治等一系列問題。

　　令孫哲印象深刻的是，雙方就一些問題產生的分歧，顯得越來越大。在一些公開場合，學者為各自政府辯護，唇槍舌劍，互不相讓。

　　近年來，中美智庫交流頻繁。「為政府決策提供意見的人，也承擔著對外溝通的責任。和政府走得比較近，容易說出和政府同調的話。」孫哲說。

　　中美智庫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絕大多數為官辦，是所謂「事業單位」；後者中很多學者都是美國政府的退休官員，或者即將在政界扮演重要角色，這就是人們常說的華盛頓「旋轉門」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曾這樣描述美國智庫里常見的場景：整個午餐，無論是在非正式的自助餐廳里，還是在正式的周五午餐上，智庫人員以及客人圍坐在圓形桌餐前，討論一周所發生的事，諸如古希臘某場悲劇的合唱。在為政府或商界舉行的會議中，在高級研修項目中，他們通過付費或免費的諮詢等打開通向政府官員的大門。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前所長王緝思每年多次去華盛頓，總會與智庫的人接觸交談。他了解到，美國對華政策的許多思路和提法都是學者專家或工作層次的官員首先倡議的。

　　「美國歷史最悠久的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他們的學者對政策制定者的影響力比我們大得多。」孫哲說。

　　成立於1916年的布魯金斯學會位於華盛頓「政策大街」馬薩諸塞大街1775號，在國會東北邊，距離只有5公里。就在不遠處的1779號，坐落著另一頂尖智庫——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華盛頓中心。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如今掌管著布魯金斯學會的中國中心。在到布魯金斯之前，李侃如曾是柯林頓亞洲事務首席顧問，參與制定對華政策。

　　「『美國對華政策在2010年發生突變』是一種誤解。奧巴馬總統就職以來對中國採取了非常務實的政策。他說，美中合作對有效解決重大國際問題至關重要。」李侃如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作為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的學生，李侃如認為儘管存在一些分歧，但「穩定」應該是描述兩國關係未來的通用辭彙。

　　在美國學術界，鮑大可(A.Doak Barnett，1921-1999)與費正清和斯卡拉賓諾(Robert Scalapino)並稱為美國「三大中國通」，是美國當代中國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冷戰年代，鮑大可曾提出著名的「遏制而不孤立」的對華政策建議，主張同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直接推動尼克松訪華。

　　李侃如回憶說，「穩定」也是他老師晚年對中美關係的期待。1999年3月鮑大可臨終前，時任柯林頓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的李侃如，曾到醫院看望老師，從一進入病房起，師生聊的話題就沒有離開過中美關係，老師反覆告誡他說：「政府應當對美中關係有一個長期的考慮，因為兩國之間不斷增長的商業和其他方面的交往將起到穩定雙邊關係的作用。」

　　美國另一著名智庫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資深研究員葛萊儀(Bonnie Glaser)表示，從很多美國人的角度看，中美關係在2009年到2010年的轉折並不如一些分析家們描述的那樣尖銳。

　　復旦大學倪世雄教授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突出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面對共同挑戰」將成為新時期中美關係發展的總方向。

　　「談到兩國關係，輿論不應起到負面炒作的作用。」作為最早將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引入中國的學者之一，對於兩國一些誇大「中美戰略對抗」的報道和分析，表示不滿。

　　美中全國關係委員會會長歐倫斯也發現，「媒體經常關注小的衝突，而忽略了大的共同利益。」他舉例說，中美領導人幾周前就朝鮮問題通電話，《紐約時報》的標題是，「中美領導人未就朝鮮問題達成一致」。事實是他們在如何應對方面有不同意見，但對朝鮮的總體要求差不多。那就是不希望核擴散，不希望造成平民傷亡。所以新聞標題應該是「奧巴馬拿起電話和中國領導人討論了朝鮮問題」。

　　「直接電話溝通，這很了不起。20世紀70年代我在國務院工作的時候，這是完全不可能的。這表明美中關係已經變得多麼深厚和多層次。」歐倫斯說。

　　孫哲認為，隨著國際形勢變化和中美力量對比變化，兩國之間的矛盾點在某段時間增加是正常的，出現激進的聲音也是正常的，「但中美理性的分析家和外交家應該引導、重塑某些時候沸騰的民意，而不是一味迎合『導彈打航母』之類的說法。」

　　基辛格的憂慮

　　「局部衝突非常嚴重，雙邊關係很糟糕。」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一向以犀利著稱，這一次他又和「穩定派」拉開了距離。他認為，在這樣的情形下，本次元首訪問取得成就相對容易，但中美結構性矛盾依然難望突破。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沈大偉也強調2010年的「轉折」。儘管「在某些問題上出現沉靜甚至改善的跡象」，但中美關係在2010年「變得極其緊張，至少是10年以來最糟糕的。」

　　儘管觀點有所不同，李侃如、葛萊儀和沈大偉，早已接過「三大中國通」的衣缽，成為新時期中美關係重要的觀察家和意見提供者。

　　1月13日，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前夕，基辛格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詳談了他的擔憂，「兩國精英階層都強調衝突而非合作。」「我接觸的中國人，大多數是政府外人士和某些政府內部人士，似乎都認定美國謀求遏制中國；而美國的戰略家們則呼籲關注中國日益增強的全球經濟影響力和日益強大的軍事能力。」

　　去年延坪島炮戰後，美軍3艘航母齊聚亞太，美國鷹派學者布魯門薩爾就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要求美國對華採取毫不掩飾的軍事遏制政策。

　　「中美相互指責所造成的雙邊關係緊張，事實上指向一個主要問題，即中美之間嚴重缺乏戰略信任。儘管60多個對話機制被設定來促進合作及解決問題，但互相的不信任卻與日俱增。」葛萊儀感嘆說。

　　除了戰略和地緣政治上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外，在一些美國人看來，中國在世界金融危機中相對未受損失，而美國仍身陷困境；中國經濟強大了，變得不能容忍其他國家利益。

　　對此，中國外交智庫學者、社科院美國所研究員陶文釗很有感觸，「有的美國人沒有來過中國，他們一下飛機到了北京機場T3航站樓一看，北京會有這樣的航站樓，他們看到中國發展這麼快以後，心裡感覺不安全。」

　　美中全國關係委員會會長歐倫斯說：「很多美國人不知道中國經濟只是美國的三分之一。人均來說還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他們不知道中國還有幾千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中國人也不是完全了解美國。一次我參加CCTV的一個節目，觀眾問為什麼美國要限制中國的發展，我說你完全誤解了美國的政策。1972年以來，每屆美國政府都支持中國的增長，如果中國變得更富裕，我們對華出口就會增長，而不穩定的中國，不符合美國利益。」

　　基辛格建議，中美關係應以胡錦濤訪美為契機開始新的調整。在大多數現代事務中，兩國有充分的合作。不過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兩國在互動中，觀念上重合的部分比較少。冷戰時期因為有共同敵人，所以兩國觀念頗有一致之處，但現在還不夠。

　　基辛格以朝鮮問題為例：美國的目標是無核化，而中國則把無核化看成只是目標之一，更擔心朝鮮政權變化會對中國和東北亞格局產生影響。此外，美國常常在具體事務上要求中國承擔「國際責任」，但中國則從整個國際秩序層面考慮問題。

　　這位老外交家認為，第八次「胡奧會」及之後中美關係發展的目標應該是建立起尊重與合作的傳統，以便兩位領導人的繼任者也能認識到齊心協力建設一個新興的世界秩序符合兩國利益。

　　中國駐美國大使張業遂至今記得基辛格說過的一句話，他說1979年中美建交的時候，哪怕是最具有想像力的人，也不會想像到中美關係會發展到今天這樣的地步。「的確是這樣的，中美關係現在已經發展成為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

　　孫哲說，我們這代人對中美關係的未來應該更有信心和想像力。 中國外交戰略應創造性繼承發展http://www.sina.com.cn2011年01月20日12:00中國新聞周刊

　　中國外交：需要新方針？

　　新時期下的中國外交戰略應創造性地繼承與發展，既要有別於傳統的「韜光養晦」，又要有別於西方的實力至上

　　本刊記者/趙傑 文/申妙

　　1月18日，一架飛機從北京起航，目的地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首都華盛頓。那裡，一場代表美國最高規格的歡迎儀式已經預備好，來迎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美國總統奧巴馬所言的「美中關係和美國外交的頭等大事」展開了。

　　「中國紅」已於頭一日在有「世界十字路口」之稱的美國紐約時代廣場(TIMES SQUERE)、華盛頓等地亮麗綻放，名為《中國國家形象片——人物篇》的宣傳片，讓美國觀眾更直觀更立體地「感受中國」。

　　這件頭等大事早已吸引了世界目光，美國兩大媒體《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正在為胡錦濤的書面專訪回復擊鼓相慶之時，各國媒體圍繞中美關係、新時期中美外交戰略的分析報道接二連三。

　　「一份報紙希望在全球暢銷最快捷的辦法，就是把中國放在頭版。」國際傳媒大亨默多克去年10月在道-瓊斯公司北京新辦公地開啟儀式致辭中的點睛之語，孰料成為三個月後本世紀新十年開局中美空前盛事的巧妙註腳。

　　親手推動1979年中美建交的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撰文高調稱之為兩國三十年以來最重要的首腦會晤。

　　從鄧小平到胡錦濤，三十年又一面，時代早已今非昔比，中美實力也發生重大變化。

　　「韜光養晦」三十年

　　32年前的1978年10月的一天，將近44歲的徐敦信接到通知，要全程隨同鄧小平訪問日本，「鄧小平要去交換條約批准書，使《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下稱「條約」)生效；同時要對日本進行考察。後者甚至是更重要的目的」。

　　當時，徐敦信隨同鄧小平參觀了日本的鋼鐵、汽車和家電企業。「後來的實踐證明，我們改革開放的一些思路是借鑒了日本的。有一些命題，就是在小平同志與日本領導人交換意見過程中形成的。」

　　這次行程一方面穩定發展了中日這一重要的雙邊關係，另一方面向日本學習發展經驗，以求解答「中國改革開放之路怎麼走」的問題。

　　同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聯合公報，決定次年1月1日起建交。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舉行，確定改革開放基本國策，外交也要為經濟建設中心服務。

　　1991年開始，一直負責亞洲事務的徐敦信擔任外交部副部長，歷時三年，主要負責處理中國與周邊地區關係。回顧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印、中俄等周邊難題的妥善處理，徐敦信認為，這一系列外交成果的取得要歸功於鄧小平對時代的準確把握，「他認為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將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各國所抱和平的願望超過戰爭的願望，世界大戰打不起來」。

　　出於對國際形勢的準確判斷，鄧小平作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的二十八字外交方針。

　　這一方針在另一位74歲的老外交官、中國外交學院教授周尊南看來，是指導中國過去三十年外交工作的寶貴智慧。他認為最核心的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而其要義則為：不對抗、不樹敵、不扛旗、不當頭。

　　其中，針對西方制裁，中國不向強權政治示弱，進行嚴正交涉；同時提出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妥善處理與西方大國關係。特別在對美關係上，中國表示願意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基礎上消除分歧，促進合作，維護了中美總體關係的基本穩定。

　　「我所理解的韜光養晦，就是少說多做，踏踏實實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鋒芒太露。」周尊南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認為，同時要堅持正義、維護和平、反對霸權行徑。

　　至於「有所作為」，他認為就是在力所能及範圍內擔當自己的責任。其中包括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幫助穩定歐元、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勸和，「這些都體現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敢於承擔責任，但並不插手干預別國事務，堅持和平發展原則」。

　　「韜光養晦」被《經濟學人》解讀為越王勾踐「卧薪嘗膽」的故事範本。「越王勾踐的故事很好地概括了一些人對中國崛起、繼而成為超級大國的警惕」。

　　該雜誌上個月的一組特別報道認為，自從 1978年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中國就一直把和平放在嘴邊。那時，中國在軍事和經濟上的實力虛弱，不能挑戰美國，但中國一心一意追求致富。「中國一直很有耐心，不過它在國際上再展雄風的日子也指日可待。」

　　徐敦信和周尊南一致認為，過去三十年間，正是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為中國贏得了經濟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和空間。

　　但三十年後，今非昔比的國際局勢開始使人反思：「韜光養晦」是否還應堅持？

　　跌宕起伏2010

　　2010年1月，美國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出售武器給台灣，遭到中國政府強烈反對。一時間，各大媒體「唱衰」中美關係。

　　不好的開局似乎註定了這一年國際局勢的跌宕起伏。6、7月份，美韓聯合軍演，一個月內遭到中方五次強烈反對，中美關係趨冷。

　　9月，日方非法扣留中國漁船船長詹其雄長達17天，致使兩國關係驟然降溫至零度。去年歲尾，朝鮮半島發生炮擊，引發世界高度關注。

　　中外國際問題學者均認為隨著美國「重返亞洲」步子加快，其重塑亞洲霸權地位的用心非常明顯。

　　1月14日在外交部第二屆「藍廳論壇」上演講的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前副所長陶文釗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認為，去年中美關係中的問題有相當一部分由中國周邊事態引起。

　　他認為，我國東部周邊從黃海到南海都不太安靜，與一些鄰國的領土爭端再次出來干擾我國與鄰國的關係；美國則利用這種事態，高調「重返」亞洲，周邊問題成為影響中美關係中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是對中國不可或缺的經濟依賴；另一方面是對仍有諸多歷史遺留問題的中國崛起的恐懼，進而尋求美國的安全依靠。」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認為，隨著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中國周邊諸國的心態極其複雜。

　　《經濟學人》題為《崛起的中國的危險》報道中認為，亞洲國家希望魚與熊掌兼得：對抗中國的實力，而又繼續和它做生意；得益於美國的安全保護，但又不用犧牲與中國的商貿。

　　「去年中國周邊的確發生了很多問題，但這都是前進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徐敦信認為，中國從來沒有想過要趕走美國。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減弱是因為其身陷伊拉克、阿富汗而無法東顧所致。

　　一位資深外交專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以前東盟開會，「請它(美國)都不來」。這種情況下中國與東盟關係漸近，美國反倒不放心，「美國需要反思自己的心態」。

　　而今邁步從頭越

　　「胡錦濤訪美是新時期中美關係的定位之旅。」王逸舟認同布熱津斯基的看法。

　　麻省理工學院訪問學者劉衛平認為，作為當今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兩個大國，中美利益是一體的，雙方都不能選擇對立。兩國需要建立21世紀的雙邊關係，其巨大合作空間更有益於全球利益。

　　合作正在進行。據消息人士1月18日透露，作為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重要環節，新能源合作簽約儀式已進入實質階段。全美最大能源企業之一的美國杜克能源公司(Duke Energy)與隨胡錦濤赴美的中國新奧集團簽署《關於協同建設未來能源技術示範平台之合作備忘錄》。

　　據悉，該合作因被視為中美在共同合作的清潔能源計劃中，中國企業開始突破國際行業壁壘，從「產品輸出」轉為「技術輸出」，真正實現了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的定位升級，具有標誌性意義。

　　不過，雖然日益發展的中國經濟給美國等諸多國家帶來利益，但他們的戒備遠甚於感恩。《經濟學人》上述報道用大量篇幅分析認為「中國不再韜光養晦」，並認為有兩個可能的原因：一是中國的戰略已經開始改變。一些中國人認為，現在國家強大了，不再需要討好美國。二是中國社會本身也開始改變，領導人需要更加仔細傾聽人民的想法。

　　上述資深外交專家則說，中國韜光養晦的戰略不會改變。他認為，目前，一些觀點從以往的「中國威脅論」演變為「中國責任論」，都不客觀。中國內部尚有太多問題待解決，因此，在對外事務上，仍需堅持韜光養晦，在力所能及範圍內盡到責任。

　　周尊南也否定了經濟實力上升後的中國應放棄韜光養晦戰略的說法，表示認同外交部一些老領導和退休大使的說法：中國要防止被「棒殺」，同時要防止被「捧殺」。

　　就美國有學者提出要構築中美聯盟「Chimerica」或者G2的說法，他認為這是典型的中國責任論，讓中國承擔不應承擔、或者超過自身能力的責任。「我們要做負責任的大國，但要量力而行，越是經濟發展，越要謹慎，堅持尊重別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利益，堅持合作共贏」。

　　王逸舟也不認同美國學者的提法，他說中國從來不希望稱霸，而是希望朝全球均衡方向發展。但同時他反對「崛起論」，認為「崛起」的意思和中國的外交戰略並不相稱。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則堅稱G2事實存在，並撰文提出中國應打造與大國地位相稱的「大外交」戰略。其中包括外交戰線的建設，認為需要一個強勢外交戰線，「需要政治家並且是具有國際視野的政治人物搞外交。這方面中國還不到位。」

　　同時，鄭永年認為，中國各方面外交資源都在增加，但沒有整合機制。比如外交、商務和國家安全部門之間缺乏有效協調。

　　上述資深外交專家說，中國的外交戰略與西方不同，無須跟著西方腳步走，但「如果認為外交需要加強領導、外交部門與其他部門應加強協調則是出於好意的建議，可以考慮」。

　　王逸舟的看法則是，中國外交機構升級不一定非要理解為級別的提升，而更多地要體現為一些領域功能的提升，比如外援，涉及到與其他部門的統籌合作；軍事與外交部門的協調性也亟需提升。因此，「外交機構升級應理解為中國總體外交戰略的協調統一，整個對外關係在國家的功能中要有一個統籌、再進步的過程」。

　　他同時倡導「創造性介入」理念，認為傳統外交的特點是儘可能不干預、不發言，某種程度上顯得比較消極。「這種消極已經不適應時代發展，因為中國已經引起世界高度關注」。

　　他建議，中國必須有抓手，有平台和機制來回應這種關注；但是中國的發展和時代特徵決定了中國的外交政策要有別於傳統外交，同樣有別於西方的外交戰略。「創造性介入」的新意在於，既不同於傳統西方列強的粗暴干涉，又有別於中國過去對當事國內政、經濟、社會危機不管不問的無視態度。這種介入以創造性為前提，即中國的斡旋以當事國的意願為前提，以方式上的積極性、建設性為特徵，在一些難點、熱點問題上扮演協調者的形象，提升中國的國家形象。

　　前外交部長唐家璇在去年11月17日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成立大會上講話時就提出，國際外交要有「中國方案」：需要新的理論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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